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吉訶德》（又譯作《堂吉訶德》《堂·吉訶德》等）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於1605年和1615年分兩部分岀版的長篇反騎士小說。
故事發生時，騎士早已絕跡一個多世紀，但主角阿隆索·吉哈諾（唐·吉訶德原名）卻因為沉迷於騎士小說，時常幻想自己是個中世紀騎士，進而自封為「唐·吉訶德·德·拉曼恰」（德·拉曼恰地區的守護者），拉著鄰居桑丘·潘沙做自己的僕人，「行俠仗義」、遊走天下，作出了種種與時代相悖、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徑，結果四處碰壁。但最終從夢幻中甦醒過來。回到家鄉後死去。
文學評論家稱《唐·吉訶德》是西方文學史上的第一部現代小說，也是世界文學的瑰寶之一。
《堂吉訶德》一書全名是《拉曼卻的機敏堂·吉訶德傳》，共兩部，第一部出版於1605年，第二部出版於1615年。
拉曼卻地方一個鄉村的小紳士叫吉桑諾，將近五十歲，身段頎長，面孔瘦削，有一匹瘦馬，還有一
支長矛．一面舊盾，家中有一個四十來歲的女管家，一個二十來歲的外甥女，還有一個幫工，一般生活可以維持，但並不大富裕。他有一個嗜好是喜讀騎士小說，讀得入迷了，不打獵，不管家事，後來竟然把土地賣了去買這類書，並見人就與人議論書中的義理。從黑夜到白天，從白天到黑夜，他每天這樣談，以致腦汁漸漸枯竭下去，終於失掉了理性。他腦子裡滿是魔法、戰車、決鬥、挑戰、受傷、漫遊、戀愛、風波以及書中種種荒唐無理的事，凡是書中所寫的他都信以為真。於是發生奇想，為了增進自己的聲名利謀求公眾的福利，他要去做遊俠騎士，把書中見到的都實行起來，去解救苦難，去親歷危險，去建立功業。他於是給馬起了名為羅齊南脫，意為從前勞役的馬，找出矛和盾，把一個鄉間女子臆想為身為騎士的自己的夫人，便出了村子去行俠仗義，遊走天下。
在客店裡，他把店主認作堡主，硬叫他封了自己，然後第一件遇到的不平事是一個富農拷打一個小牧童，是因為牧童放羊時丟了羊，堂吉訶德見狀不平，他不僅叫富農放了牧童，還叫富農把欠下的九個月的工資照致發給放羊的孩子。那個財主叫郝屠多，當時雖然答應下來了，可是當吉訶德一走，又把小牧童安德列斯綁起來打了一頓，他的仗義毫無結果。後來，他回家來了，約見了他的鄰居——個老實的農民桑丘·播薩，約請其為侍從，答應將來叫他做海島總督。於是懷著夢想的桑丘，騎著小毛驢，作為侍從與他一起「建功立業」去了。在兩次外出遊俠冒險中，鬧了無數的笑話，傻把風車當巨人，把旅店當城堡，把苦役犯當作被迫害的騎士，把皮囊當作巨人的頭顱等等。他有百折不屈的精神，愈挫愈奮，最後是同村的加爾拉斯果學士，裝做一個騎士把他打倒了，令他回家隱居一年，堂吉訶德這才履行諾言，回到了家。之後又外出冒險遊俠，以善良願望做了許多荒誕之事。最後在垂危中理智醒來，發現過去自己的荒唐，死前立下三條遺囑，一是過去付給桑丘的一筆錢，都不用算了，花剩下的都給他用，因為這個人心地純良，做事忠實；二是遺產全部歸甥女，但如果嫁人時，那個人要讀過騎士文學，就不要嫁給這樣的人，遺產全部收回，撥給宗教充做宣傳費用；三是向以他為題材的作者致歉，令其寫出了這部荒唐的書，自己為此有良心負擔。最後，這位騎士便安心地死去了
創作背景
《唐·吉訶德》的產生是一個時代的產物。西班牙經過光復
