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業近十載，李昊在生活中經常會被問到上面的這些問題。問題的答案大多很難用一句話概括，有時甚至只能無奈地一笑置之。但讓李昊察覺的是：首先，城市規劃的確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其次，城市規劃的從業者們局限在自己陽春白雪的小圈子裡，距離大眾有些遠了。
李昊出生在豫南的一個小村莊，小時候父親在外地參軍，他跟著母親一起在鎮上生活，有時被送回農村由奶奶照顧。四歲時，他隨母親到豫北小城與父親團聚，住進了部隊大院，新鮮的大院生活讓他體驗到了小城市的快樂。十來歲時，全家又搬到了省城，他在少年懵懂的青春期領略了城市日新月異的變化。後來，他又去上海北京求學，接著出國、回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從鄉村到城市，從小城市到國際大都市，一路走來，自己似乎經歷了整個「城市化」的進程。
也許正是這段特殊的經歷，再加上從兒時對地理學科的熱愛，李昊最終成為了一名城市規劃師。他的足跡遍布全國大江南北，行走過大大小小上百座城鎮，了解世界的同時用畫筆勾勒出一幅幅城市的藍圖。同時，業餘時間，他將自己的經歷和對城市的理解記錄成文字，《城歸何處》一書就是這樣誕生的。
義大利作家伊塔羅·卡爾維諾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說道：「城市不會洩漏自己的過去、只會把它像手紋一樣藏起來，它被寫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護欄、樓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線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記都是抓撓、鋸矬、刻鑿、猛擊留下的痕跡。」
城市的記憶是由許許多多的細節組成的，這些細節的背後離不開人的活動、思考和創造，每一座城市都是人類對理性生活的追求。澎湃新聞私家地理專訪《城歸何處》作者李昊，揭秘一位城市規劃師眼中「理想城市」的樣子。
《城歸何處》 李昊 圖
《城歸何處》作者李昊 李昊 圖
澎湃新聞：您有沒有統計過自己大概行走了多少個城市？
李昊：大概走過200多個城市，其中包括我上學時旅行過的地方。
澎湃新聞：很多人以為城市規劃只專注在城市，但其實你們也常常去鄉鎮做規劃是嗎？
李昊：對，大家翻開地圖，只要地圖裡有的地方，規劃都會涉及到。換句話說，只要是屬於這座城市的政府所管轄的範圍，我們都可能會去做規劃，全方位覆蓋。
澎湃新聞：《城歸何處》一書介紹了很多城市規劃師不為人知的一面，比如城市規劃師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光鮮亮麗，與建築設計師相比更加接地氣，可以跟我們簡單地介紹一下，城市規劃設計師的日常工作是怎樣的嗎？
李昊：大家對建築師可能更熟悉一些，因為建築設計從業者的數量要比我們多很多，而且很多偶像劇裡也常常出現建築師的形象，包括一些明星也是建築師的出身，大家會覺得他們特別有藝術範，光鮮亮麗，特別高大上。
其實規劃師的工作內容和建築師很相似，也是坐在電腦前畫圖，只不過很多時候畫的是地圖，也有許多文字的工作。另外不同的是，規劃師給政府做項目更多一些，經常給政府做匯報，而建築設計師主要給開發商、房子的業主做項目。所以，建築師通常走在臺前，顯得更酷一些，而規劃師通常居於幕後，更加默默無聞一些。
只要地圖裡有的地方，城市規劃都會涉及到。 李昊 圖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還提到很多外界對城市規劃師的誤解，比如一提到「霧霾」，會有人抱怨「是不是城市規劃的問題？」，還有「馬路這麼堵也是你們沒規劃好吧」，還有買房的人來請教你們哪塊地會升值……您在現實生活中也經常遇到類似的事情嗎？
