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餘永祥
一、一所中學的校訓：「弘揚誠勇，追求卓越」
「弘揚誠勇，追求卓越」——是我所就職學校的校訓。這所學校是吳玉章、張瀾創辦的。
對於這所學校的每一位師生來講，這是一句耳熟能詳的話。它出現在校園的角角落落，它是我們的「聖經」，我們滿懷尊崇。
但我們似乎也只把它視為一句大氣的標語、一句給力的口號。或許因為司空見慣，我們沒有認真思考這句話，似乎也沒有付諸實際行動。從學校方面來看，一直以此為校訓，一方面確實是發自內心的尊崇，另一面更多的可能停留在名人效應——就像這句話的字體是拓印自啟功的書法作品。
我們習慣性地把這句話的前後兩部分理解成並列關係：我們要弘揚誠勇，我們要追求卓越!
某一天，再一次面對這句熟視無睹的話，我恍然醒悟，這句話說的應該是：我們的目標是追求卓越，而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弘揚誠勇!
「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張瀾、吳玉章等先賢，當初篳路藍縷創辦經營這所學校時，他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辦學的目標，那就是培養「卓越」人才。然而卓越人才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質是什麼呢?怎樣才能造就卓越人才呢?他們一定也想到了諸如勤奮、求實、博學、創新之類的。但他們想過去想過來，反覆思考權衡，在眾多的素質中，他們選擇了「誠勇」。他們認為不「弘揚誠勇」，無以「追求卓越」。
先賢用這句話告訴我們：誠勇，是卓越的前提，是卓越人才最基本的素質。
二、不誠勇無以談卓越。
誠勇的人唯實唯真理，不唯書不唯上;他們不欺人，他們不自欺。
他們單純真誠坦誠。他們唯有一腔對真理對學問對科研對藝術最樸素的虔誠。
努力學習可能是為了找好工作升官發財;也可能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說為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讀書，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真的。在一個說謊成風的環境裡說出努力學習是為了升官發財的話的人，可謂誠實勇敢的。但是這樣的人註定成不了卓越人才。一心想著升官發財卻冠冕堂皇地宣稱「為中國崛起而讀書」，這樣的人也是註定成不了卓越人才的。
誠勇的人有責任感，能擔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誠實是需要勇敢的。雖然我們知道是怎麼回事情，但是我們不敢說出來，甚至唯唯諾諾，久而久之，我們就會養成一種奴性。別人指鹿為馬，我們也指鹿為馬，別人說畝產1萬斤，我們也說畝產1萬斤。我們左右逢源，我們八面玲瓏;或者僅是為了保命而已。我們倒是成為「人精」了或保住小命了;但人格已死，何談卓越?
達斯科裡、布魯諾，都被活活燒死，康帕內拉被長期打入死牢……所有這些，都沒有成為前車之鑑，都不影響伽利略成為哥白尼學說的堅定擁躉。在伽利略看來，科學家的良心就是追隨真理。彌留之際，他重複著這樣一句話：「追求科學需要特殊的勇氣。」
誠勇意味著聽從內心的呼喚聽從真理的召喚。在權勢面前奴顏媚骨卑躬屈膝的人在人格上已經倒下了，註定在思想上也倒下了，只能成為卓越的奴才。對科學的熱愛，對真理的追求，對天下國家的擔當，已讓位於一己私利或身家性命，還何談卓越?須知卓是高出周圍，所謂卓爾不群、卓然獨立，不是蠅營狗苟，追腥逐臭，泯然眾人。
三、「誠勇」地面對和回答李約瑟難題和錢學森之問
英國學者李約瑟接觸到中國人和中國近代史後，他疑惑：歐亞兩個人類文明的中心在幾千年的歷史上，幾乎都並駕齊驅，可為什麼從明末清初開始，中國的科技漸漸落伍了?
2014年6月9日在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習近平講：「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從明末清初開始，我國科技漸漸落伍了……明代以後，由於封建統治者閉關鎖國、夜郎自大，中國同世界科技發展潮流漸行漸遠，屢次錯失富民強國的歷史機遇。……必須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約科技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
「破除思想障礙和制度樊籬」，似乎沒有比這更正確的答案了，習總一定程度上誠勇地面對和回答了這一問題。
新的技術新的產品首先來自於新的思想;而新思想的產生需要一個開放的環境。寬容的社會氛圍，寬鬆的政治環境，是卓越人才產生的沃土。
百家爭鳴的春秋，萬象更新的盛唐，大師輩出的新文化運動時期，百花初放的20世紀八十年代，都是生動的說明。
反觀明清之際我們那些智商特出的人都在幹些什麼呢?或承歡侍宴或皓首窮經。在這兩方面，都不乏集大成者，然而對國家對民族乃至世界來說，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悲夫!
