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青年研究，作者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郭戈
在「反思父職缺席」的研究路徑下，現有父職研究主要集中於探索導致父職缺席的社會文化因素以及由父職參與不足引發的性別、家庭與社會困境。該視角雖有力地傳遞了社會對早期育兒中「爸爸去哪兒了」問題的關切，卻忽視了對男性參與早期育兒實踐的關注。研究發現，伴隨著0~3歲嬰幼兒託育機構的介入，父親在家庭內部、家庭與機構間、社會環境中的育兒參與正有所增加，並呈現出過渡性、情感性與專業性的特徵。而在新舊父職話語的影響下，育兒機構在促進父親承擔早期兒童照護責任的同時亦成為固化男性氣質、引發父職焦慮的重要推手。
目錄：
（*文章較長，請參照目錄閱讀）
一、問題意識
二、隔代撫育的退場:現代夫妻關係下的育兒分工
從邊緣到中心的父職體驗
現代夫妻關係下的育兒分工
三、與專家對話:男性氣質下的育兒參與
從母親到專家:育兒權威的轉移
育兒知識的專業化:男性氣質下的育兒實踐
四、做個好爸爸:同伴壓力下的父職實踐
同輩群體塑造的理想父職
全面父職下的父職焦慮
五、機構育兒方式下父職實踐的主要特徵
一、問題意識現階段，我國0~3歲嬰幼兒的養育方式仍以家庭育兒為主，採用機構提供的託育照管服務的家庭仍是少數。原國家衛計委於2015年開展的生育意願追蹤調查數據顯示，我國3歲之前嬰幼兒在各類託幼機構中的入託率僅為4%，遠低於一些發達國家50%的比例[1]。
與低水平的嬰幼兒入託現狀不均衡的是家長高漲的託育需求，據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主持的一項調查顯示，48.2%的父母及準父母有0~3歲嬰幼兒託育服務需求，其中希望孩子能在2歲半以內入託的比例高達70.4%[2]。在我國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大力推進早期育兒服務社會化不僅是減輕家庭撫育壓力、提升公民生育意願的關鍵環節，還是我國嬰幼兒早期撫育方式轉型的重要方向。
在有關社會託幼服務的國際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關注託幼服務中多元主體的發展現狀與行動邏輯，像是託幼服務中嬰幼兒的身心發育特徵[3]，主要照看人的綜合素養對嬰幼兒健康水平的影響[4]，女性採用早期託育服務背後的「擴展母職」內涵[5]，日託對單親媽媽、少女媽媽等特殊母親群體的社會支持意義[6]，以及日託在推動性別平等方面的長期影響[7]。
而針對我國社會託幼服務尚未健全的發展現狀，我國有關0~3歲嬰幼兒託育服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託幼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之上，研究者或者關注現有託幼市場發展中的現實困境[8]，或者以比較研究的視野分析發達國家機構託育服務的發展歷程與可借鑑經驗[9]，又或者從本土育兒文化出發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地方性託育服務發展路徑[10]。
總的來說，國內相關研究主要從上層設計與底層經驗的視角對我國0~3歲託育服務系統的發展規劃與現實困境展開了研究，對早期社會託育服務中家長的育兒實踐與親職體驗關注不足。而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研究者，都忽視了父親在託幼育兒方式中的身心體驗與行動邏輯。
基於嬰幼兒身心發展特徵以及我國特有的生育文化與性別文化，早期育兒常被認為是母親的責任。以此為背景，相關學術研究往往著眼於母親或女性親屬在嬰幼兒照料中的身心體驗，常以批判的視角反思育兒過程中的父職缺席[11]，關注導致父職缺席的社會文化原因或由父職參與不足引發的性別、家庭與社會困境[12][13]，並逐漸形成了生育照料問題研究中「重母職輕父職」的路徑依賴[14]。在此基礎上，研究者更加關注機構託育方式對女性職業發展與主體性建構的影響。
