一、引論
1945-2000年臺灣地區的歷史學研究，主要內容為何，關注點為何，是許多歷史學工作者關心的課題。有關臺灣地區史學研究取向的討論，約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對史學理論、方法與方法論的討論興趣較為濃厚[1]；另一種是以較宏觀角度對臺灣史學進行整體性討論[2]。
臺灣史學主要受到四方面的影響：（一）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二）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三）歐美／西方史學的輸入，（四）臺灣史學工作者的自覺。
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指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主要淵源有二：（一）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二）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發展[3]。
杜正勝教授〈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一文，將臺灣地區的史學工作者分為四代：一、第一代學者：1945年以後來臺的史學工作者，研究方法基本上以史料學派為基礎；二、第二代學者：1960-1970年代的史學工作者自國外帶回許多新的觀念，最突出的是援引社會科學方法到歷史學領域；三、第三代學者：1970年代以後到1980年代之間，在介紹外國理論時較不生吞活剝，顯示臺灣史學界對1960-1970年代迷信方法論的反省；四、第四代學者：1990年代，臺灣歷史界發生較大的變化是臺灣史研究蔚為風尚，本土意識確立，臺灣史研究與中國史研究重新畫分界線[4]。
杜正勝教授另一篇回顧臺灣史學動向的論文〈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原系2002年5月在劍橋大學東方研究系「川流講座」（Chuan Lyu Lectures 2002） 的演講[5]，杜正勝教授將臺灣史學分為5個截點加以分析：（一）臺灣史學的起點──1950年；（二）史學以真為本務──傅斯年與史語所，（三）史學反映時代精神──沈剛伯，（四）社會科學方法進入史學──許倬雲和《食貨》，（五）物質、社會與文化有機連繫的「新史學」；杜正勝教授在演講中指出，臺灣50年來的史學變革，有其內在理路亦與外緣的政治社會情勢密切關連；臺灣史學的第一代學者於第二次大戰後來自中國，傅斯年強調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沈剛伯認為史學研究不應與社會脫節，1970-1980年代引進社會科學方法，昌盛社會經濟史的研究；1980年代以後，臺灣史學界出現新的趨勢，形成以社會經濟為基礎的文化史；1990年青壯代史學工作者創辦《新史學》，嘗試推動新領域、新課題的史學研究，此為臺灣史學發展的內在理路；而1990年代臺灣地區完成民主化，對史學發展造成的衝激遠較過去任何史學思潮或方法更深刻，50年來臺灣以中國史為中心的史學教育與研究不得不重新檢討，而臺灣史學何處去？臺灣史家當如何安身立命？在歷史學社群內部的意見變得相當分歧，甚至成為敏感的政治問題。處在轉變的關鍵時刻，杜正勝教授認為下一波的新史學運動將不再是史家技藝的探索，而是史家心態的解放，如何突破長久以來以中國史為主體的習慣與束縛，重新建構世界性的歷史視野，為長年永續的實證研究開闢一條新路[6]。
林滿紅教授〈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指出，當前臺灣歷史學界的幾個現象：（一）以中國為思考範圍，無法突破舊有的框架；（二）研究著重古史，近代史研究又不講求歷史解釋；（三）忽略現在與過去對話及史學整體性的方法論問題；（四）史學研究與社會的脫節[7]；林滿紅教授並提出四項建議：（一）促請立法院趕快通過檔案法；（二）建立公報、報紙等數據光碟，鼓勵全民寫史；（三）調整與史學相關的獎評、升等、聘任辦法；（四）加強當代臺灣歷史的研究實習。林滿紅教授的論文大體指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一般現象，其中以中國史為思考範圍，無法突破舊有的框架，尤指出問題關鍵所在；加強當代臺灣歷史的研究實習部分，在1990年代以後已有明顯改善；其餘所論大抵勾勒出臺灣史學研究的一般現象及弊端所在。
宋晞教授論析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將臺灣史學與現代中國史學放在同一範疇中討論，，而以史料的發崛和各領域史學研究論著為論述主軸[8]。
2002年7月7日中國歷史學會第38屆年會舉行「近年史學新趨勢座談會」，引言人分別是劉翠溶教授（臺灣史）、李東華教授（中國史）、王琪教授（西洋史），對臺灣地區1980年代以後的歷史學研究做了綜合性的討論。劉翠溶教授將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的臺灣史博、碩士論文分為所別比較和專史比較，對了解臺灣史研究的動向具有指標性的意義[9]；李東華教授的引言延續其〈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論點[10]，並補強1980年代以後的相關發展，說明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對壘的最新趨勢，以及後現代史學對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的衝激[11]。
