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重慶街頭。 攝影|Marie Mathelin
母親艱難勞動後，時常翻看冉雲飛的課本與作業，看考試與作業沒有任何錯，常得百分，喜不自禁。不特此也，她還能與冉雲飛一起背那時的課文，以至晚年與冉雲飛一起生活在成都的十幾年裡，娘兒倆常以背小時的課本為戲，可見冉母的記憶力是如此的超凡，愛是如此的細膩，深植與蔓延到娘兒倆的日常生活中。冉雲飛說：「以至她故去後，我還能感到那柔軟的力量在成全我的人生。」
今天推送本刊封面故事《致父母》之《愛的秘密：異地年關憶先慈》，由冉雲飛為本刊撰寫。
愛的秘密：
異地年關憶先慈
《中國新聞周刊》文|冉雲飛
（本文首發於總第697期《中國新聞周刊》）
年關將近，憶起至親，那是溫馨及悲傷共存，喜悅與懊惱並具的事，真可謂悲欣交集。先慈辭世已十年，墓有宿草，除辭世當年寫有《望斷來時路：痛悼慈母》 《悲觀主義者的年歲小札》二文外，未有他文述及。每年祭日的日記裡雖有短暫的記述，卻至今未能寫就那本我許願的《母親啊，像你這樣的一生》的傳記。不是不想寫，也不是完全沒有時間，而是覺得情重情深至無法操鍵成文。今應《中國新聞周刊》之請，茲用小事幾則憶念先慈的教誨，希有心者在其間觀察到社會變遷、人世滄桑諸大旨。
父母之愛的「整全」
小時我沒有得到過父愛，但我長大並沒有變成個沒有家庭及社會責任感、缺乏愛的能力之人。我常想這到底是為什麼呢？看了不少教育類的書，讀了一些心理學書籍，才分析出母親的原生家庭，對她無條件接納，愛的充滿，給了她很了不起的安全感。她有了不起的安全感，才在帶領三個孩子，獨力支撐家庭時，有足夠的耐心與愛心，使得二哥與我能夠上學讀書。大哥的書雖然讀得不差，但實在沒有辦法，家裡沒有勞力，他必須承擔起幫助媽媽養家的責任。
外公們四弟兄，而母親是外公的獨生女兒。作為大戶人家，當地望族，外公自然期望有一個兒子能繼承家業。於是外公在我外婆之外，又娶了一位黎姓外婆。這位繼外婆，直到外公去世時也沒有生育。
母親得到的父母之愛相當充足，直到外婆在1949年冬天被車耳坪的搶匪打死。外公對母親慈愛，外婆相對要求較嚴，但整體上講，比較依照母親的要求。四外公是當地有名的私塾老師，非常疼愛母親，到村子裡去教書必背著母親到學校玩。故鄉僻野無文，彼時女孩子不準上學。母親在學校旁，邊玩邊聽他們讀書，靠她卓越的記憶力背得了《三字經》 《增廣賢文》等，至於《唐詩三百首》也背得不少。
母親並沒有看到書學習，即不能認識那些字，只是能背而已，我們那裡管這樣的背書叫「背望天書」。望天者，非望書也，意思是不能認識那些字，有的甚至不能理解，死記硬背，容易忘記者。但事實上，對於像我母親這麼好記憶力的人，是忘不了的。母親看到那些不能背書，受四外公呵斥的男學生，就有一種替他們背的衝動。這當然受到四外公的制止，但四外公因此格外痛惜母親不是個男孩。他對母親說，你是我們邱家的好苗子啊，可惜了，不是兒子啊。這是母親記憶裡，最開心的時光，自我記事起她給我講了多遍而不倦。
母親大約是1946年嫁到我們冉家，即是在親舅舅家當媳婦。這樣的近親結婚，現在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但在當時卻是家族聯姻的首選方式。三年大饑荒之前的農村生活，就已然開始難過，但我們家的生活還算是不錯的，因為大家族總有些積累，暫時沒被土改完全分完。但後來被迫捐掉了所有值錢的陪嫁。到我出世時，就剩一張有踏板和精緻床架的大床，作為我對外公家族曾經殷實過的唯一見證與記憶了。
