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耶魯招生歧視案看我們的招生公平

在招生考試上不宜搞結果公平，否則很容易陷入一種反向歧視，造成更大不公平。

日前，美國司法部判定耶魯大學在招生中存在歧視白人與亞裔的行為，即在學術水平一樣的情況下，黑人入學機會是亞裔與白人的數倍或者數十倍。這一結論也為持續兩年的官司初步劃上了句號。

雖然耶魯大學一直否認這一歧視分存在，並舉例說，15年來耶魯大學亞裔學生佔比已經從14%增長至22%。但仔細分析最近3年亞裔佔比的數字，顯然耶魯在人為調整，最近3年亞裔錄取人數分別為299、306、352，明顯快速攀升，尤其是2019年當了被告之後。

這一消息讓美國華裔大為振奮，顯然耶魯大學近年將不得不加大亞裔招生比例。這讓我想起了另外一件類似案件，但受傷的卻是亞裔。

6月，加州種族配額平權法案ACA5提案在加州眾議院高票通過，一旦實施，根據這一法案，加州大學的幾十所大學就需要按族裔人口比例分配入學資格。目前加州亞裔人口僅佔13%，華裔大約在5%，但目前加州系大學裡，亞裔佔比平均都在35%以上，其中華裔最為突出，大約都在20%以上。

於是這一法案遭到了亞裔尤其是華裔的激烈反對。亞裔往往對政治不感興趣，但是涉及孩子上學，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實早在2014年，拉丁裔的參議員在加州參議院曾提出了類似法案，最後遭到華裔人士激烈狙擊，最後「胎死腹中」。

但顯然，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新民權運動的背景下，亞裔這次無法倖免。ACA5法案通過並實施的概率幾乎是100%了。根據媒體報導，在最後投票環節，幾名華裔議員竟然投了贊成票，加州大學領導也公開出面支持這一法案。一旦實施，理論上亞裔學生比例將逐漸降至13%，即與族裔佔比平衡，而華裔也會降至5%-6%。

上世紀60年代，黑人運動掀起的平權法案在全美掀起一場族裔平權運動，說穿了是照顧少數族裔，核心就是照顧黑人（亞裔從來沒有被照顧過，為什麼？），加州大學也不例外，在招生錄取中劃定了黑人的錄取比例，以保障黑人的權益。

但這一法案實施不久，有一位白人女生申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連續2年落榜，最後她發現主要原因是需要照顧黑人與拉丁裔等少數族群，限定了族裔招生比例，無形間抬高了白人的錄取要求。若按黑人的標準，她第一年就該被錄取了。於是她打了一場官司，認為這是反向歧視。最後這場官司並沒有絕對意義上的贏家，但卻導致平權方案在加州大學招生上廢止。

後來又因為加州大學一些歧視華裔的事件的反推動，最終導致1996年209號法案出臺，進一步明確否定以族裔背景分配入學機會，轉為強調學術，即學習成績評價。也正因為這一法案，導致華裔在內的亞裔在加州大學佔比迅速增長，此後基本沒有低於過30%，個別學校甚至逼近50%。

在此次黑人運動的背景下，種族平權，或者說保護黑人（包括拉丁裔等其他少數族裔）再次成為席捲西方的政治正確。加州入學機會上的平權政策再次反轉，華裔在內的亞裔將損失慘重。

當我們梳理這幾十年加州大學在入學機會上的種族政策，以及耶魯大學歧視案，我們會發現，公平，實際上是看站在哪個角度，站在誰的角度去看的。

上世紀60年代後，保護黑人、拉丁裔等少數族裔是正確的，是追求公平（我一直納悶的是，華裔卻從來不屬於被保護的）。後來，取消這種族群特殊照顧，剔除反向歧視，強調以成績為主的入學標準，也是一種公平觀。現在，再次反轉，公平變成了按族裔比例分配入學機會，成為當下加州教育最重要的公平。

當然，這種反轉我充分理解，目前西方席捲全球的「新文革」，讓一切高大上的政治正確成為唯一選項，傑斐遜、華盛頓的雕像都被拉倒，砸毀，因為他們都是農場主的身份，涉嫌奴役黑人。甚至遠在英國的帝國理工都被迫更換校徽校訓，因為校徽校訓中充滿了殖民色彩。

族裔絕對公平背後，實際上是身份標籤的公平，也是階層的標籤。

我們也曾經歷過那個階段。文革期間大學曾取消考試，搞的就是這種身份標籤：工農兵大學生，其他人是沒有機會的，無論你如何優秀。最後這一制度被我們所唾棄，1977年恢復了高考，回到了選才的軌道上：無關身份，機會均等。

按族裔佔比分配入學機會，在某種程度上是典型的結果公平，也一度是美國的政治正確，是上世紀平權運動的核心內容之一。耶魯大學實際上就是這一精神與理念的實踐者，為保障黑人等族裔的比例，不惜降低黑人的錄取標準，事實上就抬高了白人與亞裔的標準。

