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當今的線上科學出版環境，很難分辨什麼是真正的新聞報導。但是這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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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艾琳·齊默爾曼曾是一位植物分子生物學家，現在她轉行做起了科學自由作家。一場植物學會議舉辦在即，對齊默爾曼來說這是個與同行相聚一堂，尋找寫作靈感的寶貴機會。「我特別激動能參加這次會議。在我這一行裡，能有這樣一場開車不到一天就能趕到的學術會議，實在是太難得了。」
但她遇到了麻煩。齊默爾曼必須同意讓受訪研究人員和會議委員會審查她寫的所有內容，大會組織者才能給她頒發記者證。於是齊默爾曼回覆郵件指出，這種協議「與大多數知名媒體的編輯方針背道而馳」，並抄送了系主任和大學新聞媒體辦公室。為了佐證自己的觀點，她還附上《自然》2018年的一篇文章，文中論述了科學家與媒體的互動準則。
但這無濟於事。會議組織者是位較年長的科學家，他發了一堆咄咄逼人的郵件，對新聞標準的說法表示不屑一顧，猛烈抨擊《自然》等雜誌，並且還批評齊默爾曼的作品——包括一篇為Undark¹撰寫的故事。
大會組織者認為，既然為大學和出版社工作的作家允許他們的作品被審核，那麼科學記者的作品也應當被審核。
「他的語氣居高臨下，仿佛在教我該怎麼工作，可他說得根本不對。」齊默爾曼認為一個科學記者的職責「不是宣傳大學的研究成果，而是仔細審視它們；這兩件事完全不同」。她抄送的其他大學工作人員都保持沉默。
齊默爾曼不願公開這位科學家的身份或是大學，擔心毀掉她剛剛起步的寫作生涯。但我們能從她比較極端的經歷當中看到，人們對科學記者普遍存在一種誤解。包括那位大會組織者在內的一些人認為，科學記者僅僅是一個翻譯的角色，只傳遞科學信息而不作評論，並且還要將信息以通俗易懂，能夠吸引非專業讀者的形式包裝出去。
Davide Bonazzi
的確，每一個科學記者都應當能夠高效地將學術資訊翻譯成吸引人的內容，但他們的工作並不止步於此。我們當然會運用自己的專業能力捕捉科學研究的美妙和精密，但與此同時，也不能放過其中的缺陷、失敗、偏見和衝突。
我們要對樣本容量、實驗設計等方面提出尖銳的問題，並指出它們在科研中的意義。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讀者，而不是科學家。紐約大學科學、健康與環境報導項目的負責人丹·費金說：「我們做的事情十分重要，因為我們對於接收這些信息的讀者負有直接責任。」
當然，也不必責備抱有異見的人。隨著由廣告和訂閱支撐著的紙媒商業模式的瓦解，充滿激情和無限可能的線上出版生態系統正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並且其中許多媒體都以自己的方式關注著科學。這對於像齊默爾曼這樣的年輕的自由撰稿人來說是件好事，但也令人們更難以分辨哪些才是合格的報導，而且我們甚至不知道公眾是否在乎。
比如，把一篇由普立茲獎獲獎機構Inside Climate News發表的關於氣候變化的報導，與一篇發表在諸如Massive Science這樣的流行網站的文章進行比較，普通讀者能分辨二者的不同嗎？一個更有分量的問題是：讀者究竟能不能分辨，這真的重要嗎？
Inside Climate News網站 圖片來源：insideclimatenews.org
齊默爾曼或許只是恰好碰到了一個不講道理的人，她的經歷或許並不能代表公眾們在這個問題上與日俱增的困惑，但這也的確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人們沉下心，好好反思當今令人眼花繚亂的科學傳播渠道。人們或許會問：真正的新聞迷失在一片喧囂之中了嗎？
Massive Science的聯合創始人兼董事長納迪婭·奧特萊特說：「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尷尬的位置，夾在新聞和科學傳播之間。我們只想適應這個位置，同時也讓其他人適應我們所做的事。事實上，人們總體上還是認可我們的。我覺得他們只是有些困惑，不知道該怎麼定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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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顯示，從2008到2017年，新聞編輯室幾乎裁掉了四分之一的員工。就在此不久之前，媒體監督機構還擔心科學報導業正在走向滅絕。