2002年王晴佳教授出版《臺灣史學五十年》，從外部分析1945年以後臺灣地區歷史學的發展[12]。王晴佳教授將臺灣史學分為三期討論：（一）1950-1960年代中期：為臺灣史學的初創時期，主要受到兩方面的影響：1.史料學派；2.冷戰的政治環境。（二）1960年代中期至1987年：主要受社會科學與現代化理論的影響。（三）1987以後：政治的禁令解除，加上史學研究禁區的開放，臺灣史學進入蓬勃發展期[13]。
從李東華、杜正勝、宋晞、王琪、劉翠溶教授的論析，約略可以看出臺灣史學的一般概況，影響臺灣史學研究的四個面向：（一）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研究，（二）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三）歐美／西方史學的輸入，（四）臺灣史學工作者的自覺，亦昭然若揭。在這些面向中，我們看到受外來影響的軌跡，亦有臺灣史學工作者內省的自覺；外來的影響包括日本史學、現代中國史學與歐美史學；內省的自覺則包括對方法與方法論的反省（日本史學、現代中國史學與歐美史學的本土化），研究範疇的轉變（如1990年代臺灣史研究的興起）。上述論著對臺灣史學在史學理論、方法與方法論、歷史解釋的檢討上，勾勒出一幅鳥瞰式的圖象，對了解臺灣史學提供了基本的趨勢導引。
此外，彭明輝教授的系列量化分析指出，臺灣地區的史學研究，中國史佔了很大的比重。在〈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選取《大陸雜誌》、《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史學集刊》、《史學評論》、《思與言》、《幼獅學志》、《食貨月刊》、《新史學》等8種期刊為分析對象，並以1945-2000年間的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為參照客體，分析兩者的內容取向及關注課題。在搜集到的2,008篇博、碩士論文，中國史佔73.0%，臺灣史15.9%，世界史11.1%；8種期刊搜集到的論文計5,683篇，中國史佔87.3%，臺灣史4.9%，世界史7.9%，略可看出臺灣地區歷史學研究重心之所在[14]。在另一篇分析歷史學報的論文，搜集到的20種歷史學報論文計2,378篇，中國史佔80.6%，臺灣史佔7.9%，世界史佔11.3%；亦可說明臺灣史學的研究重心是中國史[15]。
整體而言，臺灣史學在理論與方法論上，頗受外來學說之影響，惟在研究課題上，主要集中於中國史。臺灣史研究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地區解除戒嚴，才成為史學研究的新興領域。
二、反思與前瞻
搜錄於本書第1卷「反思與前瞻」中的6篇論文，大體環繞近、現代中國史學與臺灣史學立說，整體回顧與檢討了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面貌。
餘英時教授〈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首揭現代中國史料與史觀學派分體抗禮之說，餘英時教授指出，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有兩派：一是史料學派，系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另一派是史觀學派，乃以系統觀點通識中國史全程為主要任務。餘英時認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發展，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因此他希望現階段的史學工作者能夠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一方面用嚴格的實證方法建立史實，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以解決「證而不疏」和「疏而不證」的問題[16]。此文原系《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刊出後引起甚多迴響，兩岸學者探討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不論贊成或反對，大抵均在餘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的基礎上進行討論。
黃進興教授〈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試論〈新史學〉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說明自1902年梁啓超發表〈新史學〉以來，垂一世紀間「新史學」的諸種面貌。黃進興教授指出，梁啓超一面將史學從經學的附庸獨立出來，卻又迎向社會科學的附庸，使得「新史學」扶得東來又西倒；而同時代的學者，胡適與傅斯年強調史料的重要性，終落得「史學只是史料學」的結論；何炳松在引介美國哥倫比亞新史學派魯濱遜的《新史學》時，又不免以社會科學為史學開藥方。黃進興教授指出，中國第一代的新史家在引介其他學科進入史學的過程中，漸次暴露史學無法自主的弱點。自此中國史學始洞門大開，外敵（案指西方史學與社會科學）得以長驅直入，擾攘永無寧日。而第一代的「新史學」與社會科學聯盟，便如清兵入關，不可收拾。自此現代中國「新史學」便棲棲遑遑，無所安頓；從1920年代社會科學的引進，到歷史唯物論（大陸）、行為科學（臺灣）的盛行，居中除了夾雜美、蘇文化霸權的驅策，都只能看作是時尚的差異。因此，黃進興教授呼籲，今日的史學研究，必須重新省視中國歷史素材，從中創發量材適身的研究途徑，以求真正提升中國歷史的理解，建立別具特色的史學。