母親生於1923年，與她同時代的，我能隨便舉出的有出名人物，即1922年出生的趙元任的大女兒趙如蘭，後任哈佛大學音樂教授；陝西文革研究者、朋友白磊的外公白瑞生1921年生，後來搞革命，官至省部級，但也被整得慘。我母親記憶力好，人很聰明，能說會道，要是能系統地讀書，且沒有1949年後翻天覆地的大變局，當個大學教授在我看來都不是問題。上個世紀50年代初，重慶紡織廠曾在我們家鄉招女工，母親本有機會去，但家裡反對，因而後來經歷了家庭大劫難。
冉雲飛。 圖|CFP
死人枕藉與逃難
我搜了二十多年的舊書與檔案，所得不少，其中一些50年代的檔案，顯示災難並不是反右、大躍進、三年饑荒才開始有的。大煉鋼鐵、公社及大隊食堂的荒唐且不去說它，只說我們村死了百多號人，大約已佔人數一半以上。
當農作物青黃不接的時候，就有人偷青——偷生胡豆、生玉米、生麥子吃，平時比較潑辣的婦女，這時發揮了一點「敢於作戰」的「偷工精神」。不特如此，還偷生產隊倉庫保管好的糧食，幾乎偷光。這幾位婦女，恕不公布名字，我都應該喊伯母、娘娘。從父系角度看，一個沒有異性人的小村子，比較親的不出「五服」的族人都有，一個村自然全是同祖宗的。母親後來給我背了關於這三個偷青潑辣婦女的順口溜：「旱田是個好方，沒有飯吃餓心荒。救命糧食不敢分，三個婦女就偷光。」
三位偷東西的婦女，家裡當然沒有死人。沒有這項本領，家裡面死人是必然的，我們家的直系親屬就活活餓死了五口人：祖父、祖母、三哥、四哥、父親。
我家斷糧從1959年初冬開始，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一家餓死五口人。眼睜睜看到自己親人餓死，卻無力幫助，那種傷痛感，我想母親、大哥、二哥一生都不會忘記。現在有受傷應激反應這樣的心理諮詢，來對心理上受到傷害者加以關心，但那時候活命要緊，哪裡會有這樣「高檔」的關懷？能活下來就算是老天格外開恩了。在這過程中，大家兄水腫，去打稀得照見人影的所謂飯，在路上被人搶，二家兄去摘糯葉（根本難以下咽，但好過觀音土），亦被身體強壯的一位堂兄所搶。眼看這樣下去，一家人都要餓死光。母親在一天夜晚當機立斷帶二位兄長離家出走，逃荒到遠不如我們地方好的黃家巖去討生活。這個地方是另一公社亦即現在紅井鄉的、相對高寒的地區——這樣的地方被當地稱為「蓋」，是高山上相對較平坦的地方。雖然受到一些人的幫助，但也沒少受寄人籬下之苦。關於苦難的事，母親說得不多，倒是二位兄長對我說得較多。她倒是記得別人對我們的好。但不管怎樣，娘兒仨總算是活出來了。至於逃荒的艱辛細節，只有留待將來為母親作傳時再細說了。
三年後艱難回來，生活稍好時有了我（細心人的或許會問，你父親不是餓死了嗎？這當然涉及到更細的家族歷史，暫時不想提及了）。但所謂稍好，只是說不像那樣大規模的餓死人了，吃不飽穿不暖卻是常事。七六年春天裡，母親將野生的刺老苞摘回來，加點鹽炒著給我吃，我覺得美味得不得了。忙問媽媽：今天是啥日子啊，媽做這麼好吃的東西？媽說：兒啊，今天是你十一歲的生日啊。我聽著媽這話，咬著嘴唇，為了不讓媽媽傷心，使勁不讓自己掉下淚來。多年後，我想起這是母難之日，那麼艱難，苦難如斯，媽媽猶關切為兒的生日，每想一次便忍不住掉淚。
雞叫三遍必喊醒
