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楊成
5月20—21日，迄今規模最大的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在上海隆重召開。國際社會目睹了中國2014年首場「主場外交」的盛大場面，更見證了「亞洲新安全觀」、「亞洲安全與合作新架構」等核心概念的出臺和以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為核心的中國與周邊大國雙邊關係的升級改造。一系列中國「塑造」的亞信議程表明，面對亞洲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日益複雜的碎片化格局，作為亞信現任主席國的中國開始向外部世界展示一個古老民族對於和平與合作的現代闡釋，並力推亞信從一個步履維艱的亞洲安全的邊緣角色向未來的多邊、多功能的地區性國際組織穩步演變，積極探討覆蓋全亞洲安全與合作新架構的可能性與操作性。
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亞信作為一個冷戰後才由哈薩克斯坦首倡的論壇仍有較大的不足，而亞洲地區事務的複雜性先驗地決定了建立一個泛亞安全與合作國際機制的難度。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亞信仍處於自身發展的長期進程中，面臨著不少有待解決的問題。人們仍然看不清楚，亞信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範圍內到底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將首先取決於它的制度設計與議程設置能力，同時也和地區局勢的變化密切相關。就中長期而言，以下因素將直接關乎亞信的後續發展。
1.有無可能以及如何構建一個涵蓋全亞洲的安全機制？
亞洲與其他洲相比，本身就屬於一個較晚被定義的地區。同時，與地域上相對集中且同質性遠大於異質性的歐洲相比，亞洲的複雜性、碎片化是顯而易見的。從經濟發展水平到宗教信仰，從體制類型到文明模式，從氣候條件到人種面貌，該地區各國之間都存在極大差異。儘管「21世紀是亞洲時代」的觀點正在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但亞洲的地區合作與一體化進程並非整體性推動，而主要體現在東南亞、中亞、南亞、西亞、東北亞等次地區層面上，且由於受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驅動，它們的發展呈現出不同的速率。更為關鍵的是，次地區整合伴生了諸多矛盾和摩擦，各種危機、衝突乃至局部戰爭在後冷戰時期的亞洲也頻頻發生。從東海、南海到中亞、南亞，亞洲每個次地區幾乎都存在各自的熱點問題，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的相互交織進一步導致了新威脅和新挑戰的不斷生成。可以說，亞洲國家的多樣性使得建立覆蓋全亞洲的安全機制的意圖似乎變成了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作為對比，美國這樣的霸權國家都沒能在東亞地區建立一個類似於北約的國際安全機制這一事實，更佐證了亞信未來發展的懷疑論。
應該說，作為一個漸趨成形的泛亞合作平臺，亞信的先天不足是明顯的：一方面，亞信現有成員國內部之間的重重矛盾，已經使歷屆峰會、外長會議等高端論壇的組織方都將避免成員國間的分歧和衝突帶入會議議程作為一個絕對優先的目標。另一方面，外部大國對本地區影響力持續存在。美國主導的安全同盟體系將在相當長時期內左右著亞洲的安全議題走向。但這絕不意味著亞信沒有可能發展成覆蓋全亞洲的安全與合作組織。
第一，亞信本身是以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為參照對象的，歐安組織的發展歷程表明，即便是在冷戰兩極對立的格局下，東西方兩大陣營都有可能建立起對話與溝通的機制。作為一個同樣旨在預防成員國出現信任缺失的機制，亞信完全有可能在這一低層次目標上重複歐安組織的成功並在發展過程中累積更多的合作因子。第二，亞洲作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三大核心區域，已經在經濟合作領域建立了不同的複合式網狀結構；而在安全領域，從東協到上合再到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等次地區合作機制，也同樣構成了一個個小型的網狀結構。以建立信任措施為核心縫合上述各種經濟與安全的獨立網絡，構建成一張更大範圍的泛亞合作網絡，已經具備了較好的基礎條件。東協、上合組織等較成熟的合作機制之間不斷增強的對話與合作也進一步增強了泛亞機制構建的可行性。第三，亞洲的安全問題正日益超越次地區的範疇，尤其是恐怖主義、有組織犯罪、核不擴散、金融風險、自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議題越來越多地表現出泛亞乃至全球性特徵。這一新趨勢決定了任何一個大國或大國主導的某個或某些地區組織無法從整體上消弭上述新威脅、新挑戰，而只能依靠新的覆蓋全亞洲的機制安排予以消化，這意味著亞信的泛亞合作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代表了未來亞洲安全合作議程的演進方向。
就具體操作而言，現階段應認真汲取多功能取向的地區合作機制往往表面繁榮的教訓，保持亞信維護地區安全的單一功能，將預防成員國信任缺失作為最核心的目標，將拓展經濟合作作為增強互信的支柱手段，利用好現有的次地區合作諸機制並使之串聯起來，爭取在合作中積累信任，在更多的信任基礎上擴大合作，推動亞信機制逐步升級的良性循環。
[責任編輯:蔣正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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