然而從那時起，線上出版物的蓬勃發展有目共睹，一系列線上雜誌都對科學與技術進行了真正有價值的新聞報導，包括Spectrum、Quanta、Quartz、Inside Climate News以及Undark。「沒人預見到這段黃金時期的出現。這實在出人意料。」 託馬斯·海登說。
海登是史丹福大學地球系統環境傳播項目主任，他的妻子艾利卡·查克·海登是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科學傳播項目的主任。在2018年發表於《傳播前沿》雜誌的一篇評論中，他們共同稱讚了像齊默爾曼這樣一直為新聞寫作事業而鬥爭的科學作家。
他們寫道：
「面對極速衰退的傳統出版業，比如地方報紙和國家新聞雜誌，以及整個媒體環境中泛濫的低質量、故弄玄虛、甚至故意誤導讀者的新聞材料，科學記者、環境記者以及同僚們正挺身而出，共同維護科學報導的嚴謹、真實、細緻與獨立。」
當然，沒人知道接下來會怎樣。海登自己也說，許多像Undark這樣的新興雜誌都是由慈善家、投資者以及齊默爾曼這樣願意放棄安穩生活的自由作家支撐起來的。「這些媒體之所以存在，僅僅是因為有參與者的熱情、決心和變通支撐著。如果不作出改變，它們將難以為繼。」
Massive Science網站 圖片來源：massivesci.com
其中一個改變正在發生：諸如Massive Science和The Conversation這樣的網站正在重塑科學記者的角色。The Conversation在2011年成立於澳大利亞，是一個公益組織，主要僱傭來自於各種背景的科學記者做編輯，由他們來幫助科學家撰寫他們自己領域的文章和故事。
The Conversation在其他七個國家的快速發展證明了這種模式的可行性。總經理貝絲·戴利說，The Conversation美國分部的一半經費來自於大學和研究機構，另一半來自於慈善家。文章的閱讀和轉載都是免費的。
The Conversation的撰稿人來自於學術各界，且不局限於科學界。他們沒有因此獲得報酬，但是他們有機會接觸到廣大讀者。戴利說，這些文章通過美聯社在全國範圍內發行，通常至少會被轉載十幾次，最終有可能接觸到數十萬讀者。
The Conversation網站 圖片來源：theconversation.com/us
相比之下，The Conversation的兄弟Massive Science更為潮流、年輕。這家在線雜誌成立於2017年，被稱為「一個科學家們講述宇宙真理和美麗的社群」。約有1100位科學家加入了Massive Science，每人要一次性繳納10美元入會費。他們大部分都是剛畢業的學生，或是剛開始職業生涯的研究人員。
奧特萊特說，他們不僅有機會和編輯合作撰寫文章，還能得些其他好處。頭兩篇文章屬於練習，之後撰稿人就能拿到每篇文章65美元的稿酬。在此激勵之下，他們寫得更多。非會員也可以投稿，但得到的編輯指導少於會員。
奧特萊特告訴我，轉載Massive Science的文章在過去是免費的，但是最近他們開始收取授權費。其他收入來源包括廣告、培訓，以及為科學組織和公司提供科學傳播服務。他們還會賣一些科學主題的周邊，比如女科學家的海報、明信片，甚至還有一套惡趣味的「科學女性塔羅牌」。
科學女性塔羅牌 圖片來源：massivesci.com
這兩家媒體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讓科學研究和思想走出象牙塔，與公眾拉近距離。戴利說，這個想法「最宏大的形式」，就是「將知識民主化」。他們還在努力消除人們心目中對科學家白人男性形象的刻板印象。他表示，Massive Science希望「召集一群來自不同背景的、多元化的人，他們擁有專業知識，但或許缺乏一個安全的地方來發聲」。
此外，這兩家媒體也都希望幫助學術界了解編輯的過程，了解如何將他們的研究內容傳播給普通人。「這是一個互惠的科學新聞體系，科學家得到了發聲的機會，而網站得到了素材的來源。」
