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不哲學」編輯
來源：摘編自約翰·塞爾《哲學的未來》一文
●在語言哲學中，認知偏見最為令人震驚。
兼聽。哪怕與你的認知發生衝突
思考。不止步於自己的思維舒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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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懷疑論
17世紀以來，歐洲的哲學傳統是過度關注知識論和懷疑論方面的問題。20世紀的哲學則以關注邏輯與語言為特徵，這與以往幾個世紀的哲學所關注的問題極不相同。懷疑論已不再是哲學家們主要關心的問題，還原論一般來說也已經失敗了。當前我們的處境有點類似於古希臘人從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向亞里斯多德轉變時的情形。
邏輯和語言在20世紀扮演核心角色
20世紀的哲學有許多特殊特徵，但20世紀哲學與早期哲學之間的最有決定性的區別是邏輯和語言在方法與論題兩個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這一新的時代實際上開始於1879年，當時，耶拿的一位名叫戈特洛布·弗雷格的鮮為人知的數學教授徹底改變了邏輯學這門學科，並且有效地創造了語言哲學。從亞里斯多德的時代直到1879年，亞里斯多德的三段論主宰了邏輯學，人們認為，三段論的範圍差不多與邏輯學這門學科的範圍是相等的。甚至像康德那樣偉大的哲學家也會說，到18世紀，邏輯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本質上是完備的。隨著三段論的完成，邏輯學已無事可做。然而，弗雷格通過創造了謂詞演算或量化邏輯[量詞表達邏輯：「存在某個如此這般（such that）的X」 而且，「對於所有的X，X是如此這般」]徹底改變了邏輯學。弗雷格的邏輯學比傳統的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更有說服力，並且，它現在已經成為當代生活的一部分，以至於我們幾乎沒有意識到其特殊的革命性特徵。例如，在計算機科學中使用謂詞演算現在完全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很難設想，沒有量化邏輯與集合論，你如何研究現代計算理論。
在發展邏輯學的過程中，弗雷格幾乎是在不經意間發明了語言哲學。先前的哲學家們(再次從古希臘人開始)一直對語言感興趣，但其一般態度是，我們會把語言視為是理所當然的，接著繼續研究更為有趣的哲學問題。普遍存在的（例如，英國經驗主義者洛克、貝克萊和休謨的）語言與意義的圖像是，語詞通過代表心裡的理念來獲得其意義，這些心裡理念通過相似的方式代表世界中的對象。例如，「椅子」一詞代表我有椅子的心智圖像，這種心智圖像以相似的方式代表世界中的各種真實的椅子。這種心靈圖像看起來像是各種真實的椅子。弗雷格(還有較晚的維根斯坦)認為，整個這一進路已然破產，並提出一門儘管還不夠完備卻更為豐富的語言哲學。
知識論和懷疑論—17世紀以來的哲學傳統
20世紀的哲學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發展，對此我並沒有多大信心，但最後這或許是20世紀哲學最重要的結果。在笛卡爾以後的三個世紀裡，也就是從17世紀中葉到20世紀末，哲學家們最關注知識和懷疑論的問題。笛卡爾使得認識論——知識的理論——成為哲學的核心。對於笛卡爾來說，首要的問題是，在科學、常識、宗教、數學等領域內，我們能夠賦予我們對知識的斷言以何種堅實的基礎。此後，像洛克、貝克萊、休謨、萊布尼茨、斯賓諾莎和康德之類的偉大哲學家們感到，笛卡爾回答懷疑論的努力並不適當，但笛卡爾的問題在這些人的哲學工作中卻依舊是最重要的。例如，洛克認為哲學的主要問題是「人類知識的本質和範圍是什麼？」休謨的懷疑論比笛卡爾曾經設想的懷疑論最終激進得多，但他覺得，我們通過對我們自身和世界採取一種完全自然主義的態度，可以與懷疑論和平共處。我們只是不得不接受，我們的知識是有限的，承認我們其實知之甚少，而且，儘管我們無法對我們作出的關於世界的假設提供辯護，卻好像我們確實知之頗多那樣進行下去。康德在讀了休謨的著作之後感到自己從「獨斷論的睡夢」中醒了過來。他努力大膽地克服休謨的懷疑論，但我認為，他的努力是失敗的。就像我所說的，在20世紀，哲學家們主要的興趣在於語言和意義，而不是知識及其辯護。簡而言之，笛卡爾的問題是「你如何知道？」後來，羅素和摩爾把這一問題轉變為「你是什麼意思？」儘管如此，像羅素、摩爾、維根斯坦和奧斯汀之類的哲學家們還是付出大量的智力勞動，試圖用語言方法克服懷疑論。儘管他們分析的主要目標是語言和意義，但語言和意義分析的大多數要點是為真、證據和知識概念提供說明與辯護。我相信，並且真誠地希望，這一時期已然結束。當然，在哲學中沒有一個問題會一勞永逸地結束，但我對當前的智力場景的解釋和對21世紀的希望是，我們可以完全擺脫懷疑論的困擾，轉而研究更具有建設性的哲學問題。
認識論的困擾及其對克服懷疑論的特殊困擾，導致了笛卡爾之後三個世紀的哲學的第二個特徵。對於許多哲學家來說，真正的進步要求邏輯還原。我們不得不表明，如何從關於更簡單的認知、更原始的現象的陳述中邏輯地推出關於令人困惑的現象的陳述，在這種意義上，要理解一種現象，我們不得不把它還原為更簡單的現象。因此許多具有經驗主義頭腦的哲學家認為，理解人類心智狀態的唯一方法是將其還原為行為(行為主義)。以此類推，許多哲學家認為，為了理解經驗實在，我們必須將其還原為感知經驗(現象主義)。認識論困擾的一個自然結果是，以還原論的方式來看待對懷疑論問題的解決方法。所以在我看來，哲學中瀰漫著雙重錯誤，而我希望，我們現在克服了這些錯誤。這兩種錯誤是懷疑論和對還原論的不當拓展。
