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說研究》2019年第3期刊登了陳藝璇、王燕撰寫的《中國小說西譯之嚆矢：——梵蒂岡〈玉嬌梨〉手寫本的發現》，把中國小說首次西譯的時間定在1700年，因而被譽為「為《玉嬌梨》的西譯乃至中國小說的西譯確立了新的學術起點」。此說如果成立，中國翻譯史就要重寫，所以不能不認為事關重大。在網上讀到此文後，我覺得這個結論依據不足，大有討論餘地。下面就是我對這篇文章初步研究後的一些看法。
作者說，這份珍貴的文獻之所以長期湮沒，原因在於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編纂的《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把編號「Vaticano Estr. Oriente 13」中的這篇小說，誤題為「中國新聞」。其實，《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的原著《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nticane》中的此件題為「Nouvelle chinoise」，正確的譯文應該是「中國短篇小說」，而不是「中國新聞」。所以，應該挨板子的不是伯希和，而是中文版譯者。
對於這份文稿的完成年代，作者寫道：「根據萬濟國卒年1687年和石鐸琭卒年1704年推斷，梵藏本大約完成於1700年初。」這段話令人非常吃驚，因為作者在前面以大量篇幅從多方面論斷，此件文稿的作者很可能是萬濟國；作者既然知道萬濟國卒於1678年，又說文稿大約完成於1700年初，這不是明顯地在否認自己嗎？作者於是緊接著說，也可能是另一個傳教士，即萬濟國的弟子石鐸琭，並把此稿的完成年代推斷為萬濟國死後的1700年。而推斷這個年頭的唯一依據，竟然是萬濟國和石鐸琭的卒年，也就是在前者的卒年1678年和後者的卒年1704 年之間，粗率地取一個中間值。恕我少見多怪，這樣的考證方法前所未聞。再則，作者既然把此件的完成時間定為1700年，那就與萬濟國毫無干係，所以我不明白，文中對萬濟國其人及其注音方法的長篇紹介用意何在？
這件藏品的扉頁上有兩小段義大利文，對此件作了介紹：
「Romanzo cinese con sua tradutione italiana. Trattato del P. Varo della legge di Dio in cinese , con la spiegatione italiana.」譯成中文是：
這兩段文字的作者難以考證，但顯然不是伯希和。從筆跡和拼寫可知，這是文稿入藏時寫下的，而非後人所添加，因而可信度甚高。依據這兩段文字的提示，此件包含兩件文稿。其一是小說的中文翻譯，即《玉嬌梨》，其二是是瓦羅神父（漢名萬濟國）關於上帝的論述。然而，在「Vaticano Estr. Oriente 13」中沒有發現萬濟國的這份論述，現在能夠讀到的只是「中文小說」，但並未提及譯者姓名。因此，這篇「中文小說及其意文翻譯」文稿的作者，是否與下一篇「瓦羅神父中文論述神聖法」同為一人，尚需進一步探索和論證。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與作者在文中提到的另一個傳教士，即萬濟國的弟子石鐸琭無關。
筆者認為，這件「中文小說及其意文翻譯」文稿，是傳教士的漢語學習材料，不是《玉嬌梨》的文學翻譯。
來華傳教士必須學會漢語，這是鐵律，無人能夠例外。鑑於漢語的特點，無論官話或方言，當時的漢語尚無任何語法理論，必須經由語言文字實踐學習漢語，別無捷徑，這是傳教士的共識。因此，為各種漢籍中的漢字逐一注音釋義，藉此認讀漢字，是傳教士普遍採用的方法。不同國籍和不同修會的來華傳教士無不如此，遺存至今的此類文獻數量甚多。具體的做法是為漢籍中的每一個漢字注音釋義，被選作底本的大體有四類，一是古代經典，二是名人名篇，三是日常會話和應用文，四是傳教資料。
這篇《玉嬌梨》就是這類漢語學習材料，可歸入上述第三類，也就是說，這件文稿不是《玉嬌梨》的譯文。理由如下：
通篇不成句，不成段，更不成文，使用這份資料的人如果不是為了學習漢語，而是為了欣賞小說，那就即使連蒙帶猜，也無法勉強了解其大體內容。把這樣的文字視為對《玉嬌梨》的文學翻譯，無疑是對翻譯的糟蹋。
