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示】
1898年的春夏之時，陳寶箴領導的湖南新政已進行兩年，朝廷的改革主號角也即將吹響。可恰在這時，湖南的守舊勢力卻向新政發起了攻擊。導火線是時務學堂和《湘報》，有一個從學術思想論爭到政治打拼構陷的愈演愈烈的演變發展過程。起先，是長沙學者葉德輝連連向改革派唱對臺戲，農曆四月份以後，原本很配合改革的學界領袖、國子監祭酒王先謙，態度也開始發生變化。一場危機即將發生。鳳凰網獨家刊發著名文史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劉夢溪先生的宏文《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機遇與挫折》，為您還原120年前湖南改革的歷史現場，解析一代精英歸於幻滅的前因後果。（作者：劉夢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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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ifeng.com/a/20180920/60076823_0.shtml
劉夢溪，著名文史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有十件重大事項，成為了引發戊戌年湖南新政危機變化的重要契機。
第一件事，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啓超）和分教習寫的抨擊專制政體、提倡民權革命的課堂批語、日記批語及課堂答問，在年假之後流傳到社會上，為攻擊新政提供了口實。這是使得湖南兩派勢力爆發尖銳衝突的重要原因。
第二件事，《湘報》第三號、第十二號、第二十四號連載樊錐的《開誠篇》1，引起湘省守舊人士的一片反對聲。樊錐字春渠，湖南邵陽人，生於同治壬申（1872年），家貧而有奇氣，十三歲已粗通群經諸子，「意氣抗厲，不可一世」。自署楹聯作：「頂天立地三間屋，絕後空前一個人。」高標如此。獲學政江標賞識，選為光緒丁酉（1897年）科拔貢。《湘報》連載其《開誠篇》時，年僅二十六歲。主要是《開誠篇》中下述一些言論遭致劇烈反彈。其一則曰：對於那些置國家危亡於不顧，而一味阻撓新學新政者，「今宜上至百寮，下至群醜，俱如此類，網羅淨盡，聚之一室，幽而閉之，使其不見日月，不與覆載，不與理亂，不幹是非，以遂其老楊之懷，蝮蛇之性」。其二曰：「願吾皇操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問於人，不謀於眾，下一紙詔書，斷斷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已極，雖有目前，抑無所用。與其肢剖節解，寸寸與人，稅何所，躡天無路，不如趁其未爛，公之天下。朕其已矣，宗廟可質，支那父老，或其諒我。」其三曰：「一切繁禮細故，猥尊鄙貴，文武名場，惡例劣範，詮選檔冊，謬條亂章，大政鴻法，普憲均律，四民學校，風情土俗，一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紀年，除拜跪繁節，以與彼見而道群。」其四曰：「行平等平權之義」，「人人平等，權權平等」，等等。
平心而論，這些言論置之當時的歷史環境，無論如何未免有些過激，因此引起守舊人士的輿論大譁亦不足怪。
第三件事，《湘報》第二十號發表易鼐的《中國宜以弱為強說》，提出使中國富強的四點主張：1.「改法以同法」（「西法與中法相參也」）；2.「通教以綿教」（「西教與中教並行也」）；3.「屈尊以保尊」（「民權與君權兩重也」）；4.「合種以留種」（「黃人與白人互婚也」）2。這些觀點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立即輿論大譁，成為一個事件。即使是改革的先進黃遵憲也大有「駭俗」之感，明確表示改革應該用漸進法，報刊文章以不要太激烈為好3。
第四件事，湖廣總督張之洞看到易鼐的文章之後，直接出面幹預，發電牘給巡撫陳寶箴和按察使黃遵憲，要求「設法更正」：