陳弱水教授〈傳統中國史研究與臺灣史的未來〉一文，討論臺灣史學的四個問題：（一）傳統中國史研究在臺灣的人文學術中應有怎樣的地位；（二）臺灣的中國史研究可以實行何種戰略？（三）臺灣的中國史研究應如何揚長避短；（四）如何運用相關的研究資源？陳弱水教授指出，相對於中國大陸的中國史研究，臺灣的中國史研究乃屬邊緣地區，故應有良好的研究策略；雖然今日之臺灣應努力建構臺灣史的研究，開拓世界史的研究，但中國史仍應佔有重要的地位。而在臺灣研究中國史，最有潛力的方向是「現象解釋」。陳弱水教授認為，「現象解釋」以實證的研究為基礎，抉發出有助於了解重大歷史問題的現象，進而描述此現象，說明其與重大歷史問題的關，亦即一種涵蓋歷史解釋（historical explanation）的研究。
林正珍教授〈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一文，全面回顧和檢討了1950-2000年間臺灣史學有關史學理論的引介，並對臺灣史學過度向現代化、科學化傾斜的現象有所評騭，認為在科學化風潮之下，使得文學或藝術想像與史學產生距離。
王泛森教授〈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從新文化史對思想史研究的衝激，討論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包括：（一）對私密性史料的重視與利用，強調地方性思文化材料的重要性；（二）探討方法論的問題，釐清「事件的邏輯」與「史家的邏輯」，對希洛克（Marc Bloch）研究古代歷史要像「倒著放電影」的論述提出修訂，認為研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在方法論上應該是「順著放電影」；（三）提出中國近代傳播網絡的形成與思想文化的關係，如保守派人物研究、地方上小讀書人的角色與功能的研究。但王泛森教授最後仍強調，思想史研究的最重要工作，是對重要文獻縝密而深刻的閱讀。
王明珂教授〈民族史的邊緣研究：一個史學與人類學的中介點〉，提出有異於溯源研究的邊緣研究。民族史的溯源研究，係指著重於構成一個社會體系的「內涵」，溯源方法主要以尋找「內涵」的「相似性」為主的模擬法。民族史的邊緣研究則是邊緣的、不規則的、變化的族群現象。王明珂教授指出，人群定義「同我」是以將「非我」排除在人群邊緣外來達成，並以共同的稱號與共同的起源來設定族群邊界，而族群認同的改變，也是以族群邊界的變遷來完成。因此，民族的溯源研究，必須先假設民族具有共同的或相似的血統、語言、文化的人群，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或曾經存在的「民族」。而民族史的邊緣研究，則認為脫離主觀認同，沒有所謂客觀存在的民族。這種邊緣研究的思維架構，在民族史的溯源研究之外，另闢蹊徑，開拓出民族史研究的新天地。
搜錄於本書第1卷「反思與前瞻」中的6篇論文，大體勾勒出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樣貌，顯示外來衝激與內省自覺對臺灣史學所造成的影響，殊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亦由此呈顯臺灣史學多樣化的現象。
三、方法與方法論
學者們反思臺灣史學的形成，大抵同意戰後初期的第一代史學工作者，受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極為深遠。故自梁啓超1902年發表〈新史學〉以來，方法與方法論就成為一代代史學工作者念茲在茲的事；而以傅斯年1928年創辦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基地的史料學派，1960年代與1970年代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聯姻，1987年臺灣地區解嚴後臺灣史研究的興起，1990年代以後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出現，是臺灣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高張的關鍵年代。
黃進興教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對近、現代中國史學強調「方法」與「方法論」，有鞭辟入裡的論析；黃進興教授指出，近代中國史學對「方法」的提倡，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33），為蓽路藍縷之作[17]。稍後的胡適，更是提倡「科學方法」的燃燈人，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但他的整理國故和科學方法其實很有科學主義的意味[18]。在科學主義的涵蓋之下，「科學方法」幾近無所不能；歷史研究顯然屬於「國故」的一部分，同樣應該講求「方法」，尤其是「科學的方法」。
而1920年代馬克思主義流傳入大陸，一些左派史家開始以唯物史觀解釋歷史，以唯物辨證法處理歷史問題，從不同的方向助長此一「強調方法優先性」的史學意識。就臺灣史學而言，1960年代末期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s）的介紹及輸入，不僅加強此一意識，而且添入新血。1960年代以後，西方史學界的「分析歷史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被引入臺灣，杜維運教授的《史學方法論》就採納了不少這方面的研究，許冠三教授的《史學與史學方法》（1963）也把這些影響表現得十分明顯[19]。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指出，1949年以後的臺灣史學，約略可以1960年代畫分為兩個時期，1960年代以前為大陸史料學派延續時期，1960年代以後，史料學派的地位開始動搖，進入解釋史學時代[20]。黃俊傑教授在〈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中，曾就刊載有關史學方法論最多的兩分雜誌──《食貨》月刊和《思與言》雜誌，做了統計與分析[21]。黃俊傑教授認為1970-1980年代是臺灣地區注重史學方法論的年代，其中量化史學、心理史學、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結合[22]，對史學研究有重大的影響。從學者們的論述，略可了解1960-1970年代，是臺灣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年代。
