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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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這個今天太過流行的標題，是因為這個句子確實很多次浮現在我腦海裡。做了這麼多社會新聞後，我漸漸覺得，恰如「偏見源於無知」，決定我們與惡的距離的，並不是道德高下，而是對真實社會和不同個體的認知程度。
我的同事土摩託有個觀點，他認為，一個好的新聞選題，需要回應社會重大問題，觸碰普遍人性；而熱點新聞，尤其是惡性事件，雖然往往很吸引眼球，但大都是孤立事件，極端、離譜，離普通人太遠了，算不得好選題。他的觀點前半部分我很贊同，但不巧的是，在周刊我就做了很多熱點惡性事件。
我今年做了一個很投入的選題，就是中科院研究生被刺。那是一個駭人聽聞的案件，中科院研究生謝雕在校外一家飯店招待自己的高中同學周凱旋，卻在入席之後被周凱旋突然連刺7刀，當場死亡。案件發生在去年5月，當時我就很想報導，但沒能深入採訪，就擱下了。但對這件事本身，我內心一直有強烈的好奇，因為兩人高中所在的墊江縣離我老家很近，那種縣城學生的人生故事，我太熟悉了。我隱隱覺得，這個案件中，有我自己需要重新審視的東西。
看司法材料時，印象很深的一個細節是，周凱旋曾被一種近似嫉妒的情緒攪得寢食難安，但真的殺掉那個對象過後，他也並沒有獲得喜悅與解脫，反而是「回想起來，根本沒有必要鬧得這麼嚴重。」案發後，無論面對司法機關的審訊，還是公開庭審，周凱旋都毫無求生欲望，甚至表現出一種對生命的厭倦。
這件事真正的荒謬和悲哀在於，周凱旋作為一個縣城中學尖子生，明明進入了一個更大的世界，但他人生最重要的刻度，卻停留在了那一個縣域之內，停留在了高中時代。他讓我想到自己在縣城中學的高中生活，只有作業、分數、排名和競爭，那個被許諾的美好未來，除了「大學」這個概念本身，空空如也。周凱旋所經歷的一切：教育的功利化和壁壘愈加堅固、社會對成功的定義與評價、實業與網際網路行業的尖銳對比、人心荒漠化……凡此種種，我們這一代人都經歷過。我周圍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在成年後，還會經常在噩夢中與高考相遇。經歷過這樣的青春，絕大多數人都需要在漫長的成年生活裡，艱苦地突破桎梏，重新尋找目標、尋找自我、尋找生命價值。做這個稿件時，我跟很多周凱旋和謝雕的朋友都聊了，他們並不只是向我提供信息，同時，他們也有自己深刻的困惑和不安，希望尋找到答案。這個選題，也解決了我自己在土摩託那個觀點中感到的困惑。那些看起來極端的惡性案件，雖然出人意料，但它們之所以引人關注，正是因為它們觸碰到了普遍人性，包含著社會重大問題。普通人生活的瑣碎會淹沒那些日常建構中的矛盾、侮辱、戕害、忽視、遺忘、冷漠；反而是極端事件，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自身、審視他人、審視我們所處的環境。
最近因為勞榮枝被捕，我去九江做了這個選題。這個案件和我曾經做過的幾起陳年舊案一樣，都太「90年代了」，都是矛盾的社會情緒與狂風怒濤的社會變革碰撞在一起，引發的人性結果。我們寫出這些結果，是希望探討這些結果背後的深厚土壤。
我今年被詢問最多的一個新聞人物，是北大弒母案中的吳謝宇。他當時被捕後，我分別去了重慶和福州，在實習生吳揚的幫助下，採訪了他的親人、朋友、不同時期的同學、培訓課老師、在重慶的同事，找到了許多他人生的細節。但吳謝宇到底為什麼殺害他媽媽，每次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都答不上來。
當時輿論場中爭論得最沸沸揚揚的一件事情是，吳謝宇的父親是否出軌。它被討論得如此隆重，成為不同立場的人互相攻訐的焦點，仿佛這件事就是吳謝宇行為的核心動力。我費了一些功夫核實了這件事，但它最終出現在我稿件中的部分並不多。原因很簡單，那只是他成長中的其中一件事，發生在遙遠的初二，它也許在他內心引起過巨大波動，也許只是一個漣漪。這件事足以成為一個噱頭，但無法構成直接判斷，除非和許許多多的事情連在一起，而後者實際上是缺乏的。所以最後我在微信版稿件的導語裡寫的是：「這些細節只是拼圖上的某一塊，也許接近核心，也許離題萬裡。」