作者幫助讀者識字的意圖十分明顯。試舉幾例：中文「太常」「副使」等官職，作者在注音後均譯為「官員」（mandarino）。「甲科太常正卿」被譯為「官銜」（nome di mandarino）；「富貴人家」中的「人家」，被譯為「人」（huomino）和「家」（case）。為幫助不通義大利文的讀者有真切的感受，請允許我把這兩個義大利文名詞轉譯英文，前者是human，後者是 house，難道human house是漢語「人家」的意思嗎？還有更可樂的，「尚未聯姻」中的「尚未」被譯作「上面」（supra）和「不」（non）。 如果是翻譯小說，譯者絕不可能不懂「人家」 和「尚未」這兩個常用詞的含義，之所以逐字註解，他的用意顯然是幫助讀者識字，而不是請他們讀小說。不妨再舉一個堪稱較好的完整句子：「為蘇兄今日之論而作」，譯文是「為（per）蘇（Su）兄（hiung）di hoggi（今日）il discorso（論）作（fatto）」。把這幾個詞連起來便是：」per Su hiung di hoggi il discorso fatto。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句子，而且不知何故，「兄」字音譯而不意譯，義大利人連猜帶蒙恐怕也難以揣摩其含義。這種文字能說是在翻譯一篇小說嗎？況且，《玉嬌梨》共有二十回，而見諸此件的不足一回，僅有區區兩千餘字，相差太大。
作者寫道：「梵蒂岡遠東收藏品13」的四部分內容筆跡一致、字體一致，除第二部分《管堂中事》沒有義大利譯文外，其他三部分體例一致，均有漢字、羅馬字注音和義大利譯文，明顯出自一人之手。」作者還說「藏品第二部分中文標題為《管堂中事》，……這部作品是17、18世紀耶穌會士經常使用的傳教材料，也是他們學習北京官話的教材。」請注意「也是他們學習北京官話的教材」這句話，既然《管堂中事》是漢語教材，為什麼同在一件文稿中的《玉嬌梨》就不是呢？
其實，不但「梵蒂岡遠東收藏品13」是傳教士的漢語教材，書號為「梵蒂岡遠東收藏品14」 的《拜客問答》也是同樣性質的文獻。這件文稿與前面的《玉嬌梨》的體例完全一樣，只是排列順序不同，前者是漢字-注音-解釋，後者是注音-漢字-解釋。我讀過的黃嘉略編寫的法文《漢語語法》手稿中，列舉了一些漢語常用語，所使用的方法也是漢字-注音-解釋，可貴的是，黃嘉略在注音-解釋-漢字之後，還把整句用通順的法語翻譯出來：
tchon kouo pi gi peon keng taamilieu royaume comparer Ja pon plus grand中 國 比 日 本 更 大 La Chine est plus grande que le Japon.這對漢語初學者大有助益。由此可見，這種學習漢語的方法為教會人士所習用，通過此類漢語注釋資料，傳教士不但可以學習漢語，還可以了解和熟悉中國的人文地理和民情風俗等有關中國的常識。當初，「Vaticano Estr. Oriente 13」若是也像黃嘉略這樣處理，那倒是可以考慮視為小說翻譯的。
作者寫道：「中國小說在西譯過程中具有漢語教材屬性，這是早期中國小說西譯史上的一個傳統」。作者既然認定中國小說西譯始於1700年，那麼這個傳統就應該逐漸形成於1700年之後，此後至少有若干此類文稿問世，請問作者能否提供若干實例支持這個說法？
我在拙著《黃嘉略與早期法國漢學》中，提到了黃嘉略翻譯《玉嬌梨》一事。黃嘉略是中國教徒，隨其師傅梁宏任赴法，並定居巴黎，與法國文人學者多有交往。他在法國學者弗雷萊建議下著手翻譯《玉嬌梨》。為了讓法國讀者既能讀懂故事，又能領略漢語的奧妙，除了翻譯正文外，他常常添加一些腳註；例如，為「一臂之力」加注說是「給予幫助」，在為「土木之變」所作的腳註中還簡要地講述了這一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黃嘉略每譯出一回，弗雷萊立即進行修改，一則潤色譯文，一則幫助黃嘉略提高法文寫作水平。但是，譯完第三回後，弗雷萊就發現這部小說單調沉悶，沒有引人入勝的情節，書中的幾位文人除了遊園賞花，就是吟詩唱和。他認為，這種文學作品難以引起法國讀者的興趣，與他原來設想《玉嬌梨》能與正在走紅的《一千零一夜》比肩的預計相去甚遠。於是建議黃嘉略停止翻譯，黃嘉略接受弗雷萊的建議，立即停筆。
黃嘉略的手稿現存巴黎國家圖書館抄本部。我讀過這份手稿的大部分，黃嘉略的譯文質量較差，弗雷萊的改動甚多。但是，改動之後的譯文無論遣詞造句，都是純正的法文，不用猜，不用蒙，懂法文的讀者絲毫沒有閱讀的困難。據我所知，黃嘉略的這份這手稿才是《玉嬌梨》的首次西譯（法文），時在1714年。對此提出異議的論著，除了作者的《中國小說西譯之嚆矢》，迄今尚見到第二篇。
作者說：「黃嘉略譯稿學界至今缺乏深入研究，究其原因，和譯稿自身的翻譯質量密切相關。」其實國人迄今對黃嘉略這份譯稿之所以缺乏研究，原因是無人去巴黎查閱手稿，而不是譯稿質量低下。
總而言之，筆者堅持認為，現藏於梵蒂岡圖書館、被伯希和稱為「中國短篇小說」的這件文稿，是為幫助義大利籍傳教士學習漢語而編寫的識字材料。編者以《玉嬌梨》作為底本，對漢字單字和少量語詞注音並作解釋，如此而已，此稿絕非《玉嬌梨》的義大利文譯本。作者將此件稱作「中國小說西譯之嚆矢」，這一論斷因缺乏事實支持而不能成立，「中國小說西譯之嚆矢」當仍是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抄本部的黃嘉略翻譯、弗雷萊校改的法文《玉嬌梨》手稿。
（此文的撰寫得到關笑晶、信美利、韓琦等專家鼎力相助，特致謝忱。）
學林（2020.1.10）| 也談「中國小說西譯之嚆矢」投稿郵箱 wenhuixueren@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