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講話要靠翻譯
自古以來，中國官場便有一種不得在籍貫、出生地為官的規定。此種規定也帶來了一個重要問題，即古代官員與當地百姓常常因語言不通而無法正常開展工作。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廣西柳州做刺史時，必須與當地少數民族打交道，以致「愁向公庭問重譯」，重譯即翻譯，柳宗元為了正常開展工作，不得不在辦公室內設立翻譯一職。
不僅柳宗元無法聽懂當地方言，當地人也聽不懂柳宗元講話。柳宗元到了柳州，就如同身處異國他鄉，如果沒有翻譯，根本無法與當地人對話，說話用翻譯，效率便大減。有時柳宗元審個案子，正常用一個時辰，用了翻譯後，得審一天，柳宗元別提多鬱悶了。
說起來，柳宗元的老家本是山西運城，而他本人則出生在京城長安，並長期在長安學習、工作。所以柳宗元既懂山西話，又會當時的官話（相當於普通話）。按說，柳宗元的普通話應該很標準，頂多有些山西口音而已。但廣西那時屬煙瘴之地，極其封閉落後，很多少數民族連漢字都不認識，語言不通，用文字也無法溝通，搞得柳宗元常常抓耳撓腮，以頭撞牆。
康熙不說北京話
清代的康熙皇帝無疑是屏幕上最重要的角色。人們熟悉的康熙皇帝完全是一個高大威猛的帝王形象，卻根本想不到，真實的康熙講話很可能同趙本山一樣，是一個操東北口音的皇帝。
清軍入關十年後，康熙在北京出生，此時康熙的周圍，也就是宮廷內都是說滿語的。這些人全部是從遼寧遷移過來的，雖然滿語不完全等同於東北話，但相似度非常高。
康熙的祖籍在如今遼寧省新賓縣，這個地方屬於撫順，距離趙本山的老家鐵嶺直線距離只有100公裡。康熙的口音不一定與趙本山相同，但相似度至少會在一半以上。從康熙批閱的奏摺上也可看出一二。如「專治瘧疾……連吃兩服，可以出根」。這其中，「可以出根」實為「可以除根」，而東北話講「除」就是第二聲的「出」。比如「解京又費一凡事，不如存庫……」，這其中「費一凡事」，實為「費一番事」，用東北話講「番」正是第二聲的「凡」。
後來，隨著滿漢語言的快速融合，以及漢臣的大幅增加，此時在民間形成的北京話才慢慢成為宮廷中的主要語言。但康熙年事已高，畢竟又是皇帝，不可能再學北京話。在電視劇《康熙王朝》中，最經典的一個情節就是康熙晚年訓斥大臣，如果康熙滿口東北話指點江山，想起來是不是很搞笑？
曾國藩讓人很鬱悶
作為晚清重臣，曾國藩對大清國的貢獻可謂槓槓的。無論是謀略、學問，還是治軍，或是做人，曾國藩都堪稱「傑出典範」。但老曾的湖南口音過於濃重，很多與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尤其是他的弟子部下，領導的講話聽不清又不敢問，但不搞懂又恐辦事有誤，搞得下屬備受煎熬。
李鴻章是曾國藩非常賞識的弟子，有時二人也無話不談，或是一同說笑。談話間，老曾說了一句「冒得卵味啊」，李鴻章大驚，「卵味」？這不是下流的語言嗎？李鴻章大膽求解，老曾哈哈大笑。原來，「冒得卵味」是湘鄉話方言，翻譯成普通話就是「沒意思」。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人，湘鄉話在中國方言裡極其難懂。他一直到23歲都沒離開過湖南，可見他的口音有多重。吃辣椒的飲食習慣也造就了曾國藩敢言的性格。洪秀全起事後，當著滿朝文武的面，曾國藩對著鹹豐就是一頓猛批。老曾太激動，語速有點快，平時聽慣北京話的鹹豐很不習慣，要不斷叫停，因為根本聽不懂這個湖南蠻子在說什麼。滿朝文武想笑又不敢笑。曾國藩沒辦法，放慢語速，一字一句說給鹹豐聽。結果，鹹豐聽懂了，也怒了，大聲斥責曾國藩狂悖，非要軍機處給老曾治罪。要不是大臣攔著，老曾腦袋非搬家不可。
康梁事業很吃虧
民間有句話，說，「千不怕萬不怕，就怕廣東人說普通話。」在調侃之餘，也確實道出廣東人普通話水平差的現實。清末有兩位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與梁啓超，這兩位廣東老鄉普通話也都不咋的，兩人也吃過普通話不好的虧。
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梁啓超是廣東新會人，兩地直線距離只有七八十公裡。兩人既是老鄉，還是政治同盟，平時兩人交流，用粵語酣暢淋漓。但二人傳播先進思想，只能自學普通話，他們的「廣味普通話」也是一大鮮明特色。
最麻煩的是見皇帝。康有為到處講，說光緒接見自己時，兩人會談了很久。不過，當時的刑部主事張元濟說，當時各大臣在外等候皇帝接見，康有為與榮祿大談變法，榮祿聽著直皺眉頭，有些話根本聽不懂。光緒單獨接見大臣，其他人都有很長時間，唯獨接見康有為，不到10分鐘就結束了。
梁啓超見到光緒，也是推銷自己的變法，但無奈光緒聽著很費勁，只因梁啓超說話發音嚴重不準，如將「考」說成「好」，將「高」說成「古」。有時梁啓超講一句，光緒還要問一句，甚至梁啓超還要用手比畫。這情景，光緒的興致早沒了。但凡被皇帝接見後，按說都要賞個四品官，而梁啓超只得到個六品頂戴。
可見，變法也要學好普通話。
（據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