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中國 30 年後，英特爾資本開始在硬科技領域收割果實。
在4月初接受 36 氪等媒體採訪時，英特爾資本董事總經理、中國區總經理王天琳公布了英特爾資本的一份成績單：在英特爾資本投資過的1500多家公司中，已有超過200家上市，超過400家被併購，退出比例超過40%。
近日，英特爾資本再次宣布對國內兩家硬科技公司的投資，分別是對晶片設計工具 EDA領域的概倫電子進行A輪投資、以及對AI醫療領域的江豐生物完成B輪融資。
「不管經濟周期如何，英特爾資本每年都堅持投資5-8 家初創公司。」王天琳表示。
因為門檻高、成長慢，諸如晶片、To B、大數據一類項目始終被認為是投資領域的硬骨頭，與用戶量動輒在幾個月內翻番的 To C 項目相比，硬科技投資的回報充滿了不確定性。
不過，隨著科創板開閘，英特爾資本聚焦的硬科技領域有了新的退出渠道。2019 年，曾由英特爾資本參與投資的瀾起科技、樂鑫科技、卓易信息成功在科創板上市，王天琳更是對 36 氪直言：「現在對國內公司來說最大利好是科創板，尤其我們投的是一些硬科技公司，近幾年都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退出通道。」
與動輒每年投出幾十個案子的一線風投基金相比，英特爾資本的出手頻率不算高，這與其定位相關。不同於紅杉高瓴這種通過 LP 募資的基金，英特爾資本屬於集團的直投部門，其資金來源是母公司英特爾的業務利潤，因此，其投資風格需要兼顧戰略與財務的雙重回報。
這從英特爾的投資取向可見一斑，圍繞晶片處理器的主營業務，英特爾投資過晶片供應商瀾起科技、晶片設計廠商概倫電子、無晶圓廠半導體公司樂鑫科技等，而隨著人工智慧、雲計算、5G等新的技術浪潮興起，英特爾資本也逐漸籠絡了智能零售廠商雲拿科技、VR 廠商當紅齊天等公司。
圖片來源：英特爾資本
「我們和財務投資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選擇投資標的時一定要跟公司有戰略相關性，以及通過投後對公司提供的幫助和資源會更多。」王天琳說到。
從 1998 年開始在中國投資算起，英特爾資本總計在中國投資了 140 多家公司，總額超過 20 億美元，平均每年投資 6 家公司左右，而與出手頻次「慢」相對應的，是英特爾資本決策時的「快」。
王天琳告訴 36 氪，由於英特爾的上市公司身份，財務審計較為嚴格，但即便如此，涉及對外投資的內部決策非常流程化，只需要「兩次過會、每次一小時」。王天琳以去年底上市科創板的卓易科技為例，其盡調用了 2 周，投資談判只花了 10 分鐘。
「我不認為英特爾資本的投資決策會比國內機構更慢。」王天琳說。
這種效率源於兩點。首先是對行業的了解，拿英特爾資本投資的半導體公司樂鑫科技來說，王天琳在盡調時只見了公司的創始人和財務總監，「這是投資機構不敢想像的」，之所以敢下這樣的判斷，是因為王天琳本身在英特爾的通信部門工作過十年，主打產品之一就是迅馳WiFi 晶片，對產品研發和行業趨勢都有深入的了解。
另外，英特爾資本的團隊架構也很值得玩味。
在2016年前後，英特爾資本進行了團隊調整，調整後的團隊架構極為扁平，除了作為中國區總經理的王天琳外，只有5位投資總監，沒有設置投資經理和分析師，這樣是為了投資總監與英特爾業務部門的密切合作。
提問：在您看來，英特爾資本這樣以產業背景的機構與紅杉、高瓴這種傳統基金會有什麼差異？
王天琳：首先我們不是一個基金，是一個直投部門。最大的差異，就是我們的戰略布局和戰略資源，我們和英特爾公司都在一個生態系統裡面，大家會起到互相幫助的作用。
提問：英特爾資本去年有三家被投公司上科創板，能不能結合這三家公司，具體談談比如投資或者投後當中的故事？
王天琳：這三家公司，首先說一下瀾起科技，這兩位創始人非常全面，他們都是行業中備受尊重的企業家。英特爾資本先後兩次投資瀾起科技，第一次是在2006年，公司在2013年納斯達克成功上市，2014年公司被私有化回來，我們在2016年又再次投資，公司2019年在科創板首批上市成功，我們一起相伴15年，也見證了這個公司的成長和多次轉型。瀾起跟我們現在的伺服器部門、數據中心部門合作非常緊密。
第二家是樂鑫科技，樂鑫的創始人張瑞安非常低調專注，他對產品的打磨有極致的工匠精神，同時也有很強的商業頭腦。我們2016年就接觸，尊重創始人的意見，我們是商業合作、投資協議一起談，2018年才完成投資，公司2019年科創板首批上市，儘管談的過程很長，但實際上我們的盡調過程非常簡單，就是由於我們對產業的了解，我本人也是在英特爾做晶片出身，所以我們盡調中也沒有太麻煩公司，只跟公司創始人和財務總監做過溝通。
第三家是卓易科技，12月上市，創始人非常有戰略眼光，他和英特爾的軟體部門有長期合作。我們只用了兩周完成了盡調，投資協議談判10分鐘就搞定了。我們的投資幫助這三家公司加深了和英特爾的合作，提高了和英特爾的業務關係，也給雙方帶動了更長遠的布局。
可能是不恰當的比喻，投資過程可能像「談戀愛」，投資完成算是「結婚」，投資之後算是「婚後生活」。以這三家公司為例，其實我們的過程各有不同，但結局都挺好的。