當然也有屈指可數的如李贄一類的卓越之人。然而這樣的時代格外地要求他們沉著誠勇有辨別不自私。是故龔自珍受不了了，大聲呼喚：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2005年，溫家寶總理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又說：「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百度百科說「『錢學森之問』是關於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需要整個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
有那麼「艱深」嗎?問一問自己，我們夠「誠勇」嗎?如果我們夠「誠勇」的話，我們會相信其實錢老自己是知道答案的，而且答案就在題幹中。錢學森之問，實乃明知故問!只不過義無反顧回到祖國來的錢學森，多年來的歷練，他的表達方式也變得委婉了，而且時機選擇在大漸彌留之際。且不說他論證的「畝產萬斤」。痛哉!
而我們的不少媒體在報導「錢學森之問」時，更多地選擇性地報導的是後一句。痛乎!不痛!
千呼萬喚卓越人才出不來，那是因為我們普遍丟失了誠勇，即便是錢老也是「猶抱琵琶半遮面」。
我們還耿耿於諾貝爾獎，終於出來了一個舉國歡呼的人，還叫「莫言」!
我們還注意到：我國最高科技獎的二十多位得主平均年齡82.5歲，八成有海外留學經歷。稍作推理，我們還可以知道，大多數獲獎者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接受的基礎教育。
但是我們的那些教育專家、課改專家們就是置這些事實於不顧，王顧左右而言他。
在《課程標準》裡他們鄭重地不無痛心地語重心長地寫道：「……來一次教育觀念的『啟蒙運動』，把教師的教育思想觀念統一到素質教育的要求上來……本次教學改革不僅要改變教師的教育觀念，還要改變他們每天都在進行著的習以為常的教學方式、教學行為。這幾乎等於要改變教師習慣了的生活方式，其艱難性就不言而喻了。從這個角度講，教學改革是場攻堅戰。」
我們的專家們本該用自己的大腦思考，並發出自己的聲音，遺憾的是也都被閹割了，發出了娘娘腔。我不相信他們就不懂這個道理。因為他們我們這個民族是不幸而可悲的。但是他們把棍子打在最弱勢的中小學教師身上。他們甚至還忽略了一個簡單事實——中小學教師的觀念從哪來?大學老師教的，現實逼的。
想起蔡元培「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從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從哪裡來?所以第一步是要把大學辦好。」新課程標準裡特別強調要把學生當成一個獨立的人，而我想這首先是制定政策的專家自己要先問自己是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
看看我們考公務員的千軍萬馬，不妨斷言，只要考公務員的隊伍還這麼壯觀，教育改革斷無成功之時!
永遠是「轟轟烈烈素質教育，扎紮實實應試教育」。為什麼「轟轟烈烈素質教育」，行政命令給逼的;為什麼「扎紮實實應試教育」?現實給逼的。
只要還有那麼多不誠不勇的專家把持著講壇和話筒，高談闊論，信口雌黃，教育改革斷無成功之時!
因為不誠勇，專家諱談真相，真相不出，永遠解決不了教育的根本問題。
新中國成立六十多年以來，光是教學大綱就變了七次，高考也被取消過。改革開放以來，有春季高考、分省命題、自主招生，聲嘶力竭喊過素質教育，轟轟烈烈搞過研究型學習。動作不可謂不大，結果不言自明。現在新一輪的教育改革大幕已然拉開。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折騰幾十年，不如回到解放前!
四、仰望一個教育的時代
據說那是個黑暗而專制的時代，錢學森也說現在沒法跟那個時候的「大師」相比。
蔡元培說「教育是幫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的器具，給把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教會的影響。」
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這恐怕不僅僅得益於他的學問與人格。他的任命書是總統黎元洪籤署的。蔡元培是革命黨，黎元洪和北洋軍閥政府請他來做北大校長，並且竟然讓他做成了北大也應是中國至今最成功的大學校長。
想起南開大學之父張伯苓，「用軍閥的銀子辦教育」「如同拿大糞澆出鮮嫩的白菜」。張伯苓獲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紳之助，私立南開大學成立。
不得不說那些軍閥至少堅持了教育的底線：教育獨立、辦學自主、學術自由。
想起李敖說，重大節日期間，張作霖都會脫下軍裝，穿上馬褂，忙不迭地跑到學校給老師們作揖說：「我們這幫人都是土包子，教育後代的事情可就要拜託各位先生了。」
想起山東軍閥張宗昌，在萊州創辦「昌武小學」，在省會濟南恢復創辦山東大學，禮聘前清狀元濰縣人王壽彭做校長，王死後力請辜鴻銘擔綱校長。
……
寫到此，思緒又徘徊在有同濟時的四川古鎮李莊，那些古舊的街巷，曾經燦若星河：傅斯年、李濟、吳定良、董作賓、童第周……李約瑟就穿行其間……他們無疑是誠勇的，也是卓越的，至今我們似乎難望其項背。中國營造學社李莊舊址還在默默講述著梁思成林徽因的故事……
抗戰初期，同濟大學向李莊的地方政府試探，迅速得到回電：「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
小小的一個李莊地方政府，70多年前就有如此的教育情懷，讓人悚然一驚，肅然起敬，油然生愛!
有地方政府如此，何愁產生不了卓越人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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