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創始院長、特聘教授
本文基於葛兆光教授在2018年11月14日在香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的「從全球史看近世中國的興衰」論壇上的演講記錄稿，有補充與修訂，原標題為《「漫長的十八世紀」與「盛世背後的危機」》。
該論壇由香港大學梁其姿教授主持，新加坡國立大學王賡武先生、臺北中研院朱雲漢先生和葛兆光先生，分別從新加坡、臺灣、大陸學者的不同視角，對這一主題進行闡述。
一
今天這個對話主題，有三個關鍵詞，全球史、近世中國和興衰。哪一個對我來說都太困難，因為我不像王賡武先生那樣對世界歷史有淵博的知識，只能局限在中國、最多東亞範圍來談，我的主要歷史研究時段也不是近世，而是傳統時代也就是古代中國，所以，對當今最密切的近世中國也相對陌生，而所謂興衰，既要涉及衰落的時段，還得涉及崛起的時段，對於一個習慣於講「過去的故事」的歷史學者來說，當下的故事總是不那麼容易說的，歷史學者習慣的，是把對象推開一段距離，才能看得清楚。
不過，既然來到這裡，就總要表達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想，我把我要討論的時間稍稍往前推一點兒，從我們通常所謂「漫長的十八世紀」（Long Eighteenth Century）說起，看看在十八世紀的全球變化中，中國的「盛世背後的危機」，是怎樣使得中國逐漸衰落的？
毫無疑問，我今天在這裡說的十八世紀大清帝國衰落歷史，多多少少有一點「自今之視古」，希望從十八世紀的大清歷史，為今天中國的現狀尋找興衰的淵源。我曾經多次說過，歷史學者是尋找病源的醫生，而不是開處方動手術的醫生，至於這些病該怎麼治，那是政治家們的事情。不過，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想告訴今天的人們，近世中國為什麼會衰落，這些引起衰落的病根兒，現在是否還在中國的身體中？
至於「興盛」或者「崛起」，我們留給朱雲漢先生來詳細分說。
二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曾經說，討論帝國的衰落，往往有不同的途徑。如果把道義頹廢、政治腐敗作為帝國滅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觀；那階級鬥爭激化，統治階級應對錯誤看成帝國滅亡的原因，是階級史觀或革命史觀，若將經濟蕭條，人民窮困作為帝國衰落的原因，是經濟史觀（見其《中國史》「自跋」）。當然，說到十八世紀的帝國衰落，還有一種是歸咎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侵略，這是現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史觀。不過，我們討論全球史背景下的十八世紀中國的衰落，其實，可能需要更複雜的歷史背景分析。
在很多歷史學家看來，似乎十八世紀的中國正是「盛世」，通常都說「康乾盛世」嘛。美國學者羅威廉為那套《哈佛中國史》寫的最後一冊，講清代的歷史，就有一章叫「盛清」。盛清，看上去說得很是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國力強盛，版圖擴大，到了乾隆末年，乾隆皇帝自己就說：古往今來，有那個皇帝執政六十年？有那個皇帝五代同堂？有那個皇帝能有十全武功？