作者塞萬提斯戰爭，顛覆和驅逐了阿拉伯人的統治，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同時又依靠其龐大的騎士隊伍，雄霸歐洲，遠徵美洲，造就了西班牙的「黃金世紀」。這一時期，西班牙的文學也繁榮發展起來，田園小說、流浪漢小說、騎士文學和戲劇等各大流派爭奇鬥豔。騎士文學在西班牙曾風靡一時，各種作品層出不窮。別林科夫說「騎士小說表現出對個人人格的愛護和尊重，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犧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勇敢精神，把女子作為愛和美在塵世的代表。」騎士文學對於衝破中世紀神學禁欲主義的束縛、對人性的解放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不過隨著後來封建經濟的解體和火槍火炮在軍事上的使用，騎士文化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15世紀開始出現一批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強盜騎士，騎士文學開始變得愈發庸俗化。塞萬提斯生活的時期，西班牙還流行著五六十部粗製濫造、荒謬愚昧的騎士小說，為此，塞萬提斯決定創作《堂吉訶德》，「把騎士文學的地盤完全摧毀」，他沿用騎士作為主角的寫作形式，把騎士制度、騎士精神漫畫化。
堂·吉訶德
曼查的落魄鄉紳，書中的主人公。喜好讀騎士小說，整日耽於幻想，立志
恢復古代的騎士道。一番荒誕的「證險」後，他返回故裡，臨終時幡然醒悟。
作品主人公唐·吉訶德是一個不朽的典型人物。書中寫道，這個瘦削的、面帶愁容的小貴族，由於愛讀騎士文學，入了迷，竟然騎上一匹瘦弱的老馬「駑騂難得」，找到了一柄生了鏽的長矛，戴著破了洞的頭盔，要去當遊俠，除強扶弱，為人民打抱不平。他僱了附近的農民桑丘·潘沙做侍從，騎了驢兒跟在後面。唐·吉訶德又把鄰村的一個擠奶姑娘想像為他的女主人，給她取了名字叫杜爾西內雅。於是他以一個未受正式封號的騎士身份出去找尋冒險事業，他完全失掉對現實的感覺而沉入了漫無邊際的幻想中，唯心地對待一切，處理一切，因此一路闖了許多禍，吃了許多虧，鬧了許多笑話，然而一直執迷不悟。他把鄉村客店當作城堡，把老闆當作城堡的主人，硬要老闆封他為騎士。店老闆樂得捉弄他一番，拿記馬料帳的本子當《聖經》，用唐·吉訶德的刀背在他肩膀上著實打了兩下，然後叫一個補鞋匠的
女兒替他掛刀。受了封的騎士唐·吉訶德走出客店把旋轉的風車當作巨人，衝上去和它大戰一場，弄得遍體鱗傷。他把羊群當作軍隊，衝上去廝殺，被牧童用石子打腫了臉面，打落了牙齒。桑丘·潘沙一再糾正他，他總不信。他又把一個理髮匠當作武士，給予迎頭痛擊，把勝利取得的銅盆當作有名的曼布裡諾頭盔。他把一群罪犯當作受迫害的紳士，殺散了押役救了他們，要他們到村子裡找女恩主去道謝，結果反被他們打成重傷。他的朋友想了許多辦法才把他弄回家去。在第二卷中，他繼續去冒險，又吃了許多苦頭，弄得一身病。他的一位朋友參孫·卡拉斯科假裝成騎士把他打翻了，罰他停止做遊俠騎士一年。唐·吉訶德永遠愛對著臆想中的敵人猛衝過去，亂戰一陣，但是由於他的美好願望不切實際，戰術荒誕可笑，因而處處碰壁，好心不得好報，甚至險些喪命。當他和桑丘吃盡苦頭，輾轉回到家鄉時，他已一病不起。但經過一番遊歷，他已認識到自己從前是個瘋子，那些騎士小說都是胡說八道，只恨後悔得太晚了。
這個人物的性格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他是神智不清的，瘋狂而可笑的，但又正
