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示】
相當長一段時間，討論戊戌變法，總會不自覺陷入康梁話語體系，造成一種錯覺，以為改革的成敗，全取決於陰謀及其背後的新舊實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但微觀史學告訴我們，改革進程的演變，有太多錯綜複雜的因素在相互影響。譬如，「守舊派」的形成原因，未必天然就反對改革；又如「改革派」，未必從來就是鐵板一塊。1898年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留下許多線索供後人反思。其中起步最早、領一時風氣之先的湖南新政，如若檢討改革陣營內部，也有諸多裂痕早已產生。
新湖南湘江頻道刊發著名文史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劉夢溪先生的宏文《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機遇與挫折》，為您還原120年前湖南改革的歷史現場，解析一代精英歸於幻滅的前因後果。
劉夢溪，著名文史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再看湖南新政在八月政變前一段時間的艱窘情形。
當1897年秋天到1898年春天湖南的改革達至高潮的時候，大吏、紳士、士人眾志成城，集合在巡撫陳寶箴的周圍，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以湖南振興為懷抱，改革措施一個接一個出臺，全國的改革人士無不嘖嘖稱讚，甚至也引起了國外的注意。可是到了1898年的夏天和秋天，形勢急轉直下，比之先前，判若兩重天地。士紳雅聚，笑語喧闐的情景不見了，代之以攻擊讒陷。南學會講論、時務學堂問答的熱烈場面沒有了，代之以冷清散亂。原來仿佛一體的士紳，轉瞬間分成了互有嫌隙的三個派別。王先謙、葉德輝等守舊勢力，自是一派。改革派內部也發生了分化：因陳寶箴被迫調整了改革政策以及採取了一些組織措施，熊希齡、譚嗣同、唐才常等開始對領導他們改革的撫院有了不滿情緒，改革的激進和漸進的分野開始明朗並趨於對立。
譚嗣同因調閱時務學堂札記、官課出時文題目以及批評他稱康有為作老師，給歐陽節吾寫了措辭強硬的信。他說：「才常橫人也，志在鋪其蠻力於四海，不勝則以命繼之。嗣同縱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視地球如掌上，果視此軀曾蟣蝨千萬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齊修短，嗤倫常，笑聖哲，方欲棄此軀而遊於鴻蒙之外，復何不敢勇不敢說之有！一縱一橫，交觸其機括，是以有前書，卻非敢抗函丈謂不當教訓之，而己決意不受教也。」1向老師表示他與唐才常二人要以生命以之，其不妥協的態度可見一斑。
時務學堂遺址
而前此一函明顯涉及和陳三立的矛盾，其中說道：「請轉語伯嚴吏部，遠毋為梁星海所壓，近毋為鄒沅帆所惑，然後是非可出，忌妒之心亦自化。即從此偶有異同，亦可彼此詳商，不致遽借師權以相壓。」 2 則此信之鋒芒明顯指向陳三立，說明彼此的裂痕已到相當程度。筆者研究此段史事，接觸到這方面的材料，不覺為之神傷。
熊希齡被撤去時務學堂總理職務後，除有要求整頓通省書院上撫院一函，另還有《為時務學堂事上陳寶箴書》，也是要以生命以之。他在信的結尾處寫道：「夫辦事有二大患，一曰養奸，一曰釀禍。今省中物議紛騰，黑白混淆，若不打破此關，癰潰一發，受害更巨。矧湖南負天下重望，雖新政只有萌芽，而各國報章交相讚美，倘一事無成，豈不貽笑五洲？以後湘人更為外人所輕視，將來交涉之事，亦難與外人理論，其吃虧非小。況攻訐之風日熾，則辦事者皆有戒心，所以汪頌年有辭總理之事也。齡觀日本變法，新舊相攻，至於殺人流血，豈得已哉。不如是，則世界終無震動之一日也。齡本草人，生性最憨，不能口舌與爭，惟有以性命從事，殺身成仁，何不可為。今既仇深莫解矣，請以此函為貴衙門立案之據，此後齡若死於非命，必王益吾師、張雨珊、葉煥彬三人之所為，即以彼命抵償焉可也。」3
熊希齡平日並沒有過激的言論，只不過態度堅決，肯於任事而已。因為遭到解職的處分，他發出憤怒的不平之鳴。他也要「以性命從事」，且自稱「草人」，恰好可與唐之「橫人」、譚之「縱人」並列為湘中「三仁」（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王先謙給陳寶箴函裡所說的「熊君決裂」云云，就是指的熊希齡這封態度決然的信。此可見當時改革派內部的分裂及意氣紛爭，已是無可挽回之事實。