邁入21世紀版的亞里斯多德階段
我毫不誇張地說，認知偏見已經影響了哲學實踐近400年。即使在與認識論並不怎麼相關的那些學科中，認知問題也是整個學科的核心。這在倫理學和政治哲學中最為明顯。你或許認為「我們如何知道」這一問題在這些學科中並不太重要，但事實上，倫理學在這個時期的核心問題乃是「我們在倫理學中如何能有客觀知識？在我們的倫理判斷中，我們如何能夠獲得我們致力於科學判斷的那種認知確定性？」在我們的哲學前輩看來，甚至似乎不可能有比這更為基本的倫理問題。確實，對於那些接受區分描述與評價的人來說，對倫理話語進行哲學分析的結果是令人可疑的。根據這一觀點，在倫理學中不可能有客觀知識，因為倫理的陳述不可能客觀地為真或為假。同樣的認知偏見也感染了政治哲學。問題還是「我們如何能夠確定、如何能夠擁有關於我們的政治判斷和對政治義務之斷言的認知客觀性？」正如倫理學備受某種形式的懷疑論之苦一樣，政治哲學也因同樣類型的懷疑論而處於低潮。羅爾斯的《正義論》的出版徹底變革了政治哲學並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語言哲學中，認知偏見最為令人震驚。弗雷格本來對意義並沒有什麼認知擔憂，但是，他的20世紀的追隨者卻把意義問題轉變為關於意義的知識問題。在我看來這實在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但正是這一錯誤持續至今。語言哲學的整個運動是思考這樣的核心問題：當聽者把意義賦予說某種語言的人時，他有哪種證據？例如，當你說出「兔子」這個詞時，我有哪種證據表明，你意指的「兔子」的意思也是我意指的「兔子」的意思呢？而且，依我所見，還是把對於這一問題的回答錯誤地當做不僅是我們如何決定意義問題的一個認知要點，而且是理解意義本質的關鍵所在。意義被完全分析為是，聽者對說話者的言中之意所能持有的各種證據。許多有影響的哲學家認為，認知問題已然為我們提供了關於本體論問題的回答，也就是說，關於意義的各種事實完全是由我們具有的關於意義的證據所構成的。我相信，這個觀點就像在一般的科學和哲學中是錯誤的那樣，在語言哲學中也是錯誤的。這就好像是說，既然我們用實驗和儀表讀數檢驗我們關於物理宇宙的知識，所以，物理學知識完全被假定為是關於實驗和儀表讀數的知識。依此類推，既然我們把人們的措詞語境用作判斷他們的言中之意的證據，所以，假設關於意義的那些事實乃是關於人們表達語境的事實，這同樣是錯誤的。我相信，這一認知偏見簡直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哲學謬誤。
我在提議我們應當放棄懷疑論和還原論時有著特殊的智力目標。我認為，我們要想對語言、心靈、社會、合理性、政治正義等作出令人滿意的建設性的分析，我們就應該不再受下列觀念的困擾，即，所有研究的前提條件首先是為知識的可能性提供辯護，哲學知識的真正進步一般都要求把高層次的現象還原為在認識論意義上更加基本的現象。對付懷疑論的方式並不是試圖以懷疑論的措詞來反駁懷疑論，而是用我們處理當前問題的這樣一種方式來戰勝它。就像我在前面所說的那樣，我不確定這是我們的處境，但確定的是，就我自己的智力發展而言，這是我的處境。根據我對當代哲學場景的解釋，懷疑論已不再是哲學家們主要關心的問題，還原論一般來說也已經失敗了。當前我們的處境有點類似於古希臘人從蘇格拉底與柏拉圖向亞里斯多德轉變時的情形。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認真對待懷疑論，並設法解決不同的零碎問題。亞里斯多德並不把懷疑論的悖論看成是對他企圖系統建構理論哲學的整個事業的嚴重威脅。我認為，我們現在有辦法邁入21世紀版的亞里斯多德的階段。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維根斯坦認為，普遍的哲學理論是不可能的。悖謬的是，維根斯坦像每個人一樣，通過幫助清理懷疑論擔憂的範圍，使一般的哲學理論成為可能。
在我看來，系統的理論型進步的一個最大阻礙就是認識論的困擾。我相信，我們應該關注認知問題：「鑑於各種懷疑論的悖論，我們如何可能擁有知識？」我們關注認知問題的方式像哲學史上關注其他諸如此類的悖論的方式一樣。例如，芝諾關於時空的悖論提出了有趣的困惑，但沒有人假設，我們只有首先回答了芝諾關於空間運動可能性的懷疑，才能真的穿過一個房間。同樣，我相信，我們應當以同樣的態度來對待由懷疑論哲學家提出的關於知識的可能性的悖論。也就是說，這些是有趣的難題，並且，它們為訓練年輕的哲學家提供了很好的參與練習，但我們不該假設，知識與理解的可能性首先取決於我們能夠駁倒休謨的懷疑論。當然，我無法預言21世紀將會發生什麼，但我可以表達這種期望，並且我認為，在我們的智力史的本階段，有充分根據的一個期望是，在語言哲學、心靈哲學、倫理學、政治哲學與科學哲學中，隨著認知偏見的拋棄，我們可能達到的理論理解和理論說明比我們在過去這門學科史的任何時候所具有的理論理解與理論說明都更深刻與更富有建構性。
哲人哲語
記住，鑑別力衰弱時，偏見就會佔上風——奧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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