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河森堡】
匱乏以及匱乏引發的風波和苦難成為17世紀的主旋律。
伏爾泰曾說：「17世紀是篡權者的時代，世界是搶劫、掠奪、胡作非為的大舞臺。」
20世紀中葉，英國歷史學者霍布斯·鮑姆（E.J.Hobsbawm）也曾表示，17世紀的歐洲經歷了一個經濟衰退、糧食減產、死亡率上升、社會叛亂頻發的時代，各國普遍迎來了危機，現今的史學界通常將這場危機稱為「17世紀危機」。
喬弗裡·帕克（Geoffrey Parker）是一位對17世紀危機有過深入研究的學者，他表示，從第一手數據來看，當時全球可能有1/3的人口在頻繁的戰亂、饑荒和瘟疫中消失。
目前不少學者認為，這種全球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在於，17世紀的氣候較之如今要明顯寒冷，尤其是在17世紀中葉，太陽活動明顯減弱，寒冷進一步加劇，從而引發了全球各地一系列的動蕩，從明朝晚期的不少記載中都可以看到極寒氣候留下的種種跡象。
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春，長江中下遊及以南地區，大範圍冰雪天氣竟然持續了40多天，洞庭湖隨之冰封。
崇禎六年（公元1634年），黃河封凍，冰堅如石。
崇禎九年（公元1637年），海南島竟然下起雪來，這場雪一下就是三天，使得草木盡枯。
1641年，蘇州的桃花盛花時間比往年晚了將近兩個星期。
第二年，江蘇省竟然於立夏之際下起霜來。
學者們從這些信息推算出，17世紀中葉的氣溫較之如今可能要低2攝氏度左右。
中國近五千年氣候變化（數據/竺可楨）
中國氣候學家張家誠先生曾經表示，在如今的中國，如果不考慮其他變量的話，氣溫每下降1攝氏度，糧食畝產量就會降低10%，年平均降雨量減少100毫米，糧食畝產量也會降低10%，然而，乾燥和寒冷往往相隨相伴，當它們發生共振時，給農業生產帶來的打擊會更加嚴重。需要強調的是，這個數據描述的是擁有各種現代化農業設備的當今中國。考慮到明朝末期的生產力水平，氣候惡化對農業生產帶來的負面影響只可能更大，可想而知，中國萬千農民在明朝末年面臨的是怎樣的絕境。
中國自公元前21世紀建立第一個王朝並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在4000餘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像明朝末年那麼冷過，也正是在極度的幽寒之中，各種天災在明末迎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中爆發。鄧拓先生做過統計，整個明朝276年的歷史中，全境內共計發生各類天災1011次，平均每年發生3.7次，尤其是明朝後期，天災之密集、慘烈簡直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大明萬千黎民連一年安度都成了奢望。
極度的匱乏席捲全國，深深地動搖了帝國的根基，皇帝很快就從大臣遞上來的各類公文中了解到民間的種種慘狀。
崇禎二年（1629年）四月二十六日，一位叫馬懋才的官員給崇禎皇帝上了一道奏摺，其內容大概如下：
臣的家鄉延安府去年一年沒有下雨，草木焦枯，八九月間，鄉人爭相採集山間的蓬草為食，這東西味道苦澀，就算吃了也只能勉強活命，等到十月，蓬草吃盡，百姓們只能剝樹皮吃。年底的時候，樹皮也吃光了，他們只好挖石頭吃了，石頭性冷味腥，吃下之後沒幾天便會腹脹而死（無法消化）。
有的鄉民不甘心吃石頭脹死，於是相聚為盜，稍微有點積蓄的人就會被搶，當地官員根本無法制止。有的盜賊被抓了，還振振有詞，說餓死也是死，當盜賊被抓也是死，反正都是死，有什麼不同？安塞城西邊，每天都有一兩個幼童被拋棄在那裡，那些孩子有的哭喊著找父母，有的吃糞土充飢，等到第二天早晨，他們已經無一生還，然而還會不斷有新的棄兒被拋至此。
更為詭異的是，有的小孩或者單獨行動的人，一走到城外就消失了，後來才發現城門外有人在用人骨頭當柴禾煮人肉吃，之前失蹤的那些人都是被吃了。食人者吃人之後，過幾日也會面目腫赤，燥熱而死。於是城裡死者相藉，臭氣燻天。縣城外挖了好幾個大坑埋死人，每個坑能容納幾百具屍體，臣出發的時候，已經填滿了三坑，數裡之外的地方，來不及埋葬的死者數不勝數。
這個奏摺的內容觸目驚心，然而在匱乏的重壓之下，明末的恐怖遠遠不及於此，架起鍋煮人吃的情況並不僅僅在陝西一地出現，上海等地也發生著同樣的事情。
崇禎年間，一個出身官宦家庭，名叫姚廷遴的人，在《歷年記》中記載了其在上海的所見所聞。
他寫道，崇禎十五年的上海，由於災荒，滿街都是死人，人們晚上回家的時候，由於光線昏暗，很容易踩到屍體。當地有數百名兒童被遺棄，這些孩子只能在路邊討飯為生，後來便有人將這些兒童殺害後烹食。姚還寫道，食人者會專門挑選長得肥壯一些的孩子，仿佛是在菜市場裡選購食材。明末的一些省份甚至出現了人肉市場，將人肉明碼標價。有人剛倒地就被周圍的人肢解殆盡，只剩眼睛還直勾勾地瞪著。街邊的屠戶若無其事地從死者身上刮肉，如同屠宰牲口一般，往來行人也習以為常。
匱乏之所以可以深深地左右歷史的進程，是因為匱乏可以形成自我反饋而不斷引發新的匱乏，就好像炸藥被連環引爆那樣，所不同的是，炸藥在接連引爆的過程中會劇烈地釋放出光和熱，而匱乏被接連「引爆」的過程中則會劇烈地釋放出苦難和暴力。
匱乏是可以傳遞下去的，而暴力就是傳遞匱乏最常見的一種方式。
如前文所說，17世紀的災害是全球性的，在匱乏橫掃明朝之際，位於東北的女真人也不好過。這是由女真族特殊的生產方式決定的，雖然他們也種一些糧食、畜養一些牲畜，但是漁獵在他們的生活中依然佔據很大的比重，今天很多學者也把女真族視為標準的漁獵民族。
然而，漁獵這種生產方式對環境的依賴性非常高，陳述先生在《契丹社會經濟史稿》中表示：
「根據收入的穩定性，即依靠自然的程度來看，手工業勝於農業，農業勝於牧業，牧業又勝於漁獵。但手工業是附於農牧的，牧畜、漁獵的生產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界條件，狂風暴雨會摧殘牲畜，農業也有水、旱、蟲、蝗等自然災害，但比牧畜漁獵要穩定」。
在上述這幾種生產方式中，漁獵是最不穩定、最容易受到氣候環境幹擾的一種，當惡劣氣候普遍來襲時，長城內的農耕區尚且到了人肉明碼標價的程度，東北漁獵區的女真政權所面臨的匱乏壓力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解決匱乏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匱乏傳遞出去，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正是這麼做的。
本文來源：觀察者網 作者：河森堡 責任編輯：顧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