鄒沅帆致汪康年的信裡，有一封詳細敘述湖南改革派分裂的情況，雖有個人的情緒好惡羼雜其間，仍有重要參考價值。原信寫道：
汪康年
「鄙人為時務學堂事，竟與譚、熊為深仇，譚雖得保而去，熊則仍踞此間，動輒以流血成河為言，且行同無賴，似難於計較。學堂事渠雖交出，費盡許多心力，實一言難罄。右丈委汪頌年與鄙人接辦，而熊怒未息，其無狀竟及於義寧喬梓矣。湘中萬難相容，勢必走附康門，求一出身也。公以恬退責我，我不受也。苟不恬退，譚、熊必以洋槍中我矣。此二人者，鄙人向引為同志，本有才，從前做事尚為公，一旦陷入康門，遂悍然不顧。籲！康徒遍天下，可畏也。時務學堂各分教，均一律辭去。卓如得保，自不再來。右丈意擬請子培為總教，其分教則用湘人士之通達者。昨電請催子培（沈曾植字子培——筆者注）來湘，不知此君現在何處？甚盼甚盼。得此君，湘氛當可廓清，祈力贊之。」4
鄒沅帆此信包含有諸多可靠信息。第一，熊希齡與撫院已經怒目相向，「決裂」之說看來非虛。第二，解除熊希齡時務學堂總理職務後，黃遵憲代管一段時間，陳寶箴很快已委任汪頌年來接任。第三，韓文舉、葉覺邁、歐矩甲三位分教習，已經辭職離去。第四，時務學堂中文主講擬請沈曾植來擔任。這些，對湖南新政而言，應該是很大的變動，的確走向了停滯、停頓和倒退。另外鄒此信還證實了改革派內部之矛盾，已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
鄒沅帆信裡講到的另一件事情，是譚嗣同因受徐致靖的保薦，已經離開湖南。譚離開湖南的具體時間是戊戌年五月初，當往湖北尊人（湖北巡撫譚繼洵）署中小住，六月十六日起程，七月初五日到達北京5。七月二十日（1898年9月5日），光緒帝任命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人為軍機章京，賞四品卿銜，參與新政事宜。後來譚嗣同嘗電招唐才常赴京，因不久政變未果。黃遵憲也因徐致靖的保薦離長沙赴上海，光緒皇帝欣賞他的《日本國志》，因而任命他為出使日本大臣，並一再催行；但他因病滯留在滬，未及到任，戊戌政變就發生了。
寫到這裡，我想引錄皮錫瑞聽說黃遵憲即將入覲寫給黃的一封信，從而可知皮錫瑞離開湖南以後對湖南新政的拳拳之心。皮錫瑞的信寫道：
頃閱電報，知公以盤盤大才，受非常殊遇，東山重望，克副蒼生，西賊寒心，先知小範。康、梁奇士，譚君偉人，我黻子佩，同趨朝命，左提右挈，匡濟時艱，甚盛事也。惟湖南新政初頒，保衛局、遷善所、課吏館一切章程，皆煩經畫，而仁風未遍，福曜速移，雖蕭規曹隨，不乏繼起之守，而良法美意，究以創始為難，惟願寇君一年，忍聽鄧侯五鼓。公之入覲，弟將為天下賀，而不能不為湖南惜也。深觀時局以及鄉評，天下未必即能維新，而有維新之機；湖南未必能盡開通，而有開通之兆。凡事機兆既動，則其勢必不可遏抑。今之所以囂然不靖者，正以兩黨相爭，國是未定。數年之後，風波自息，風氣自開。開通之人，必多於錮蔽；守舊之黨，必不敵維新。此是一定之理，斷非一二妄庸巨子所能撓。公在湖南，為國為民，殫忠竭智。人心狃於舊習，未能仰測高深，是非不明，毀譽參半，將來成效可睹，必當去後見思。前歌孰殺，後歌誰嗣，古之遺愛，非公而誰？弟以不才，過推講學，未能開通民智，不免胥動浮言，反致紛紜，深負委任。公去後無人護法，中丞不能常至，講學一事，未知能否復行？6
此函充滿了對湖南新政的關切之情，不僅對黃遵憲，對湖南的維新人士均備極稱讚，稱譚嗣同為「偉人」，對爭議最大的康、梁，也稱之為「奇士」。他身在江西，卻心繫湖南，他走後湖南的每一新消息他都備加關注。戊戌年七月初五日他還在日記中寫道：「得湖南來信，谷價昂貴，人心惶惶，新政阻撓，保衛局初行，城外即有劫局之事。湘潭搶劫，亂民可慮。鹿泉詳言大局之壞，實由沈諸梁一人。學會將散，孝廉盤踞，宣翹已去，伊亦將辭。」7此又可見政變前夕湖南的混亂和不景氣狀況。聽到譚嗣同等以章京行走軍機，他說「聞此好音，不禁有老杜『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之感」8。他還為陳寶箴擔心，引江西布政使的話，說「湖南撫臺難做」9。