搜錄於本書第2卷「方法與方法論」的10篇論文，各自代表了臺灣史學界在不同時期對各種方法與方法論的提倡，可謂各出機杼。
1979年杜維運教授的《史學方法論》初版問世後，臺灣地區的大學歷史系學生幾乎人手一冊，歷久不衰，可以說是臺灣地區有關史學方法與方法論的長青樹。搜錄於本書的《史學方法論．第一章緒論》，杜維運教授提出冶中西史學於一爐的呼籲，認為中西史學分途發展兩千餘年，其史學方法有絕相殊異者，有遙相吻合者。其相吻合者適足互相發明，其相殊異者則能彼此切磋。杜維運教授認為，以不偏不倚的態度，兼容並蓄的胸襟，綜合兩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史學的中心工作。杜維運教授亦提出科學與藝術方法的相輔相成，個人集體的交互為用，以寫出真善美的人類歷史。
劉子健教授〈史學的方法、技術和危機〉一文，對1980年代以來風行於史學界的年鑑學派、量化史學和心理史學有所批評；對於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劉子健教授認為方法在先、問題在後的研究方式並非正道，應該是問題先於方法。在此文中，劉子健教授提出中層題目的觀點，認為小題大作或大題小作均有其盲點，而做中層題目時，容易有小題目的副產品，累積起來亦可看出大方向。劉子健教授在文中仿照三字經的方式，擬訂8種史學技術，分別是：（一）設分類；（二）鑽小縫；（三）顧大勢；（四）抓要點；（五）搶一角；（六）找邊傍；（七）出冷門；（八）碰運氣；（九）求概念。此外，劉子健教授在文中提出幾項呼籲：（一）不要祇做窄題目，亦可以做寬的題目；（二）鼓勵合作研究，加強同行切磋；（三）提高學術論著的質量，採取現代式的寫法，面向大眾，走向社會。
蔡彥仁教授〈中國宗教研究──定義、範疇與方法學芻議〉，借用外國學者研究宗教的傳統，用以檢驗中國宗教研究未受重視的諸種原因，提議今日應重新審視宗教研究，以建立一獨立的宗教學科。文中對於普遍宗教性的確認、取材對象與研究方法，亦多所著墨。蔡彥仁教授建議以「主題類型」為運作假設，以掌握與釐清中國宗教現象；同時亦反省這些得自中國以外的宗教傳統，是否適用於中國宗教研究尚待驗證；但這類理論與方法學的提出，當有助於吾人重新檢視傳統學者對宗教研究的看法；並且認為中國歷史蘊含豐富的宗教素材，亟待吾人的整理、爬梳與解釋。
杜正勝教授〈歷史研究的課題與方法——特就宗教史的研究論〉，探討宗教史研究的三種模式：（一）教派史的研究，只以教派中的人為對象，由人與人的連繫組成淵源流長的教派史，以教派的發展演變為課題；（二）政治與文化意義的宗教史研究，從政治與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討政治、文化與宗教的關連性；（三）功能的宗教史，不涉及宗教行為起源論，不措意於宗教及其思想之影響變遷，也不追求宗教儀式的象徵意義，只著重研究宗教對社會發生的功能，及宗教行為在人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杜正勝教授認為三種研究方式均各有所偏，而反思宗教史研究的諸種面向，在文中提出社會科學理論是否適用於歷史研究，以及如何應用的問題；杜正勝教授指出，歷史研究的對象、課題和方法是互為變量的，史家盡可吸收新興社會科學的概念，但歷史研究自有其特殊意義的課題，也有其獨特的方法，非其他社會科學所得取代。
張玉法教授在〈心理學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一文，介紹自18世紀以來心理史學的發展，從維可（Viambattista Vico, 1668-1774）、赫德（J. G. Von Herder, 1744-1803）、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Anna Freud, Erik H. Erikson, Heinz Hartmann, Harold D. Lasswell 到Hean-Paul Sartre等人的心理史學方法與著作。對心理史學的成果，包括個人心理分析的傳記研究和集體心理史學的研究著作，均加以爬梳，對心理史學的發展與著作成果做了整體鳥瞰式的整理。張玉法教授認為，就已有的理論和研究成果來看，心理史學已確然可以成立，史學工作者宜多留心相關研究的發展，以開拓史學研究的更多面向。
古偉瀛教授〈歷史量化的反思〉，說明在臺灣從事史學量化研究的困難與限制有二：（一）史學工作者的量化訓練不足，量化統計技術全靠自行摸索；（二）史料搜求耗去史學工作者的主要時間，不可能有餘力對量化技術做持續性的深入探討。但隨著個人計算機的進步與普及，歷史量化的未來展望可朝下列三個方向努力：（一）史料搜集；（二）史料批判；（三）分析史料。古偉瀛教授認為歷史量化至少給史學工作者一種新的向度（dimension）及可能的選擇（alternative），讓史學工作者在從事研究時，隨時都思考有無可以量化的地方，將可使史料搜集更為敏銳，在分析上更為細密，論證更為紮實。而未來的史學著作應質（qualitative）量（quantitative）兼備，既有個案分析，亦有量化統計結果，敘述（narrative）與分析（analysis）並重，因此，敘述史學和量化歷史應是互相補充，合則雙美的共生狀態。
