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應該是我上周日要書寫下來的感想，不過，當你的心情百感交集，雜亂得好像毛球的時刻，你可能更想讓它沉澱下來，到一個階段後理出一點頭緒，再慢慢地拉出來。
3 月 18 日早上 10:40，我接到榮總腦神經醫學中心主任王署君的簡訊，他告訴我「李大師今天情況不妙」。從 2015 年生病，到 2018 年離開，除了 2017 年 3 月短暫回家住了不到 2 個月外，李敖幾乎都在臺北榮民總醫院，這期間，都是王署君負責診斷他的病情，並一直照顧他。
去年年底，李敖被檢查出腦幹上的腦瘤已經全部變成癌細胞，布滿腦部，當時，他就知道，離開只是時間的問題。那時候，他的腦壓非常高，王署君告知了他實情，李敖很勇敢地說：「我願意再開刀。」
開刀並不是把癌細胞拿走，而是弄一個引流讓腦壓下降。醫生坦白地跟他說，以他當時身體的狀況，很可能腦部開刀手術還沒有成功，他就已經死在手術臺上。但李敖卻說「大不了一死」，因為他不能接受：人好像活著卻無法表達語言，處於半昏迷狀況。
死有何懼，只怕不能表達
李敖曾說，他是臺灣最後一個可以打敗電腦的「腦」，可他的腦卻被癌細胞打敗了。所以，他勇敢地面對疾病，也勇敢地接受手術。
可是，因為他的年齡、他當時的身體（已被肺炎摧殘過很多次）、他的狀態（已多次進出加護病房，甚至心臟一度驟停），沒有一個外科醫生敢幫他開刀。之後，李敖就在半清醒半迷糊的狀況裡過了一段時間。
在往生前一個多月，他已經完全不認得任何人了。他的兒子趕回來籤署了「不做積極治療的同意書」，包括不打抗生素、把類固醇降得很低，而類固醇正是控制他腦部腫脹非常重要的藥物。
李敖與兒子李戡
醫生當時預言，降低治療到這個地步，李敖可能只能撐一個星期到兩個星期，可是，他神奇地撐了超過一個月。他的血小板已經降到不可思議的低，是一般人生命需求最低標準之下，但他還是活著；他生命的鬥志非常強，然而他始終是昏迷的。
因此，對於李敖會走這件事情，我們所有知情的人大概心裡都準備了一個多月。那天早上一接到簡訊，我還沒來得及去了解這意味著什麼，也沒來得及出門，僅僅不到 19 分鐘，榮總醫院的副院長陳威明、主治醫師王署君就同步通知我，「李敖走了」。
我和李敖有太特殊的緣分，我不喜歡說是老天的安排，我想說應該是我的福氣。他總是扮演強者，幫別人打抱不平、替別人說話，也給自己惹禍，但從某個程度來說，他就是一個強者。我很高興在他最後的三年裡可以去照顧他。
認識他，就是我的福氣
我隔一段時間會辦「中天青年論壇」，2015 年的時候，我覺得李敖好久沒有跟年輕人說話了，就讓助理把他請來。見到他之前，助理先讓我做好心理準備，因為當時李敖的腿已經有點不大對勁了。
那天的論壇應該算是他最後的公開演講了，當時我看起來跟他在對談，卻不像平常那樣談笑風生。當天晚上，他告訴我，他走路已如棉花。
第二天，我就抓著他去榮總找骨科主任陳威明醫師，我以為是脊椎壓迫了神經，才導致他的腿不能走路。但陳威明覺得沒那麼簡單，幫我們請來了榮總的「神童」王署君來會診，照了脊椎也照了腦部，結果最不幸的結論出來了：李敖長了一個腫瘤，位置還在不能開刀的腦幹（腦幹管生命中樞）。
李敖聽到這個消息後沒有慌張，臉上沒有太多的表情。隨後，王署君用清晰的語言解釋道：第一階段，它會先壓迫你走路平衡的功能，所以你現在絕不能摔跤，一摔跤就完了；第二階段，它會妨礙你吞咽的功能，你會開始吞不下東西或者直接吐出來；第三階段，它會慢慢壓迫你的呼吸中樞，那時候，你就走了。
如果你是一個恐懼死亡的人，聽了這番話就會覺得閻羅王的地獄之門正一步步地靠近；如果你還是一個膽怯的平常人，可能每天醒來就會恐懼閻羅王會不會今天就來找我。
論壇這一天，看到他走路不對勁
隔天便抓他去醫院檢查
