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很早就開始了對西洋鐘的喜愛。明朝時，利瑪竇送給萬曆皇帝兩座鐘，一座為大型樓式、鍍金鐵製、帶有懸錘的大自鳴鐘；一座為手掌大小、發條驅動的青銅鍍金制小自鳴鐘，引起了萬曆皇帝的濃厚興趣。「皇帝一直把這個小鍾放在自己面前，他喜歡看它，並聽它鳴時。」（《利瑪竇中國札記》）
清朝皇帝也延續了這項喜好。康熙為自鳴鐘頻頻寫詩，其中一首叫《詠自鳴鐘》：「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輪行隨刻轉，表按指分移。絳幘休催曉，金鐘預報時。清晨勤政務，數問奏章遲。」雍正同樣愛鍾，也寫詩讚頌：「八萬裡殊域，恩威悉鹹通。珍奇爭貢獻，鐘錶極精工。應律符天健，聞聲得日中。蓮花空制漏，奚必老僧功。」他曾賜給年羹堯一隻自鳴鐘，年羹堯進折謝恩：「臣喜極感極而不能措一辭。」在年羹堯的奏摺上，雍正的硃批更是誇張：「總之，我二人作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令天下後世欽慕流涎就是矣。」
到了乾隆皇帝，他不僅繼續發揚這一「光榮傳統」，連他本人也成了一位鐘錶鑑定大師。
鐘錶鑑定大師乾隆
乾隆最喜歡的是機械人偶鍾，《紅樓夢》中馮紫英賣給賈政的就是這種鍾。1780年，英國人威廉姆森（Williamson）向乾隆進貢能寫字的機械人偶鍾，機械人能手持毛筆書寫「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漢字。其機械系統極為複雜，有六套動力傳動系統。根據方豪《中西交通史》說法，乾隆五十年，法國工匠汪達洪對它進行了改造，使得機械人能寫滿蒙字體（據其他史料，乾隆下的命令是「要寫四樣字」，負責技術攻關的工程師的名字是「德天賜」與「巴茂止」）。
《鐘錶營銷與維修技術》一書關於寫字人鐘的記載更為詳細：寫字人鍾全機械控制，每逢3、6、9、12點報時、奏樂，上層的人展示「萬壽無疆」的橫幅，下層的歐洲紳士一腿跪地、一腿半蹲，可寫「八方向化、九土來王」八個中文漢字。橫豎撇捺都有筆鋒，同時人頭左右搖擺。
寫字人鍾
乾隆後來又得到了能寫「萬壽無疆」四個漢字的機械人鍾，並下令對其進行修改：「含經堂殿內現陳設西洋人寫漢字『萬壽無疆』陳設內，著汪達洪想法改寫清話『萬壽無疆』四字，欽此。」
如果以為乾隆只會讓外籍工匠改變字體，那未免太輕視他的想像力了。1752年，乾隆曾要求對一臺烏木架葫蘆形時樂鍾加以改造：「著西洋人將此鐘頂上想法安鍍金蓮花朵，逢打鐘時要開花，再做些小式花草配上。」製作過程中，工匠們又收到乾隆關於材料的靈感：「蓮花著做紅銅打色，其小式花草做象牙茜色，瓶做琺瑯，配紫檀木座。」
據關雪玲《乾隆時期的鐘表改造》一文，除了添加飾品這種外觀改造，乾隆還對鍾穰（機芯）進行過調整。他交給做鍾處一個洋漆亭子，傳旨：配鍾穰做成帶音樂的時鐘。在製作過程中，乾隆又產生了新的想法：亭上四面柱子、花牙配做洋漆的，其座子、欄杆、腿、託板俱做銅鍍金的，脊上添做銅鍍金吻獸。
乾隆還中意與寵臣和珅秘密分享這種愛好，和珅的鐘表收藏是他與乾隆關係的最好證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的《御覽抄產單》和民間流傳的《查抄和珅家產清單》有些差異。前者記載有：大自鳴鐘十架、小自鳴鐘三百餘架、洋表二百八十餘個。後者記載是：大自鳴鐘十座、小自鳴鐘一百五十六座、桌鍾三百座、時辰表八十個。
訪華的馬戛爾尼使團也帶了鍾，但熟悉北京高層的法國傳教士錢德明告訴這些英國人，乾隆早被慣壞了，「皇帝已有了一隻豪華表，奇特的轉動噴泉鍾，一隻能走步的機械獅子，人形自動木偶等。神父們就怕一句話，就是皇帝對他們說：『好，既然你們能製造一個會走路的人，那麼現在你們讓他說話吧！』」
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7年-1806年)
因為信息收集工作不夠細緻，馬戛爾尼帶來的鐘與工匠都沒讓乾隆看上，雙方的交流也一直在磕磕絆絆的尷尬氣氛中進行。馬戛爾尼關於乾隆與鐘錶的信息雖是第一手的，但因為他的使命受挫，故其說法很有可能懷有偏見，從而大大降低了可信度：「在大殿的一角，一座來自倫敦的座鐘每小時奏出一段《乞丐歌劇》中的不同曲子。在天子寶座前，座鐘不知疲倦地反覆奏出的這些下流樂曲，這具有某種超現實主義的色彩。無疑，不論是乾隆還是定期來修鐘的耶穌會鐘錶匠對此都毫不理解。只有英國人才能體會到這種情景的滑稽可笑。……英國商人帶往廣州許多有些猥褻的細密畫的鐘表。……和珅迷住了比他大35歲的皇帝。他漂亮、健壯，熱愛生活。他聰明機靈，談吐動人。對和珅的最好形容就是他既是寵臣，又當寵妃。」
當然，其中也有客觀看法：「乾隆從愛好自動裝置變成了自動裝置大師。……在乾隆統治期間，大批座鐘、表和自鳴鐘從廣州進入中國。」
前文提到的汪達洪、德天賜與巴茂止都是「做鍾處」的外籍工匠，這些外籍工匠與乾隆的關係極為緊密，據《中西交通史》，外國工匠西澄元需經常進宮，「天天見萬歲，萬歲很喜歡他，很誇他巧，常望他說話。」後來，乾隆命汪達洪隨身相伴，他可能時刻都有轉瞬即逝的靈感要與外國工匠交流。