後來我才發現，我的同事吳琪也用過拼圖這個詞，描述自己的採訪和寫作。她曾經做過一篇有關馬加爵的封面報導，她說「寫馬加爵的過程，像極了一場拼圖遊戲。有些人你永遠不可能採訪得到，卻在外圍一次次重拾關於他的記憶碎片，然後試圖去拼接、去理解，去突圍事件的內核，勾勒出一幅依稀可辨的圖臉。」
做社會新聞選題時，三聯記者的傳統是：尋找更多的關聯，挖掘更深的細節。比如當我在吳謝宇的老家採訪，吳謝宇的姑父跟我閒聊時提到，覺得吳謝宇可惜了，因為「那樣的學校（北大）畢業，應該年薪百萬吧」。
這個細節特別生活化，只有去現場才能採到，它看起來毫不起眼，但太生動了，因為它形象地反應了，在廣闊的中國，一些人是如何理解社會、如何理解教育的，他們對教育又賦予了什麼樣的動機和想像。它會讓我們忍不住猜測和反思，吳謝宇，以及眾多和他一樣的年輕人，在這種觀念裡，到底受到了何種影響。吳謝宇和母親生活的教院附二，一堵高高的圍牆分出了兩個世界
但即使眾多這樣的細節拼湊起來，依然無法給人一個直接因果或答案，更不存在完美真相，甚至有可能導向更大的斷裂、跳脫和缺失。在吳謝宇那個案件中，吳謝宇的父母從偏遠落後的福建仙遊鄉下和弄堂，一路艱辛打拼，成功落腳省會福州，吳謝宇則從小不負重託，天賦出眾，筆直向上，這是他人生中可解析可猜測的部分。但在這樣的人生裡，吳謝宇和他的父母親，他們如何共處，如何嵌入對方的人生，如何影響對方，到底是恨對方還是愛對方？愛和恨分得清嗎？他們各自有怎樣的人生渴望？我不覺得這些問題有答案，甚至認為，吳謝宇本人也未必能清晰回答，這一部分註定殘缺。而這種殘缺，照見了萬千家庭裡同樣複雜難言的親密關係和人生際遇。
對我自己來說，正因為在做新聞時，感受過太多現實世界的殘缺，如今，對那些情緒充沛順暢，邏輯完美無瑕的故事，我反而格外警惕。有一次在網上談到「完美真相」的話題，一個網友的互動我很認同，他說，「恰恰是那些殘缺的、如鯁在喉的部分，刺中了一個社會最深的痛點。」對記者來說，要有勇氣挖掘更多真相，但也應該有勇氣面對無法挖掘的那一部分。
在雜誌做報導的一個優勢在於，我們不僅呈現個案，也可以以相對大的封面體量，做更豐富的報導。
我在三聯參與的第一個雜誌封面是關於兒童性侵的。2018年8月14日，在南京南站，一個小女孩被一名年輕男子當眾摳胸猥褻，旁邊還有兩個中年男女，疑似父母。有人拍下這一場景，並將視頻被發布到網上，頓時群情激憤，引燃輿論。
人們如此震驚，因為過去很多人都認為，兒童性侵只是小概率事件。但實際上如此嗎，當編輯部試圖深入討論這個議題時，發現首要難題竟然是，「當我們在討論兒童性侵時，我們究竟在討論什麼？」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是，在中國當前的法律體系裡，並沒有針對兒童性侵的專門罪名。我們不知道兒童性侵的案發率，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受害者，不知道那些受害的兒童後來怎麼樣了？於是，編輯部決定，將這個話題做成封面，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做那期封面時，我的一個採訪對象葉梓（化名）曾在童年時被多人多次性侵，從初中開始，憑藉敏銳的嗅覺，她漸漸在周圍發現同樣的受害者，包括她的初中同學、高中同學、甚至男朋友。命中率之高，讓她漸漸認識到，兒童性侵的發生其實相當普遍，只是大家全都選擇沉默。
她形容這種景象是：「圍觀者扭曲的性道德和沉默完美地耦合，築起了一道困住受害者的圍牆。假如人群中有一半孩子曾被性侵過，那另外一半人一定以為，這個世界上從來不存在這樣的事情，而那些被傷害過的一半人中的每一個，則會以為，只有自己是唯一被困住的。」