實際上，李敖在 2016 年的時候就幾乎無法吞咽了，尤其到了 2017 年，他只能用插鼻胃管的方式維持生命。
腦幹裡的腫瘤很神奇，它真的到壓迫人呼吸的時刻，反倒會使人的呼吸變得越來越急促，但不會停止。所以，在他死之前，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徵兆，就連主治醫師都沒有意識到他第二天會走，誰都沒想到，這樣的呼吸會在某一刻「啪」的一下就停了。
畢竟現在人類的醫學還沒有進步到可以隨時看到腦部的變化，更不知道癌細胞什麼時候會壓迫到他的腦部中樞。
鼻胃管手術後，李敖還嫌棄自己難看
回憶陪李敖的這三年，起初他剛得知病情，我們就要他每三個月回去複診。有一段時間他逃掉了，我知道後就打電話把他罵了一頓，還把他最相信的醫生都找來，大家一起吃飯，讓他有安全感。
幾個月後，他從走路不穩變成兩腿真的像棉花一樣，王署君就跟我說情況不妙，這表示他的腦瘤長得很快，而且應該是最近長的。因為如果是幾年前，很年輕的時候就有這個腦瘤，它應該長得很慢。但它卻長得很快，這就意味著李敖會走得很快。
所以，從 2017 年開始，李敖幾乎沒有辦法出院。他曾在治療腦部期間，接受過另外一家醫院的治療，打螺旋刀，但螺旋刀最後並沒有抑制他的腦瘤，反而使他的腦部腫起來。為了控制腦部腫脹，醫院只能每天給他使用 6 顆類固醇藥丸，這就導致他沒有任何抵抗力，接著就得了肺炎。
所以，他住進醫院，不是因為他的腦瘤，而是為了治療腦瘤間接失去了抵抗力，以至於肺炎不斷地攻擊他的身體。
行走成了他最大的問題，兩腿軟若棉花
李敖一知道自己得病、醫生說還有三年的時候，就開始搜集很多他想寫但沒有完成的資料。他跟我說：「文茜，一年之內我不再見任何客人，我要認真地把握最後的時間，把它完成。」
那時候他的腦筋很清楚，講話也很清楚，唯一有問題的就是走路。於是，我就請我的助理每個星期三去陪他：不讓他摔跤、帶著他去餐廳吃飯、去外面透透氣，再幫他找一些資料。最重要的是，讓他感覺有人陪伴。
李敖還跟我說，明年要去一趟北京，要在臺灣發表新書，讓我要記得陪他去，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只是這個約定，不可能實現了。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他說他很遺憾，兒子女兒都還在念碩士和博士，另外還有一個女兒在北京，需要一直給她生活費，作為補償也是歉疚。全家只有他一個人在賺錢，所以他的經濟壓力很大。
「我可憐啊，這麼多人啃我的老。」但是他當然知道，自己到 60 歲才結婚，這是一個必然的情況。要養這樣一個家庭，他需要賺更多的錢。所以，當年他寫完《北京法源寺》之後就接了很多電視節目，收入自然就高了。不過，在那之前，他其實一直是負債的。
終究還是沒有完成最後想寫的一本書
李敖走了以後，我情緒還是很激動，雖然對於他的死亡，我已經預知了那麼久，但是那天下午我還是忍不住哭了。
李敖曾經接受楊瀾訪談的時候說到，「傷感是一種負面情緒，它剛一出現，我就把它消滅掉了！我平生最欣賞莊子和伏爾泰，前者在妻子死後鼓盆而歌，認為生死自有命；後者死的時候，囑咐棺材一半留教堂，一半留教堂外，萬一上帝不讓他上天堂，就趕緊從另一端逃走！」
所以，人不要花時間傷感，失去的就失去了。
李敖接受楊瀾訪談時，坦言自己對死亡的態度
他走的那個晚上，其實離我的生日還有一個星期，可是有一群好朋友提前幫我過了生日，他們給了我很多愛，還有美麗的花。我忍不住就哭了，在很多人面前哭出聲來。其實我不是一個很愛哭的人，也很少哭，但我覺得李敖太寂寞了，你們一直以為他是強者，他自己也這麼認為，但他卻也是一個寂寞的人。
李敖的爸爸當年在臺中一中教書，媽媽也是臺中一中的職員，他的家境不算特別好，但也沒有糟到沒飯吃。李敖的家庭觀念很強，一直照顧到媽媽離開，但他們母子倆並非沒有衝突，他的媽媽還比較偏心他的弟弟李放。