張之洞
湘中人才極盛，進學極猛。年來風氣大開，實為他省所不及。惟人才好奇，似亦間有流弊。《湘學報》中可議處已時有之，至近日新出《湘報》，其偏尤甚。近見刊有易鼐議論一篇，直是十分悖謬，見者人人駭怒。公政務殷繁，想未寓目。請速檢查一閱，便知其謬。此等文字，遠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為亂階。且海內譁然，有識之士，必將起而指摘彈擊，亟宜諭導阻止，設法更正。公主持全湘，勵精圖治，忠國安民，海內仰望。事關學術人心，不敢不以奉聞。尤祈切囑公度，隨時留心救正。4
因張南皮一向欣賞陳寶箴的才幹流品，且自身也是新政的支持者，故措辭尚委婉，不無護持之意。但對湖南巡撫而言，已是不能無所更張的時候了。
陳寶箴給張之洞的回電是這樣寫的：「奉洽電，眷愛勤至，感佩歉疚，匪可言喻。前睹易鼐所刻論，駭愕汗下，亟告秉三收回，復囑其著論救正。此外所刻亦常有矯激，迭經切實勸戒，近來始無大謬。然終慮難盡合轍，因囑公度商令此後刪去報首議論，但採錄古今有關世道名言，效陳詩諷諫之旨。公度抱恙，尚未遽行。茲得鈞電，當切囑公度，極力維持，仰副盛指。」5雖仍在回護，卻不無妥協之意。
張之洞的電牘是戊戌年閏三月二十一日所發，陳寶箴的回電在閏三月二十三日。同一時間張之洞還給湖南學政徐仁鑄發一電文，主要是宣布改變以前的一項決定，從此以後湖北方面不再訂閱《湘報》和《湘學報》。該電文寫道：「去歲騶從過鄂時，鄙人力言《湘學報》多有不妥，恐於學術人心有妨，閣下主持風教，務請力杜流弊，承臺端允許，謂到彼後必加匡正。嗣奉來函復雲某君已經力勸等語，是以遵命代為傳播，轉發通省書院。息壤在彼，尚可覆按。乃近日由長沙寄來《湘學報》兩次，其中奇怪議論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張民權，或以公法比《春秋》。鄙人愚陋，竊所未解。或系閣下未經寓目耶？此間士林，見者嘖有煩言，以後實不敢代為傳播矣。所有以前報資已飭善後局發給，以後請飭即日截止，毋庸續寄。另將《湘學報》不妥之處籤出，寄呈察閱。學術既不敢苟同，士論亦不敢強拂。伏祈鑑諒。」6可以想見，張之洞發出的如此嚴厲的批評以及採取的斷然舉措，對湖南新政和各派勢力的消長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第五件事，陳寶箴深感新政推行所遇阻力之大，不只是湖南，來自朝廷中的阻力更令人擔憂。這一時期竟然發生其所上條陳為人所阻之事，還有的電奏被刪改。而德佔膠州、日據旅大、英覷長江、法窺兩廣的瓜分之勢已成。戊戌年的三月初三日，熊希齡、譚嗣同與「右帥」談至深夜，語及此一類內外憂患之事，使得「右帥痛哭」7。故前一天（三月初一）時務學堂一百多名招考諸生會聚南學會講堂，陳寶箴也因「齒痛不來」8。可見新政的領導者此時所受到的壓力之大。
陳寶箴世家
第六件事，戊戌年閏三月下旬左右，湖南守舊勢力糾集多人，聯名寫信給京中湘籍官員，誣稱陳寶箴紊亂舊章、不守祖宗成法、將來可能有不軌之事，因此要求事先預防。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的《國聞報》率先以《湘撫被劾》為題，披露了這條消息，其中寫道：
湖南士民向來勇於守舊，故中國通商數十年，而洋人之車轍馬跡於湘省獨稀，即一切泰西利國新法，亦絲毫不能舉行。自陳右銘中丞蒞湘以後，一意以開化風氣為先務，凡延見僚屬紳商，無不剴切曉諭，因而如電報、輪舟、鐵路、礦務、學堂、報館諸事，得以先後舉行。湖南士紳固不乏明體達用與中丞氣求聲應之人，而其中之守舊者，雖面從而心滋不悅，於是糾集多人，聯名函告京中湖南同鄉官，謂陳右帥紊亂舊章、不守祖宗成法，恐將來有不軌情事，不能不先事豫防。信中之語，並牽連署臬司黃公度廉訪。湖南京官得信後，即敦請徐壽蘅總憲據情揭參。想朝廷明鏡高懸，若右帥者，真今日督撫中忠藎愛國勇於任事之人，必不為此等謗言所惑也。9
