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5日，正值國慶假期，我到外公家採訪他的人生經歷。在採訪外公前，我的母親曾對我說過外公以前的經歷很坎坷，不能問得太深以免讓他傷心。她說外公在她小時候和她說起以前的經歷的時候難過得流眼淚了，所以母親長大後都沒敢再問起外公小時候的事。那天是我第一次安靜地聽他用三個小時描述了他這八十多年間的故事，或許我還是第一個問起他人生經歷的外孫。在訪談過程中，他說話的語氣多次哽咽，因為這是一段坎坷但又值得後代記住的故事。下面的文字，將以外公的口吻展開。）
1 我五歲那年
我朦朦朧朧記得的事情是從五歲起，動亂的開始也是我童年變得可憐的開始。1933年我出生在佛山縣城，那時我家家境很窮，父親在縣城做豬肉佬的活，供我們家生活。我家在佛山農村九江鎮英明村有一間祖屋，祖屋只是一間普通的瓦屋，在西邊祠堂旁邊的巷子裡。印象中我們家長時間都生活在佛山縣城，很少住在農村。在我五歲那年，家庭裡有爸爸、媽媽、妹妹、姑姐、祖母，還有一個弟弟剛出生，一共七口人，祖父很早已經過世。
1938年我五歲，那時日軍已經侵略中國，那些日本佬在東北一路從北向南地攻佔城市，沒過多久佛山也淪陷了。那時我們國家的城市被攻佔，權力落在了日本佬手上，他們到處殘殺我們的人民，讓百姓受苦受難。當時日本佬還來到我們鄉下，所幸當時我們沒有住在鄉下，據說日本佬在廖家村殺死了16個人，在關家村殺死了2個人。佛山淪陷的那段時間，整個社會很動亂，平民都到處走難，我的父親失去了工作的機會，生意也無法做，我們家便失去了收入無法生活。當時日軍還沒侵略到香港，為了生計，我們一家走難去了香港，路上我們花了兩個月。
2 走難的生活
走難到香港後，我們家在香港過上苟且安全穩定的生活，我們家的收入主要依靠姑姐在政府裡給官員打工的工資還有父親打工的收入。沒想到這樣的生活才過了兩年左右，1941年日本佬跟著打來了香港，當時我還沒滿八歲。日本佬攻佔香港的時候，用炮艦轟炸香港的港口和高樓建築，當時天空一片灰霾，原本繁華的香港被炸得一片廢墟，走在街上完全分不清哪裡是道路。
最可恨的是日本佬攻佔香港時濫殺無辜香港公民，我的姑姐就在政府樓裡被日本佬活生生打死了。那天晚上父親很嚴肅地告訴我們姑姐去世的消息，家庭裡靜得可怕，奶奶在一旁落淚，我第一次見父親有這種憤怒的眼神，我也第一次認識到戰爭帶來的死亡距離我有多麼近，也讓我更痛恨日本佬。在動亂不安的環境下，我的父親在香港幾次失去了工作，再加上我們家庭失去了姑姐，整個家庭的生活又變得很困難，經常有上頓沒下頓。父親為了讓我們有飯吃，總是把他的飯分給我們，而他就餓著肚子在外找工作，非常辛苦。
艱難的生活熬了一年後，1942年因為家裡持續沒有收入，我們只好全家老少出動，走上街去收購舊的家私做小買賣。我們把收購的家私劈爛作柴，把它們賣給小吃檔來賺點小錢。當時我們家住的居民樓一共有四層，我家住在第一層。日本人侵略香港的時候，三樓四樓的鄰居已經逃難走了，隔壁的居民樓也走了三戶人家。因為這幾層閒置下來了沒人住，當地有很多地痞像瘋搶似地把這些樓層的窗框、門框、木條拆下來去賣，拆去木架的居民樓變成一個沒有支柱的空殼，每逢颳風下雨就會搖搖擺擺，很不安全。
有一天傍晚颳風大雨，我們都在家裡，突然周圍發出了一聲巨響，嚇得我們馬上衝出家門跑去對面店鋪的門口。回頭一望原來是隔壁的居民樓倒塌了，沒過多久連我們自己家的居民樓也在風雨中倒塌了，我們傻傻看著眼前的廢墟，既慶幸及時逃了出來，又覺得很無助。我們家所有東西都被壓在那個廢墟下，現在真的是一窮二白，不知道該去往哪裡。
