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半世紀的想像和重構，「杜甫」這個符號在轉換的語境中展示不同的面貌，籲請人們對歷史生活和當下境遇的互動，作深切細緻的觀察。然則，在另一個新千年蒞臨之際，既受制於馮至、楊牧和西川的影響，後之來者如何重寫杜甫、另闢新路？在一批接力者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香港的廖偉棠。廖氏，1975年生於廣東新會，1997年移居香港，從2001年到2005年旅居北京，有詩集《永夜》、《隨著魚們下沉》、《花園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園》、《手風琴裡的浪遊》、《波希米亞行路謠》、《少年遊》出版。2000年10月，廖氏改編李白、李商隱、蘇東坡、柳永、姜夔、張炎等名家詩詞，創作組詩「新唐宋才子傳」，其中的「杜甫」是如此的形象──
我出差到一些古怪的地方，為了公司
將要倒閉之前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常常一個人走出那些好像廢墟的火車站，
時代像晚點的火車，在我背後悲哀地高聲叫喊。
「我」是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公司職員（我們不久就會看到，這個「我」兼有詩人的身份），外出公幹，違心參與商業欺詐，感受中國在急劇變革時代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如詩句「好像廢墟的火車站」所暗示）。反諷的是，一千三百年前的「詩聖」在這裡走下神壇，轉生為一個辛苦謀生的現代人，他不是帝國暴力的犧牲品而是市場邏輯的受害者。接下來，時空擠壓的幻象在他眼前閃現——
有時我看看天空，一個幻景：在一片清泉和白沙上
鳥兒來回的飛，像急速的風翻動我手中的文書。
當我穿過這城市那些洶湧、潮溼的人群，
我的孤獨就像最後一片落下的葉子。
杜甫《登高》「渚清沙白鳥飛回」揭示的自然景觀，被置換成現代人置身其中的空洞變幻的都市漩渦，「文書」的隱喻確認了「我」的職業身份，映照出現代人的生存處境。這個身心分裂的文員疲憊地穿過都市人潮——「潮溼」一詞可能來自美國詩人龐德的《紐約地鐵站》的著名意象——，他無力想像「無邊落木蕭蕭下」的視覺畫面，而是虛弱地退縮到內心，感到孤獨如樹葉飄落。在藝術地轉化個人經驗的過程中，廖氏使用的「歷史化詩學」以敘事性作為技法，不動聲色地帶出深厚細膩的思想內涵：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商業資本的利潤神話、鄉土經驗的流失、傳統文化符號的光暈的消失、以個體與群體的緊張作為現代世界的結構特徵。傳統意義上的杜甫，雖有旋踵而至的災難，卻能夠以苦心編織的詩歌抗衡生命創痛，在肉身毀滅的過程中凸現生命的莊嚴，那麼，廖偉棠的「杜甫」重寫是否繼承了這點呢？在第三節，詩人寫道——
在北方的新經濟開發區住著我的妻子兒女，
他們經常在長途電話裡關心我的工資。
我也想像我許多神秘的同事他們那樣
在江水中一走了之，可我跨不過秋天生鏽的鐵軌。
我病了，我在醫院的酒吧演講，像在念詩：
磅礴的氣勢吹捲起一片沒人穿著的白衣。
我憤怒地對著躲起來的醫生大罵：
「你已經把我的肺堵塞，現在還要打爛我的酒杯！」
如此一個「杜甫」帶有幾分「現代英雄」的特色：面臨生存的巨大壓力，猶疑困苦，又不乏調侃幽默，心中湧起一波反抗的、卻又註定失敗的自殺衝動，旋即又卑瑣地萌生出貪生之念，在精神崩潰的邊緣作出乖張的行為（「在醫院的酒吧演講」），但因為符合「詩人」的身份所以，又顯得「合情合理」。荒謬的是，病人在醫院接受的不是診斷治療而是規訓懲罰。結尾的「瘋話」值得比較分析。眾所周知，杜甫的「艱難苦恨繁雙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詩句，表達「詩聖」的肉體和良心飽受家難的折磨，輾轉流離，窮愁老病，被迫中止了酗酒的癖好。但經過廖氏重寫的現代「杜甫」，作為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卻在癲狂咆哮中向世界發洩啼笑皆非的敵意和怨憤。傳統「杜甫」的光環層層褪盡，而以頹廢、傖俗、猥瑣、癲狂的面目出現，其中的紙背深意，值得深思。