李昊：就像我在書裡寫的，有時候去參加一些交流會，提到這個職業，大家一開始都覺得挺厲害挺酷的，但其實大多數人對城市規劃並不了解。尤其一旦吐槽到城市的各種問題，大家都會說這是因為城市規劃不好。
在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裡面，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幕，書記李達康和其他的領導天天拿著規劃圖在指點江山。那些規劃圖不是市領導畫的，而是背後一群專業做城市研究的規劃師畫出來的。同時，大家還不知道的事是，規劃師就像古代衙門裡的師爺一樣，只能給領導出謀劃策，城市最終建成什麼樣子，這裡面既有政府的想法，更多的是市場的力量。市場的力量就包括開發商、還有方方面面的群體，都會影響城市的樣子。
城市最終建成什麼樣子，這裡面既有政府的想法，更多的是市場的力量。 李昊 圖
澎湃新聞：城市規劃師一直是您的夢想嗎？為何選擇這個行業的呢？
李昊：小時候，我就特別喜歡地理，喜歡在地圖上畫來畫去，畫各種城市的什麼樣子。後來發現學地理只是認識世界，世界是什麼樣子，地圖就畫出來是什麼樣子，但城市規劃可以改造世界，可以自己設計未來的藍圖，更具有有創造性。當然很多情況下，我們是「戴著鐐銬跳舞」，但多多少少還是能夠把自己的想法融入到對未來城市發展的建議裡，所以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充滿意義的工作。
澎湃新聞：一座城市的形象離不開它的先天條件，也離不開後天的設計和規劃。您覺得城市規劃可以給城市形象帶來怎樣的變化？
李昊：其實規劃師能完全發揮自己理想的空間很有限，另一方面哪怕施展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城市最終發展也不一定如自己所願，所以說很難具體形容一個規劃師能為城市做出多大的改變。
的確也有一些特別知名的建築師或者規劃師為城市做了一些設計，奠定了城市未來發展的基礎。比如19世紀的巴塞隆納，規劃師伊爾德方索·塞達爾為這座城市創造了一種「方格網」的空間格局，隨後一代一代的巴塞隆納人在此基礎上不斷進行優化，設計出具有創造性的藝術性建築。塞達爾為城市規劃了藍圖，但巴塞隆納發展成今天的樣子，離不開一代一代的管理者、精英、和普通市民的共同努力，他們把對生活的熱愛融入到了城市發展和建設之中。
19世紀，規劃師伊爾德方索·塞達爾為巴塞隆納創造了一種「方格網」的空間格局。 資料圖
巴塞隆納發展成今天的樣子離不開一代一代當地人共同的努力。 李昊 圖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提到「作為一個熱愛旅行的城市規劃師，旅行為您提供了豐富的現實素材。」想知道作為一個城市規劃師，您在旅行的時候會有什麼特別的習慣嗎？
李昊：在業餘時間，我非常喜歡旅行，特別是一個人旅行的時候，讓自己完全投入到一個陌生的環境裡，與城市進行一個深度的接觸。
除了普通遊客常去的景點外，我更加喜歡去一些老百姓的居民區、老城區和一些特色的片區。另外，我還特別喜歡去城市規劃展覽館。因為在那裡，你可以了解城市的風土人情和歷史發展。現在國內的許多城市也開設了規劃展覽館，大部分都是免費向公眾開放。我記得北京的城市規劃展覽館裡有一個超大的城市模型，從二樓往下看，可以很直觀地了解北京城是什麼樣子。
其實，每次去不同城市調研，我也把它當成一種特殊的旅行，我和同事會把整個城市的方方面面逛一遍，把它現狀重新梳理一遍。
澎湃新聞：你們在調研的時候會有固定的路線嗎？
李昊：我們會把城市的各個區域按照不同的歷史時期進行劃分。比如最早是歷史城區，然後是建國後五十年代大工業時代背景下的城區，接著改革開放之後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城區，1990年代商品房社區，最後是千禧年之後的新興開發區…….就像查看樹木的年輪一樣，梳理出城市發展的脈絡。另外，我個人還很喜歡選擇一處至高點來俯瞰整個城市，因為從至高點上往下看，能夠看不同時期的城市在空間上留下的印記，這真的很有趣。