還好後來我們得到了鄉親的救助，他們贈予我們一些財物和糧食，讓我們家勉強維持著生活。但是當時整個香港經濟依舊很蕭條，父親依舊找不到工作，單靠鄉親的救助也不能讓我們再在香港住太久。我們家一直在戰爭與貧困中掙扎著，卻掙扎不到出路。迫於生活壓力，1943年我爸爸把我九歲的妹妹送給了一戶在政府裡工作的香港人，他們也曾是我們樓上的鄰居，我爸爸想他們應該能讓我妹妹過好一點的生活。在妹妹被送人沒多久後，當時我的母親懷著一個孩子，我們一家從香港走難回到佛山的鄉下，我從此就和妹妹失去了聯繫。
1943年，我們家走了幾個月回到鄉下，村裡人給我們講了很多日本佬來到我們村幹的壞事。聽他們說在我們家住香港的那段時間，日本佬侵略了南畔鄉，搶走了他們的錢財食物，既殺死了很多人也餓死了很多人，整條村只剩下兩三百人，路邊還有很多餓死的屍體無人清理。那時百姓為了獲得食物，都把家裡的隔板、木條、木框等等拆下來去賣，把家裡能賣的都賣掉來換取食物，只剩下四面牆被叫做「燒豬籠」的屋子。
當時有段時間譚家村與關家村的村民發生了矛盾，兩個村的人一直在吵架。某一天晚上譚家整村人衝進了關家村的村民家進屋搶物資、搶糧食、搶錢財，連別人的米缸都不放過。這其中最殘忍的莫過於很多人迫於食物缺乏的壓力，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把妻子兒女賣去了山區，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以後他們可以逃跑回到家鄉。
回來鄉下後，我的父親在鄉下沒有耕種的土地，當地的工廠也沒有能力招收工人，我們家在鄉下既沒有種植也沒有收入，發現回來的生活還是很艱難，還不如在香港的時候。我們一家人迫於生存，又一家走去廣州市找工作求生，結果還是十幾天尋不到工作，無奈之下我們再次回到鄉下。
3 母親和弟弟賣身到山區
回來鄉下後，因為沒有收入，當時我們已經好幾天沒有飯吃，我們就把祖屋的木材都拆了去賣。我們家的「燒豬籠」拆完已經變成了危房，沒辦法再住下去，我們無家可歸只好住進西面祠堂裡。1944年，當時我11歲，我的母親在西面祠堂生下了我第二個妹妹。在母親生完我的妹妹才剛過一個禮拜的時間，父親做了個殘忍決定，讓母親和弟弟兩個人賣身去了山區，至今他們仍下落不明。而我可憐的妹妹既沒有奶粉喂，也吃不了粥水，缺乏營養的她非常瘦小。
我和我的父親白天都要去幹活賺錢，只能把妹妹一個人放在祠堂沒人照顧。每到傍晚回到祠堂，我就看到妹妹渾身骯髒哭個不停，我能做的只能是幫她換尿布，再餵點水給她喝。在幾個星期後的某一天，我們在幹活回來後聽不到妹妹的哭啼聲，只看見妹妹就在地上一動不動，身上還有很多螞蟻，我的妹妹就這樣活生生餓死了。最後我們家八口人就只剩下父親、和我兩個人。
在母親賣身到山區前，母親曾問我要不要一起去，我當時還不知道賣到山區是怎樣的體驗，因為媽媽在，我曾有過一起去的想法。但我的伯父知道這件事後馬上來勸父親，說一定要讓我和弟弟留下一個人在這裡，這樣另一個才有機會以後找回來，後來我成為留下來的那個。我記得父親說當時弟弟和媽媽賣身去的地方叫青蓮，弟弟去的時候只有七歲，如果我的弟弟在世應該有八十歲了。當時我們村有些賣身到山區的孩子，後來十幾年後他們自己找回來鄉下了。他們得慶幸於記住了自己家在哪裡，父母叫什麼等信息，才能找到鄉下的家，當時我們都開玩笑稱呼他們是「山佬X」。
