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歷史悠久，內涵豐富。能夠代表中華文化的符號數量眾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定非漢字莫屬。這不僅因為漢字是中華文化的載體，更是因為漢字本身就是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她產生的那一刻起，漢字就擔負起承載中華文化的重任，幾千年來與中華文化相伴而行，儘管飽經滄桑，卻能同舟共濟，共同譜寫了中華文明的不朽篇章。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崇尚文字的國度。早在西周時期，漢字就被作為「六藝」之一，列為宮廷初級教育的必修科目。秦始皇統一中國，將「書同文」作為最重要的國策之一。東漢時期，許慎更是在《說文解字·序》中提出了「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的論斷。漢代還將能否掌握並規範書寫足夠數量的漢字，作為選官取仕的重要標準。三國時期的魏石經，大唐盛世的開成石經，也都體現了古人對漢字的尊崇。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大凡盛世，無不將文字作為社會文化建設的重要工具。即使在民間，也早已形成「敬惜字紙」的習俗。漢字在人們心目中的這種神聖地位，是她得以經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
漢字的強大生命力，源自她與所記錄的漢語的高度適切性。
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曾評價說：「中國不廢除自己特殊的文字而採用我們的拼音文字，並非出於任何愚蠢和頑固的保守性。中國的文字和中國的語言情形非常適合，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古代漢語以單音詞為主，特別先秦兩漢更是如此。漢字一字一個音節的特點，正與漢語詞彙的這種特點相適應，從而形成了字詞之間清晰的對應關係。雖然漢語詞彙後來逐漸走上了複音化道路，但這種字詞對應關係仍是整個漢語詞彙系統的根基。
其次，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自古以來方言分歧就極為複雜。早在《論語》中就已出現「雅言」一詞，指的就是當時的「普通話」。孟子曾嘲笑楚國的許行說話像伯勞鳥叫，還發過「若使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的議論。如此嚴重的方言分歧，如採用直接記錄語音的拼音文字，必將導致不同方言區文字的分裂，並最終導致文化的分裂。而漢字是表意體系的文字，字形並不具備精確的表音功能，這正好彌補了拼音文字的弊端，可以在不同方言區之間起到統一的交際作用。文字的統一，有利於維護文化的統一，進而維護國家的統一。
漢字的強大生命力，源自她與中華文化的融通性。
漢字的表意特點，使她與中華文化的眾多元素相互融通，神合意隨。特別是早期漢字，直觀形象，生動多姿，與以寫意為特點的中國繪畫有異曲同工之妙。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就特別強調了漢字與繪畫同出一源：「頡有四目，仰觀垂象，因儷鳥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猶略。」書畫同源的事實，決定了早期漢字的寫意特徵。如甲骨文的「象」字，長著長鼻子和健壯身軀，惟妙惟肖，充滿靈動之美。
漢字優美的寫意性形體，形成了世界上獨特的書法藝術。從甲骨文到楷書，每一個階段都呈現出不同的藝術風格，構成了漢字歷史上一道道亮麗的風景線。正因為擁有與中華文化元素高度切合的特點，漢字才能有機地融入中華文化的系統之中，與中華文化的眾多元素之間建立起密切的依存關係。
漢字的強大生命力，源自她自身系統的不斷調適和完善。
一種文字能否長期充當全民的交際工具，關鍵在於這種文字能否有效滿足社會和語言發展的需求。語言中詞彙越來越豐富，這就要求文字一定要具有能產機制，文字的字符數量能隨之增加；社會發展中需要記錄的事務日漸繁多，這就要求文字越來越方便書寫，以有效提高記事速度。漢字發展的總體方向，恰恰滿足了這兩方面的重要需求。
較早產生的漢字多為象形字，個性化很強，數量也相當有限。儘管人們後來摸索出用兩個或幾個象形字組合造字的會意方法，也仍然無法滿足語言日漸豐富的需求。如果解決不了能產性的問題，漢字很可能像其他幾大古文字一樣，轉而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但充滿智慧的中國先民們，在早期樸素辯證哲學的啟發下，運用「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思想理念，將一元化的象形方法轉化為二元化的形聲機制，產生了由形符和聲符組合而成的形聲字。這種音義結合的構形方式，因其很大的優越性、區別性、能產性和系統性被廣泛應用，也使漢字的長期生存成為可能。
在書寫方面，漢字由早期的整體象形性，到小篆的完全線條化，再到隸楷的徹底筆畫化，一直朝著方便書寫的方向進行系統性調整，有效滿足了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特別是計算機問世以來，漢字又通過形碼和音碼等多重手段，很好地解決了電腦輸入和呈現的問題，粉碎了「計算機是漢字的掘墓人」的預言。
漢字以其頑強的生命力，幾千年來一直支撐著中華文化的發展，就如同運載火箭一樣，助推中華文化飛躍一個又一個新高度。而且，漢字自古至今一直頑強地堅持自己獨特的表意性，使得其形體內部蘊含著豐富的古代文化信息。一個個字符，就如同中華文化的活化石，傳遞著來自古代社會的音訊，描繪著中華文化發展演化的歷史軌跡。
例如，「男」字在甲骨文中就是由「田」和「力」兩部分構成的，而「力」的甲骨文字形作，像一種最原始的耕地農具之形。這說明，在造「男」字的時候，中國已進入農業社會。而同樣是象形文字的古埃及的「男」字寫作，像一個男子單膝跪地引弓射箭之形，說明當時的埃及仍處在田獵時代。漢字和古埃及文字各自植根於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因而也就必然打上各自民族文化的烙印。
再如，和諧的「和」，甲骨文寫作，也就是後來的「龢」字：左邊是用竹管編制的笙一類的樂器，右邊是禾苗的禾。禾苗需得陰陽六氣之正，才能順利生長，體現了自然的和諧；樂器最重要的是音聲相和，是宮商角徵羽的絕佳配合，這是人文的和諧。一個「龢」字，透露出古人綜合全面的和諧觀，是社會和諧和自然和諧的完美結合。
這些漢字構形所體現出的思想觀念，比最早的文獻中所記述的還要早得多，是我們所能探知的古人思想觀念的最早期狀態。漢字構形的這種文化考古功能，更加深了漢字與中華文化相融合的密切程度。
漢字是中華民族共同的財富，不僅給漢民族帶來了文化的繁榮，也在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有20多個民族或者直接借用漢字記錄自己的語言，或者仿照漢字創造了自己的文字。如壯文、白文、苗文等就是完全根據漢字的偏旁部件和造字結構來創製文字的。
漢字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財富。在幾千年的發展中，漢字陸續遠播於周邊國家，對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等國家的文字和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並逐漸形成了覆蓋東亞、東南亞大部分地區的「漢字文化圈」。
在當代，隨著中國實力的日漸提升和中華文化的快速傳播，漢字正以其非凡的活力，健步走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作者王立軍，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