葉梓的感覺並不是孤立的，我還採訪了一些參與到兒童防性侵教育、法律維權、心理幹預、深度救助的社會工作者。他們都是因為偶然接觸這類事件，但一旦投身進去，立馬就會被蜂擁而至的案例淹沒。實際上，分析過各種局部調查後，北京師範大學2017年的一項研究認為，中國受到性侵犯的未成年人在10%以上，其中插入式性侵犯約1%，與世界平均水平持平。那期封面中，我的同事徐菁菁引用過美國兒童虐待問題研究專家戴維·芬克爾霍（David Finkelhor）的一個觀點。他認為，一個地區對性虐待問題至少要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知和關注不夠, 存在忽略和否定；第二階段，即認識階段，人們高度警覺，通過運用常規模式和生動案例教育人們；第三階段，人們開始著手解決問題。」今天的中國，或許正處於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轉型之時，所以後來我們的封面標題是《打破沉默，向兒童性侵說「不」》。我們做的工作，實際上是增加對這一問題的公共認知。關於公共認知為什麼重要，我今年在做另一個封面《少年的他們》時，感受特別深。這期封面的關注對象是罪錯少年，想探究「少年與惡」的問題。我當時的採訪對象之一，是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中心，這個中心與北京市一些司法機關合作，長期服務於罪錯少年。與他們合作最深的是海澱檢察院，近些年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有特別多「改邪歸正」的典型案例。但採訪結束後，我很吃驚地發現，實際上，在做未成年人工作最有成效的這10來年，無論司法機關還是社工中心，他們做的工作，本質上就是在重新樹立對罪錯少年的認知。
在採訪海澱檢察院做未檢工作的檢察官楊新娥時，她告訴我，她剛從成年人犯罪工作轉向未成年人時，只是從法律角度衡量這些罪錯少年的「罪與錯」，幾乎從不關心他們來自何處，去向何方。與他們相反的是，那些孩子觸犯法律的家長，往往一臉茫然，他們中的很多人，明明長久地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卻對孩子的「罪與錯」一無所知。
正是因為成年人在不同角度都缺乏認知，習慣性忽視，孩子們才會用自己的方式去應對周遭世界。司法社工李涵跟這樣的孩子打交道已經10年了，她說自己做這份工作越久，越能體會那些罪錯少年曾經受的成長痛苦，他們的行為，絕大多數是環境的產物。如果沒有這樣的認知，只是通過懲罰來改變，只是緣木求魚。
這讓我想起，做那期封面時，我還去採訪過大連13歲少年蔡文舉（化名）殺人事件。當時，我跟同事在蔡文舉的學校外蹲守幾天後，終於從同學們的口中得知，蔡文舉有一個關係很好的朋友。但我找到那個朋友後，他拒絕接受採訪，一會兒說，「我跟他關係好過，我一個字也不會說的」；一會兒又說，「他已經被抓了，我們不怕了」；一會兒又問我「為什麼不去關注山區貧困兒童」。我能理解他的敵意，從其他同學那裡我知道，家長和老師都叮囑過，不要再提起這件事，仿佛這樣一來，事情就真的不曾發生過。
看到我的時候，那個孩子情緒特別激動，一直在大吼大叫，語帶譏諷，玩世不恭。那時候離事件發生，其實已經2周過去了，但很明顯地，他依然處於巨大的震動當中，有滿腔的情緒和心事無法發洩，我只能放棄說服他。
但我覺得特別遺憾，作為記者，我並不想這麼生硬地去打擾他，我其實更想和他們的老師和家長聊聊，也希望他們的老師和家長跟這些孩子聊聊，為他們遮擋一下他們內心遭遇的風暴。就像那個犯罪男孩，一個學習差，看起來很慫，經常討好他人，又不得其法的初中生，他其實曾經頻頻行為越軌，甚至發展到跟蹤騷擾女性，他的成長中，一定也曾經歷過這樣的內心風暴。如果有人更深入地認識過他，看到他的成長困境，並幫助他、矯正他，也許他和那個受害的女孩，都會有不一樣的命運。
通常來說，採訪失敗一個讓人很挫敗的時刻，但有時，也是一個給人動力的時刻。
今年很流行的一個短語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做了這麼多社會新聞後，我漸漸覺得，恰如「偏見源於無知」，決定我們與惡的距離的，並不是道德高下，而是對真實社會和不同個體的認知程度。媒體雖然很少能立竿見影地改變什麼，但多做一點，對自己和社會的認知進步，總歸還是會有些幫助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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