劉翠溶教授〈近二十幾年來歐美歷史人口學之發展──兼論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對歷史人口學（Historical demography）和人口史（Demographic History）的分野有所說明：人口史係指以過去人口之消長為指標來解釋相關的歷史現象，歷史人口學則是運用現代人口學方法來研究歷史人口。劉翠溶教授在文中介紹了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歷史人口學發展，並揭示可運用其方法於中國歷史人口學的研究。而家譜、族譜、正史與地方志，包括傳記與碑銘文字，均為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的可用材料。劉翠溶教授認為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有待歷史學家、人口學家、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的共同努力，並需要計算機專家的協助。
彭明輝教授的〈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藉用複音音樂與文學的眾聲喧譁理論，分析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說明五四時期所引介的各種西方思想、主義、方法與方法論，並非有系統、有組織、有秩序的狀態，甚至有點隨機取樣的意味，局部的、零散的各類學說同時出現在五四時期的思想學術界。這是為何五四時期出現的各種論題，在後五四時代繼續燃燒的重要因素。臺灣歷史學界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可說是由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一路發展下來的。類似的情形亦出現在大陸史學界，1949年以後大陸史學工作者以馬克思主義史學所進行的各種運動，從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以論代史」，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發出「史學危機」的呼聲，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可謂歷久不衰，甚至每當面臨新思潮或新運動出現時，方法與方法論就重新下鍋，再度炒熱。而史學方法與方法論意識的幽靈，80年來不斷地在臺灣與大陸史學界重現，乃五四史學的方法與方法論意識影響最深遠者。
李東華教授在〈中華民國歷史學博士論文內容及方法之評析〉中，分析1971-1983年間39篇歷史學博士論文的師承、斷代分布、專史領域與方法，說明39篇歷史學博士論文除1篇為韓國史外，其餘38篇均為中國史；其中以宋史為題的最多，佔10篇；其次為近現代史，佔9篇；在專史分布上，政治軍事史佔12篇，比例最高；其次為經濟史6篇，社會史4篇，說明社會經濟史有逐漸風行之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臺大歷史研究所早年的博士論文相約研究史學史，分別為：阮芝生研究司馬遷、逯耀東研究魏晉史學、張元研究宋代史學，加上後期陳錦忠研究先秦史學，這項對中國史學史的集體研究，是臺大博士論文的最大特色。李東華教授指出，從歷史學博士論文的內容分析，有兩點值得注意：（一）解釋史學取代了史料學派；（二）論文取材的史料範圍明顯擴大。在研究方法上，雖然未見大量使社會科學方法，但因解釋史學觀念的確立，歷史學博士論文採擇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是必然的趨勢。
黃俊傑教授在〈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一文，將臺灣歷史學界對史學方法論的觀察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50-1970，第二階段為1970-1980；黃俊傑教授認為第一階段主要是繼承近代中國的史料學派，第二階段則是社會科學（特別是歐美以實證主義為中心的行為科學）對臺灣史學的影響；黃俊傑教授在文中亦提及部分學者（如錢穆、杜維運、餘英時、汪榮祖、王爾敏教授等）對傳統史學思想中有關「史識」的強調，說明歷史學工作者無法避免「意義」的問題及其先導性。
搜錄於本書第2卷「方法與方法論」的10篇論文，略可說明臺灣史學強調方法的優先性，不論1960-1970年代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結合的嘗試，1990年代以後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的出現，均代表臺灣史學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方興未艾，亦顯現出臺灣史學強調「方法優先性」的史學意識。
四、歷史解釋
相較於對方法與方法論的熱中，臺灣史學的歷史解釋似乎較為沈寂，這一方面是受史料學派的影響，另一方面亦為現代學術強調窄而深的研究取向所致；搜錄於本書第3篇〈歷史解釋〉的7篇論文，其中有4篇系由演講稿改寫而成[23]，略可說明對歷史提出整體解釋，並非臺灣史學的一般研究模式。
沈剛伯教授〈史學與世變〉原系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演講，其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1分[24]，沈剛伯教授於文中指出，史學與時代有密切關連，史學產生後，物質環境仍是日新月異，史學也就跟著不斷地變。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時代安定不太變動，史學反而比較沈寂。主要是因為人們大都抱著鑑往知來的目的去讀歷史，一逢世變，便想從歷史中探尋世變之由；求之不得，自然不滿意於現有的史書，而要求重新寫過。於是每一個時代必然出現根據其時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書。而變動時代的種種觀念就形成了新史書的重點；沈剛伯教授認為，用新的材料，配合新的重心和觀念，用新的方法編成的史書，一定有新的體裁，而用這些新材料、新觀念、新方法、新體例所構成的新史學，往往因時代的進步而又成為不合時宜的舊史學，須得再變。沈剛伯教授在〈史學與世變〉中認為，史學工作者宜對時代、社會有所關懷，因而呼籲世變與史學的關連性。