做鍾處的前身是自鳴鐘處，自鳴鐘處位於紫禁城乾清宮東廡之端凝殿南。據《國朝宮史續編》：「端凝殿南三楹，為舊設自鳴鐘處。聖祖仁皇帝御筆匾曰『敬天』……其地向貯藏香及西洋鐘錶，沿稱為自鳴鐘。」這裡原先是康熙用來存放鐘錶的，修理鐘錶也在此進行。雍正時期，做鍾處與槍炮處等部門劃歸內務府造辦處。
到了乾隆朝，做鍾處迎來鼎盛，中外工匠達到一百多名。乾隆元年就「做過自鳴鐘百拾件」，乾隆二年「所造自鳴鐘甚多」，以至於感覺「作房窄小」。乾隆二十七年，造辦處從廣州購得進口的廣鋼二千九十四斤，打造大小發條134根，供製作以發條為動力、並有擒縱器的自鳴鐘之用。由此可見「造鐘處」的規模之大。
乾隆與廣鍾
為了與倫敦的審美同步，乾隆通過粵海關監督讓十三行進口鐘表，要求是這些鐘錶的質量不能低。乾隆十六年，乾隆將四件他認為是三等的小洋鐘錶轉交造辦處查問，得知是粵海關監督唐英所進，他寬宏大量地只讓唐英賠補銀兩七十五兩一錢六分。
但這種寬宏大量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檔案記錄過一次乾隆的盛怒：「李質穎辦進年貢內洋水法自行人物四面樂鍾一對，樣款形式俱不好。兼之齒輪又兼四等，著傳與粵海關監督，嗣後辦進洋鍾或大或小俱要好樣款，似此等粗糙洋鐘不必呈進。」
當然，乾隆也有滿意的時候，「此次所進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後似此樣好的多覓幾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覓幾件，不必惜價。」乾隆帝還曾讓人告訴唐英：「嗣後務必著採買些西洋上好大鐘、大表，買些恭進，不可存心少費錢糧。」
廣州十三行行商在納稅之外，還要承受大量的敲詐勒索，其中最沉重的就是給乾隆買各種珍稀物品（最貴的就是鐘錶）。開始乾隆還有撥款，後來撥款逐年降低，加上官員「需一索十」，十三行只好走上自主研發製造鐘錶之路。方豪說：「造鐘業以廣州最早。惟發條皆來自外洋爾。」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三行商人用「廣鍾」進貢的秘密被乾隆識破。乾隆明示兩廣總督碩色，他本人對此事忍了很久不想再忍:「從前進過鐘錶、洋漆器皿，並非洋做！如進鐘錶、金銀絲緞、氈毯等件，務是在洋做者方可！」（《潘同文（孚）行》）
「在洋做者」一語道破玄機：十三行商人用外國工匠在廣州造的鐘表在乾隆看來不算洋鍾。北京「做鍾處」有外國工匠，乾隆自有創意。廣州不過是個通商口岸，做好進口就行了。乾隆悉心交代廣州官員與粵海關監督，其他西洋商品都不要了，「惟辦鐘錶及西洋金珠奇異陳設，並金線緞、銀線緞或新樣器物皆可。不必惜費，亦不令養心殿照例核減，可放心辦理。於端午前進到，勿誤！欽此！」
但廣鍾生產一旦開始，就停不下來了。《嘯亭續錄》記載，「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鳴鐘表，製造奇邪，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為玩具。」《清代貢物制度研究》則認為，在乾隆年間，尤其是乾隆中後期，廣州自鳴鐘製造達到了高峰。廣鐘的琺瑯是舉世聞名的，廣鍾裝飾風格往往洋味重，又融入了中國傳統工藝特點和藝術風格，具有中國南方獨特風格併兼有擺設和娛樂功能。
清乾隆 銅鍍金跑鴨轉人亭式鍾，也叫「鎏金轉鴨鍾」（以下圖片均由魏廣文先生提供）
清乾隆 御製銅鎏金琺瑯嵌寶石、白料石西洋式座鐘
清乾隆 御製銅鎏金轉花轉水法大吉葫蘆鍾
清乾隆 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轉花花盆頂水法音樂鍾
《我在故宮修文物》中的主要人物、故宮鐘錶修復專家王津寫過一篇論文《廣州製造「LONDON」（倫敦）鐘錶的考證》。其中提到廣鍾分兩種：民間產品質量一般，但打上「LONDON」很好賣；貢品質量上乘，並非乾隆一眼就能看出的。
嘉慶四年（1799年），乾隆去世，嘉慶面對白蓮教亂造成的財政困難，就鐘錶說過一段話：「朕從來不貴珍奇，不愛玩好，乃天性所稟，非矯情虛飾。至於鐘錶，不過考察時辰之用，小民無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廢其曉起晚息之恆業乎？尚有自鳴鳥等物，更如糞土矣。」
從此之後，廣州自鳴鐘貿易與生產轉向衰敗，宮廷鐘錶採辦也日益減少。廣州十三行大多數行商在朝廷的敲詐勒索中倒閉，僅有的潘家、伍家等行商早就無心經營。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十三行歇業，進貢的廣鍾也在歷史中銷聲匿跡，為民間生產的廣鍾則一直艱難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