但我弟弟那時候只有七歲，儘管當時父親有吩咐過讓他記住爸爸叫什麼、大哥叫什麼、家鄉叫什麼等等，但他可能時間長了已經記不得了。而我的母親因為在生了我的妹妹七天就賣身了，路程奔波又條件艱苦，加上孕婦產後的免疫力差，有可能她在路上已經去世了。我那個被送人的妹妹也在我們家離開香港後與我們失去了聯繫，沒法再找到了。
後來中國解放後，我得知青蓮公社有一個尋人來信辦公室。我曾寫信寄去青蓮公社，信中我寫明了「我的母親和弟弟是如何去青蓮的，至今去了多少年，希望政府能尋訪一下，看看有無此人，有消息請回信到我的地址」等等的內容。一個月的焦慮等待後我收到青蓮尋人信訪辦公室的回信，信中說給尋訪多次後查無此人。因為沒有其他的辦法去找他們，所以我至今還是沒有他們的消息，唯一的希望是弟弟還身體健康。
4 父子倆的生活
在母親和弟弟都賣身去山區和妹妹的去世後，我們家已經破碎了，只剩下我和父親相依為命。當時村裡有個比較富裕的人家僱傭我們倆幫他們拔草幹活，割一擔野草能兌換半斤米。對於兩父子來說，每天的一斤米只有用來煲粥才勉強夠吃，但其實也險些餓死。因為眼下沒有更好的方法解決我們的溫飽問題，我們就割野草割了一個多月。
後來1944年一個龍山的老闆找到我父親，他想父親和他的兄弟一起去廣西柳州做豬肉佬的工作。我的父親答應去柳州，並把我寄養在伯父家。就在父親他們剛到柳州不久，卻遇到日本佬飛機轟炸柳州，父親他們的生意做不成了。父親原本打算在柳州工作可以每個月給我伯父寄我的夥食費，但做不成生意讓我的伯父幾個月都收不到夥食費，所以他把我帶到了龍山老闆的家裡要米飯錢。
龍山老闆的家屬表示他們的生活也因為沒有錢寄回來而過得很艱難，但他們表示可以把我留在他們家，承諾會照顧好我。於是我的伯父就把我留在龍山的老闆家住了幾個月。父親和龍山老闆在柳州生意受挫，他們在柳州沒呆多久又一起走路回鄉下，一去一回一共用了一年。幾個月後父親回來了，我們兩個又回到西面祠堂。
我們倆的艱苦生活一直挨到日本軍投降，1945年中國的貿易開始恢復進行，城鎮、農村的生活也稍微好起來了。當時有個村裡的兄弟介紹我父親一份在沙頭墟做豬肉佬生意的活，我的父親靠這份工作賺到了一點錢，買下了現在這間屋子，也能供我讀書了。1946年當時我13歲才開始讀一年級，1952年18歲的我就小學畢業了。後來我們還買了一塊魚塘旁邊的「基」來種桑。當時我們種的桑樹一個月能產十幾擔桑葉賣給養蠶的人家，一個月能收入五六十塊錢，能維持幾個月的米飯錢。但是這塊「基」買得不是時候，在我們買了大概兩至三年後，土地歸為國家所有，我們不能用來種桑樹了。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民黨已經逃走了，12月左右解放軍才解放我們這裡。由於改革，農村要走集體化，要進行土地改革，政府把農村人分成了幾個階級：僱農、貧農、中農、富農、地主和惡霸。惡霸就是大天二，這裡還有很多帶槍的土匪。當時地主和惡霸的家產和土地都要沒收，然後把他們的財產分給農民。
1950年和1951年國家進行了清匪反霸和鬥地主行動，那些罪大惡極的土匪惡霸都會被拖到村裡的爛地上槍斃，那時候廖家村槍斃了三個土匪，昌大社槍斃了一個土匪。我之前還聽說過有個很殘忍的土匪，他劫持了一個五六歲的女孩，向女孩的家屬勒索錢財。而女孩家裡很窮，拿不出這麼多錢去贖她，於是土匪就把女孩關在自家的巷子裡七天七夜，活生生把她餓死了。周圍的街坊覺得她很可憐但是不敢和土匪作對，他們說當時聽她一直在哭，從大聲哭到小聲，從小聲哭到無聲。
5 我的工作經歷
