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此前的坎城電影節上拿下了金棕櫚，但或許大多數人還是沒有料到，早早就亮相的韓國電影《寄生蟲》會成為第92屆奧斯卡的最大贏家。
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國際電影、最佳原創劇本四個獎項的《寄生蟲》，不僅是韓國電影首次獲得奧斯卡獎項，也是92年來，奧斯卡歷史上第一部「外語」最佳影片——此前，歷史上一共有6部同時入圍最佳影片和最佳外語片的電影，前5部分別是法語片《焦點新聞》、義大利語片《美麗人生》、華語片《臥虎藏龍》、法語片《愛》和西班牙語片《羅馬》，而它們無一例外都贏了最佳外語片，輸了最佳影片，而《寄生蟲》居然打破了這一魔咒。
此外，《寄生蟲》還是第二部同時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與坎城金棕櫚的電影——上一次做到這點的，還要追溯到1956年的《君子好逑》。
同時，導演奉俊昊也無疑成為韓國首個奧斯卡最佳導演，而且是繼《羅馬》導演阿方索·卡隆後，影史第二人以「非英語片」拿下最佳導演的人。同樣，他也是首位獲得最佳原創劇本的亞洲人。更厲害的是，此次斬獲四項奧斯卡的奉俊昊，還與華特·迪士尼並列，成為在單屆奧斯卡上，獲得最多奧斯卡的人——難怪頒獎禮後，他說得最多的話就是：「I’m sorry,it’s so many.(對不起，獎盃太多了)。
而今年《寄生蟲》面臨的強手如雲，也為其創造歷史添了更多的傳奇色彩。比如《1917》一直被認為是頭號「種子」選手。而它也和2018年的《愛樂之城》一樣，在接連斬獲了金球獎、製片人工會、導演工會和英國學院獎等幾個最重要的奧斯卡「前哨」站獎項後，卻最終在奧斯卡上錯失最佳影片。
更慘的則是奉俊昊在獲獎感言中專門致敬的馬丁·斯科塞斯。其導演的《愛爾蘭人》坐擁10項奧斯卡提名，卻顆粒無收——可憐77歲的馬丁老爺子，連同79歲的阿爾·帕西諾、76歲的喬·佩西（二人同時提名最佳男配）全程陪跑。當然，比起76歲的主演羅伯特·德尼羅連一個提名都沒獲得，他們可能還算是幸運的。
而奧斯卡歷史上有一部比《愛爾蘭人》更慘的「大師之作」，那就是史蒂文·史匹柏的《紫色》，在1986年第58屆奧斯卡上獲得11項提名，最終也顆粒無收，而且這還是一部黑人女性題材的歷史片，可以算是政治正確的集大成者——如果放到今天的環境下，或許結果會不一樣些。
所以，《寄生蟲》能夠創造歷史，可以說是運氣加上一點天時地利人和。
因為首先，它就處於一個極其強調「政治正確」的時代下——「Oscar is not so white now。（奧斯卡不再那麼「白」了）」頒獎嘉賓Oscar Isaac一上臺就說了，這也對奧斯卡的趣味和選擇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近幾年，奧斯卡從學院的人員配置到提名名單上都出現了更多的有色人種與女性，去年的奧斯卡有色人種和女性獲獎者的數量也前所未有得多，最終反映種族題材的《綠皮書》拿了最佳影片。
也是基於這個變化，越來越多想要拿到小金人的電影開始利用種族爭議、女性運動、LGBT、階級對抗等社會議題進行營銷，最終出現了很多政治正確、技術合格但趣味欠缺的應試作文。
而像聚焦一戰的《1917》，雖然是學院派很喜歡的戰爭題材，但或許是因為已缺乏現實投射，最終在最佳影片上失利。
反之，對《寄生蟲》的追捧也標誌著好萊塢正在努力尋找新的東方敘事，畢竟這些年的好萊塢電影已經逐漸失掉了新意，吸納更多的人才是其持續發展的動力，這也就是為何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於2019年宣布修改評選規則，將「最佳外語片」修改為「最佳國際影片」。
儘管有創造力乏力，以及「政治正確」的導向，但毋庸置疑，《寄生蟲》的獲獎，至少在現實奧斯卡或者說整個好萊塢在進一步開放和不斷擁抱變化。
不過，其還沒有完全放棄保守。
比如對於以Netflix為代表的流媒體們，奧斯卡就沒有那麼友善了。
相比去年《羅馬》在奧斯卡上收穫了首個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並斬獲了最佳導演和最佳外語片的獎項，Netflix今年的衝奧之路並不順利。
本屆奧斯卡，Netflix足足獲得24項提名中，《愛爾蘭人》和《婚姻故事》還同時入圍最佳影片，但最終只有《婚姻故事》獲得最佳女配角，由歐巴馬夫婦投資的《美國工廠》獲得了最佳紀錄長片。
這顯示出，好萊塢為首的影視巨頭依然位於奧斯卡的主導地位，以Netflix為代表的流媒體力量依然處境尷尬。
根據《好萊塢報導》的消息，《愛爾蘭人》曾經嘗試在傳統院線上映，但傳統院線無法接受Netflix提出的30天的窗口期（通常窗口期是90天），最終《愛爾蘭人》只在少數獨立藝術院線上映，而網絡上線首周就吸引了2760萬觀眾觀看。
這種流媒體模式對傳統影院商業體系的衝擊始終被傳統電影界所忌憚。奧斯卡的主辦單位——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就曾多次表示過這種不在銀幕上映的視頻並不能被稱之為電影。史匹柏也認為，Netflix 原創電影不應該出現在奧斯卡獎項中，因為這些電影很少在影院播放。
奧斯卡獲獎背後能為電影產業鏈條的多個環節帶來巨大的商業價值，Netflix此次失利的原因也就很明顯了。
實際上，這種偏見在中國也有——其與今年春節期間，院線和傳統電影人集體抵制《囧媽》在線上免費發行的行為如出一轍。
而此次《寄生蟲》獲獎後，國內又出現了一片「什麼時候中國電影也能登上奧斯卡」的「扣問」。似乎每當亞洲其他國家電影取得了光輝的成就時，我們就喜歡感嘆中國電影的停滯不前。
《寄生蟲》的故事反映韓國社會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和階層差異，這種用東方家庭講述了一個西方議題的方式具有普適性，畢竟貧富差距哪兒都有。一直以來，韓國電影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用好萊塢類型片的敘事方式，探討韓國本土的社會問題的故事，而且在奉俊昊的處理下《寄生蟲》的類型化程度也很高。奉俊昊一直都是好萊塢的忠實學徒，他的《雪國列車》就是對好萊塢學習和模仿的代表。
在得知《寄生蟲》獲獎後，韓國總統文在寅在SNS和官方Twitter上發文祝賀，並表示「今後政府將進一步為電影人提供能夠發揮想像力，大膽創作電影的環境。」在過去20年時間裡，廢除審查制度、由電影分級制替代的政策激發了韓國電影的創造力，釜山電影節的設立也讓韓國電影從封閉走向了開放，同時韓國電影建立起了一套適合自己的工業系統，觀眾對本土電影越來越有信心，這些都支持著韓國電影進入一個高速發展時期。
對比下，中國處處受限的現實主義電影，留給電影人可操作的題材本就不多，況且如同《寄生蟲》這般拍出人性的最陰暗面的電影在中國根本沒有上映的機會。中國電影更需要的恐怕還是文在寅的這番話。
而以上這些問題，或許比單純討論《寄生蟲》配不配這些殊榮，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