小時家貧，無可讀之書，但我對書似乎有天然的喜愛。這樣的喜愛，到了見破紙片必拿起來看的痴迷程度，完全不看破紙片上面是否粘上了牛糞、豬糞，撿起來看了再說。我還記得偷偷看二哥和重慶知青秘藏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情形。這些字大抵都認識，但內容完全不明白。只覺得林彪壞得腳底生瘡、頭頂流膿，想搞死毛主席、想搞垮黨和國家，實在罪大惡極。雖然我讀不懂這樣大的「工程」，但很享受認字的快感。這樣的認字快感還得說一件我小時在生產隊當上「廣播員」的經歷。
那時我們生產隊沒有收音機、沒有高音喇叭，宣讀時令性政策得靠「人肉話筒」傳達。而「人肉話筒」的練就對大山裡的人來說，不算難。因為兩山之間看上去很近，但走路卻要走上大半天，如此一來，大家就靠聲音來傳達信息，扯開嗓子喊，其原始樣貌後來被簡括成「交通基本靠走，通訊基本靠吼」，流傳到大江南北。
那時文件很多，生產隊又沒有專人負責，而且多半要一早傳達，特別是大冬天不少人不愛早起。我那時是生產隊讀書讀得最好的小孩，聲音似乎天生就大，完全符合「人肉話筒」的特徵，於是我就被「徵召」為「早報」閱讀員。冬天早上六點過即拿著一個破舊的、有一點擴音效果的鐵皮子話筒，從家中出發，通過石步（用不規矩的石頭砌成的，讓人踩在其上，不至於踩水）走到河對岸，到達生產隊住家的最高處，拿著話筒宣讀文件，以使由三個小寨形成的一個生產隊的所有人，都能聽到「上面」的聲音。一個臭屁小孩，偏偏還能堅持，寒暑不斷，沒有任何報償與獎勵，現在回想起來簡直是個奇蹟。現在還有上了年紀的人偶爾聽到或者看到我在電臺或電視臺的訪談，就開玩笑說，難怪你不拿話筒到「花土」（我那幾年做「人肉話筒」之地的小名）那去吼囉，因為有更好耍的地方可以讓你吼了。
雖然這幾年「人肉話筒」的義務工作，沒有什麼報償獎勵，但它滿足了我愛讀「有字兒」的東西的願望（後來我的朋友廖亦武在《藏書家冉雲飛》一文裡說，我是見有字的東西就收的文化收荒匠，並非全是杜撰之辭），加上小時候因老師生病，無人可替，曾經代老師給同班同學講課的經歷，練就了我在許多場合都不怯場，開口即可以有條有理地講的本領。這就說明，我做這幾年「人肉話筒」的工作，在某種意義上講，相當於自己給自己上了不少節「演講課」。這也是我現在與朋友們一起合辦教育機構，除邏輯、手工等外，對演講課格外重視的遠期因由。
媽媽從小看我如此熱愛讀書，即便還沒上小學時就如此，她是非常高興的。她因為「背過望天書」，加之50年代初參加「掃盲班」，讀過我故鄉重慶酉陽縣編的掃盲鄉土教材——我至今仍記得「丁市名茶宜居出」一句——因此深知文化的重要。雖然那時是文革中後期，她仍在繁重的生產勞動間隙，教我背幾句淺白的唐詩。後來便逐漸教我背《增廣賢文》 《三字經》等，與此同時還給我做基本的解釋，因此我對有節奏、韻律、平仄的詩文，有著極大的興趣。我母親既不認識太多字，又不能寫，當然無法讓我直接讀到《增廣賢文》，但直到我到成都上大學，買到一冊《增廣賢文》，才知道她教我的竟然一字不少、一句不差，由此深知母親的記憶力超凡過人。
如果只有超凡過人的記憶力，卻沒有充足的愛，在那樣貧寒苦難的生活中，哪裡有心思教孩子背什麼書？現在回想起來，母親創造的奇蹟，用堅韌與大愛都不足以完全形容。