許倬雲教授在〈傳統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若干特性〉中認為，中國的歷史不僅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歷史，因為中國是一個龐大的組織，其中經濟、社會、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脈絡，交織成一個複雜的文化體系。因此處理中國的歷史，應該與處理整個西歐史或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歷史屬於同一層次，而不同於某一個國家的國別史。許倬雲教授用時空坐標的概念，分析中國歷史發展的種種面向，而以經濟、社會、政治與意識形態四個面向為討論對象，揭示中國歷史在空間轉移與時間序列的進程上，經濟、社會、政治與意識形態的諸種風貌。
姚從吾教授在〈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指陳中華文化的兩大興盛時期：秦漢為漢族儒教大同文化第一次興盛時期，隋唐為儒教大同文化第二次興盛時期。而國史悠久綿延的原因，乃歸功於儒教大同文化的維繋。姚從吾教授在文中提出中華民族發展的五大醞釀與四大混合：（一）有先秦的長期醞釀，而後有秦漢時代第一次的大混合；（二）有魏晉五胡十六國的醞釀同化，與南北朝的分途發展，而後有隋唐的第二次大混合；（三）有五代的醞釀與兩宋遼金的分途發展，而後有大元帝國的第三次大混合；（四）有明朝與蒙古的對峙與休息，而後有大清帝國的第四次大混合；（五）1842年以降的長期苦難，是另一個新的醞釀期，醞釀著另一個偉大時代的出現。而維繫中原儒教大同文化的三大保障則是長城、黃河與長江。
李濟教授〈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說明重建中國上古史必須將考古數據與文獻合而觀之，缺一而不可；李濟教授指出，研究中國上古史的材料包括：（一）與人類原始相關的資料；（二）與研究東亞地形相關的科學資料；（三）人類的文化遺蹟；（四）體質人類學；（五）狹義的考古數據，即過去古器物學家一般所承認的考古數據；（六）民族學家所研究的對象；（七）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紀錄。而研究中國上古史首先要問的兩個問題是：（一）構成中國民族的人種問題；（二）中國文化的開始。李濟教授呼籲研究中國上古史應充分重視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但亦須注意科學研究的成果並非相等。而在寫作上古史時必須一面運用科學考古的成果，另一面仍須運用豐富的文學想像，來填補科學研究成果之外的空白部分。
逯耀東教授〈經史分途與史學評論的萌芽〉指出，兩漢時代史學翼附於經學之下，不是獨立的科目。因此劉歆《七略》沒有史部這個門類，班固以《七略》為藍圖編撰《漢書．藝文志》，將史部的書籍驥附於〈六藝略〉的春秋家，有些則雜入子部諸家之中。逯耀東教授認為，《漢書．藝文志》不另立史部，和史學著作篇帙的多寡無關，而是因為當時史的獨立概念還沒有形成，經史沒有分立，史學祇是依附於經學下的一個旁枝而己。直到《隋書．經籍志》才將史部標出，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科目。而《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形成，完全建築在魏晉史學發展的基礎上。
傅樂成教授〈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討論的非止於唐代和宋代，並往上追溯到魏晉南北朝，說明魏晉南北朝在老莊思想、佛教和胡人習俗三方面，對唐代文化造成直接的影響。傅樂成教授指出，唐代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其文化精神及動態是複雜而進取的；唐代後期的儒學復興運動，只是始開風氣，在當時並沒有多大作用。北宋時各派思想如佛道儒諸家，已趨融合，漸成一統之局，形成民族文化的理學產生，其文化精神及動態亦轉趨單純與收斂。南宋時道統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強固，其排拒外來文化的成見，也日益加深。宋代對外交通甚為發達，但其各項學術都不脫中國本位文化的範圍，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幾達停滯狀態，這是中國本位文化建立後最顯著的現象，也是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最大的不同點。
陶晉生教授〈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是一篇以巨視眼光探討邊疆民族與中國歷史關係的論文，包括邊疆民族入主中國的頻繁及其原因、邊疆民族和漢民族相處的三種模式、邊疆民族對中國文明發展的影響、遊牧和半遊牧民族對於西歐和中國不同的影響等。陶晉生教授歸納邊疆民族和漢民族相處三種模式：（一）維持和平關係，以南方邊疆民族為代表；（二）滲透王朝，以五胡亂華時期的華北野蠻王朝代表；（三）徵服王朝，以遼金元清為代表。而邊疆民族對中國文明發展的影響，表現在物產、文學、藝術、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陶晉生教授的論述主要是整理中外學者的研究，具有整體性和通論性的意義。