任何一種過度追求結果的均等與公平，必然會造成事實上的反向歧視，對大多數人是不公平的，至少在機會上。耶魯大學被判歧視，說起來冤枉，但也不冤枉，關鍵是從什麼角度看，從誰的角度看。

耶魯與加州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兩個案例，都提示了我們一個重要的事情：公平到底應該怎麼看？怎麼做才是我們要的公平？

顯然，這種族裔絕對平等，也就是結果公平的做法，中國老百姓是難以接受的。在中國文化下，我們追求的公平，可能是更應該強調兩個：第一，機會均等，也就是說大家都有機會獲得或者參與。第二，過程公平，這個競爭的過程是公平的，比如現在強調的優質教育資源均衡，就是一種保障過程公平的做法。我們恰恰不能接受的，就是這種結果公平，即必須給與某一類人一定的名額比例。

在國內的高考中，與此類似的，不僅僅是少數民族的傾斜，還有一個重要話題：寒門能否出貴子。

近年國家出臺了各種措施，如包括清華北大等名校拿出2%招生計劃，專門定向給來自貧困縣以下的考生。與之相關，各省也推出了類似的地方專項計劃，還有師範生計劃中也有類似專項，不一而足。

這些專項計劃簡單說，就是對來自落後貧困地區的考生降分錄取（縣以下中學），以保證來自落後地區與貧寒家庭的孩子上好大學的機會，甚至是比例，希望寒門多出貴子。

專項計劃主要針對縣級以下學校和落後地區，縣級以上是不能享受的。也就是說，即便是同一個地方的生源，來自城市和縣城是不一樣的，哪怕是一個四線城市，即便你是當地最窮的小市民，也沒有機會獲得這個機會。不僅是同一個省，甚至是同一個城市，因為這一城鄉差距，就可能導致你在同等分數條件下，是不同的機會。

近年，各級政府在這一專項政策上，已經投放了數十萬招生計劃，但我們還屢屢能看到有輿論呼籲給更多寒門機會，希望有更多寒門出貴子。

對此，我覺得這一政策的實施上還是需要謹慎，不宜繼續擴大，這種照顧傾斜不宜過度，過多，否則會走向反面。

首先，不能以靜態的數據來看寒門難出貴子的現象，需要客觀評估這一現象的真實性。很多人拿近年一些高校來自農村家庭學生的數據，對照20、30年前，甚至40年前的數據，試圖說明寒門難以出貴子。這一判斷本身就存在嚴重的誤導，至少是不客觀的。

恢復高考40多年，1.5億人已經通過高考這一通道從農村，從小地方流動入城，城鎮化也從不足20%達到60%的背景下，來自城市家庭的學生比例大幅上升是必然和正常的，我們一味靜態地對比20年前，甚至30年前的數據強調寒門出的貴子少了，本身就是錯誤的，沒有任何可比性。

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考二代」，其實都來自小地方，從窮鄉僻壤考入大學，最後離開農村，進入城市。這種社會階層流動是巨大的，從數量與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忽視這一巨變，做靜態數據的對比，顯然會錯得離譜。

我們也可以捫心自問，經過這些年的流動、淘汰，在社會流動基本不設限的時代，留在農村的、偏遠地區的還有多少人？是什麼人？

第二，當我們幹預一個制度，改革一個制度，前提是這個制度出現問題了，比如高考制度是否在讓寒門出貴子的問題上失靈了？沒有給貧寒子弟機會？

2018年，河南理科狀元出自一個縣城中學，河南鄲城縣第一高中，不是鄭州的那3所著名中學。在當年，該校有37人被清華北大錄取。其實更著名的是衡水中學。

衡水中學近年考入清華北大的人數幾乎佔據全國第一，這個三線甚至是四線城市中學的崛起，至少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無論高考制度存在多少問題，但至少還是給了大家公平的機會的，尤其是給落後地區人家的子弟（有人也許會質疑，比如衡水中學學生大多來自外地，但衡水中學最初崛起時的孩子來自哪裡？衡中憑什麼吸引了包括省會的這些優秀學生？不展開討論了）。

每年清華北大都有來自落後地區的孩子，來自貧寒家庭的孩子，甚至還有殘疾學子。前兩天的新聞，一位盲人考生考了630多分，讓我不由肅然起敬，還有一個在工地幹活的孩子拿到了清華錄取通知書，也讓大家熱淚盈眶。

顯然，目前高考制度其實沒有失靈，問題是，你是否努力了？你是否是那個「貴子」，如果不是，如果不努力，為什麼寒門必須出貴子？

我們需要確保高考制度給寒門出貴子的機會，這是根本，但絕不應該在錯誤評估基礎上，過度強調寒門出貴子，甚至劃定固定的比例，否則很容易陷入一種反向歧視，造成對多數人的不公平。

這是耶魯大學，加州系列政策調整不斷反轉給我們最大的啟示：要保障機會公平，而不是結果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