1952年那年18歲的我才小學畢業，去廣州市參加升學考試，無奈沒考上，於是我就選擇結束學業，回家耕種。當時政府很需要青年幫政府工作，於是我就在村裡義務幫工作人員抄寫文字。雖然抄寫工作是義務，但我可能會得到一些單位的工作機會。1953年我19歲，某次機會在村長推薦下，我去了九江鎮的衛生與訓練班學習。學成一個月回來後，因為我沒有什麼工作經驗，這次培訓對我的就業沒起到什麼作用。
後來1953年南畔要建立信貸社了，也就是現在的農商銀行。我再次幸運地被單位派去南海縣學習一個星期，培訓回來我們鄉的信貸社就開始辦理業務了。以前的信貸社擺設非常簡單，一間小屋、破木板釘起來的門、一張破桌子、幾把椅子、一個算盤、一個掛包和七八個帳本就開業了，不像現在銀行的裝修和設備有那麼講究。我們培訓的時候學到的都是基礎的記帳知識，真正服務的時候很多情況我們都不會操作，幸好當時還有一些工作隊成員指導在旁邊指導我們。
當時村裡設立信貸社的最初人選是我和一個女生，但因為在信貸社工作還需要保管錢財，女生做這個職業很不安全。於是我就叫上了當時村裡讀書最厲害的朋友和我一起從事這份工作。當時的我屬於半脫產，半日在從事生產，半日在信貸社工作。但在信貸社工作了三個月我就辭職了，因為當時的信貸社辦理業務進出的款項都要當天存取在西樵的官山銀行，當時沒有交通工具，步行一去一回就要半天，讓我無法專注從事生產。況且半路上還需要提防土匪搶劫，所以我決定辭職專心從事生產。
後來1955年我22歲的時候，水利會招聘人員，我就去水利會做了兩年的灌溉工作。兩年後國家需要發展交通，要在我們沙頭建一條公路。公路原本計劃從大壩建起，經過北村進入沙頭最後到達官山，但因為途徑的龍江大壩這部分路線屬於順德縣不屬於南海縣，為了解決土地的問題最後把路線改成從九江進入官山。
1957年24歲的我在從事公路建設的活；1961年左右我28歲，被調去了交通局工作；1970年我37歲，被派到九江渡口所工作負責渡車過海；1980年我47歲，被調到西樵渡口所工作並在那裡一直工作直到西樵大橋建成。1987年西樵大橋通車了，幾年後西樵渡口所也跟著倒閉了，我剛好夠年齡退休。於是在1993年我年滿60歲並辦理了退休手續，1995年我正式退休回家。
6 父親去世
我的父親在1956年就過世了，當年我才24歲。我的父親是得肺癌去世的，日軍侵略我國的時候我的父親沒得吃又要工作，日積月累最終熬壞了身體。那時我發現父親越來越消瘦，還總是氣喘咳嗽，我就帶他去佛山市第一人民醫院看病，當時醫院的名字叫廣東省粵中行署人民醫院。那時候我帶他去佛山看病的經過也是相當曲折。我們家地處農村，路上沒有交通車，只有沙頭墟才有幾隻交通艇。這些交通艇是專門擺渡有需要的客人的，會經常出現在人流量多的河段，偶爾才會進入小村莊的河湧。
當時為了帶我父親去看病，我走去沙頭墟叫了艘交通艇開進來我們家巷尾的湧邊。我扶著父親從家門走出巷尾，明明只有短短二十多米的路程，父親卻因為氣喘停下來休息了兩次。交通艇把我們載到龍山鎮湧尾的公路橋底，我們走到公路上等一個小時只有一班的公路車。接著我們坐公路車去到龍江大壩，過海後等待去往瀾石的公路車，到達瀾石後我們還要再坐瀾石至佛山的公路車，下車後叫一輛人力三輪車載我們到達廣東省粵中行署醫院。整個路程用上了整整半天，非常耗時間。
我讓父親在醫院裡做了檢查，在拿結果的時候醫生讓我一個人進診斷室。醫生說查出父親患的病是肺癌，並且病情已經到了晚期。他的病已經拖得太久了，到了現在這個地步已經沒得救了。當時我都愣住了，醫生叮囑我不能告訴父親他的實際病情，不要增加他的思想負擔。所以我後來告訴父親他的病只是小事，要多注意休息，但父親在回家三天後就去世了。