而考慮到生育文化與性別文化的現代化與多樣化發展趨勢，該研究路徑不僅忽視了男性在早期兒童撫育中的具體行動與個人需求，更無法適應我國現代家庭育兒模式中強調父職參與的新變化。基於以上反思，本文主要以男性在0~3歲育兒階段中的具體育兒實踐為研究內容，關注早期育兒社會化過程中機構參與對父職實踐的影響，探索機構託幼育兒方式下，當「爸爸回來了」，男性是如何扮演父職角色並開展育兒實踐的，其背後又有怎樣的社會、文化邏輯。
為了獲取較豐富的質性研究材料，筆者主要採用深度訪談的方法收集研究資料，研究對象為城市中通過託幼機構進行0~3歲嬰幼兒照料的父親。在尋訪研究對象的過程中，筆者以北京市「貝兒日託中心」—一家提供0~6歲蒙特梭利式日託育兒服務的私人撫育機構為依託。該日託成立於2016年，下設0~1.5歲、1.5~2.5歲、2.5~6歲三個年齡段的育兒班級，並提供早8點至晚5點的日間照料服務，以及需額外付費的超時託管服務。筆者開展調查時，該中心正承擔著15名3歲以下嬰幼兒的照料工作，筆者一共訪談了其中的13位父親，並藉由該日託的家長間微信群、老師-家長互動群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了解父親在家庭內部、家庭與託幼機構間和社會場景下的父職實踐。
二、隔代撫育的退場:現代夫妻關係下的育兒分工在我國以家庭撫育為主流的早期育兒環境中，機構撫育作為一種社會化的育兒模式首先通過育兒責任主體由內到外的延伸改變了男性在家庭內部的父職體驗。筆者發現，在參與調查的13個家庭中，有12個家庭在將孩子送往日託中心前曾長期採用隔代撫育的照看方式，更有4個家庭在採用機構育兒的同時仍在接受祖輩在兒童撫育方面的日常幫助。隔代撫育是指家庭中祖輩成員參與照顧兒童的撫育方式，一般包括祖輩獨立撫養或祖輩與父母共同撫養兩種方式。根據中國老齡中心2014年調查數據，在全國0~2歲兒童中，主要由祖輩照顧的比例高達60%~70%，其中30%的兒童完全交由祖輩照顧[15]。
對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輕父母來說，面對日益高漲的育兒成本與生活壓力以及精細化兒童撫育方式帶來的育兒負擔，通過求助老人來解決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已成為非常普遍的社會現象。而從祖輩投入的育兒時間與精力來看，機構託育的引入大大減輕、轉移了祖輩的育兒責任，隔代撫育正隨著嬰幼兒看護方式的社會化逐漸退場。而在祖輩退出撫養孩子的家庭工作之後，照顧子女的任務也落在年輕夫妻身上，圍繞著撫育嬰幼兒的家庭責任也開始在以現代夫妻關係為核心在家庭內部重新分配，並給男性帶來了全新的父職實踐。
1、從邊緣到中心的父職體驗
曾明(34歲，會計師)用「翻天覆地」來形容孩子進入日託後自己育兒責任的變化。他的女兒萌萌在一歲六個月時進入貝兒日託中心，在此之前一直是由已經退休的嶽父嶽母幫忙照顧。談到「四大一小」育兒生活，曾明用「插不上手」來描述自己曾經的育兒體驗。自己與妻子工作忙碌，嶽父嶽母幾乎包攬了照顧孩子的所有重任，其中嶽母主司孩子的吃飯、穿衣、午睡、日間玩耍、早教，嶽父承擔全家買菜做飯、打掃衛生、開車帶嶽母和孩子外出遛彎、參加早教等其他任務。平日裡夫妻倆下班後會陪孩子讀繪本、玩遊戲並陪伴女兒晚間入睡，卻幾乎沒有單獨和孩子相處的時間。
談到自己作為父親所承擔的育兒責任，曾明表示那時的自己只能被動地完成嶽父嶽母或妻子交代的任務，「女兒自出生起就被月嫂、嶽母、嶽父和妻子圍繞，我卻被排除在這個『育兒戰隊』之外。想想自己為孩子所做的真的很少，也就換過幾塊尿不溼，收過她亂扔的樂高玩具，或者在下班路上買些她愛吃的水果」。這樣的育兒安排一直持續到女兒一歲六個月，妻子89歲的奶奶因病臥床，需嶽父嶽母長期看護。為了解決家庭困境，妻子決定將萌萌送入離家不遠的貝兒日託中心，曾明的育兒體驗也就此改變。
「我很重要」是曾明描述自己現在家庭角色時一再強調的重點。「我確實很重要，因為我和妻子就像是完美契合的齒輪，需配合起來維持我們整個小家庭的運轉。」離開了嶽父嶽母的幫助，曾明和妻子不僅要盡力維持此前的工作狀態，還要接管照顧女兒生活起居、料理整個家庭生活的所有任務。這讓曾明有了很多未曾經歷過的育兒體驗，他第一次獨立給女兒洗澡，第一次了解女兒每日補充維生素D的用量，第一次給女兒網購了尿不溼。除此之外，他還在和女兒日益增進的父女互動中建立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育兒職責。「女兒現在只要我哄睡，因為我會在給她講完睡前故事後替她按摩一下頭部、捏捏腳丫，常常是按著按著她就睡著了。其實我也教過我妻子該怎麼做，但萌萌會說媽媽捏的不如爸爸捏的好。」曾明面帶微笑地描述著屬於自己和女兒的溫馨時光。