是他代表著高度的道德原則、無畏的精神、英雄的行為、對正義的堅信以及對愛情的忠貞等等。他越瘋瘋癲癲，造成的災難也越大，幾乎誰碰上他都會遭到一場災難，但他的優秀品德也越鮮明。桑丘·潘沙本來為當「總督」而追隨唐·吉訶德，後看無望，仍不舍離去也正為此。唐·吉訶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終是一個理想主義的化身。他對於被壓迫者和弱小者寄予無限的同情。從許多章節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他以熱情的語言歌頌自由，反對人壓迫人、人奴役人。也正是通過這一典型，塞萬提斯懷著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義的終結。這一點恰恰反映了文藝復興時期舊的信仰解體、新的信仰（資產階級的）尚未提出的信仰斷裂時期的社會心態。
堂吉訶德出身於一個家道中落的小地主家庭，深受騎士文學的影響，為人比較正直忠厚，不滿現實，但既不知生活的根本問題在哪，又不知怎樣去切實去解決，所以在對騎士文學入迷之後，他就仿之，遊走天下，剷除不公，匡扶正義，實現他所理想的道德原則。這個人不滿於現實，要改造現實，但他的最大弱點是一點都不清楚他所要改造的現實，和怎樣改造現實，於是在幻想中臆想了他的現實環境，並用脫離現實的手段，實行了荒唐可笑的行動。用騎士的道德行之於當世，就是用昨天的思維做今天的事，用今天的頭腦做明天的事。他善良的出發點斷然不能取得如願的結果。如對於牧童的同情，是對於人壓迫人的不滿，他要剷除不公的世道，但他沒有對於要改造的對象的具體理解，仍然不知道怎樣真正解決問題，所以他衝上去了，讓財主把牧童放了，可當他走了之後，那個牧童挨的打卻更多了。
堂吉訶德無疑是神智不清的，瘋狂而可笑的，但又正是他代表著高度的道德原則，無畏的精神，英雄的行為，對正義的堅信以及對愛情的忠貞等等。他愈瘋瘋癲癲，造成的災難也愈大，但他優秀品德也愈鮮明。如他對於幻覺中的達辛尼亞，已經達到了無比推崇、敬愛的程度，在自己的行為當中，他無論如何也要保持對她的忠貞，不僅對於一切聲色的誘惑視而弗見，聽而弗聞，甚至竟然達到了坐懷不亂的高超地步。在第一部中，不僅客店中的妓女與騾夫的幽會，妓女錯找到了他房裡，他堅守道德原則，予以拒斥；就在整部書中，作者的基本態度還是樂觀的，這是因為他看到了舊世界已經無可挽回地倒下去了。但由於當時資產階級剛剛萌芽，在西斑牙的出路還很模糊，因此作者能看出舊的怎樣死去，卻不知新的怎樣出生，因此在他看到遊俠騎士不能絲毫解決社會問題、社會還是照樣不合理時，他的人文主義不禁也感到迷憫而悵然了。因此堂吉訶德的行俠仗義越接近尾聲時，作者對他的行為就越同情，使人覺得這位騎士的一生，雖然沒有足以不朽的業績，卻有一種偉大的精神。
所以堂吉訶德的死，從宣判了騎士文學的死刑方面說，是人文主義的歡欣；而從作者與堂吉訶德一起經歷的用騎士精神去反對封建階級和市民階層的庸碌自私而終無出路來說，又是一種悲劇的收場。堂吉訶德的死是舊的無路，並不是新的誕生，身後的世界向何處去還是一個真正的問號。
桑喬·潘薩
堂吉訶德的侍從。樸實善良、目光短淺、自私狹隘、膽小怕事。（有的版本譯作桑丘·潘沙）
桑丘是一個窮幫工，因為生活沒有出路，他才跟著堂吉訶德出來，相信未來有一個「海島總督」做，以藉此改變他一家人的窘況。這個形象基礎是窮苦的勞動農民，因此他在書中不論是怎樣的情境下，始終保持勞動農民的特點。
他重實際：不論堂吉訶德有怎樣的臆想，把事情說得怎樣玄，但他都有自己的判斷，一切從切身利益出發，明白客店不是城堡，風車也不是巨人。但他是主人的隨從，他不能有拂主人的意志。
他對人忠實：不管多麼有危險，他沒有把堂吉訶德拋開過，他始終熱愛他，跟他去為了實際報酬和未來能管理一個海島的許諾。他雖跟著主人去受苦，但卻有眼前的獲得和未來的期待。