父親去世後只留了三十多塊的遺產給我，那時候我才24歲，我原本家的八口人已經剩下我一個人了。我的鄰居親戚都替我難過，說我年紀輕輕失去了全部家人。但還好我還有叔伯們，他們幫我做處理父親事後的事情，減輕了我的壓力。
7 我的新家庭生活
1952年我剛滿18歲，剛小學畢業，也在同年結婚。我妻子的娘家有田地，也有魚塘有養蠶，家裡能夠自給自足，抗戰時期她家過得並沒有很艱難，但結婚後她跟著我熬了很長一段艱苦生活。那時我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工作單位住，只有節假日才有機會回家。而且我在工作單位的工資很低，一個月只有三十多塊，留下十幾塊做我的生活費後，我每個月只有二十塊拿回家。那時家裡的大小事務都需要妻子掌握，那時妻子為了照顧孩子，只能憑著每天在生產隊出勤一個月拿到十幾塊工資。1952年的生產隊叫人民公社，每人每天的出勤都是按工分來計算。
因為土地是國家的，成員每個月的收入取決於生產隊一個月能生產多少魚、賺了多少錢，公社再按照所有成員出勤一共多少工分來計算每十工分多少錢。當時生產隊人數很多而收入有限，所以每個人分配到的收入都很低。當時我家一共幾口人，我們的收入不高又受到糧食供應的限制，所以我們還是會有吃不飽的時候。當時的糧食限制是嬰兒只有六斤米一個月，會走路的小朋友是八斤，小學生只有十幾斤，而出來工作的只有二十多斤米一個月，為了讓大家都有得吃，當時我們家只能吃粥來填飽肚子。
我和妻子一共育有四個女兒一個兒子，我們家庭從大女兒出生開始熬了十幾年時間，直到大女兒出來工作至小兒子也出來工作，我們家庭的生活條件才好轉起來。這段年份裡，我有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外工作，只有我妻子一個人打理整個家庭，照顧這麼多個孩子。那時候家裡總是會出現沒柴燒的情況，當時一把柴都要十塊錢，非常昂貴。我的孩子們放學後就要去爛地裡撿樹葉樹枝來拿回家燒，我的妻子就會偷偷去到生產隊的甘蔗林裡摘甘蔗的葉子拿回家，有幾次妻子摘甘蔗葉的時候被生產隊的幹部發現了，她就偷偷躲起來或者直接划著船笑著划走了。
因為家裡窮，村裡的人都知道我們的處境，有時也會給我們家一點幫助。有時候我的工資甚至兩個月才發一次，那時生活就更艱難了，實在沒辦法我們就會去信貸社貸款，我試過在信貸社貸款了二十多塊。當時貸款的條件是必須入股才能貸款，每股3元。這二十多塊我也還了兩年才還清。
我工作的時候回家次數大概是一個月一次，以前我們這裡很落後，沒有自行車，也沒有像樣的路，我步行從工作的地方到家裡就要半天時間。每次回來我的孩子們就很高興，因為他們不僅能得到幾毛錢的零花錢，而且我的妻子當天也會做近期最豐盛的菜迎接我。後來我買到了自行車，回家就快了，逢有空的時候我就騎單車載著我的其中兩個孩子去廣州或者佛山去逛逛。
在我四女兒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我就帶著她和我的大女兒一起到廣州的東方樂園玩，那次也是唯一一次拍照記錄過。我的孩子學歷都不高，有幾個孩子是無心向學，但是四女兒學習很好，可惜的是家裡沒有更多錢供她繼續讀下去，班主任也曾來家訪勸我們繼續供四女兒讀高中。
1985年的時候，我的小孩都出來工作了，我們家也存到了錢，就拆了這間房子重新建起來，就是現在我們住的樣子了。後來我的孩子也陸續成家了，親家都是這裡本地人，我也有了自己的孫子和外孫，艱苦的日子熬出頭了，生活漸漸美滿起來。1995年我正式退休回到家裡，終於可以不這麼累了。回來後我向別人學習了修理單車的技術，就在自家的門口做起了單車修理的小生意。我的收費很實惠，十幾年還是一樣的價格，所以很多街坊都會光顧我。