就是說，戊戌政變前一段時間，湖南新政不只是停頓了下來，而且熱心改革的精英們也先後星散了，甚至出現了一些混亂。王先謙的氣焰雖為陳寶箴所挫，但他以辭館相要挾這一招，給陳寶箴造成很大壓力。守舊勢力的攻擊並未稍歇，至有「哄散南學會、毆打《湘報》主筆」的舉動100。七月二十六日，湖南邵陽舉人曾廉上封事，全面攻擊陳寶箴和湖南新政，投出了重磅炸彈，他摘錄一些最能觸犯清廷忌諱的時務學堂札記批語，並加上評點按語，作為康、梁大逆不道的證據，提出「當斬康有為、梁啓超以塞邪慝之門」。其所附「康有為梁啓超罪狀片」舉了四條札記批語作為例證：
「議院雖創於泰西，實吾五經諸子傳記，隨舉一義，多有其意者。惜君統太長，無人敢言耳。」臣按：梁啓超之意，是惟恐國祚之不短耳。
「今日欲求變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跪拜之禮，上下仍習虛文，所以動為外國訕笑也。」臣按：《論語》以拜上為泰，而以違眾拜下為禮。梁啓超習聞康有為平等之說，以為天子亦平等也，焉用禮乎？此所以欲去拜跪也。
「凡賦稅於民者，苟為民做事，雖多不怨，今西國是也。上海租界每季巡捕捐極重，未有以為怨者也。苟不為民做事，雖輕亦怨矣。中國之賦稅，至本朝而極輕矣，其不足以供幣帛饔餮百官有司之用也，今之中國是也。以賦輕之故，及至官俸亦不能厚，惡知官俸既薄，而彼百官者，乃取之於民之身而其禍益烈耶？」臣按：梁啓超知引西人入中國，必大桀小桀，故預為之地步耳。其心無本朝久矣，故直斥為貉而不憚也。
「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為，讀《揚州十日記》，令人髮指眥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或幾乎息矣。」臣按：本朝美舉不可殫述，梁啓超獨拈出《揚州十日記》，無非極詆本朝，以惑人心。且又預為關說，若入中國必不殺人。洪楊之逆，先斥本朝之非，而後以不殺人誘人，遍告東南一帶也。故臣實不知梁啓超是何居心也。11
梁啓超稱曾廉的上封是「最有力之彈章」，甚至影響到政變的發生12。但光緒是否看到了札記批語，研究戊戌變法史的學者有不同看法13。我們只知道光緒讓譚嗣同來處理這件事，譚建議以毀謗新政罪斬曾廉，光緒沒有同意。
七月二十九日，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又對陳寶箴所保人才提出嚴厲批評。
楊是戊戌維新的激進力量，與康有為關係至密，他在「為裁缺諸大僚擢用宜緩、特保諸新進甄別宜嚴、庶以重封疆而警貪酷、恭折仰祈聖鑑事」專折中寫道：
臣前奏湖南巡撫陳寶箴銳意整頓，為中華自強之嚆矢，遂奉溫旨褒嘉，以勵其餘。詎該撫被人脅制，聞已將學堂及諸要舉全行停撤，僅存保衛一局，亦復無關新政。固由守舊者日事恫喝，氣焰非常，而該撫之無真識定力，灼然可知矣。今其所保之人才，楊銳、劉光第、左孝同諸人，均尚素屬知名，餘多守舊中之猾吏。王秉恩久在廣東，貪險奸橫，無所不至，前署撫遊智開劾其把持各局，大類權奸，革職，嗣以夤緣李瀚章開復，茲且營謀特薦，此人豈可復用？歐陽霖久辦釐金，刻薄性成，怨聲載道。杜俞居心巧詐，營私牟利，歷任上司無不能得其歡心者。楊樞以庶吉士入李鴻章幕，招搖納賄，把握威福，捐升道員。至陳寶琛雖舊有才名，聞其居鄉貪鄙，罔盡商賈之利，行同市儈。餘人臣所未知，特能諳時務者少耳。倘皇上以該撫新政重臣，信其所保皆賢，盡加拔擢，則非惟無補時局，適以重陳寶箴之咎。仍請嚴旨儆勉，以作其氣，於其保舉之人分別加以黜陟，萬勿一概重用。其他大臣、督撫所保人才，亦有不孚物望及曾被參革者，雖未必矇混為心，要是諏諮未的。他過或可痛改，惟貪墨者萬無洗心之日，終不可與祓擢也。擬請旨嚴諭中外大臣，嗣後如保革員，必將其原被參事由聲明，庶桀黠輩不敢欺大臣以求保，無從施其伎倆矣。臣非刻核存心，多否少可，誠以皇上舉行新政、綜核名實之日，舉一人須得一人之用。若堅持舊見者，雖廉正猶乏濟時之功，而況貪狡乎？雖平世猶在屏斥之列，而況艱危乎？謹不避嫌怨，恭折具陳，伏乞皇上聖鑑訓示。14
據說這封奏摺是康有為所代擬，所以對湖南情況非常了解。奏摺中否定評論的幾個人物，雖難免仁智互見，但康、楊的看法應不無道理。陳寶箴的保薦名單反映出他當時的艱難處境和不得不謹慎行事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楊深秀此折所說的湖南「已將學堂及諸要舉全行停撤」，只剩下一個保衛局，其實這就是戊戌政變前夕湖南新政停而後敗的實際景象。幸好奏摺對陳寶箴有所體諒，知道所以如此，是因為湖南的「守舊者日事恫喝，氣焰非常」，是「被人脅制」的結果。「脅制」者為誰？我以為是王先謙。王以辭館相要挾，還不是脅制嗎？因王在湖南士紳之中影響極大，他的絕然反對態度，可以使許多學子不報考時務學堂，其劣者則去南學會哄鬧。