從「插不上手」到「我很重要」，曾明的父職實踐隨著育兒方式的調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對曾明來說，前期隔代育兒方式中祖輩的加入大大壓縮了他參與育兒的空間，並形成了其被邊緣化的父職體驗。
國家衛計委2015年發布的《中國家庭發展報告(2015)》顯示，在中國早期養育中，母親和祖輩對嬰幼兒日常照料的密集化與父親照料的集體缺失共存，母親與祖輩間的育兒協作使父親們在較大程度上主動或被動地被排斥於嬰幼兒日常照料之外[16]。
這種邊緣化的育兒體驗不僅表現為育兒時間的不足，還包括育兒能力的低下。有學者認為，在不少採用隔代撫育方式的家庭中，老年父母「犧牲型父母角色」的過度角色化正成為窄化青年人生活能力、限制青年父母進入父母角色並承擔起育兒責任的重要原因[17]。在祖輩的介入下，年輕父母需面對自身由孩子到父母的身份轉化的困難，並極易陷入代際間的人際張力之中。這種集情感性與功利性於一體的聯合過渡性撫幼模式正將年輕父親推離育兒責任之外。
在此背景下，機構託育服務在緩解祖輩育兒壓力的同時，也改變著由撫幼催生的擴大家庭結構。在機構的參與下，祖輩的退出為年輕父母讓出了家庭內部的育兒空間，機構支持則進一步消減了年輕父母對祖輩的功能性依賴，提升了核心家庭的整體育兒能力。作為孩子的主要撫養人，他們有機會在獨立育兒中學習照顧子女、安排家庭生活的技能。因此，對曾經被邊緣化的父親來說，祖輩的退場使他們有機會回到育兒工作的中心，並通過全新的育兒分工調整自己的父職實踐。
2、現代夫妻關係下的育兒分工
自萌萌進入日託後，曾明用「配合戰」來形容自己和妻子的全新育兒安排。在嶽父嶽母離京後的最初兩周，夫妻二人需同時面對萌萌在日託中的不適應以及二人獨立照顧孩子時的各種突發狀況。在此期間，曾明也第一次意識到照顧萌萌需兼顧如此繁雜的瑣事，並開始熟悉各項工作的操作手法與安排邏輯。而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二人已逐步形成了根據彼此的工作時間、工作彈性、擅長的育兒內容來靈活調節各自育兒任務的家庭分工。
從育兒內容來看，萌萌的吃飯、穿衣、洗澡、家庭中的各項家務被列入需兩人共同承擔的一般育兒職責，教育、玩耍則根據夫妻二人的擅長項目各有分工。例如，曾明因有多年海外留學經歷英文發音標準，故主要負責萌萌的英文啟蒙，他會給萌萌讀英文繪本或在日常生活中加強與萌萌的英文對話。妻子有多年音樂學習經歷，所以負責教女兒唱歌跳舞。而在筆者調查期間，適逢曾明的妻子剛剛通過在職研究生的答辯。曾明決定讓妻子休一周的年假和朋友一起去普吉島畢業旅行，其間由自己獨自照顧萌萌。他坦言在過去的三年中，妻子辛苦孕育孩子、努力工作的同時還需繼續求學，希望這個快樂的假期能讓她放鬆一下，畢竟妻子的好心情才是他們小家庭奮鬥的動力。
曾明與妻子「共同承擔、各有所長」的育兒分工原則顛覆了我國傳統家庭中育兒責任分配時的性別化邏輯。傳統中國家庭在撫育兒童時雖採用的是雙系撫育的方法，即為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完成對孩子全盤的生活教育，男女兩性都應參與到撫育行動中，但受「男主外、女主內」觀念的影響，兩性間的分工差異卻並非來自男女兩性生理與心理上的差別，而是取決於社會利用兩性差別所安排出的分工體系。費孝通用「嚴父慈母」來概括這種撫育責任的劃分[18]，認為母親應負擔生理性撫育的責任，如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父親則應擔負起孩子社會性習慣養成的任務，像是道德教育、人格的培養等等。這種性別化的育兒分工方式在現代中國家庭中依然存在。
而受密集母職的影響，女性不僅從時間上對孩子緊密陪伴，還從職責上增加了母職的整體權重[19]。這也意味著從衣食住行到社會化教育，女性需負擔的育兒責任已越來越重。與此同時，父親的責任則被進一步削弱，並開始形成引發社會詬病的「父職缺席」現象。