母親生我的頭一天，都還在農田裡勞動。生下來後，只吃了十來個雞蛋補身子，其苦況可想而知。後來我們家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她與大哥常餓著肚子上坡勞動，但卻總要讓我與二哥吃半碗胡豆分別上中學與小學。至於大家兄、二家兄遠赴礦沿蓋貓牯嶺挖葛根來做澱粉和攪團吃的情形，至今仍不時出現在我夢中。
待我上小學，母親艱難勞動後，時常翻看我的課本與作業，看考試與作業沒有任何錯，常得百分，喜不自禁。不特此也，她還能與我一起背我那時的課文，以至晚年與我一起生活在成都的十幾年裡，我們娘兒倆常以背小時的課本為戲，可見她的記憶力是如此的超凡，愛是如此的細膩，深植與蔓延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以至她故去後，我還能感到那柔軟的力量在成全我的人生。
我自然貪玩，但實在愛讀書，就抓緊白天的時間讀。沒有書讀，就把教材讀得滾瓜爛熟，不以為苦，反以為樂。我覺得早晨的記憶力出奇的好，於是養成每到雞叫三遍就讓母親喊我醒的習慣。母親心疼我，也心疼得之不易的煤油。心疼我，是因為我是家中老么且年紀小，醒早了怕睡眠不足，當然母親擔心我的身體，也不是沒有由頭的，因為我小時身體並不好。她42歲高齡時生下我，生怕無法將我養大就去世，因此有時難免對於我的身體不好，處於比較緊張的神經質狀態。大家都深知湘西有盛行趕屍、巫術的傳統，緊鄰湘西的我家鄉自然也沒有例外。我小時得病用了很多辦法，諸種方法都試驗過，將來若寫《老樹飽風霜：近現代名人與中西醫之爭》一書，必然會提到我自身的一些受醫經歷和眼見奇事。其中一次，就在我身上發生了草藥醫生吳明洲先生來燒布化水，將筷子斷成小節讓我吞下去，毫無違和之感的神奇故事。你別問我，這哪裡是可能的，我只能說這是我經歷過的。我知道它不科學，但我也沒辦法解釋。
當然，母親也心疼花錢買來的煤油，因此煤油燈的燈芯並不大，亮度也不夠。太亮耗煤油太厲害，因為這煤油是母親紡紗、做女紅活，夜間做一切補貼家用時的必用品、奢侈品。所謂必用品，是我們穿不起皮鞋——其實連看都很少看到過——布鞋必須得用爛布加漿子打底，然後納鞋底，然後再十分節約地扯點非常便宜的黑布，紮成鞋子，這得費母親在艱苦勞作後不少的夜間工夫。按理講，燈芯太小不亮的話，對於在被窩裡——煤油燈放在比較寬的床沿上——躺讀的我來說，眼睛傷害應該比較大。但奇怪的是，直到上大學時，我的眼睛一隻1.5，一隻是2.0，從來沒有問題。但大學四年，日夜苦讀不休，用爛兩本借閱證，讀了千來種書後，視力終於全面下降，不復當年之「雪亮」了。★
冉雲飛
生於重慶酉陽鄉下的蠻子。1987年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長居成都。青年學者、作家、雜文家。現供職於《四川文學》。著有《沉痾：中國教育的危機與批判》《關銳的秋天：裡爾克》 《陷阱裡的先鋒：博爾赫斯》 《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等。
本文為《中國新聞周刊》原創，轉載務經授權。授權請聯繫：yulina@chinanews.com.cn
總第697期《中國新聞周刊》封面，2015年2月12日上市。
有才，你就大膽露出來！
有才，你把簡歷發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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