可是，放在全球史裡面，問題就出來了。我們知道，儘管十八世紀歐洲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常常通過來自傳教士的報告，把中國理想化。他們說，在政治上，中國統一和集中的國家體制比歐洲好，思想上，簡潔和理性的儒家比宗派林立爭權奪利的基督教好，社會上，中國科舉制決定社會地位，比歐洲世襲身份制度好，君主方面，中國皇帝像父親一樣關懷子民，比歐洲君主強多了，在經濟方面，中國在重農基礎上再發展商業，比起歐洲在重商主義刺激下使得農村凋敝要好。加上那個時候中國風尚，什麼園林樓閣、瓷器漆器，正好風行一時，除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1748）之外，對於中國是一片稱讚。我寫過一本書，叫「想像異域」，說李朝的朝鮮文人想像中國，是文明變成野蠻，不過，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想像中國，中國卻是鶯歌燕舞。
不過，把十八世紀的中國放在全球背景下，就看出問題來了，康乾盛世不是興盛時代嗎？是的，雖然它沒有像聯合王國（指英國——編者注）那樣發明出飛梭（約翰•凱伊，1733）和新紡車（哈格裡夫，1764），發明出蒸汽機（瓦特，1776），出現了「產業革命」。但是，它確實使得中國進入一個穩定的秩序，把明朝疆土擴大了一倍，收納了好些滿蒙漢之外的族群，整頓了文化和思想世界。你可以數出好多好多他們的偉大成就，可是遺憾的是，這些偉大成就背後，有著一些陰影或一些病灶，這些陰影或病灶，不僅導致了「衰落」，而且一直延續至今，也許還會影響到今天的「振興」或「崛起」。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曾經把大清帝國「國運逆轉，由盛到衰」，歸咎於「行政無能」、「腐敗普遍」和「財政窘迫」，這當然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和大家討論的是另外三點：第一，帝國龐大疆域和複雜族群，造成控制成本過大；第二，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無法面向世界，越來越凝固和僵化；第三，歸根結底，是皇權或國家權力過於集中，封殺了變革的可能性。
三
首先講第一點，也就是帝國內部龐大的疆域、族群。
康熙到乾隆，一個最被誇耀的成就是版圖擴大，這當然很了不起，因為按照很多歷史學家的說法，大清才奠定了今天的「中國」。回看十八世紀的歷史，從康熙打敗噶爾丹，到雍正改土歸流，到乾隆所謂十全武功，明朝原本「嘉峪關外非吾土」的地盤，一下子擴大了一倍，原本主要為漢族的王朝，變成了涵容漢、滿、蒙、回、藏、苗的帝國。乾隆皇帝很得意呀，羅威廉所謂「盛清」的「盛」，主要就是指這一點，美國哈佛大學的歐立德教授寫了一本書就是《乾隆帝》，也承認他的這些功績。
不過，這種龐大帝國很偉大，但也帶來麻煩：
一方面是控制成本非常高，無論是遠赴三千裡外徵服新疆準格爾汗國，還是在川西平定大小金川，貴州苗疆改土歸流平定苗民反抗，朝廷要花很多錢（像平定僅三四萬人的大小金川，就要用8000萬兩銀子，傷亡近十萬）。據徐中約說，平常朝廷開支不過三千五百萬兩銀子，如果沒有戰爭，大概有個三五百萬盈餘，但是一旦大規模徵伐，就得有巨大的開支。怎麼辦？就得靠徵收格外的稅，讓商人出資，賣官鬻爵。
朝廷的財政收入大量用於遠方的戰爭和駐守的軍隊，據說十全武功要耗掉一億兩千萬兩銀子，所以，到了乾隆皇帝退位，也就是十八世紀末尾，其實「內囊已經盡了」。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雖然可以理解為和珅貪腐得厲害，但也可以看到，到了嘉慶朝，帝國已經沒有多少錢了。另一方面，帝國內部除了作為主體的滿漢蒙之外，各種異族對於帝國的認同，也相當麻煩，只好用理藩院、六部、盛京將軍三種不同的體制來管理。可是，各地的動亂此起彼伏，經歷了回民、苗民、白蓮教、太平天國、捻軍等等叛亂，帝國已經有點兒吃不消了，這也是造成帝國衰落的原因之一。
顯然，大帝國有大帝國的麻煩，所以，後來從帝制轉型成為共和制後，延續「五族共和」的統一國家，雖然相當偉大，但如何有效管理不同族群和廣大疆域，如何使不同族群民眾同質化並且認同一個國家，就相當棘手，這種棘手的問題，也許至今還仍然棘手。
四
接下來是第二點，就是面對世界的無知和傲慢，這當然是意識形態與思想文化固執和僵化的問題。