試想這是何等嚴重的事態，說是「必不為此等謗言所惑」，真正臨到自己身上，處之泰然也難。「紊亂舊章、不守祖宗成法」的指責，在當時那樣的變革時代，還算不了什麼；但「恐將來有不軌情事」的誣告，則是一個可致人於死地的大罪名。這無疑是說陳寶箴有謀反的企圖，所以才需要預防在先。光緒皇帝信不信是一回事，但此舉會給一心一意推行新政的陳寶箴以巨大的打擊，造成心理影響，應不成問題。四月十一日皮錫瑞日記：「出辭行，見右帥……以外間謠言上彈章事聞，右帥雲亦聞之而不得其實，亦題中應有之義，右帥亦知無大礙，不過封報館而已。」10態度泰然冷靜，但深知事態的嚴重性。徐壽蘅的參奏我們無緣見到，但一個月以後監察御史黃均隆的參奏，已經遞到光緒皇帝的手裡。
第七件事，光緒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四月二十五日，掌陝西道監察御史黃均隆上了一道全面彈劾陳寶箴的奏摺，由於此折對研究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所遇到的挫折極為重要，現將全文抄錄如下：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黃均隆跪奏，為撫臣講求時務，有名無實，請旨飭令核實辦理，以杜橫議而解糜費，恭折仰祈聖鑑事。
竊湖南巡撫陳寶箴蒞任之初，頗孚眾望，以該撫前在湖南候補年久，號為清廉。此次撫臨是邦，鹹以為練兵籌餉，察吏安民，在在必求核實，不徒為粉飾鋪張之舉。不意近年以來，學行西學，徒務虛名，毫無實際，其資人口實，有不能為該撫諱者。查該撫設立時務學堂，自應擇師授徒，將器械操防及一切有用之舉，切實講求。乃聘請廣東舉人梁啓超為總教習。梁啓超者，曾在上海刊刻《時務報》，力倡民主議院之說者也。該撫稱其品端識卓，學通中西，延聘來湘恣其橫議。湘中人士，尤而效之，至有倡為改正朔、易服色之言，刊報傳播，駭人聽聞。
又改建南學會，以為議院之權輿，每逢會講，令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搖鈴警眾，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等，登壇宣講。該撫按照七日禮拜之期，從旁坐聽，與平人起立，準時刻到，時熊希齡復搖鈴止講。凡此皆無裨於實用，資人以口實者是也。
又聽用鹽法道黃遵憲之言，於城內設保衛局，僱傭巡丁巡查街道，刊刻章程四十餘條。自總會會辦以至巡丁四百餘人，月支公費四千數百元，而房屋夥食及一切雜用，尚不在內。通盤計算，每年約需十萬元，費無所出，擬攤派各鋪案及各住戶，其為擾累，已可概見。且巡丁沿街站立，執棒彈壓，既不足御外侮，又不能清內奸，歲糜巨款，於國何益。
黃遵憲
伏思沿海各行省，俱與外洋交涉，或設製造商務等局以收利權，或延教習招生徒以資講肆，未聞不求實際，徒事虛譽，如湖南之甚者。相應請旨飭下湖南巡撫，另擇實事求是之人，主持時務學堂，勿騰口說而亂是非，勿襲皮毛而忌實用，務求有用之學，以作富強之基。散南學會以息橫議，撤保衛局以省虛糜，庶士習民風，不致囂張決裂，則杜漸防微，所系良非淺顯矣。是否有當，謹恭折具陳，伏祈皇上聖鑑。謹奏。11
黃均隆是湖南籍的言官，他扮演了與義寧父子誓為死敵的角色，直到秋八月戊戌政變發生，多封參奏陳寶箴的彈章，均出自此人的手筆。這封奏章口氣雖較緩，但充滿了誣枉之詞。要說務實、講求有用之學，還有比陳寶箴更務實更提倡實學的？所謂「虛糜」云云，不過是一種藉口，真正目的是希望解散南學會，撤銷保衛局，停止湖南新政。
第八件事，戊戌年閏三月二十日，湖南省撫憲官課的試題仍為八股時文的試題，此舉讓改革派人士大失所望。皮錫瑞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撫憲官課，昨已與節吾、伯嚴說明，不知何以仍出時文？城南分六門，而嶽麓、求忠無之，只有湖南水利、湖南險要策，此乃數百年陳腐之物，不知何以至此。觀詩題，似節吾所擬。不知此等題出自何人？令守舊者鼓舞歡欣，維新者扼腕太息！如此辦法，必無振起之望（時）。時文八股既送崇禎，必再送我覺羅氏無疑矣。」14節吾即歐陽中鵠，伯嚴是陳三立，皮錫瑞頭一天向節吾、伯嚴所作的說明，日記中也有記載，他說寧可出四書題，也不要出時文題。但歐陽節吾說：「變科舉事，香帥未回電，恐因子中進士，又袒護時文，奈何？」12