李敖每個月會花 8~10 萬新臺幣請人照顧媽媽，還幫媽媽租了一個房子，他其實很愛他的媽媽，只是不肯承認罷了。他笑說：「因為我要在我跟『閻羅王』中間擋個人牆。」這是李敖式的風格。
自從他媽媽走了以後，他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我不能夠說他逞強。但是自從「閻羅王」跟他之間少了個人牆，他也離「閻羅王」更遠了，這是李敖的寂寞。
少了「活閻王」，其實，他更寂寞了
我是 22 歲的時候認識李敖的。那時候大家說要一起辦黨外雜誌，聚了很多人，他回憶說，當時看到我就覺得「那一堆人裡最聰明的就是陳文茜」。其實，他注意到我很大的原因是，我當時頭髮噴了好幾個顏色，他覺得我是哪裡來的怪物，而他自己也是怪物，這是他注意到我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則是我講話的方式和態度。
我 23 歲的時候擔任《中國時報》海外副刊的主編，想約李敖的稿子，因為他有一本非常著名的書叫《傳統下的獨白》，於是，我就想出了一個名叫「獨白下的傳統」專欄。
我知道戒嚴時期讓李敖寫稿是有風險的，可能不讓刊登，但我覺得他身上有一種很特殊的梁山泊氣質跟俠義的精神，亦正亦邪，所以就想讓他用自己的角度來寫，《資治通鑑》也好，《水滸傳》也罷。結果，寫第一篇，警總就出現了，實際上，不該寫的都沒寫，就因為作者是李敖。
如果當時他們沒有查封李敖的專欄，那可能會成為當時最暢銷的刊物，可以讓人有機會讀到那麼多好看的文章。我的文筆應該比大多數人好一點，至少我看得出來，誰的文筆好，誰的文筆不好，誰的文章可以稱作精彩絕倫，而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可以像李敖那樣，把《水滸傳》重寫得如此才華洋溢、淋漓盡致。
但是，警總就是來了，儘管李敖已經刑滿釋放，但威權體制依舊沒有放過他。
坐牢以前的李敖
李敖為什麼會坐牢呢？當時謝聰敏、魏廷朝幾個臺大畢業生的老師彭明敏發表了《臺灣自救運動宣言》，加上他背後有美國人，所以就被軟禁了。後來，美國人幫助他易容離開了臺灣，而幫忙傳遞相關英文信件給國際特赦組織的就是李敖和那幾個臺大畢業生。
所以，彭明敏走了以後就換李敖他們坐牢。他被判了十年，跟當時的愛人小蕾就這樣分開了。監獄裡不準閱讀，也不準看報紙，只能寫信給女兒，所以他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直到有一天，獄卒跟他說「你今天可以看報紙了」，仿佛打開了一片窗，他很高興，但翻開報紙一看，他才知道為什麼那天他可以看報紙，因為上面有一個結婚啟事，那個新娘就是他的女友。
他們就這樣整他，「不只關押你，讓你失去自由，還要讓你徹底地失去一切。」後來因為蔣介石死了，他才減刑一半，坐了五年多的牢。
李敖早期手稿
說真的，那個年代，彭明敏寫自己的宣言關李敖什麼事，不是他的親戚，也不是他的老師。更何況，彭明敏是臺獨，李敖則是一個主張祖國統一的人，他為什麼要幫彭明敏？只因為他認為，在一個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大原則下，彭明敏的主張應該被尊重，他不應該因此被軟禁，所以他打抱不平。
但是，你們知不知道在那個年代打抱不平的代價是什麼？儘管他在《文星》雜誌時代出了一兩本暢銷書，但坐牢之後他的出版品就被查禁了，報紙上也不能登，甚至從此沒有「李敖」兩個字，哪怕我只叫他寫一個《水滸傳》，只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方法來解釋梁山泊的精神，都不能刊登。
跟內容沒有關係，就純粹是「李敖」就不行。國民黨想讓他窮死。