他容易輕信，但卻有判斷的才能，並頗為聰明機智，在他的嘴裡諺語一串一串注外出，都富有深刻的生活哲理。
他能主持公道，同情弱者，並仇視與嫉恨不平世道。這集中體現在他當「總督」時所實行的仁政上面。作者在這裡告訴人們，一個農民遠比那些達富貴人更能治理好國家。如他在一個叫做「布拉它留」的「海島」，坐堂審案，對三件案子（一件是裁縫為僱主的糾紛、一件是借錢還沒還的糾紛、一件是誣告強姦案）的處理，簡直是高明極了。這在昭示西班牙人民：渴望的一個良好的社會理想，只有在人民自己的努力下才能實現。他離任時兩袖清風，並說明他是一個例外的「總督」。
唐·吉訶德的侍從桑丘·潘沙也是一個典型形象。他是作為反襯唐·吉訶
德先生的形象而創造出來的。他的形象從反面烘託了信仰主義的衰落這一主題。唐·吉訶德充滿幻想，桑丘·潘沙則事事從實際出發；唐·吉訶德是禁欲主義的苦行僧，而桑丘·潘沙則是伊壁鳩魯式的享樂派；唐·吉訶德有豐富的學識，而桑丘·潘沙是文盲；唐·吉訶德瘦而高，桑丘·潘沙胖而矮。他，桑丘·潘沙是一個農民，有小私有者的缺點，然而到真正把他放在治理海島（實際上是一個村）的位置上時，他又能夠秉公辦事，不徇私情，不貪汙受賄。後來由於受不了貴族們的捉弄離了職。他說：「我赤條條來，又赤條條去，既沒有吃虧，也沒有佔便宜，這是我同其他總督不同的地方。」
《唐·吉訶德》提出了一個人生中永遠解決不了的難題：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
原因有二：第一，人類從精神層面上總有一對矛盾：理想和現實。這是第一位的。《唐·吉訶德》利用文學形式將這對矛盾揭示得深刻而生動，可說淋漓盡致，使得每代人都感受到果真如此，予以認同。第二，塞萬提斯早在17世紀就寫出了《唐·吉訶德》，可說他是現代小說第一人，正因為他是第一人，所以他的《唐·吉訶德》對西班牙文學、歐洲文學，乃至整個世界文學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所以，這樣的作品，不僅當時會被譯成多種文字。而《唐·吉訶德》正是這樣一部作品。 塞萬提斯寫《唐·吉訶德》時，為的是反對胡編亂造、情節離奇的騎士小說及其在人們中造成的惡劣影響。 塞萬提斯在《唐·吉訶德》中一方面針砭時弊，揭露批判社會的醜惡現象，一方面讚揚除暴安良、懲惡揚善、扶貧濟弱等優良品德，歌頌了黃金世紀式的社會理想目標。
殖民主義
作為一部典型的殖民主義文本，《堂吉訶德》產生在西班牙的「黃金時代」盛極轉衰之際，小說主人公遊俠的基本目標則是在海外建立殖民統治。堂吉訶德首次出遊失敗後，就是用這種神話誘使窮鄉僻壤的農人參與作者一手導演的殖民冒險的：「堂吉訶德說得天花亂墜，又是勸誘，又是許願，這可憐的老鄉就決心跟他出門，做他的侍從。堂吉訶德還對他這麼說：他儘管放心，跟自己出門，因為可能來個意外奇遇，一眨眼徵服了個把海島，就讓他做島上的總督。
對歷史的重新書寫，使《堂吉河德》充滿了濃厚的殖民語境。在小說中，我們發現美洲或印度的鏡像幾乎無處不在。主僕二人在遊俠過程中，不時巧遇夫婦或父女到美洲去赴任，多次聽說國人在西洋發了大財。這些描寫，表現了塞萬提斯作為當時最大殖民帝國公民的一種佔有欲望。他們無視自己手中的黃金、白銀是瘋狂掠奪和血腥殺戮的結果，認為殖民地的財富理所當然地屬於帝國資產；而西班牙人，則有權心安理得、隨心所欲地支配和使用它們。
《唐·吉訶德》書中寫的人物有七百多
，是歐洲最早的長篇現實主義小說之一，是國際聲望最高、影響最大的西班牙文學著作。作品出版後，上至宮廷，下至市井，到處傳誦。該作已用100多種文字譯成數百種譯本。