汪榮祖教授〈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是其專書《史學九章》中的一篇[25]；將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理解與誤解做了貼切中肯的論述，此文環繞於三個主題進行論辨：（一）對褒貶史學的認識與誤解；（二）對史官制度的認識與誤解；（三）對中國傳統史書的認識與誤解。汪榮祖教授指出，中國傳統史學以現代眼光觀之固有不少缺點，西方史家正是以現代西方史學的標準來批判中國的舊史學，加上對中國傳統史學認識的淺顯，很容易做出未經細究的綜述和結論。西方史家認為中國史學受到儒教的深切影響，將重點放到褒貶上，淪為道德工具，而歷代中央政權僱用史官，為政治目的服務，又淪為政治工具，以致於沒有獨立的史學意識，在方法上亦因而停滯在編排與剪貼的層次。汪榮祖教授此文即針對西方史家的片面認知有所商榷，同時亦指陳現代中國史家似未稱職，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不夠深入與全面，此為現代中國史家未來應努力的方向。
搜錄於本書第3卷〈歷史解釋〉的7篇論文，大抵呈現臺灣史學對歷史解釋的關注。這方面的論文以較宏觀的角度對中國史進行解釋，但除少數篇章屬窄而深的研究，大部分均為綜合整理式的論文，相較而言，並非臺灣史學研究的重心。
五、小結
搜錄於本書的23篇論文，略可呈現臺灣史學界對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的關注；第1卷「反思與前瞻」中的6篇論文，回顧與檢討了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的諸種面貌。第2卷「方法與方法論」的10篇論文，略可說明臺灣史學強調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第3卷〈歷史解釋〉的7篇論文，大抵呈現臺灣史學對歷史解釋的關注。當我們省視1945年以後臺灣史學有關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的相關論著，方法與方法論的優先性顯然高於歷史解釋，顯現出臺灣史學向窄而深的現代學術研究靠攏之取向，因而有愈來愈多的史學著作以深入專題的方式進行研究；加上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結合，使臺灣史學有愈來愈專業化的趨勢，這種研究取向一直到1990年代方始改變，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開始提倡新社會史與新文化史研究，試圖在窄而深的專題研究之外，走出一條新的史學之路。
回顧、反思與前瞻，臺灣史學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的範域，呈現出倚輕倚重的面貌，未來的發展猶自在時間之流裡繼續前行。
附記：
本文是為：邢義田、黃寬重、鄧小楠總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分冊所寫的〈導論〉。
[1] 如黃俊傑、李東華、林正珍教授等人的研究，相關著作如：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2（臺北，1983.04）: 69-76；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下，《漢學研究通訊》，2.3（臺北，1983.07）: 135- 145；黃俊傑，〈戰後臺灣關於史學方法論的研究（1950-1980）〉，收入：黃俊傑，《戰後臺灣的教育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3），29-99；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臺北，1984.10）: 36-43；林正珍，〈臺灣五十年來「史學理論」的變遷與發展〉，《漢學研究通訊》，20.4（臺北，2001.11）: 6-17。
[2] 如杜正勝、林滿紅、宋晞、王晴佳教授等人的研究，相關著作如：杜正勝，〈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歷史月刊》，92（臺北，1995. 09）: 79- 85；林滿紅，〈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臺北：麥田出版，2002），169-176；宋晞，〈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國歷史學會年會上講〉，《國史館館刊》，復刊21（臺北，1996:12）: 1-26；王晴佳，〈臺灣史學的「變」與「不變」：1949-1999年〉，《臺灣大學歷史學報》，24（臺北，1999）: 329-374。
[3]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 37- 38。
[4] 杜正勝，〈中國史在臺灣研究的未來〉，《歷史月刊》，92: 80；李東華教授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認為「臺灣史的研究始終有良好的發展」，與杜正勝教授的說法略異；參見：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 40。
[5]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新史學》，11.3（臺北，2002.09）: 21-42。