他呢，可不可以不要窮死？可以，只要改變一點寫作風格就好了。那個時候就有幾個文化明星，他們大體上知道紅線在哪裡，知道什麼不能碰，識時務者為俊傑。但李敖不是俊傑，他是「豪傑」。
他認為戒嚴時期去寫一些不碰觸戒嚴體制底線的文章，例如純粹地去談「我們要好好地收垃圾」「要好好排隊」「不要在公眾場合大聲喧譁」，這些就是取巧。他要寫的文章，就是挑戰戒嚴體制，要爭取 100% 的言論自由。
被查禁了96本書，他為此列了一長串簡況
有一次，他寫了一篇文章，連反對他的人都跟我說，「沒有話講，沒有一個人的文章寫得過他。」1982 年，他為老兵李師科喊話。那時候的李敖也就四五十歲，處於才華的高峰，可他大多數的文章都不能刊登，只能登在黨外雜誌上，而主流媒體上根本看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後來，他就笑說：「哎呀，你們所有報紙都把我封殺了，但知道我跟胡茵夢結婚，就又讓我在娛樂版出現了。」很多人會覺得他很搞笑，其實，他搞笑，只是不願意活在憤怒當中，他必須要用一定程度的嬉笑來看待自己的人生，要麼早就被氣死了。
李敖說，很多政治犯都是被氣死的，他可不要，他一定要活得比他的敵人更久。
老兵李師科被捕後很快就被槍決了
李敖那個時候是怎麼賺錢的？以他的才華，如果願意去寫一些歌功頌德的文章，會賣得不好嗎？官方不會捧他嗎？如果去寫一些不牴觸既有體制的東西，他賺錢會有困難嗎？我覺得如果是那樣，他會賺非常多的錢。
但李敖認為有些原則是要永遠堅持的，也因此，他在鳳凰衛視的節目被關掉了，就因為他老是挑戰言論尺度。鳳凰衛視的老闆劉長樂是李敖的知己，李敖一走，他便立刻搭著私人飛機來送他，無論如何也要見他一面，所以自然不是劉長樂要關他的節目。
李敖寫過一本書叫《陽痿美國》，在臺灣沒什麼人看，在大陸不被出版，因為他們說，這會妨礙中美關係。李敖就說：「中國人都被美國人欺負成這樣了，我的書還不能出版！」中信出版社拜託他把「陽萎」兩個字改掉，他堅決不改：「連我都陽痿了，我講『陽萎美國』有什麼稀奇，我就是不要改。」
李敖在大陸的知名度很高，他死的那一天，整個新浪微博的封面都是關於他的消息，大的、重要的公眾號也都在發他的消息。如果他的書可以出版，難道不能賺很多錢嗎？老來已經沒有太多舞臺的李敖是需要這樣的機會，可是，他就是不會對這種事妥協，這個就叫做「思想言論自由」。
所以，他不僅在臺灣被國民黨封殺，就連大家以為的「他跟大陸關係很好」「是大陸的老百姓」「大陸官方對他還算敬重」，但他的出版物還是不能出版，他的電視節目《李敖有話說》做了一段時間後也關門了。李敖把自己活得很辛苦。
早期主持鳳凰衛視的《李敖有話說》
李敖還有一些爭議，比如賣二手冷氣機，比如檢舉一些人收買官員，然後那些人只好來跟李敖「妥協和解」，他們認為李敖這種賺錢方法很可恥，卻不覺得自己的行為可恥。難道收買官員、幫他們拿皮包、想盡辦法去賄賂、拍馬屁，因此得到政府給的特許跟特權就很光榮嗎？
李敖只是不想被窮死，他並沒有很多家產，又需要照顧媽媽、另一個女兒，還有一個家庭。
我有時在想，到底這個時代我們在捧什麼人，批評什麼人？附和權勢的叫做「清流」，捍衛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體制的人卻要被「封殺」，活得很辛苦，還要因此付出重大代價，甚至被拿來嘲笑。
2005年，李敖曾做客《鏘鏘三人行》
我說李敖是個寂寞的人，他其實不喜歡我用這種口吻講事情，他是不訴苦的，他是用罵的，他還跑去《康熙來了》踢館。
為什麼？因為他要呈現出來，現在的年輕人完全支持墮落。他用坐穿牢底得來的言論自由卻被濫用到了「狗仔文化」「看圖說故事」「胡言亂語」的自由中，他遺憾媒體會墮落到這個程度。