提問：海外基金在中國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全球決策效率問題，你們怎麼提升這方面的即時性？
王天琳：我們是直投部門，作為一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是有一定的財務紀律，因此會有Global IC的存在，但是我們內部決策是非常流程化的，只要兩次過會就可以，每次一小時時間。
我做過最快的Case從開始接觸到最後打款不到兩個月就完成了，這是特例。但是我不認為現在和國內財務基金相比。我們的投資決策會比別人更長。舉個例子，剛才說的卓易信息，去年12月科創板上市的，我們盡調用了兩周，投資談判10分鐘，兩次過會就搞定了。
提問：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其他機構做不到。
王天琳：作為有產業背景的投資人，背靠英特爾公司深厚的資源和底蘊，是我們的優勢。比如我本人在領投樂鑫科技的時候，因為我曾經在英特爾做了十年WiFi晶片，對這個領域相對來說比較熟悉。即使是我個人不熟悉的領域，在英特爾基本上都能找到內部專家徵求意見，至少對技術的判斷效率和正確率會比較高。
提問：關於退出的問題，當下的行業環境，包括IPO窗口可能暫時關閉，退出路徑可能受到一定的影響，英特爾作為CVC最深的獨特性您的感受什麼？對於當下戰略退出有哪些想法？
王天琳：關於退出路徑，境內架構的硬科技公司去年開始迎來了科創板的重大利好，我們也是受益者之一。相對而言，以前的赴美、赴港上市路徑可能現在回報上就會略遜一籌。
關於退出路徑，現在對中國onshore的公司來說最大利好是科創板，尤其我們投的是一些硬科技公司，是一個非常好的退出通道。海外來講，的確這兩年這種offshore退出的機會越來越少了，的確有一定影響，所以對國內硬科技公司來講，近幾年的退出通道可能還是以科創板為主的上市。
提問：疫情期間給被投企業提供了哪些落地的具體的支持或者幫助？
王天琳：大家可能對疫情比較關心，我也想借這個機會說一下投後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疫情當中。我們非常重視投後，剛才講了時間和優先級的保證就是我們團隊，正常情況下我們會把至少一半的時間和精力用來幫助現有的被投公司，現在這個階段這種時間比例會更多一些。再一個，作為投資人要更加耐心，因為業績會延後。
我們做幫忙不添亂的合伙人，我個人感覺幫忙和添亂之間差別非常小，懂行的幫忙就叫幫忙，不懂行的幫忙就是添亂。作為投資人我們首先擺正自己的位置，大部分情況下還是企業家更了解他們所在的行業。
我經常和被投公司的企業家講，如果你碰到困難了，你不告訴我那是你的錯，如果你告訴我了我們幫不上忙，那是我們的錯。從公司層面來講，我們的目標是打造一個開放性的生態系統，做大，讓所有參與者都受益。
提問：去年VC特別看重半導體行業，一些企業也拿到大額融資。在您看來中國晶片行業的發展是否有估值泡沫的嫌疑？英特爾投資在中國和美國對半導體領域的投資思路是相似的嗎？
王天琳：半導體領域的確是最近投資比較熱，我們其實已經投了很多年了的。半導體領域投入成本很大，門檻高，周期長，風險非常多。我個人理解半導體產業發展，人才、資本、市場三個要素缺一不可。
現在資本是非常充足，市場也很大。所以對於創業者來說，現在應該說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種情況下，優秀的團隊受投資人追捧，估值水漲船高，這也是市場規律。
說到晶片這個比較熱的話題，我也想藉此機會給半導體的創業公司或者創業者們一些建議，不要一味的追求高估值。半導體創業是一場馬拉松，最好的方式是每一輪估值有比較合理的增長，這樣才能給公司引進最有戰略價值的投資人。
我們這邊從晶片的上遊，包括製造材料、設備到晶片的設計，軟體到下遊的應用場景，英特爾資本和英特爾有遍布全球的內部專家和外部生態一起進行評估和協作。我們不輕易出手，一旦出手之後就做好了和公司站在一起打持久戰的準備，因為晶片創業是馬拉松，沒有短平快。
提問：當下資本寒冬、疫情等多重因素的疊加影響，您觀察當下股權投資行業有什麼變化？變化是什麼？當下您感受到的最大難點是什麼？預測行業會在什麼時間點、什麼條件下呈現好轉趨勢？
王天琳：首先大家感覺到疫情對各行各業的影響都有一個減慢的趨勢，對於我們工作開展的確有一些影響，我們的一個宗旨是，過去在中國20多年，我們堅持每年投資5到8家初創公司，不管經濟周期如何，是高速發展還是所謂的寒冬，還是暫時的疫情，我們肯定保持這樣的節奏，繼續在大部分投資當中作為領投，然後幫助公司的成長。
提問：我們基本以領投為主，特別重視對企業的賦能，但其實這些關鍵詞組合起來，會不會導致我們被投企業最後都是清一色的「英特爾氣質」？
王天琳：我剛才提到過我們的理念，我們投後需要做一個「幫忙不添亂的合伙人」，首先做投資人要擺正自己的位置，還是企業家更了解他所在的行業，投資人的優勢在廣度而不是深度，你的廣度在你的經驗和網絡，還是屬於如虎添翼，只有企業家做那隻老虎，幫忙不添亂的投資人可能做一個翅膀，如果倒過來這個企業不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