廖之《杜甫》晚出，與馮至、楊牧、西川的作品相比，有明顯的相似：都注意到老杜之詩歌寫作與生活世界之間的互動，對於詩歌形式有用心的經營，當然，廖詩的青澀和拘謹，亦清晰可見。不過，更大的差別呼之欲出。這體現在馮至和西川致力於抒情的運用和神性的彰顯，而楊牧和廖偉棠則對「敘事性」手法與「人間性」形象體現出濃厚興趣。尤有進者，廖詩有不可忽略的精神氣質：它解構傳統「杜甫」形象的宏大敘述（「詩史」對時代的全景鳥瞰）和聖人情結（「詩聖」對禮樂秩序的持守），描繪詩人在後社會主義時代文化空間中的一系列困窘：落魄、孤獨、疾病、貧窮、瘋狂、自殺。「杜甫」這個符號所投射的已不是八十年代中國的「詩歌崇拜」熱潮而是後期改革階段所發生的變化和問題，那種讓人難以接受的文化現實。美國學者哈桑指出，「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國際性文化趨勢具有一個連貫性模式，在此模式中，人們可辨識出「對於知識與權威的一種荒謬、悖逆、解構的方法，一種反諷、戲仿、反思、怪誕的瞬間意識」。廖的「杜甫」具有這種後現代主義痕跡。進而言之，廖的藝術構思也與新歷史主義有暗合之處。傳統史書和文人筆記中的杜甫敘事，在前現代的知識源流中具不證自明的唯一性、真實性和合法性，其中原因不難理解。按照懷特的解釋——
「敘述」被認為是歷史事實的一個中性的容器，一種話語模式，天然地適用於直接再現歷史事件；其次，敘述歷史往往使用了所謂自然的或者普通的而非技術性的語言，既用以描述它們的主體也用以講述歷史；第三，歷史事件被認為是由一連串真實的或者活生生的故事所構成——它們只是有待於被揭示出來，或從證據中被提取出來並且展示在讀者面前，讓它們的真相立即地、本能地被承認。非常明顯，我將把這種有關歷史講述與歷史真實之關係的看法視為是簡單化的或者至少是理解錯誤的。故事，像事實陳述一樣，是語言實體，屬於話語的秩序。
既然歷史敘述猶如文學虛構，需要編織情節和修辭隱喻，也受制於政治、意識形態、權力的宰制，這顛覆了官方正史或傳統敘事的霸權，凸現詮釋者的當代性、主體性和創造性。「杜甫」出自廖之重釋的「苦天使」系列。何謂「苦天使」？作者有如下剖白——
我的苦天使，也許是這樣的天使，在冰雪中熾熱，乃至赤條條，乃至五內俱焚，抉心自食，驚覺其味焦苦，然而從遠處望來，只見我光明的模樣。……這本詩集裡《今生書》所呼應的杜甫，《沃羅涅日情歌》所憶念的曼德爾斯塔姆，《一個女密謀家的下午》所依借的秋瑾，《玻利維亞地獄記》裡的韓波、格瓦拉，他們都是，苦天使。死於蕭瑟寒江上，刑場上，死於熱病、子彈，為理想而受難。這本詩集，獻給他們。是的，「更多的人死於心碎」，但現在我們需要是深深的堅忍，然後才能談論日後的工作。詩者，嘗在口中是蜜，腹中卻是苦澀，仍然值得感謝。
廖取典《聖經》，使用古今錯置、故事新編的後現代手法，戲仿杜甫，莊諧並出，帶出來一個嚴肅的主題：當代中國的轉折和詩人的命運流轉。當然，這個「杜甫」也有作家的「本事」在。廖氏，生活清貧，經營過書店，當過編輯，為謀生而從事攝影，靠稿費和獎金過生活，被稱為「非典型另類波西米亞詩人」。縱使如此，他把杜甫奉為「超越詩歌的精神導師」，他如此陳述這一私人傳統：「杜甫的確是模範，他通過他的寫作告知我們：詩歌不是無意義的、存在也不是無意義的，暴政、災難、厄運、死亡並不能戰勝精神的高貴。即使不是詩人，也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安身立命的明示。他是孔子最重要的傳人，他和孔子一樣能成為你所說的『核心』，最關鍵的是他坐言起行，用他的一生和一生的作品『體現』了那個時代其矛盾、其苦難、其混亂以及其尊嚴。」詩歌寫作，不僅成為抵抗暴力、苦難和死亡的工具，也是混亂年代的個體生存的意義根據。古今詩人跨越歷史時空而展開心靈對話，於此找到雄辯的證詞。可以說，置於後天安門時代的語境來觀察，廖的《杜甫》以解構、反諷和戲仿的方式，向重生於現代的詩聖表達致敬。