他相信民主政治，相信自由主義，他以為有了自由主義，有了民主政治，我們的文化會提升，我們的思想會更深入。結果，他看到的是整個社會，包括媒體老闆、各類名流給他的回報：非常墮落的文化現象，非常低俗的思想。
更嚴重的是，他看到：當年國民黨成員現在轉身變成綠營權貴；當年在國民黨體制下苟且偷生的人現在都大聲地講話，覺得自己是民主鬥士。而他呢，卻被掃地出門，變成一無所有，這個「一無所有」指的不是他的權利，還包括他想要的體制跟理想。因為，他一直為了理想而戰。
只是，在當今臺灣社會，這些理想，包括言論跟思想的自由都已經變成了笑話。所以，我覺得他非常寂寞，人生一場空。
2015年，李敖做客《康熙來了》
李敖走了以後，我特別傷感的原因還有一些個人因素：念初中的時候，我看了《文星》雜誌，他啟蒙了我；後來認識了他，他讓我更勇敢地扮演自己所相信的一個獨立者的角色，所以我不會人云亦云，會堅持對思想、對認為正確的事情說真話；當我受到挫折時，就會打電話給他，他可以三言兩語就鼓勵了我；他是一個非常貼心的人，我每次住院，他都會來看我，甚至次數比我媽媽還多；他對狗沒興趣，但他知道我視狗如命，所以得知我的狗死了，他就會來看我，然後掏出一大把鈔票給我，再買一隻。
他生病的時候，我突然又走了兩隻狗，這次換他兒子戡戡給我打電話：「文茜阿姨，如果爸爸現在腦袋清楚，他鐵定要我再去買一隻比當年的『李敖大哥大』更可愛的狗給你。」我說千萬不要再來了，家裡的狗太多，可我老了，沒辦法再養狗了，只想把這幾隻照顧好。
李敖很重情義，高信疆晚年得了癌症，死後葬禮的錢都是李敖出的。高信疆是個很惜才的人，捧紅了很多文人，當年他也想刊登李敖的文章，只是登不出來，但李敖還是很感謝他。
很多人賞識他的才華，只是受限於時代
李敖身上承繼的自由主義，是由五四時候激發出來的一個後代精神，他死的這一年剛好是「五四運動」 99 年。可以說，李敖是臺灣這個島嶼上最後一個自由主義者。
他那麼辛苦地賺錢，現在被很多人說是爭議，他用賺來的錢支持鄭南榕辦雜誌，支持言論自由。「臺獨」鄭南榕一直以為李敖跟他是一夥的，後來才發現原來李敖是個統派。這就是李敖，他身上有俠義精神，東北人的氣魄，和五四之後自由主義的精神。
李敖曾去北京大學演講，他知道北京的尺度，卻照常拿出一本書，「這就是我被國民黨查禁的書」，全場掌聲雷動。如果後來李敖繼續這樣的言論，鳳凰衛視可能會被迫關門。為了他的好友、知己兼兄弟的劉長樂，他後來在清華大學的言論就沒有按照原來的想法，那麼激烈。不是向權勢低頭，而是要考慮好友的生存問題。
北大演講，他拿出了「臺灣禁書第一人」的堅持
俠義、自由主義，這就是李敖的一生。為跟他不同思想的人維護該有的言論自由，他去坐牢；付出一切代價幫老兵說話……
我比不上李敖，我也沒有他那麼大的勇氣得罪那麼多人，他是我永遠的典範。他有些缺點我沒有，但他的優點我可能連 1% 都沒有。
這個社會討論李敖，注意的是他的機智和搞笑，還有他的特別和才華。其實，要找到一個像他這樣有勇氣、有骨氣、不肯向權勢妥協、不肯媚俗，又才華洋溢、知識淵博、又認真做學問的人，真的很難，沒有第二個了。
他的離開，也是與一個時代的告別
很多年前，我寫文章說，這個社會是不是要等到有一天，李敖離開的時候才會開始懷念他，等到當你發現再也沒有第二個李敖的時候，你才會知道他的價值。確實，這個時代，大多數人似乎就是如此。
有一小部分文人好像覺得自己是了解李敖的，其實他們不了解，因為他們看不到自己。苟且偷生的人很難理解赴湯蹈火的人，包括他的心靈，他的思想，和他真正的人生觀。
李大哥，你不相信有來生，你也不願意跟大家說再見，我不知道說什麼，我只能說：失去了你，我們都非常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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