楊深秀
光緒知道楊深秀的奏摺之後，在七月二十九日當天，發諭旨給陳寶箴：「有人奏湖南巡撫陳寶箴被人挾制，聞已將學堂及諸要舉全行停撤，僅存保衛一局等語。新政關係自強要圖，凡一切應辦事宜，該撫務當堅持定見，實力舉行，慎勿為浮言所動，稍涉遊移。」15陳寶箴面對光緒的諭旨，既有壓力，也受到鼓舞。前引他針對王先謙的要挾說的「豈但辭館，我要參他」，就是在這個時候。可惜湖南新政的另一種結局我們永遠看不到了，六天以後，震驚中外的戊戌政變便發生了。（待續）
《陳寶箴和湖南新政》
參考文獻：
1 譚嗣同：《上歐陽中鵠書》第二十六通，《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478頁，按此函末署「受業門人唐才常、譚嗣同仝稟」。
2 譚嗣同：《上歐陽中鵠書》第二十二通，《譚嗣同全集》，第475頁。
3 熊希齡：《為時務學堂事上陳寶箴書》、《上陳中丞書》，載《湘報》第一百十二號，中華書局2006年影印合訂本，下冊，第10601061頁。又《熊希齡集》，上冊，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7879頁。
4 鄒沅帆：《致汪康年》第六十九通，載《汪康年師友書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572758頁。
5 《譚嗣同全集》所收致夫人李閏第一函，戊戌年五月初二日發自長沙，稱「正欲起程赴鄂」；第二函六月十三日寫於湖北巡撫署中；第三函為七月十一，發自北京，說「嗣於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日到京」。見《譚嗣同全集》第530532頁。
6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五月初三日條，載《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2期，第119頁。
7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七月初五日條，同上，第138頁。
8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七月二十八日條，同上，第145頁。
9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七月初四日條，同上，第137頁。
10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第三篇「政變前記」，載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第一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70頁。
11 曾廉：《應詔上封事》，載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第二冊，第502503頁。
12 梁啓超：《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飲冰室合集》，第四冊「文集」之二十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2頁。
13 參閱黃彰健：《論曾廉上書導致康黨擬武裝奪權》，《戊戌變法史研究》，下冊，上海書店，2007年，第505527頁。
14 《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折》［軍］（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載《戊戌變法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58年，第182頁。
15 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第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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