關於變科舉、廢除八股時文，是晚清改革潮流中眾目所矚的問題，就此事陳寶箴和張之洞有過多次討論，最後在戊戌年五月十六日兩人聯名上《妥議科舉新章折》，提出頭場考中學經濟（包括中國史事、國朝政治等），二場考西學經濟（包括五洲各國之地理、學校、財賦、兵制、商務、刑律及格致、製造、聲光化電等），三場考四書義和五經義，而廢除八股時文和小楷書法13。這些內容，是二人在閏三月初十、十二日的互電中就已經定下來的，此前還經過張之洞和陳三立的面商14。陳寶箴在閏三月十一的南學會演講中，也申明此義15。可是閏三月二十的湖南官課考試的試題卻仍然是八股試題，不能不令譚嗣同等改革精英們震驚而沮喪。譚嗣同為此給歐陽中鵠寫了兩封信。
第一封
夫子大人函丈：晨奉賜諭謹悉。外間浮言，何所蔑有？嗣同等一聞此等語，即為力辯，然卻未究其何所指也（出題事極動公憤，其餘謠言雖多，殆不足道）。批何卷事，外間絕無所聞，可決其不為此。總之，銜之深者不止一人（凡新黨無不如此，其中有極冤者，剖白幾至舌敝唇焦），謗之叢者不止一事（牽涉賑事，新舊兩黨皆然），此嗣同所以不能不欲有所陳也。然事既過往，亦不欲遍述，第言其大略而已。此復，即頌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初六日。16
第二封
夫子大人函丈：頃又接賜書，極論出題之事，此中別有曲折，今一併陳之，亦即前書所謂中有極冤者也。當在南學會議此事時，適請諸友入會，到者數十人，群屬耳目焉。及聞經鹿門諸公再三乞請，而後允許不出時文題，即已有不悅者。又恰於後數日（在出題之前），中丞到會講學，極力譏詆時文題，形容盡致，並自言我亦時文出身，所以無用云云。聽者皆以為中丞非不願廢去書院時文題矣，乃一出題又是時文，將置中丞之言於何地？於是群然憤怒，以為中丞之恩意非不周摯，特為函丈把持耳。故是次開會，博問匭中即有「瀏夢成顛，撫幕招搖」等語，可知所憤者初非區區一題，蓋憤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即由此一事而類推者也。外間人安知其中之底細，而事會之巧有絕相類者，古來冤案蓋皆如此。嗣同所以重言之者，所見所聞並非無根據之言，而指出所以被冤之緣故耳。此上，即頌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初六夕。17
兩封信均署初六，顯然是戊戌年的四月初六，寫在官課出題後不久，雖經歐陽中鵠一再解釋，譚嗣同仍沒有被說服。此事歐陽中鵠無法辭其咎。看來是揣摩錯了張之洞的用意，結果鬧出了大笑話，使改革派扼腕，而守舊人士為之稱快。
第九件事，陳寶箴迫於各方面的壓力，在戊戌年的四月份還採取了一個「自加檢點」的行動，即調閱檢查時務學堂教習的札記。而且由此還衍生出教習們是否臨時抱佛腳連夜刪改札記的問題。這件事使改革派內部發生了分歧，而為守舊勢力所竊笑。此事的聯絡執行人為撫院的主幕、譚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師歐陽中鵠，現在保留下來的他們之間的幾封通信，可以使我們大體了解事情的經過及其影響。唐才常給歐陽中鵠的信，是在聽了種種傳聞並讀到老師的一封信之後寫的，其中說：
昨讀賜七丈函，言及前日呈札記一則，甚為駭異。外間攻學堂事，三月即有所聞。或謂中丞已厭卓如，或謂日內將使祭酒公代秉三，葉煥彬為總教習。種種偽言，皆雲出自中峰。韓、歐、葉三君聞之，即憤然欲去，經受業再三挽留，始安其位；然其憤懣之心，未嘗一日釋也。
至中丞調閱札記，乃陳、楊二君自內學生收取，收齊後，始匯交受業一閱。受業深恐三教習聞之，致滋不悅，且戒秉三勿與三教習言，亦絕不料中丞已有疑心，果如外人所云也。來諭雲「分教等惶遽無措，乃盡一夜之力統加抉擇，匿其極乖謬而臨時加批」等語。果誰見之？而誰聞之？（其中塗改處，韓樹園極多，即卓如亦常有之。豈受業能竭一夜之力通行塗改乎！）若中丞詰責奎垣，奎垣何以不向秉三及受業說？而惟終日吃悶葫蘆耶？容俟奎垣來湘時，當以不告之罪責之。19
這是信的開頭部分，後面很大篇幅談及對康有為「素王改制」說的看法，因為如何看待康有為其人其說，是湖南兩派爭論的一個焦點。顯然有人指責唐才常依附康門、對康五體投地等，所以他在信中辯駁道：「至其拜服南海五體投地，乃因歷次上書，言人所不能言，足愧盡天下之屍居無氣而竊位欺君者，故不覺以當代一人推之。若謂依附某學門牆，逐微名微利，則受業去年即與蔡劭安訂明達學堂之約，又瞿子玖侍郎亦因張緝光函請受業入幕，並非無吃飯所者；只以卓如勤懇付託，未忍背之。」末署「戊戌初六燈下」，可知是四月初六，故中有「三月即有所聞」字樣。
