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與國際社會共同對抗人類這一共同敵人。在疫情爆發之初，不少國際友人曾向武漢等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伸出援手，其中尤以日本社會的捐贈活動及其支援物資上所附漢文詩句，給人以最深刻的印象，且引發了中國社會各界人士的熱議。這一現象除了表現出中日兩國同處東亞文化圈，同文同種，在諸多方面能感同身受外，也體現出了詩歌對於人和社會的特殊意義。
宇宙、天地、人類到底是何種存在？古往今來皆是大哲、詩人們在面對的問題。宋代哲人張載曾言為學宏願始於「為天地立心」，為什麼要為天地立心？因為天地本無心，廣漠虛無，而人使之有心，從而有了色彩、溫度與冷暖，人在其中才是人的世界！相關思想震鑠古今。在為天地「立心」的過程中，除了需要理性哲思外，也需要文學的參與。文學具有強大的創造力，能「克服」世俗庸常的沉淪。且在文學的各種樣式中，尤以詩歌最具開拓力，可以重造「宇宙」「天下」「邦」「鄉」「家」「身」等各層面的風景與境界。此次日本捐贈物資上所附四首詩歌和引起的人心震動，正是對此的全方面呈現。
「風月同天」對自然殊象的人文同化
隋唐是繼漢朝之後，中華文化東傳日本最為活躍的歷史時期之一。在相關交流中，又以佛教文化的流轉最為興盛。當時日本民間還流傳著這樣的傳說：中國南北朝時期陳朝的惠思禪師在圓寂後，轉世託身為聖德太子，後者有此因緣，故積極派遣遣隋使，引進中華先進文化，使日本迎來了飛鳥時代。聖德太子仰慕中華文化，同時也篤信佛教。在他的弘揚下，佛教文化在日本如春之櫻花盛開，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黎民百姓皆浸沐其中。唐朝初年，天武天皇的孫子長屋王也是其中之一。他曾深受天皇重用，連續超遷，最終官至宰執，在執政期間曾委託遣唐使贈送千件袈裟，供養於中土的高僧大德。每件袈裟上皆繡有四句偈語，即「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他對中華文明、佛學文化的神往之情溢於言表，但也一語成讖，不久便陷入了政治爭鬥漩渦，最終受誣告而被迫攜妻子自殺。長屋王死後，時人哀之，但他的詩的生命並沒有隨之終結，在其誕生的那一刻便已結下了二十年後中日文化進一步交往的「因緣」。
根據唐時日本學者真人元開所撰《唐大和上東徵傳》記載，日本雖傳習佛法良久，制度卻不完備。當時中土佛教界皆以戒律為入道正門，若有不持戒者，為僧侶所不齒，但日本並沒有德高望重的授戒人。為解決該問題，榮叡、普照等學問僧便跟隨遣唐使留學，同時邀請高僧大德往扶桑主持授戒。然而當時中國正值開元、天寶盛世，天子又敬佛道，扶桑遠在東之盡頭，其中滄海淼淼、煙波浩漫，航渡百無一至，性命福禍難知，因此幾乎無人願往。後來，榮叡、普照二人前往揚州大明寺，拜請鑑真和尚。鑑真是當時江淮一帶遠近知名的授戒大師，據史籍記載此前在其足下剃度得戒者已有四萬餘人。在得知榮叡等來意後，被他們的赤誠和長屋王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所感，鑑真發願前往。弟子祥彥見此，率先應和，此後原本遲疑的僧眾皆呼應跟隨。
鑑真和尚前往日本傳法之旅並非一片坦途。因受唐朝限制，他們沒有取得「過所」，只能以偷渡方式前往。在此後的十二年裡，多次出航，卻因被告發逮捕、海上颶風、觸礁、沉船等原因，皆無功而返。尤其以第五次出行最為慘烈，當時船隻從揚州起航，後遭遇大風而失控，只得隨波逐流，海上漂泊長達十四天，淡水用盡，一眾性命垂危。後幸得靠岸，登島方知已漂到了海南。之後由海南到廣州，進而重返揚州，一路艱辛。其間邀請他的榮叡積勞成疾去世，普照因故離開，第一個表態支持鑑真前往的弟子祥彥也中道病卒，鑑真受此打擊，雙目漸漸失明。據史籍記載，在鑑真的前五次出行中，先後有三十六人死於船難或傷病，二百餘人退出。但這些始終無法動搖鑑真的東渡之願。第六次，在不顧唐玄宗拒絕其出國的情況下，仍乘坐遣唐使船隻，終達日本，得成其志。得悉鑑真到來，日本朝野震動。此後天皇封鑑真為「大僧都」「傳燈大法師」，統領日本僧尼，為其建立完備的戒律制度，也為中日文化交流史傳下了一段不可磨滅的佳話。
回顧鑑真東渡之行，可知長屋王的「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是其發願的機緣，以致此後百折不撓。但這句偈語究竟有何特別，擁有如此催人奮進的力量？想來長屋王在作此詩時，應該是想到了聖德太子的傳說，詩中表達有他希望中土高僧轉世扶桑或自己來世生入華夏之願。除此之外，也是更為重要的，在於該詩所蘊含的佛法境界與人間真諦。
《華嚴經》所說的「萬川印月」，是該詩意境的源頭之一。「山川異域」喻指宇宙廣漠，天南地北，物態殊象，這些如同一堵巨大的無形之牆，隔絕出不同的界域，同時它們也成為了不同的視域對象，使得身在異域中的人生活不同、語言不通。這種割裂與分別，透露著冰冷、孤寂、悽清與無奈。「風月同天」，則是說我們在同一片天空下，擁有共同的「明月」，不論何時何地都可共同仰望。「風」則是天地間的自由之子，從日本到中國也只是時間的問題，它可以吹來彼此文明的氣息。可以說那輪「明月」就是人心，「風」便是我們自由交流的信使。山川等物態景象的隔絕，終究無法也不能阻止我們在同一個「世界」裡感同身受。