而無論是「嚴父慈母」還是「密集母職、父職缺席」，以上兩種性別化的撫育分工方式都背離了我國現代家庭的發展趨勢。現代化理論視角下的家庭研究表明，中國家庭正朝向核心化、平等化以及感情中心化等現代家庭的模式發展[20]。在此前提下，現代夫妻關係也開始成為家庭內部責任劃分的重要依據:在以夫妻關係為軸心的家庭關係中，平等型夫妻關係取代主從型夫妻關係，夫妻共同掌握決定家庭事務的權力，婚姻中的精神內容也越來越被重視[21]。因此，在試圖擺脫「男主外，女主內」的撫育責任分配邏輯時，平等化、合作式、情感性的夫妻關係開始成為育兒分工的全新方向。在此背景下，父職與母職的劃分也將超越男女兩性間的社會性別建構開始成為去性別化的親職分工。在親職責任中，父親需與母親共同承擔家庭內外的育兒責任，並負擔兒童成長各階段的身心需要。
三、與專家對話:男性氣質下的育兒參與通過引入全新的育兒主體，機構育兒在改變家庭內部父職實踐的同時，還通過專業化的早期教育理念創造了全新的育兒參與方式，並建構了家庭與機構間不同育兒主體的全新合作關係。對父母來說，育兒行動不再僅是家庭成員間的協商與安排，而是開始成為機構與家庭間由幼兒教師、嬰幼兒主要監護人組成的多元撫養人協同育兒。由此而來的育兒權威的轉移與育兒知識的專業化也成為影響父職參與的重要因素。
1、從母親到專家:育兒權威的轉移
貝兒日託是一家以蒙特梭利教育理念為指導的幼兒教育機構，針對嬰幼兒的發展規律、教育模式、教師的施教理念等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論與實踐體系。而為了保證教育環境的連貫性，機構負責人鼓勵家長了解該教育模式的基本理念，並會通過「家—校溝通」的方式給家長一些指導意見。例如在日託微信群中分享孩子當下的發展特徵、一些與孩子溝通的技巧等，從而儘可能地在家庭內部創造與日託一致的教育氛圍。在這個過程中，育兒機構也開始成為家庭內外全新的育兒權威。
董進生(29歲，計算機工程師)用「從聽老婆的到聽老師的」來描述自己育兒實踐中行動邏輯的變化。他表示，在孩子進入日託前，有關孩子的所有事情都是妻子一手安排的:從吃什麼牌子奶粉、穿什麼衣服，到上什麼早教班、買什麼玩具、讀什麼繪本都由妻子一人決定。他生動地將妻子形容為指揮官，自己則是妻子手下沒有話語權的小兵。並舉例說在孩子1歲時，他給孩子買過一套色彩鮮豔的進口大顆粒樂高玩具，但還沒打開就被妻子以不符合孩子年齡為理由束之高閣。董進生強調自己在購買時明明已經仔細挑選過，並特意選購了標註為適合1歲以上孩子玩耍的尺寸。但妻子卻仍以他不學習育兒知識，不懂孩子發育規律為理由批評他。這讓董進生非常挫敗，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再給孩子買過玩具。「我那時的心理是既然我隨便做點什麼都可能是錯的，不如乾脆都讓領導(妻子)決定算了。」
這一狀況在孩子被送入日託後有所變化，董進生認為，相較於妻子的「自學成材、東拼西湊」，擁有蒙氏教育資質的日託在育兒方面更為專業，因此在全新專業權威面前自己和妻子都是同一起跑線上的「學生」，都要聽老師的指導，這也讓他有機會重獲孩子教育方面的話語權。
他舉例自己和妻子間的一場爭執，事情的起因是妻子發現孩子喜歡畫畫，就希望給孩子報一個課外的幼兒繪畫班，董進生則認為孩子剛2歲半，按照日託老師介紹的發育規律對色彩和塗鴉感興趣是很正常的，只需提供充足的繪畫工具就可以，沒必要舟車勞頓去離家3公裡的地方學習。為了說服妻子，董進生翻找出日託老師在微信群中分享的題為《家庭中的藝術啟蒙》的育兒文章，指出文中描述的「家庭中的藝術學習環境更利於兒童的早期藝術啟蒙」，妻子這才同意了他的意見。
在現有育兒母職化、父職缺席問題突出的社會背景下，研究者往往更加關注導致育兒責任不平衡的社會文化原因，對由此而來的家庭權力關係缺乏必要的思考。而在有限的關於家庭權力的討論中，研究者也多集中於對親子間權力關係的分析，對夫妻間育兒權力博弈並無過多關注。費孝通認為，家庭裡父母子的三角結構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極其重要的創造，其中父母在養育孩子時所形成的親子控制權力關係則是了解家庭結構、探索社會對個人控制力量的關鍵[22]。這種研究思路深受傳統中國家庭的理想育兒模式的影響—傳統父母間「男女有別」「各司其職」的撫育分工規則很難引發夫妻間有關育兒問題的權責衝突。但在強調父職參與、鼓勵平等分工的現代家庭文化的影響下，夫妻間撫育權力不平衡也會成為引發家庭內部矛盾的重要因素。