信中透漏出三月份守舊勢力已經對時務學堂作了諸多攻擊，致使韓文舉、歐矩甲、葉覺邁三位分教席想憤而辭職。對所謂「臨時加批」一事，唐才常態度強硬，力辯其無。但作為時務學堂日常工作的主事者，唐才常覺得在這次事件中受到了傷害。
譚嗣同給歐陽中鵠的信也是為是否「臨時加批」一事作訴辯，他寫道：
夫子大人鈞座：昨趨謁，有懷欲陳，適龍、沈諸君到，故默然而去。頃奉詳論，謹悉。得此正好力為雪清此謗，惟學堂事則有傳聞不確者。姑無論功課中所言如何，至謂「分教惶遽無措，問計秉三，乃盡一夜之力統加抉擇，匿其極乖謬者，就正平之作臨時加批」云云等語。嗣同於調札記時雖未到省，然於秉三及分教諸君，深信其不致如此之膽小。宗旨所在，亦無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惶遽至此？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耶穌以一匹夫而攖當世之文網，其弟子十二人皆橫被誅戮，至今傳教者猶盛也。嗚呼！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今日中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方有復興之望。不然，則真亡種矣。佛語波旬曰：「今日但觀誰勇猛耳。」秉三及分教雖不勇猛，當不至此，此嗣同可代為抗辯者也。手此，恭叩福安！受業譚嗣同謹稟。20
譚嗣同的抗辯是據理而不是舉證，其實唐才常也是反問：如果確有「臨時加批」的事，那麼誰看見了？聽誰說的？至於到底有沒有此事，陳寶箴、歐陽中鵠心裡最清楚，只不過面對譚、唐的強硬辯難，他們不肯深究到底罷了。
歐陽中鵠告訴兩位弟子：「惟前此外侮實多，中丞與伯嚴為諸君子卻四方之敵，昕夕不遑，實勞且苦。至調取札記，乃自加檢點，備預不虞，有不得不急救正者。」21這是說，陳寶箴這次調取札記是處於不得已，是在外部壓力（「外侮實多」）之下而採取的一個「自檢點」行動。但結果與願望相反，不僅不能緩解壓力，反而給攻擊者以口實，且引起改革派內部的矛盾。
第十件事，由《醒世歌》引起的皮錫瑞和葉德輝的爭論。戊戌年三月十六日，《湘報》第二十七號刊出皮錫瑞的公子皮嘉祐寫的一首「醒世歌」，歌詞中有「若把地圖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在中央誰四旁」的句子。22葉德輝大不以為然，寫信給皮錫瑞予以辯駁，且大肆攻訐新政：「今以湘事論，勿問其他，講學託名於開民智、伸民權，則試問今日之民，誰肯居於不智？又試問不智之民，何必更伸其權？況所講之學，為康有為之學乎。」又說：「居恆與友人戲談雲，寧可以魏忠賢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貴，斷不可以康有為攪亂時政，使四境聞雞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採，其人必不可用。」23皮回信反辯，葉又以長信駁難；皮再回答，葉又續辯。兩個人爆發了一場大爭論。
葉的目的是想逼皮錫瑞離開南學會，回到江西去任教。對此一用心葉德輝直言不諱，說：「前函臚舉近日之議公謗公者，將以覘公去就之心，破公依違之見。言之過激，不覺雜以詼諧，然本意無他，不過欲公之去而已。」24皮錫瑞是南學會講論會會長，是不可或缺的臺柱子，如果皮錫瑞離開，對南學會的維持和開展影響甚大。皮和葉本來素有交誼，但他完全不能接受葉的反對新政的態度，因此答覆葉的信措辭也相當激烈。他說：
文人常相輕，學人每爭學派。湘人尤好自相攻擊。見《時務報》則譽之，見《湘學報》則毀之，《湘報》訾議尤甚。湘人結習，本不足怪。至作聯語醜詆，尤屬無賴所為。公昔與江學使往來，不得志於場屋之人，作聯語詆公，有「葉麻」云云，弟嘗為公辨，必無受賄薦人之事，即有舉薦，亦是愛才，不是愛財。此等妄言，不值一笑，故並未嘗為公言之。今人詆弟，猶昔詆公。呼我為馬者，應之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為牛，牛皮馬皮，有何辨焉。鹿泉辦事之人，未曾開口，而人亦詆之。是詆人者並非因講學不，不過要人一切不辦，坐以待斃而已。25
