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原創作者：鍾清聊歷史
歡迎來到百家號鍾清聊歷史，說到普魯士，小編想問一下大家，你們對其有多少了解呢？想必大家了解的不算太多，所以今天小編就帶大家去了解一下18世紀的普魯士是個什麼樣的，下面就和小編一起去看看吧。
在1799年的時候，普魯士財政部長斯特魯恩西（他的弟弟就是那位著名的斯特魯恩西，三十年前曾以改革者之姿在丹麥現身，並為此失去自己年輕的生命）已經在柏林告訴法國大使:「貴國由下而上所進行的那場有益的革命，在普魯士將由上而下逐步加以完成。國王陛下是自成一格的民主派人士。他堅持不懈地致力於限縮貴族特權…再過幾年以後，普魯士境內將不復存在任何特權階級。」這種講法或許多少有一點是為了迎合說話對象的口味，但它絕非謊言。
如果我們想明白其背後的含義是什麼，就必須先把下列事項弄清楚：普魯士在十八世紀不僅是歐洲最新穎的國家，同時亦為最符合時代精神的國度，其強處不在於它的傳統，而是來自它的現代性。不過自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突然冒出一個更加現代化的國家，以及一些更加先進、更具吸引力的政治理念。法國的「自由、平等、博愛」，聽起來可要比普魯士的「各得其所」響亮多了。採用新理念的那個國家，也讓自己在一個方面得到強化，而那正是普魯士所特別在意的領域:軍事領域。
法國大革命不只是一場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它同時也是一場軍事革命。如今法國擁有了某種嶄新的東西:普遍徵兵制。普魯士人早在1792年和1795年參戰的時候，就已經有過令人震撼的經驗，發現法國的革命軍隊賦予戰爭一種全新的面貌——那不僅僅在於其數量，而且也在於其戰鬥精神。法國大革命已將法國農民同時變成了士兵和自由的自耕農，如今他們真正是為了「自己的」土地而戰。如果普魯士不想在它迄今最強固的方面—軍隊那方面——落後的話，就必須讓類似的措施也在普魯士成為可能，但當然不可透過革命來進行。
普魯士最進步的人物早在1795年以前即已得出這項結論。哈登貝格曾於1806年的軍事災難發生之後，簡明扼要地總結了他們當初的動機，表示1789年的理念令人無法抗拒:「那些原則所產生的力道是如此強大，以致不接受它們的國家要不只能面對毀滅，否則將被迫必須採取同樣的原則。」此外:「君主政體中的民主原則，這在我看來就是最契合當前時代精神的形式。」此話講得固然很好，只可惜當然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普魯士改革者們所追尋的目標—解放農民、普遍徵兵制、取消貴族與資產階層之間的界限—已經不再局限於單純的改革，而將成為一場由上而下的革命。
新上任的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雖然起初還相當能夠接受新理念，本身卻完全不具革命色彩。他是一位非常平民化、頭腦非常冷靜的國王，以及一位模範丈夫，而其妻就是那位美麗聰慧、廣受愛戴的露易絲王后。他講道德，適應力強，並以一種羞澀而略帶陰鬱的方式維持進步作風，可是卻又焦慮固執。有一名他的內閣成員偷偷在他背後指出，他最喜歡的時刻，就是拿不定主意的時候。改革派此外還必須克服阻力！迄今保持不敗的普魯士軍隊，戴著來自腓特烈戰爭時代、已有些枯萎的勝利桂冠抗拒一切改革，幾乎只能算是最微不足道的問題。
軍隊的立場反正向來保守，那在政治上簡直是天經地義的法則。更嚴重的問題來自其他方面。普魯士沒有辦法變成第二個法國，這是愛莫能助的事情，而其原因正在於普魯士的社會結構大不相同。法國大革命是一場中產階級革命，而法國農民之所以獲得解放，必須歸功於他們和實力強大、支持革命的城市資產階級之間緊密的階級聯盟。當時普魯士卻還沒有既強大又自覺的城市資產階級，它根本就不存在。1800年前後，87％的普魯士百姓生活在農村和鄉間的莊園小區。
剩餘13％的人口當中，只有6％住在居民超過二萬人的城鎮裡面。而這61％即便把小廝和僕役全部都包含進來，總共仍不超過五十萬人—再扣除一小批財力有限、相當寒酸的商人之後，純粹是知識中產階級、牧師、教授、老師、藝術家，以及佔了絕大多數的官員。跟那些人是無法搞革命的，就連由上而下的革命也不例外。普魯士知識中產階級在籤訂《巴塞爾和約》後的十年內欣欣向榮，達到前所未見的地步。柏林市經歷了一場近乎狂熱的文化興盛期，而且說來奇怪的是，這種情形往往出現於政治大災難前夕。
在1870年以前的巴黎、1914年以前的維也納，以及1933年以前再度於柏林，我們都可以觀察到類似的現象。當時有一大群文學奇葩聚居在普魯士的首都。其中的貴族成員諸如克萊斯特、哈登貝格（諾瓦利斯）、阿爾尼姆、德·拉·莫特一富凱；平民成員則包括了提克、布倫塔諾、弗裡德裡希·施萊格爾、霍夫曼。看到這裡，你們對18是世紀的普魯士有什麼樣的見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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