在社會的塑造下，0~3歲兒童被認為是心理與生理極度依賴母親的階段，因此「了解育兒知識、熟悉兒童具體需求」的母親更易成為此階段中家庭內部的育兒權威。但對監護人來說，育兒不僅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權利，這也導致了母職權重增加的消極後果:不僅有母親更甚的育兒焦慮，還有男性在育兒問題上的話語權不足乃至失聲。在此背景下，機構育兒的出現有力地推動了育兒權力從家庭內部轉向社會，在科學育兒理念的引導下，擁有完整教育知識、具有較高社會聲望的教育機構已經開始成為全新的育兒權威，並與父親、母親一起擔負照顧幼兒的責任。這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家庭內部以母親為核心的撫養權力分配，削弱了母權，從客觀上為父職實踐提供了更多的權力空間。
2、育兒知識的專業化:男性氣質下的育兒實踐
作為全新的育兒權威，為提升育兒的專業性、凸顯機構育兒的優勢，日託機構往往以更加專業化的理念來教養兒童。在此過程中，父母也逐漸意識到育兒並非「帶孩子」這麼簡單，而是一項需由擁有特定教育背景的代理人完成的專業工作。在貝兒日託中，為了讓父母了解孩子在日託中的發展狀況，機構會周期性地召開家長與老師間對談會，一對一地為家長介紹孩子在園內的發展狀況、進步細節、未來的努力方向等，並會通過家長微信群分享育兒書籍、回答家長提問、指導家長一些關於嬰幼兒教育的實操經驗。
筆者發現，無論是在微信群中還是在家長老師對談會上，江可(31歲，大學老師)都表現得非常活躍。他不僅樂於與老師分享兒子樂樂在家庭中的日常表現，並常常主動諮詢有關孩子行為問題的解決方案，還熱心地為其他家長提出的育兒問題給出意見，被家長群中的師生戲稱為貝兒日託的「編外導師」。他直言在我國早期兒童教育的重要性被忽視了，「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帶孩子是家庭婦女的事，照顧孩子吃喝拉撒這種瑣碎的工作沒有男性會主動承擔。如果一個男的天天圍著老婆孩子轉就會被認為不爺們、沒出息。我們這代人的父親就是這麼做的，他們基本沒有照料過孩子的日常生活。但時代不同了，兒童教育不再是拉扯孩子那麼簡單，而是一項技術活」。
江可舉例自己培養樂樂獨立吃飯的細節，他的兒子樂樂在6個月剛添加輔食時進入貝兒日託，照顧樂樂的老師建議儘早開始培養樂樂獨立進食的能力。而在閱讀了老師推薦的書籍文章後，江可也認同了獨立吃飯是嬰兒在6個月時就應開始訓練的技能，如果訓練得當到他1歲半左右時就能熟練地自主進食了。為此，江可專門準備了訓練餐具和餐椅，並在每頓飯中都不厭其煩地收拾樂樂亂丟的食物。妻子不忍心孩子吃得過於狼狽而想餵食時也會被江可制止。他認為妻子過於心軟，不利於培養孩子獨立生活的能力。而好的行為習慣不僅是孩子營養均衡的保障，還是他獲得獨立人格的基礎，自己更適合承擔這樣的責任。
社會對男性氣質的塑造被認為是影響父職實踐的重要因素，而傳統「支配型」男性氣質則使男性被認為不適合照料孩子的日常生活。作為一種被個體所認同並不斷內化的價值取向，嚴格的性角色理論把男性氣質定義為男性的行為和社會規範，這意味著男性傾向於按照既定的社會角色刻板印象來規範自己的行為。儘管最新研究認為男性氣質是受社會文化特徵影響並被社會所建構的一個複雜的、多元的、趨勢性的概念[23]。但主流男性氣質仍被認為是影響男性社會角色、規訓男性社會實踐的重要因素。基於我國傳統性別文化，中國的男性氣質對於男性的刻板印象具有追求事業成功、擅長技術工作、富有進取精神、敢於冒險且有決斷力等特徵[24]，而與其相對立的女性氣質則呈現溫順、感性、有親和力等特徵，在此基礎上，被認為需依賴細膩情感與悉心照料的育兒責任就被判定與男性氣質相去甚遠並更符合女性的性別角色。這也是撫育兒童被認為是「女人的事」的重要原因。
機構育兒的專業性則試圖改變育兒問題的碎片化、日常性特徵。在科學育兒的理論指導下，早期育兒行為開始轉向符合男性氣質的科學育兒路徑與人格塑造責任，傳統兒童撫育中的衣食住行也開始被賦予更多高級別需求的意義。受此影響，男性更願意參與到專業化的育兒行動中去。