皮錫瑞此信寫於戊戌年四月初三日，他已經決定離開湖南，所以信的末尾寫道：「弟有江右之行，講學屬之宣翹，宣翹與公舊交，學識勝弟十倍，當不至如弟不善講論，受人譏評也。」26
皮錫瑞是湖南長沙府善化縣人，1864年（十五歲）考中秀才，1882年（三十三歲）成為舉人，但此後四赴春闈，皆不中第。嘗就讀長沙城南書院，為山長何紹基所賞識。1892年被江西經訓書院聘為講席，至1897年又續聘。但江西不開化，因此他寧可留在湖南參與新政。但陳寶箴、陳三立父子念江西的鄉誼，頗願皮錫瑞回江西，使經訓書院在改革潮流之下也獲得相當的發展。因此皮錫瑞的「江右之行」，倒也不全是葉德輝等人的迫壓，他本人及義寧父子均有此初衷。只是對湖南新政而言，實為一大損失，同時稱了一心想搞垮南學會的湖南守舊勢力的心願。（待續）
《陳寶箴和湖南新政》書影與作者劉夢溪先生。
1 樊錐：《開誠篇》，載《湘報》第三號、第十二號、第二十四號，中華書局2006年影印合訂本，上冊，第17〜19頁、第89〜91頁、第185〜187頁。又可參見中華書局版《樊錐集》（方行編），1984年，第9頁、第11頁、第12頁。
2 易鼐：《中國宜以弱為強說》，載《湘報》第二十號，中華書局2006年影印合訂本，上冊，第153〜155頁。
3 皮錫瑞在戊戌年三月二十日的日記中寫道：「公度未講，而講畢談易鼐事，亦以為駭俗，謂日本有漸進、頓進二黨，今即頓進，亦難求速效，不若用漸進法，報文勿太激烈。」《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三月二十日條，載《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1期，第88頁。
4 《張之洞全集》卷二百二十四、電牘五十五，河北人民出版社校點本，第九冊，1998年，第7581頁。
5 同上。
6 張之洞：《致長沙徐學臺》，同上，第7582頁。
7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三月初四日條，載《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第124頁。
8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三月初一日條，載《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4期，第120頁。
9 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第三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79〜380頁。又《清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六亦載：「湘省劣紳前國子監祭酒王先謙、分省補用道孔憲教、吏部主事葉德輝，以其不便於己，竭力反對。寶箴不為所動。先謙等促使湖南京官黃均隆等，交章彈劾，其誣詞不可聽聞。御史楊深秀抗疏為寶箴剖辨。帝降諭獎勵寶箴，而嚴責湘紳，湖南浮譏稍息。」
10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條，載《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1期，第118頁。
11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黃均隆折》，載《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中華書局，1958年，第252〜253頁。
12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四年戊戌閏三月二十日條，載《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1期，第106頁。又此條筆者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影印之《師伏堂日記》稿本校正數字，見該書影印稿本第3冊，第159〜160頁。