儘管小說的結構不夠嚴密，有些細節前後矛盾，但不論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上，還是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比歐洲在此以前的小說前進了一大步，標誌著歐洲長篇小說創作跨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德國文學家歌德：「我感到塞萬提斯的小說，真是一個令人愉快又使人深受教益的寶庫。」
英國詩人拜倫：「《唐·吉訶德》是一個令人傷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發笑，則越使人感到難過。這位英雄是主持正義的，制伏壞人是他的惟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發了瘋。」
法國作家雨果：「塞萬提斯的創作是如此地巧妙，可謂天衣無縫；主角與桑丘，騎著各自的牲口，渾然一體，可笑又可悲，感人至極。」
俄國文藝批評家別林斯基：「在歐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學作品中，把嚴肅和滑稽，悲劇性和喜劇性，生活中的瑣屑和庸俗與偉大和美麗如此水乳交融。這樣的範例僅見於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
奈及利亞作家奧克斯：「人生在世，如果有什麼必讀的作品，那就是《唐·吉訶德》。」
中國學者朱光潛：「一個是滿腦子虛幻理想、持長矛來和風車搏鬥，以顯出騎士威風的唐·吉訶德本人，另一個是要從美酒佳餚和高官厚祿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們一個是可笑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是可笑的實用主義者。但是唐·吉訶德屬於過去，桑丘·潘沙卻屬於未來。隨著資產階級勢力的日漸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唐·吉訶德，而是桑丘·潘沙了。」
中國學者周作人《歐洲文學史》：塞萬提斯「以此書為刺，揭示人以舊思想之難行於新時代也，惟其成果之大，乃出意外，凡一時之諷刺，至今或失色澤，而人生永久之問題，並寄於此，故其書亦永久如新，不以時地變其價值。書中所記，以平庸實在之背景，演勇壯虛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與實際生活之牴觸，亦即人間向上精進之心，與現實俗世之衝突也。唐吉訶德後時而失敗，其行事可笑。然古之英雄，現時而失敗者，其精神固皆唐吉訶德也，此可深長思者也」。
米蓋爾·德·塞萬提斯·薩維德拉（1547一1616），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的小說家、劇作家、詩人。
塞萬提斯最初寫的是劇本，以悲劇《奴曼西亞》（1584年）最為成功。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說《懲惡揚善的故事》（1613年）、長詩《巴爾納斯遊記》（1614年）、《八出喜劇和八出幕間短劇集》（1615年）以及一些詩歌。他在50多歲後開始寫作長篇小說《堂吉訶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