而總體來看，儘管積極參與孩子日常照顧的父親們吸收了傳統上指派給女性的照顧者角色，打破了父職和母職之間的性別隔離，但全新的父職實踐也正推動著對兒童撫育工作的男性化構建。例如一些全職父親通過做家長會的負責人、成為育兒知識專家、組織社區活動等來繼續扮演領導者、專家、管理者等傳統男性角色。一些父親則不滿妻子對孩子過於精細的照料，為了糾正妻子們對孩子的過度呵護、凸顯男性化照顧的優勢，他們更願意帶孩子進行戶外運動、技術工作以培養孩子的動手能力與獨立人格[25]。除此之外，在男性氣質的變遷背景下，現代社會對成功男性定義中「家庭幸福因素」的強調也使男性更積極地參與到撫育兒童的工作中去。丈夫對家庭事務的關注和對撫幼養育的支持被視為一種短期隱形但長期增能顯效的家庭投資，它有利於提升妻子的生活幸福感、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並增強家庭教育的正面效果[26]。在此前提下，主動參與育兒、建立親密的親子關係則被認為是一個優秀男性自我學習、自我成長和自我提升的有效過程。這也意味著，男性參與科學育兒在豐富其父職實踐的同時也存在固化男性氣質的風險。
四、做個好爸爸:同伴壓力下的父職實踐機構育兒方式在將育兒責任由家庭向社會外延的同時，也為父親參與嬰幼兒早期教育創造了合理化、普遍性的社會場景。在偏向於核心家庭的育兒小環境中，「父親帶孩子」不再是力不能及的理想狀態，而是成為一項基於熟人社會的群體行動，並通過塑造「理想父職」來影響著男性的父職實踐。
1、同輩群體塑造的理想父職
筆者在對受訪的13位父親進行訪談期間，多次聽到他們表達希望自己「做個好爸爸」的期望。但談到成為一個合格父親的具體標準，不少人都未能給出準確的描述，表示自己也正在探索與學習。郭偉(32歲，私企老闆)向筆者描述了自己從困惑到主動探索的父職建構過程，他認為當下社會在批判「喪偶式育兒」時常常火力全開，卻很少有人給怎樣做個好爸爸提出合理的解釋。自己的成長過程中父親就常常缺席，育兒專家卻只會告訴他父親缺失會給孩子帶來諸多不良影響，電視上綜藝節目中帶著孩子到處遊玩的方式又脫離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加之他常常出差，陪伴孩子的時間也非常有限，缺乏現實參照的理想父職常讓他無所適從。
直到郭偉在貝兒日託遇見了其他父親這種現象才有所改善。在日託家庭活動日、日託微信群的日常討論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強調父親參與育兒的亞群體。而在與其他父親的交流中，郭偉也通過學習別人的育兒經驗來調整著自己的父職實踐。郭偉舉例，日託中另一位小朋友的爸爸和他一樣都是私營企業的負責人，但事業有成的他會在一些較為輕鬆的出差行程中帶上妻子和兒子，並在工作間隙陪陪孩子。其他父親也各有所長，通過各種方式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支持與日常陪伴。受他們影響，郭偉也開始帶著女兒出行，給女兒讀書，為女兒做一些自己拿手的飯菜，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做個好爸爸。
近年來，批判式的父職研究雖引起了全社會對父親參與育兒的重視，卻未能從實踐層面建構起父職參與早期育兒的社會環境。對不少年輕父親來說，他們在自己的早期成長過程中就缺乏父親的參與，難以從自身生活環境中尋找到可供參照的父職榜樣。而現行社會文化、社會制度也未給他們提供足夠的社會支持，對父親參與早期育兒依然停留在政策倡導、社會呼籲的階段。因此，如何成為一個好父親不僅是當下父親們所面臨的現實困惑，還是我國性別發展工作的重要挑戰。
早期育兒機構在組織人員、宣傳理念上的優勢則非常有助於建構父親參與育兒的小群體與小環境。無論是託育機構還是各類型早教班，都常常能看到父親參與活動的身影。與「口號式」的父職宣導相比，這種基於同輩群體的實踐行動模範不僅更利於年輕父親相互學習育兒經驗，也是我國進一步推動現代父職本土化發展的迫切需要。