視野所及之處，城市發展的片段恰如斷代史的切面。 李昊 圖
不同時代建造的城區就像樹木的年輪一樣，可以梳理出城市發展的脈絡。 李昊 圖
澎湃新聞：我看到書中提到，您在國外旅行的時候很喜歡做沙發客，為什麼選擇這樣的一種旅行方式？
李昊：城市最美的風景是人。如果能夠和當地人深度地接觸，能在他家裡住一下，能夠了解到許多我們在媒體或網站上看不到的事。
在布拉格，我遇到一位沙發客主人是一個藝術家。我跟他聊城市的發展和建設後，他介紹我去看看當地的一個社會主義博物館。在蘇聯時期，捷克曾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個博物館鮮有遊客訪問，但裡面保存了很多那個時期的資料和物品，比如少先隊的紅領巾啊等等，看著很有親切感，想起了中國過去的樣子。
他還建議我坐地鐵一直坐到最後一站。一出站，就像到了北京的回龍觀或天通苑那樣的郊區，能看到特別密集的一片一片的「盒子樓」， 這些都是社會主義時期的產物， 和普通遊客喜歡的充滿歐洲風情的布拉格，或是MV裡拍的布拉格的畫面完全不一樣。
與那些MV裡常出現的畫風完全不一樣布拉格。 李昊 圖
澎湃新聞：我看到你還有一段很特殊的經歷，在布拉格做沙發客的時候，有人邀請您一起去墓地採蘑菇，可以介紹一下嗎？
李昊：可能中國人覺得墓地是很恐怖的地方，但對歐洲人來說，墓地就像公園一樣，大家可以自由地進去散步或者沉思。在布拉格的時候，沙發客主人就帶我去墓地逛了逛，那裡有大片大片草坪，裡面長著很多野蘑菇。當地人能分別出來哪些蘑菇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於是沙發客主人說我們採一些蘑菇回去做菜吃吧！
雖然蘑菇大餐最後因為我不太放心就此作罷，但這種體驗是很有趣的，它啟發我要從不同的視角去看城市。尤其當你接觸的人多了，你會意識到城市是非常豐富多彩的，城市裡的人有不同的喜好、品味和風格，我們要儘可能去滿足不同人的需求，而不是從上帝視角，從自己的偏好出發。所以說，城市規劃師往往更加理性，更需要現實主義。
澎湃新聞：近幾年，「城市漫步」、「城市旅行」在國內也在興起，我們經常也能聽到「City Walk」這個詞，很受年輕人的喜歡。您如何理解這種潮流呢？
李昊：其實就是大家對城市的興趣越來越濃，不想按照旅行指南去景點拍個照，走馬觀花，而是想深度地了解城市的歷史文化和風土人情。我覺得這個形式非常好，蠻有意義的。
之前在北京，朋友也邀請我去參加過類似的活動，逛一些北京的胡同老街，同時感受裡面的現代化改造，因為裡面有很多四合院改造成了特色店面，植入了特別多藝術家的設計。相比於全是遊客的南鑼鼓巷，這些地方遊客不是很多，更加小眾，值得去逛一逛。
城市是非常豐富多彩的，城市裡的人有不同的喜好、品味和風格。 李昊 圖
澎湃新聞：我們看到全球很多大都市熱衷於建造高聳入雲的摩天大廈，使其成為可以打卡的地標性建築。在您的理解中，建造地標性建築對記住一座城市是否存在意義呢？什麼樣的建築才具有地標性建築的價值？
李昊：我記得前幾年，長沙曾經要建一個全球最高的建築，號稱比杜拜的「杜拜塔」還要高，但後來就被叫停了。可能對於城市形象的塑造來說，地標性建築是有意義的，但它應該與整個城市的風貌保持協調，不是說為了打造地標而打造地標，最好是能夠和城市的文化特色結合在一起，這樣才會更有價值。我印象比較深的是臺北的101大廈，它雖然很高，但在城市中並不突兀，因為它的造型融合了很多傳統的元素，比如竹子的文化。
我覺得地標性建築不在乎它有多高，而在乎是否合適，就像穿衣服一樣，我們不必追求明星款或者特別大的牌子，但一定要選一件符合自己風格的衣服，這樣穿上之後形象才會更好。
臺北的101大廈雖然很高，但在城市中並不突兀，因為它的造型融合了很多傳統的元素。 資料圖
澎湃新聞：我們常常看到一些排行榜，比如「全球最宜居城市」、「幸福指數最高的城市」等等，這些排行榜大多可能從經濟的角度、自然環境等角度去進行排位，那站在城市規劃師的角度，判斷一座城市規劃的是好是壞，有哪些評判的標準呢？
