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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前，在《上海書評》上曾讀到過一篇《渡邊浩談日本思想史研究》。其中有句話讀來甚為感動，至今仍記憶深刻——「學生的義務之一是反對老師，所以，怎樣超越丸山真男先生，是我們這一輩學者的責任。」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0年2月21日第79期封面訪談：《渡邊浩談日本思想史研究》
渡邊浩先生所提到的丸山真男先生（1914-1996），是戰後日本思想史研究領域最負盛名的學者，也是中國文化界再熟悉不過的日本思想史家。他重要的著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日本的思想》都已經翻譯成中文出版，而丸山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深邃思考，令中國思想史研究深受影響，像近幾年屢被提及的「執拗的低音」，就源自他的筆下。
丸山是戰後日本最重要的思想史研究者，之所以不必加上「之一」，是因為在他之後，無論支持者與反對者都不得不在他的影響下展開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作為丸山的學生，渡邊浩曾是東京大學法學部教授，又繼承了丸山開創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講座，在日本的政治學和政治思想史學界中，已被視為丸山之後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因此，渡邊浩以「學生的義務」立志超越丸山，令人敬佩，也引人期待。
丸山真男
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區建英教授翻譯的《東亞的王權與思想》，這是第一本翻譯為中文的渡邊浩教授的著作。該書初版於1997年，甫出版即受到廣泛關注，並於最近在日本再次增訂出版。按照當年日本《每日新聞》的說法，該書是「以嶄新的研究態度，展現了丸山學派的新風格」。所謂「丸山學派」一時難以概括，在此不妨先介紹一下丸山真男的一些觀點。
首先，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中始終存在一個「近代」。所謂「近代」，實際上是西方的「近代」，在他看來，這就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方向，日本自然也是如此。同時，丸山又提倡「順著看」的歷史研究，也就是希望順著歷史發展的脈絡，從思維方式的變化來追蹤日本「現代意識的成長」，因此他反對從所謂西方式的「普遍性」規則出發回頭來清理日本的思想史。從當下「倒著看」，很容易發現丸山研究中的矛盾，作為讀者的我們也同樣能感受到他思想上的糾結。
渡邊浩顯然不再相信近代化的必然性，所以不必為了論述日本「近代意識的成長」而「挑選歷史場景」，可以放手論述「實存的歷史」，某種程度上說，丸山那些令人擊節的研究方法也得以淋漓盡致地展現。在「緒言」部分，渡邊就從一般日本史中常用的四個詞——幕府、朝廷、天皇和藩——入手，說明這並不是江戶時代的用語，而是後代關於前代的追述與重構，「雖像忠於歷史的寫法，但實際上不是忠實的」。這不由得讓人想起丸山研究的特點之一，也是善於從一般常識中發掘被忽略的、背後的思想。也正是這種曲折而清晰的敘述，讓讀者體驗到智力挑戰式的閱讀樂趣。
丸山真男在思想研究中提到的「古層」與「執拗的低音」，是中國學界眼中最具有「丸山性」的詞彙。他運用地質學、音樂學的比喻，說明在主流思想之外，還有常常被忽視、具有日本固有文化特質的思想始終存在，而這種思想接近於他所強調的「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但丸山帶有時代性的問題意識與敘述目的（也就是他始終不忘的「近代」和日本「近代意識的成長」），決定了他的研究大多數時候還是以思想家、政治家、學問家為中心，梳理思想與思維的發展理路，而脫離社會生活的歷史背景。
身處丸山研究延長線上的渡邊浩，對思想與社會之間的議題，處理得更為細膩與貫通。在本書「政治體制的思想」部分中，渡邊討論了江戶時代的等級、大名前往江戶覲見等制度和禮儀，不限於史實的陳述與制度的考證，他還特別細緻地描繪出這些政治「表演」所產生的政治氣氛，令讀者身臨其境地感受到江戶時代身份的尊卑與權威的彰顯。在他來看，這些「訴諸感覺和感性的各種象徵」，是維持「德川政治體制」的助力。因此渡邊認為，雖然一般人們常常認為「國家」、「體制」是一種外在的客體，但實際上人們常常是存在其中的，一旦人們都認為它不存在，它便會「瞬間地消失」。所以在《東亞的王權與思想》中，渡邊採用了思想的「廣義」意涵，除了「思想家」的政治議論，還包含「關於政治的理論、思想、感情、氣氛等」，「不僅限於已概念化的領域，而是包括知性、感情、想像力等所有感覺的狀況，即意識狀況的全部」。渡邊筆下的政治社會就是在這種廣義的「思想」中形成的，「在人們各種各樣的『心性』、意識或潛意識以及無意識中存立的」。
如何捕捉這些「心性」、意識、潛意識，甚至無意識？渡邊一方面深刻地挖掘作為歷史背景的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則從「思想迴路」探索思維的方式。例如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中不得不提到的「朱子學」。雖然同樣的學術資源為中國、朝鮮、日本三個國家所共享，但渡邊從三國思想者「社會存在形態」的比較入手，說明作為生活背景的中國的科舉制度、朝鮮的兩班制度與日本的等級制度，使得三國的儒學發展，既相似又不同。像中朝兩國的儒學與政治制度緊密結合，因此不必強調儒學的「正統神聖性」，這正是日本朱子學者所不得不面對的難題。但是朝鮮「兩班」的世襲制，反過來迫使「兩班」一再強調他們的純粹性，因此比中日兩國更加徹底地貫徹了朱子學。又比如，一般人們認為儒學思想與近代西方思想是衝突的、矛盾的、對抗的，本書則認為可能正是儒學幫助日本人理解與接受西洋的「近代」。渡邊就以儒學中否定對身體傷害為例，說明「儒學所培養的感受性」，使人們接受並關心歐洲的醫院、孤兒院等。渡邊又以朱子學和陽明學中具有「公」的性質的「理」，敘述西洋的議會制度與共和制度如何引起東亞人的共鳴，並說這是一種微妙的、「由來於中國書籍的儒學式西洋政治理解傳統」。
不同於丸山以西方作為日本的比較對象，渡邊特別強調「東亞」在他研究中的重要性。這不僅僅是因為由中國產生的儒學進入日本之後，對日本的思想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成為日本思想的古層，更是因為，只有在東亞各國的對比中，才能看到各自思想史的特色。據渡邊浩回憶，這源於丸山真男的一個寶貴提示，「要研究日本，首先要學習外國語。當前先學英語、德語、法語、中國語、朝鮮語。如果可能的話，為了研究蘭學而學習荷蘭語，為研究吉利支丹（天主教）而學習葡萄牙語」。學習外國語的言外之意，大概在於不僅要就日本研究日本，還需要通過相互比較以獲得更深刻的理解，就像渡邊浩所說：「如果只停留於研究日本，就甚至會連日本的特色也很難理解到位。」這句話對研究中國也有同樣的意義。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渡邊浩先生的這本書初版於1997年，所收入的論文寫作於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從歷史知識的發掘而論，已不能算作最新的研究。然而這本書中所體現的深邃的思考、精巧的構思與暢達的寫作，不僅為讀者帶來知性挑戰的愉悅，為研究者帶來方法論上的反思，也同樣是為繼承與超越丸山真男先生提供了一種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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