過去討論十八世紀，往往會說到天朝的傲慢和自大，有人反對，說中國不曾傲慢，也不曾閉關鎖國，雖然是朝貢圈的老大，但對各國各族都很平等。像美國學者何偉亞那本《懷柔遠人》。其實，這是有意立異，不過是後現代後殖民的路數而已。不要相信天朝皇帝會那麼平等地「協和萬邦」，其實，皇帝始終是中心，中國始終是中心。
這和皇權獨大下的思想專制相關，在古代中國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上，對內部要思想統一，對外部是文化傲慢，這是一個定勢。我一直想寫一篇文章，說皇帝在思想辯論中的角色。如果說，中古時期的皇帝，還只是在一旁居高臨下充當思想辯論的仲裁者（就像漢代的「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梁武帝介入「神滅論」的討論，唐代皇帝喜歡在宮廷裡聽「三教論衡」），但宋代以下的皇帝，卻常常直接充當思想的辯論者，介入思想世界的論爭（像宋孝宗的《三教論》和《科舉論》，嘉靖皇帝《正孔子祀典說》和《正孔子祀典申議》）。到了十八世紀，大家可能記得，雍正皇帝乾脆自己操刀，編了《大義覺迷錄》（1729）和《揀魔辯異錄》（1733），前一本借了曾靜案，介入政治和倫理領域（討論華夷之辨的錯誤、皇帝神聖的地位和他本人的合法性）；後一本針對佛教禪宗，介入宗教信仰。如果再加上《名教罪人》，好了，皇帝不僅管天管地，還要管思想，這就形成了對知識階層的很大壓力，不光是王汎森講的「毛細管」作用，還有強大的「鍛壓機」作用。
而這個定勢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之後，「訓政」與「黨國」成為主流的時代，更是變本加厲。那麼，在皇權籠罩一切的專制政治制度底下，說得好，唯有「得君行道」的路徑和「作帝王師」的理想，說不好就只能「著書都為稻粱謀」。知識分子怎麼能輕易掙脫專制皇權、政治制度對文化思想的鉗制？而在專制皇權、政治制度的控制之下，自由思想空間越來越窄仄，我們又怎麼能相信憑著這種傳統，中國能給世界帶來惠及全球的價值，發展出保證現代科學、技術和經濟自由發展的制度？
舉一個例子，差不多同樣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歐洲完成了狄德羅和達朗貝主編的《百科全書》（1772，共28卷，兩千萬字，71， 818條條目，2，885張插圖），中國則由朝廷組織編成了《四庫全書》（1782）。兩套書各自的取向和影響是什麼，好像也差得很遠，百科全書似乎是朝向現代的，四庫全書當然是回向古代的。百科全書雖然以「記憶」、「分析」和「想像」包容歷史、哲學和文學，但更強調了商業、技術和工藝；然而四庫全書則仍然是經、史、子、集，所以，當四庫全書的編纂，鼓勵了學者們把精力和智慧都用在古典的注釋和發揮上的時候，可是，歐洲的實用知識卻在發展和整合。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之前幾年的1776年，美國發布了《獨立宣言》，而之後幾年的1789年，法國發布了《人權宣言》。
五
最後第三點，就是帝國中央權力，皇權也就是國家權力過於集中和強大。
美國學者牟復禮（F. Mote）說過，蒙元、滿清都是非漢族政權，他們由於軍事上的崛起，習慣於嚴厲的控制，他們摧毀了宋代形成的士大夫對皇權的任何限制。大家如果熟悉清史就知道，清代皇帝設立的軍機處，使內閣虛設，內閣大學士成了閒散的名譽職位；皇帝親自披覽各種文件，所以才有龐大的硃批、上諭，事無巨細都由皇帝管；從雍正到乾隆，貫穿整個十八世紀的文字獄，大家記得曾靜、嶽鍾琪和呂留良案吧，臣下該死，聖上英明。所以，許倬雲先生說「清代的君主，獨擅威權，天下臣民，都是奴隸」，絕不止是滿人包衣之類自稱「奴才」，而士大夫呢？許倬雲也說，「在領導力方面，已不如宋明」。皇權獨大，國家太強，地方也好，社會也好，士大夫或知識人階層也好，甚至商業貿易，都受到制約，地方「只是皇朝的收稅代理人」，顧炎武《郡縣論》所說的「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根本實現不了。