一切聽上去都很美好，但The Conversation和Massive Science發表的內容能被稱作「新聞」嗎？戴利說，這一點毋庸置疑。他指出，The Conversation的記者經驗都很豐富，他們都堅守極嚴苛的標準。來自紐約大學的丹·費金對此表示贊同，他說：「過去記者在寫專欄文章時就是這麼做的，這絕對是正經的新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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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不是所有資深業內人士都對新聞業有這種開闊的眼界。
加裡·施維澤便是其中一員，他是明尼蘇達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兼職副教授，也是《健康新聞評論》的長期出版人。《健康新聞評論》是個非營利性網站，主要對關於醫療衛生的新聞報導和其他一些消息進行評論，最近已經關閉。應我的要求，施維澤仔細閱讀了兩篇最近發表在The Conversation上的關於健康的報導。「這是個好主意，辦得不錯。」他最初這麼說。
但他並不認為這是在做新聞。他指出，這兩篇文章都沒有像一個優秀記者所做的那樣，對描述對象提出深刻的質疑，哪怕作為評論文章也不夠格。
施維澤指出，在一篇文章裡，一名藥理學家僅憑薄弱且矛盾的證據，便聲稱大麻中含具有治療作用的化合物。另一篇文章的內容是關於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將艾氯胺酮用於治療抑鬱症的決策，撰寫此文的精神病學家就在FDA評審委員會中。這位專家忽略了有效性、安全性和成本方面的關鍵問題，這些恰恰是其他新聞報導與評論文章所關心的。
施維澤說，科學傳播會影響讀者和選民的思想及行為，因此內容中這些涉及不確定因素和風險的繁瑣細節必須受到重視。
施維澤和同事們近期對900個病人和看護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相比那些中肯的、包含重要警示信息和研究缺陷的文章，那些誇大療效或忽視治療局限性和風險的新聞更容易讓人相信治療效果。但是，就算有了專業記者擔任編輯，嚴格把關，科學家究竟能不能在報告自己工作中激動人心的進步的同時，也如實報告糟糕或者枯燥的部分呢？畢竟對於科學來說，糟糕或枯燥的事情可能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重要。
Michael Glenwood Gibbs
費金告訴我，事實上現在廣告和訂閱所提供的資金還不足以支持科學新聞業的發展，使其滿足消費者和社會的需求。這意味著更多的科學家和非專業記者會開始扮演科學傳播中的其他角色。他認為，專業的新聞從業者群體需要幫助這些新成員樹立獨立、清晰、公平和透明的新聞價值觀，這點十分關鍵。
費金還補充道，即便是在一個多元、開放的傳播環境下，也要重視新聞角色的獨立性。科學家及僱傭他們的機構也和所有人一樣，也會有偏見和缺陷。「科學傳播必須儘可能多地包含獨立報導的信息，這一點非常重要。」
費金指出，獨立性和問責制對於民主而言至關重要，「只有科學新聞業可以始終如一地堅持這一目標」。
至於資金問題，無論是我為這篇專欄文章諮詢的七八個專家，還是我在職業中接觸過的其他許多專家，顯然沒人能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海登認為，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這一切都將取決於各機構和慈善家的行動，他們將肩負連接公眾與科學的重任。
施維澤則表示，他親身體會到過度依賴於他人贈予所帶來的不確定性。2018年12月，在《健康新聞評論》發行近13年的時候，由於失去了主要的投資者，他不得不解僱員工。
Eva Vázquez
不過，對於齊默爾曼這個科學寫作領域的新手而言，她面前是一個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嶄新的媒體世界。她說：「十年之前我肯定是沒有機會進入這個領域的。那時候的門檻要高得多，不管這件事是好是壞。」
儘管她被拒於一場科學會議門外，但以她的身份，她仍可以參加許多其他活動。目前她已轉向了新的項目，這些項目為科學寫作者提供了融合新聞業與科學傳播的機會，並且據她所說，報酬頗豐。
「我挺高興能二者兼顧。我想或許這就是科學新聞自由職業者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