有關父職的討論興起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歐美國家，直至本世紀初國內才開始出現相關的研究，並伴隨著中國社會轉型開始成為引發熱議的社會問題。作為一種舶來的理論視角，如何根據我國經濟、文化、政治現狀創造有利於父職參與的社會環境，建構符合我國國情的現代父職文化就成為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在制度支持不足的情況下，充分調動社會資源提供父親參與育兒的機會，加強對父親育兒的實踐指導是當下推動父職參與的重要方法。
已有研究顯示，在母親育兒過程中來自其同輩群體的育兒支持正成為建構母職實踐的重要依據[27]，傳統基於代際的育兒知識學習已被基於年輕母親間的知識分享所取代。因此，在同樣缺乏代際示範作用的前提下，通過父親間同輩群體分享父親育兒的實踐經驗則可能成為轉變「父職缺席」研究探索理論化、空洞化的可行路徑。
2、全面父職下的父職焦慮
育兒同輩群體在給年輕父親提供育兒參照的同時，也通過塑造完美父親的形式給他們帶來全新的壓力。對身處父親育兒亞群體的男性來說，其他父親在履行父職時的積極表現亦成為規訓自身育兒實踐、引發其育兒焦慮情緒的重要原因。調查中，不少父親表示其他父親參與育兒的行為會給自己形成一定壓力，而其中既有正向的激勵作用，也有消極的負面後果，有時甚至會引發家庭衝突。陳峰(29歲，國企員工)向筆者吐露了自己的困擾，他的2歲9個月的大女兒和8個月的小兒子都在貝兒日託就讀。日託費用昂貴，加上每月不菲的房貸和日常開銷，他與妻子的收入勉強能夠支撐一家人的日常開支。妻子在一家外企工作，因連續生育而影響了工作的晉升，在邊緣職位上的工資非常有限，家庭的經濟重責幾乎都落在陳峰的身上。因此，陳峰為了增加收入不得不拼命加班。他很羨慕日託裡其他父親在陪伴孩子時充足的時間投入，妻子有時看到其他爸爸對孩子的精心付出還會責怪他做得不夠格。但從自己家庭的現實狀況來看，在沉重的經濟壓力面前他已經沒有精力像一些父親那樣高質量地陪伴孩子，這讓他既焦慮又挫敗。
與社會對「密集母職」的塑造相似，對父職參與的強調正在建構一種要求父親身心在場併兼顧兒童經濟與日常照料方面需求的全面父職。而在大眾話語的敘事中，能妥善處理家庭與工作間的關係，尤其在保障家庭經濟水準的同時增加育兒的時間與情感投入已成為理想父職的重要標準。但考慮到當下的社會文化環境，以上父職要求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卻面臨著重重的困難。首先，儘管男性在收入方面擁有相對於女性的整體優勢，但受不同男性間具體經濟狀況的限制，社會對父親從經濟上提供育兒保障的普遍期望並不一定能順利地轉化為所有父親的實踐能力[28]。加之近來女性的「主婦化」趨勢明顯，在二孩政策的刺激下，一些女性迫於照顧幼兒的重責不得不退出勞動力市場，這一現象不但直接加重了男性的經濟責任，還從客觀上限制了父親承擔日常照顧的責任。與此同時，大多數男性的社會化環境不鼓勵其發展照顧家庭能力，在強調男性事業成就與社會地位的價值倡導下，一些男性的育兒能力嚴重不足。除此之外，勞動力市場偏好男性且鼓勵男性工作者將工作置於首位，因此其所處勞動環境較少為男性參與育兒預留足夠的時間。更為關鍵的是，社會福利制度也在限制父親參與育兒，面向廣大男性勞動者的護理假、陪產假制度的建設依然任重道遠，這也意味著從制度環境來看男性很難參與到早期的育兒實踐中[29]。在全面父職的壓力下，這些父職參與的具體困境將造成理想與現實間的巨大落差，並成為導致男性父職焦慮的主要來源。
五、機構育兒方式下父職實踐的主要特徵在我國生育政策調整與精細化育兒的社會背景下，原有以家庭為支撐的0~3歲嬰幼兒撫育模式已經難以承擔早期育兒的重任。這些無處安放的育兒壓力已成為影響育齡期人口生育意願的重要因素。有調查顯示，完善的託幼公共服務有助於提升育齡期人口的生育意願。而在隔代育兒與主婦化育兒的主流模式中，有關代際育兒理念衝突、母職懲罰、密集母職等問題的亦成為引發家庭矛盾、損害女性公平權利的關鍵要素。因此，通過社會力量解決早期育兒中的困境不僅是解決時下人口發展困境的突破口，更是構建平等性別文化、推動我國家庭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環節。