結語：一個杜甫，各自表述
關於「過去」與當下的「我們」之內在關聯，美國文評家沃倫說過：
歷史，被闡述的過去——各種歷史，甚至我們的個人歷史——永遠正在被重新思考、重新感覺、重新書寫，不僅作為呈現的新事實，而是當我們體驗新需要和新問題時，它們作為新模式而出現了，作為新理解而發展了。並沒有絕對、確定的「過去」可供我們利用，無論我們怎樣努力去決定它。「過去」如我們所知，不可避免地是一個推論，一個創造物。這一點，如果沒有自相矛盾的話，可以說是它對於我們的主要價值。在創造「過去」的形象中，我們創造了我們自己；而如果沒有創造「過去」的任務，也許很難說我們存在過。沒有它，我們就沉入了原生質群體的水平線之下。
按照這樣的說法，打量現代詩的杜甫重寫，問題的實質就不難理解了。回過頭來說，在官方傳記資料和後世文人敘述中，杜甫形象有幾個「極點」：一、儒家禮樂文化價值的傳道士，代表混亂時代的良心。二、以肉身受難成就藝術輝煌的文化英雄。三、相信藝術具有介入歷史變革、改變生存現實的魔力，一個文學實用主義者。四、詩歌競技場上的卓越匠人——這幾個方面經過歷史層積，拼湊成一個輪廓清晰的形象體系，一個凝聚穩定意義的文化符號。
上述四篇詩作均以杜甫為中心，從類型學上看，屬於美國學者龍根巴赫所謂的歷史詩，寫作時間分別是1941、1974、1989、2000年，地點分別在昆明、西雅圖、北京、香港，各自涉及中國現代史的重大歷史時刻：中日戰爭、離散華人、朦朧詩、中國改革。落實到闡釋策略，每一個詩人都從一己的現實處境出發，觀照歷史人物，在跨越時空的詮釋中滲透當下的境遇意識。杜甫對苦難的擔當及其把苦難轉化為藝術的形象，受到四位詩人的禮頌。詩歌，作為一種優雅藝術，理應在語言、形式、格律等方面獲得詩人的苦心經營，這種看法在四人的語言實踐上得到落實。但是仔細玩味，他們感興趣的是杜甫作為「詩歌烈士」的一面，撇除其他極點，結合個人境遇和歷史生活，塑造杜甫的新形象。大體說來，從20世紀40年代到新千年，由馮至而楊牧而西川而廖偉棠的歷史重寫，「杜甫」形象發生了微妙的變形，脫離宏大敘事而帶有「歷史個人化」的特徵，從政治層面的關注轉向內心感受的刻畫，或以「古典新詮」出之。相應地，四位詩人之意圖各不相同。馮至，塑造一個用存在哲學改造過的杜甫，糾正時代的精神狀況，服務於現代民族國家的文化藍圖。楊牧，出於漂泊離散的個人際遇，強調晚年杜甫之「飄蕩的生涯」，藉助歷史想像，為故國文化招魂。西川，把古已有之的歷史循環論進行現代體認，回歸個體的內心，對後朦朧詩的風格提供證詞。廖偉棠，基於後現代主義情境，戲仿杜甫，瓦解古典世界的意義系統和寫作規範。從1940年到2010年，我們見證了杜甫在現代中國的一次次變形。準此，杜甫的現代接受史已大致定型：一方面是「體系」崩解、「意義」流散，另一方面卻是「體系」重建、「意義」增生。
我把四篇詩作「合而觀之」，並非為強調歷史因果律的必然以及晚出作品的美學優異性。我的意圖在於：把「杜甫」這個文化符號放回到多重語境的交叉地帶，以及廣闊的歷史視野之中，辨識作為「思想方式」的詩歌與「社會境況」之間的拉鋸和互動。無論依靠怎樣的表述策略，每個「杜甫」都是歷史與當代的相互對話與彼此詮釋的結果，它們超越了「詩與真」意義上的成見，而與那個歷史上的「杜甫」保持闡釋學的關聯，此乃「一個杜甫，各自表述」！
（感謝張松建老師授權發布！本文原載美國版《今天》，2008年春季號，此為修訂稿。此次編輯，刪去注釋，請需要參考者查閱原刊。）
作者簡介：張松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現代詩的再出發：中國四十年代現代主義詩潮新探》（2009）、《抒情主義與中國現代詩學》（2012）、《文心的異同：新馬華文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論集》（2013）等。研究領域是全球華語文學與文化、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理論、比較文學。
本期編輯：黃海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