看一下歐洲吧。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國喬治三世打算以不敬罪名，逮捕《北布列吞》雜誌的作者、編者和出版印刷者，但是遭到大法院的駁回，宣布無效，就像在座的王賡武先生所說，這種憲政制度棒極了，「每個人都不得不認同憲法」，這是英國《大憲章》之後，延續洛克政治思想才發展出來的憲政主義，更何況在英國，當時已經是政教分離（參看《王賡武談世界史》）。而在中國，皇帝就是政治權力、神聖象徵和文化真理三合一的，以前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就說中國是「普遍王權」（Universal Kingship），皇權或者國家的權力太大，始終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可是，（1）沒有「祖國/國家」和「朝廷/政府」的自覺區分，就是王賡武先生說的憲政：「君主」和「法律」的自覺區分，政治權力就無邊無際，用皇帝或國家名義為所欲為，制度和政策就缺乏理性；（2）沒有中央和地方的各自分工與權利分配，地方、鄉紳、商賈就缺乏積極性，社會力量就形不成，商業貿易就沒有制度保障，政治權力和經濟行為也不能權責分離。（3）皇帝或者朝廷的權力太大，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就不能分化，知識分子或者說精英階層就不可能成為批評和監督的力量，「道統」無法制約「政統」，理性和文化的力量就沒有辦法起作用。（4）皇帝、天朝為中心的朝貢制度，那時要面子吃虧的，它是政治的，不能放任商人的自由發展，當官方體制面對商業市場，也就是想方設法賺錢的自由貿易，差別就很大了。這使得清代中國從盛世之後就陷入困境，到了晚清局面不可收拾，湘軍、淮軍為代表的地方力量起來，清流之類的士大夫興起，各個口岸開放，但為時已晚。甚至直至今日還沒有從困境中走出來。
這裡順便說一下，過去東西方很多學者喜歡講「江南」，覺得十六到十八世紀中國江南，甚至比英國經濟還發達，中國才是那時的「世界經濟中心」，所以，比如加州學派就用「江南」和「英國」比較，講白銀資本，講大分流。雖然他們的初衷是自我批判，是否認歐洲中心論，是對西方近代的質疑，但是中國作為帝國，江南作為帝國高度控制的一個地區，和一個獨立的、擁有殖民地的、現代制度下的新興帝國，怎麼可以比？其中一個被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這個帝國國家控制力的強大，對於財富增長和分配的影響，對於市場、原料、關稅等的國家調配，與英國很不同。你不能簡單比較，否則我們要問，為什麼江南或者中國沒有形成「產業革命」和「現代社會」？
六
關於「漫長的十八世紀」和「盛世背後的危機」，我就講到這裡。最後我想回到世界史中，講一個小故事：1796年，當了六十年皇帝的乾隆退位，據說他退位是為了向他的祖父，也當了六十年統治者的康熙致敬，所以他選在這個時候退位，但是，他還是把皇位傳給兒子也就是嘉慶皇帝了。恰好同一年呢？美國總統喬治•華盛頓卸任，他拒絕了第三次連任，為的是要堅決捍衛民主的總統制度。最近，有人提起這一點就說，在我們有關歷史的印象中，華盛頓好像比乾隆皇帝晚得多，好像華盛頓是現代的事情，乾隆皇帝好遙好遠，其實，他們是同時代人，他們兩人同樣在1799年，也就是漫長的十八世紀最後一年去世，不是華盛頓近乾隆遠，只是從制度上看，確實一個太古代，一個很現代。
也許，從這個小故事中，可以看到另一種「大分流」，也就是十八世紀以後，西方的興起和中國的衰落。
本文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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