在這一文化的薰陶下，唐詩也體現出了這種宇宙一心、跨越時空的境界。如孤篇壓倒全唐詩的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裡，何處春江無月明！……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以及張九齡《望月懷遠》「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等等。在這裡，明月穿越了時間與空間，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隔絕。到了宋代，朱熹則化用「萬川印月」，說他的「理一分殊」，則是詩與理的再次交匯，也是再度讓我們體認到我們擁有同一片天空、同一個道理、同一顆人心。因此「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一句震撼人心的話！無怪乎鑑真大和尚從此發願東渡扶桑。
另外，此次日本富士山縣捐贈遼寧救援物資上所附化用《千字文》而作的小詩「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則是將「為天地立心」完全具象化了。遼河與富山物態決然不同，不正是「山川異域」嗎？但天地一氣，東風吹來，雪融花開，所迎為同一春天，所持都是同一賞花心，這不正是「風月同天」嗎？
「何曾兩鄉」對社會人情世故的衝和
王昌齡是盛唐時期的著名詩人。他早年家境貧寒，常半夜醒來獨坐榻上，暗自流涕，為家中無米、無力供養父母妻子而黯然神傷（《上李侍郎書》）。少年時，一邊漁獵耕種，一邊苦讀經書。其間最為愜意之時，便是偶爾偷得半日閒暇，在長安灞陵下的江邊小澗垂釣，即所謂「林臥情美閒，獨遊景常晏。時從灞陵下，垂釣往南澗」（《獨遊》）。開元十五年，得中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從此走上仕途。但他的仕途並不如意，起起伏伏，一貶再貶，最終在安史之亂時，被濠州刺史閭丘曉殺害。
王昌齡能詩能文，身前便名聲大噪，與王維、李白、杜甫等皆曾同遊，唐人稱其為「詩家夫子」「七絕聖手」。中唐時，日本學問僧空海法師（亦名遍照金剛）隨遣唐使遊學中土，歸國時帶回漢籍多種，其中就有《王昌齡集》。他的詩歌也由此開始散播於扶桑，今日又借抗疫捐贈物資標貼之機傳回故鄉，重新喚起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心靈意蘊。
王昌齡的邊塞詩為人所熟識，如「秦時明月漢時關，萬裡長徵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邊塞》）、「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從軍行》）等，皆為稚童耳熟能詳之作。這些邊塞詩既有反映唐朝將士的勇武，也有批判統治者的好大喜功，豪邁、壯烈、悲悽皆蘊意其中。除此之外，他的送別詩感情真摯，「量多而質高」，如「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芙蓉樓送辛漸》）便是名例。至於他的婦女詩，則藝術手法多變，細膩入微，亦多有佳篇傳世。如「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採蓮曲》），讀之便有詩中歌聲縈於心頭，繞梁三日。
此次日本社會捐贈物資所附即為王昌齡的送別詩《送柴侍御》，全文為：「沅水通流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王昌齡寫此詩時，正處於其人生的第二次貶官——貶謫龍標縣尉。龍標即今天的湖南黔陽，當地有沅水，亦即沅江。柴侍御，應是他的好友舊交，同是宦海沉浮之人，至於具體為誰，已失考。柴侍御此次將離開龍標，前往數百裡之外的武岡，雖未知緣由，許是遷任該地。王昌齡因貶謫，身在異鄉為異客，柴侍御則是他在異鄉所遇故知。兩人同事多年，將要分別，王昌齡勸說不必傷感，雖兩地隔著崇山峻岭，但沅江通波，雲雨共沐，且明月所照，皆為故鄉，心同一月，更非兩鄉。
在此詩中，開頭依然有「龍標」與「武岡」的兩地分別與分割，但已不是《繡袈裟衣緣》裡的「異域」，只是「兩鄉」。 在「宇宙」「天下」「邦」「鄉」「家」「身」的格局中，「域」在宇宙之下、天下之中，但超越「邦」。「異域」給人更多的是一種荒蕪的隔絕，中間的時間與空間隔閡感是底色，透露著巨大的天然殊象，使渺小的人難以通達與共情。「鄉」則在一國之內，「兩鄉」已沒了自然殊象，透露著人氣，有著社會性內容。且它們在邦國主流文明教化下，彼此間的差異可能只是風土人情略為不同。在這種景象中，「明月」也是人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同此情。有此「明月」，則可穿越「兩鄉」的人情世故之隔，如在一鄉，消息相通、志趣相投、氣息相感。