[6] 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兼論臺灣五十年來的史學發展〉，《新史學》，11.3: 21；有關打破長久以來以中國史為主體的習慣與束縛，建構世界性的歷史視野，林滿紅教授亦有深刻的觀察，參閱：林滿紅，〈以世界框架寫中國人的近代史〉，《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177-202。
[7] 林滿紅，〈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144-168。
[8] 宋晞，〈民國以來的中國史學──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午在中國歷史學會年會上講〉，《國史館館刊》，復刊21: 1-26。
[9] 劉翠溶，〈臺灣史部分引言〉，《中國歷史學會會訊》，70&71（臺北，2002.11.30）: 20-22。
[10]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1: 36-43。
[11] 李東華，〈二十年來臺灣中國史研究趨勢之我見〉，《中國歷史學會會訊》，70&71（臺北，2002.11.30）: 22-24。
[12]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2002）。
[13] 王晴佳，《臺灣史學50年：傳承、方法、趨向》，xiv-xvii。
[14]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研究所博碩士論文取向：一個計量史學的分析（1945-2000）〉，《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2002），151-206；彭明輝，〈從歷史學期刊論文分析臺灣史學研究動向（1945-2000）〉，《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臺北，2001.05）: 335-364;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期刊論文與博碩士論文的量化比較（1945-2000）〉，《漢學研究通訊》，21.2=82（臺北，2002.05）: 1-16。
[15] 彭明輝，〈臺灣地區歷史學報的量化分析（1945-2000）〉，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21（臺北，2004.05）: 193-234。
[16] 餘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回顧與展望〉，此文原系《史學評論》的代發刊辭〉，收入：餘英時，《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1-29；此處所引在2, 4, 27。
[17]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收入：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21- 42；所引在25。
[18] 郭穎頤（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林毓生（Lin Y-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91-92.
[19] 黃進興，〈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收入：康樂，黃進興（編），《歷史學與社會科學》，25。
[20] 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21. 11: 36- 42；李東華教授進一步說明以1960年代為分期的原因有三：（1）從史學理論及方法論而言，1963年2月15日創刊的《思與言》是對史料學派最早提出批評的刊物；（2）就史學研究工作者而言，1960年代是內地來臺老一輩教授逐漸退隱、凋謝的時代，也是第二代學者大量崛起的時代；（3）就歷史研究與教學而言，1960年代是歷史研究、教學單位數量上大量增加的時代。（頁40）
[21] 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2: 69-76；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下，2.3: 135- 145。
[22] 黃俊傑，〈近十年來國內史學方法論的研究及其新動向（民國六十年至民國七十年）〉，上，《漢學研究通訊》，2.2: 70-73。
[23] 包括：沈剛伯，〈史學與世變〉；姚從吾，〈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李濟，〈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陶晉生，〈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均系由演講稿改寫而成。
[24] 沈剛伯，〈史學與世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5.1 （臺北，1967. 10）: 509-517。
[25] 汪榮祖，〈西方史家對中國傳統史學的理解與誤解〉，《史學九章》（臺北：麥田出版，2002），13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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