退休之後的我就靠每個月領的退休金還有修單車的賺到的錢過日子，現在已經不用擔心會吃不飽了。現在飯桌上能吃上排骨、水果等等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食物。我的女兒偶爾會讓我幫忙照顧孩子，我就用繩子拉著坐小車上的外孫，帶他們「趟街」。我帶著他們走過小巷子，教他們認識巷子的名字，我有個外孫很聰明，我教過的巷子名他能一次就記住，人人都誇他聰明伶俐。
後來我還買了一臺電子琴，開啟了激發我音樂興趣的過程。我用貼紙在每個琴鍵上標上了音符，憑著讀書時同學教的一些樂理知識去推敲一首歌怎麼順利彈完。一本簡譜書我用了十幾年，裡面的《東方紅》《上海灘》《滄海一聲笑》這些歌我都會彈。我平時還會教我的老伴一起彈電子琴，於是我又買多了一臺電子琴。我的女兒們都笑話我們說是「對牛彈琴」。後來我又買了古箏和揚琴這些樂器。剛買時我不會彈，還是憑藉著我對那八個音的認識，自學這些樂器，一點一點摸索那個樂器的八個音在哪裡，再教老伴如何彈。後來我們家裡還養了十幾隻鸚鵡鷯哥，教會了它們叫「恭喜發財」、「早晨」、「再見」等等的話語，現在還保留了五隻。
現在我已經八十七歲了，有四個女兒，一個兒子、有九個外孫、兩個孫女、一個孫子、三個曾孫，這些都是我的後代。現在平日早上我還是會在家門口做起修理單車的生意，下午我就會和老伴一起彈琴，在電視機前了解國家大事，晚上飯後就會在街上逛逛街，偶爾我的孫子和外孫會來陪我們聊天，生活過得很充實。清貧了大半輩子，我還是習慣過節儉的生活，但總是想買最好的給我的後代。家裡的家具幾十年還是不換，工作時穿的白色汗衫即使破洞了還是一如既往穿著。舉辦生日宴時我不會讓後輩出一分錢，但會點多到吃不完的菜來招待他們。在我後輩的眼裡，我和妻子就是一對很熱心的老人家。
我現在雖然身體有些毛病，眼鏡有點看不清也有些耳背，但我還是閒不住。因為以前的日子過得很艱難也很努力，突然讓我過著清閒的生活反而會讓我覺得生活沒有方向。我的前半生很坎坷，吃不飽與家庭分散的問題總是圍繞著我，但還好苦日子熬出了頭，現在的生活很幸福，家庭安康、生活小康，而且後輩都對我孝順。
（採訪到這裡就結束了，我仿佛從另一個世界走出來。過程中外公介紹得很詳細，他的故事也讓我感到很震撼，我直到今天才知道日軍侵略戰爭、妻離子散、餓死等等痛苦都在我的親人身上發生過。他聊到「日本佬」的時候語氣變得非常凝重，聊到「貧困生活」的時候語氣又帶了點嘲諷。因為他的故事現在不會再發生了，但他想讓我記住這些苦難對他帶來的刻骨銘心的痛還有後輩要努力奮鬥的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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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研習社獨家稿件
作者：崔綺煥，華南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編輯：S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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