「與子同裳」對個體隔閡的打破
秦人的祖先伯益曾因輔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賜姓嬴氏，其後代多雜居於西戎。後人非子侍奉周孝王，因在汧水渭水間養馬有功，獲封於秦邑，但也只是周之附庸。周宣王時，天子任命非子的曾孫秦仲為大夫，徵伐西戎，後者戰敗被殺。到了周平王東遷時，秦仲的孫子襄公護衛有功，被外封為諸侯，但平王所賜封地是已被犬戎佔據的歧豐之地。為此，秦開國初期的幾代君主奮力開拓，雖多戰死沙場，但也終有西周王畿舊地並俯控戎狄。秦國被封為諸侯，於是有了在《詩經》「國風」裡出場的機會。《無衣》便是《秦風》裡的篇章，全文為：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關於該詩的內涵解讀，存在一個變化過程。《毛詩傳》指其為諷刺之作，刺周王窮兵黷武，秦君急於邀功、不恤民生。《詩經》裡的國風所收「夷、厲、宣、幽」之世的作品多為「變風」之作，因為當時處於衰亂之世，詩人發言多為諷刺之詩。秦立國恰逢西周末世，又在亂局中開拓疆土，即使身為主君，也多戰死沙場，則將士百姓死傷更不可勝計，那時民生凋敝，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確是實情。故《秦風》裡的篇章也大體是「變風」之作，《黃鳥》等是不爭之例，即使是從宋代朱熹開始被定為男女戀曲的「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的《蒹葭》也本是刺君之詩。
《無衣》本是再現君主對將士百姓的訓誡場景：你怎麼能說沒有衣服？我與你穿得一樣！現在天子要發動戰爭，你趕快修治好我的戈矛！你不要害怕，我將與你一同衝鋒陷陣！內容上記錄的是秦君向將士百姓訓示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也要上，且身為領導的我與你同甘共苦、身先士卒，還有什麼可遲疑！形式上所展現的重章復沓手法也非藝術加工，是現實生活中常常會出現在相關場合的強力誅心排比句。在這裡周天子的暴虐無道，秦主的好大喜功、急不可耐、威逼利誘、道德脅迫等都躍然紙上，而將士百姓的饑寒、惶恐、無奈也都隱襯在筆端。
當然，所謂「諷刺」並不是歇斯底裡、毫無體面的咒罵，始終是「哀而不傷」。本詩所截取的生活畫面，咋看之下好像並沒有直接說什麼，只是展示秦君的強力與激切，可能最終將士百姓會被其「道德」激勵，使民氣可用，或者士卒雖無可奈何，也只能與之同往同死。但無論如何，詩人背後的憂傷都在於「生靈塗炭」，其意在於勸誡君王如有惻隱之心，當自損其邀功、嗜血之欲，如此無辜饑寒、可敬可愛的人民，豈忍驅之入死地！這就是《詩經》裡的詩人們共同擁有的品德與格調，即「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不過，詩人總是低估君主的冷酷無情、無恥狡猾，此詩誕生不久便被異化為「尚勇」之作。他們將詩歌的語境與人物關係加以轉化，使之不再是上位者對下民的訓斥，變成了底層士卒彼此間的相互激勵。詩歌畫面因此突變，進而被解讀為將士衣不蔽體、饑寒交逼，但同仇敵愾、枕戈待旦，突顯所謂不畏犧牲的精神。如秦哀公曾為申包胥賦《無衣》，以激勵秦軍出徵（《左傳·定公四年》）。此後漢代的班固、宋代的朱熹無不以此詩論說秦人本性好戰，「（秦地）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詩集傳·無衣》）。如果詩人泉下有知，估計也是無顏見詩中亡魂。
當然，轉化後的詩意雖然遮蔽了許多《詩經》固有的偉大精神，但它之所以能流傳千載而不絕，也在於我們對於它有一個最大共識：詩中表露出兄弟之間患難與共、共克時艱，情比金堅。如果脫離具體語境，「患難」「時艱」可泛化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各種困難。那麼在日常相助中，化用「豈曰無衣，與子同裳」一句則最為妥帖。若斷章取義，單獨來看此句，相較於前面的穿越「異域」「兩鄉」而言，「衣裳」已融入到具體的日常生活中，具象而細微，它打破了「身」與「身」的個體隔絕，肌膚相觸、冷暖皆在其中，可謂零距離的「感同身受」。日本友人在捐贈物資上剪貼此句，表現出了他們的得體與涵養，更表現出了當前我們所面對的大患是每個個體的共同之敵，又何以分別心而隔絕彼此呢？
語言是思維的顯象、文明的結晶。在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明的國度，我們更應學習「詩」以及詩篇中的真意，當人人心中有詩意，無韻也是離騷，此即「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作者：陳成吒 單位：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