13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四年戊戌閏三月十九日條，載《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1期，第106頁。
14 張之洞、陳寶箴：《妥議科舉新章折》（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載中國史學會編：《戊戌變法》，第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68〜470頁。
15 張之洞在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初十之致陳寶箴信中，提出「第一場考時務策，專問西政西學；二場考中國史學、國朝政治；三場考《四書文》兩篇、《五經》文一篇」。陳寶箴閏三月十二日之復函，則提議將國朝政治和史學移作首場，西人政學為第二場，第三場之《四書》、《五經》命題，陳寶箴主張「以發揮義蘊為主，不用八股體式」。見《張之洞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致長沙陳撫臺》及《陳撫臺來電》，河北人民出版社校點本，第九冊，第7568〜7569頁。
16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十一日載：「右帥來講學，雲香帥約共奏改科舉，擬一場用史事及本朝掌故，二場西學、西政，三場四書、五經論，不作時文體，分三場去取，取額遞減，仿縣府試章程。以後取士，專用此科，不用現在時文三場，亦不必別立經濟名目。此法若行，可以去中國一大害，特恐閱卷難其人耳。」載《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1期，第101頁。
17 譚嗣同：《上歐陽中鵠書》第二十三通，《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中華書局，1981年，第475〜476頁。
18 譚嗣同：《上歐陽中鵠書》第二十四通，同上，第476頁。
19 唐才常：《上歐陽中鵠書》第九通，《唐才常集》，中華書局，1980年，第237〜238頁。
20 譚嗣同：《上歐陽中鵠書》第二十一通，《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中華書局，1981年，第474頁。
21 《歐陽中鵠致譚唐書》第七通，《譚嗣同書簡》，第126頁。
22 《湘報》第二十七號，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合訂本，上冊，第211頁。
23 《葉吏部與南學會皮鹿門孝廉書》，載《翼教叢編》卷六，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印行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五種，第420〜421頁，參見上海書店2000年校點本，第169頁。
24 《葉吏部答皮孝廉書》，載《翼教叢編》卷六，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印行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五種，第423頁。參見上海書店2002年校點本，第170頁。
25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初四日所載「答葉君書」，載《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1期，第113頁。
26 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初四日所載「答葉君書」，載《湖南歷史資料》，1959年第1期，第1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