在此前提下，從父職視角探索機構育兒對我國現代家庭的影響可幫助我們彌補已有早期育兒研究中對父親育兒實踐關注的不足，並有助於全面了解社會化育兒發展趨勢下兩性在承擔育兒責任時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研究表明，機構育兒的介入正從家庭內部、家庭與機構間、社會環境三個層面影響著男性在履行父親角色時的行動。而結合我國家庭結構與父職文化，機構育兒下的父職實踐正表現出過渡性、專業性與情感性特徵。
首先，在新舊父職話語的影響下，機構育兒方式下的父職實踐正表現出鮮明的過渡性特徵。一方面，機構育兒的參與為核心家庭育兒提供了有力支持，以年輕父母為主體的科學育兒模式更符合公眾對現代育兒方式的期待，人們愈加重視父親對子女日常生活的照料，強調父親在兒童成長中的作用並要求父親積極地向子女提供充足的照料、指導和陪伴等。受此影響，兩性在育兒分工方面更趨於平等化，男性有機會更多地承擔照料幼兒的責任。但另一方面，男性的父職實踐依然深受我國傳統性別文化與家庭文化的影響。例如，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兩性分工著力凸顯男性在創造社會價值中的重要性的同時，也削弱了男性在履行育兒責任時的能力與精力;強調父母與子女間關係的家庭文化則在支持隔代育兒模式的同時壓縮了男性參與育兒的時間;而一些父親在參與日常育兒的過程中，依舊難以跳脫出傳統男性氣質的影響。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男性參與育兒正面臨著諸多挑戰。
其次，通過挖掘男性在具體育兒行動中的主體性，凸顯出機構育兒下現代父職實踐的情感性特徵。機構育兒方式將「如何進行育兒分工」重新擺在現代家庭面前。早在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就總結出中國「嚴父慈母」的撫育分工模式，認為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傳統父職主要表現為父親需代替社會去陶煉出合於在一定的文化方式中經營群體生活的分子。為此，父親應刻意通過「父子之嚴，不可以狎」的方式保持著與年幼子女在日常照顧和情感上的疏離[30]。而在現代父職實踐中，年輕一代父親們不僅看重親密的親子關係對自身及孩子的積極意義，還尊重育兒分工與夫妻情感之間的相互關係。在強調家庭功能性價值的同時，家庭的情感性價值正成為引導兩性關係、推動男性參與育兒實踐的重要力量。
最後，機構育兒對早期育兒知識的倡導推動了父職實踐的專業化特徵。在現代社會中，科學育兒已成為影響父母育兒行為的重要理念。而在最新的育兒指導教材與社會倡導中，科學育兒已有超越單獨的科學母職、邁入對父親角色的科學化塑造趨勢。作為早期育兒的最新權威，擁有育兒理論指導與專業育兒人員的機構也開始成為建構父母科學育兒實踐的又一途徑。在此背景下，0~3歲育兒機構將填補父親在接收早期育兒資訊方面的不足。緊密的家校合作、周期性的家長會、頻繁的育兒知識分享都進一步推動了男性吸收專業的育兒諮訊。由教育家、心理學家、醫生等人建構的育兒方法也藉此滲透著父親的育兒知識與育兒行為。值得警惕的是，專業育兒知識在引導父親參與育兒、指引父親具體育兒實踐的同時也極易引發他們的焦慮情緒。在現行早期育兒資源極度匱乏的背景下，「缺乏社會支持的父職實踐」與「科學育兒中的理想父職」間的巨大差異將成為加注在父親身上的壓力來源。
總之，面對現代家庭早期育兒的現實困境與男性參與不足的鮮明特徵，我們應充分發揮機構育兒的優勢，引導男性在現代家庭模式下充分參與育兒過程。為此，進一步推動我國性別文化的現代性、構建平等的兩性關係將成為父職參與的文化基礎;而加強對男性參與育兒的配套制度建設，改善男性以工作為主的職場文化將成為男性履行撫育責任的社會保障。此外，筆者在調查中也發現現有早期託育服務大多價格昂貴，並主要面向城市裡的中產階級家庭。因此，為避免由此而來的父職實踐的階級化趨勢，國家應加大公立託育機構建設，形成以公立和普惠為主，多層次、多渠道的託育服務供給[31]，在為更多家庭提供高質量育兒支持的同時，為男性參與育兒創造更多的家庭與社會空間。
本文轉載自「中國青年研究」微信公眾號，作者郭戈。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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