李昊：我們經常做城市規劃的評估，裡面涵蓋了交通環境、人口、經濟、產業等幾十個指標，所以評價一個城市規劃或好或壞有很多的維度。但總的來說，以前的評價可能更加側重於經濟的發展、人均收入等方面，但現在對於城市的評價越來越多側重「幸福度指數」、「城市活力」這樣的指標。
去年年底，我們發布了一個關於「中國城市繁榮指數」的白皮書，也評價了不同的城市類型，現在的城市規劃領域越來越認為「人的活力」是評判城市的一個關鍵的要素，就像我們以前設計了很多廣場，如果它沒有人使用，那不管這座城市經濟發展的多好，我們都認為它不是成功的。能夠看到豐富的人類活動的城市，比如步行街、廣場，人來人往，這樣的城市相對比較好。
現在的城市規劃領域越來越認為「人的活力」是評判城市的一個關鍵的要素。 李昊 圖
澎湃新聞：在中國城市化的進程裡，我們很明顯能感受到有一段時間，大家很喜歡模仿「西方」，比如某個樓盤的風格一定要法式的、英式的，或者某個新城區的建設照搬新加坡、模仿曼哈頓，您如何看待這種模仿呢？
李昊：實際上，這其中有「自上而下」的規劃，也有「自下而上」的需求。「自上而下」的規劃就是指很多城市的領導人在出思路的時候就是想要模仿和學習西方的東西。雖然很多人覺得這是一種非常廉價的模仿，但其實很多老百姓就喜歡這種東西，有「自下而上」的需求。比如上海松江區有一個「歐洲小鎮」，浙江杭州也有一個「巴黎城」，甚至還有「艾菲爾鐵塔」，雖然這種品味看上去非常粗鄙，但市場就是歡迎這樣的東西。開發商是很精明的，他知道大家想要什麼，然後就造出來什麼。
所以，城市規劃師需要與大眾溝通，幫助大家提升對城市的認知，提升對城市的審美，只有這樣，城市的建設才能走出這種簡單的複製。
杭州市裡的「山寨版」巴黎城內的「艾菲爾鐵塔，周圍被一片菜地包裹。 資料圖
澎湃新聞：這次疫情會給城市規劃帶來一些什麼新的思路或課題嗎？
李昊：城市規劃的誕生其實和公共衛生密切相關。100多年前，英國倫敦出現過一次很大的瘟疫，那時候城市都是自由發展的，大家想怎麼建就怎麼建，城市建設特別混亂，沒有統一管理。 而在那之後才城市規劃的理念開始出現。
疫情之後，城市規劃對於公共衛生設施的布局越來越重視，更加綜合地平衡醫療體系在空間上的分布，通過建設綠地、公園、廣場，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提供大家一個充分活動的空間。像成都現在就把城市當作「一個公園」來進行規劃，希望每行走幾分鐘就能看見一個社區綠地，然而把這些綠地聯繫成一個網絡，讓大家在城市生活中就像在公園一樣，提高人的身心健康。相信未來這方面會越來越重視。
疫情之後，城市規劃對於公共衛生設施的布局越來越重視，同時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提供大家一個充分活動的空間。 李昊 圖
澎湃新聞：您曾經在某個自我介紹中稱自己為「建造夢想中城市的人」，我相信每一個城市規劃師都曾有過這樣的夢想，那如果沒有諸多的現實的限制，暢想一下，您想建造的「夢想中的城市」是什麼樣子呢？
李昊：就像我在書中提到的理想城市的「10個要素」，我夢想中的理想城市就是規模適中，不要太擁擠，整體經濟發展水平比較繁榮，比較有活力，能夠把過去和現在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能夠和自然環境有機結合在一起，生活便利，人性化。
在這樣的城市生活，絕大多數時間我都願意在城市裡漫步，而不是宅在家。但同時，這樣的城市一方面依賴於規劃和建設，另一方面也依賴於較高水平的精細化管理，換句話說哪怕我們規劃和建設出來一個看上去很完美的城市，但如果疏於管理，過不了幾年就會變得亂糟糟的。
好的城市依賴於規劃和建設，也依賴於高水平的管理。 李昊 圖
澎湃新聞：有沒有自己很喜歡的一位規劃師或某個名人說過的一句話？
李昊：就是莎士比亞說的那句話：「城市即人」，很多時候，我們看似在設計樓房、設計交通、公園、廣場等等，歸根結底還是為人設計，服務於人的生活，這其實是一個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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