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日出生於巴勒斯坦的薩義德，卻因為父親赴美參軍獲得美國國籍，註定在阿拉伯世界成為極少數人等，因之埋下終身「格格不入」的隱憂。《格格不入》（Out of Place）作為薩義德情有獨鐘的回憶錄，歷時五年於惡疾纏身的狀態下親手寫就。講述了其童年反覆於開羅與黎巴嫩之間到青年赴美留學期間經歷，因特殊的歷史背景——出生地巴勒斯坦變成以色列、黎巴嫩和埃及內亂，回憶錄也成為遠離那個地域與歷史的人們得以一窺當時社會形態的窗口，記憶力驚人的薩義德以其特有的疏離感極誠實的描繪了當時一個阿拉伯家庭的生活狀態，因此除了了解薩義德和他的學術經歷，《格格不入》還有了特殊的「厚重描寫」（thick description）的意義——「記錄的是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1999年英文版付梓，很快獲得包括2000年紐約書獎（New York Award）和安東尼菲爾德-伍爾夫書獎（Anisfiend-Wolf Book Award）在內的諸多獎項。目前這本由彭懷棟翻譯的中文版由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12月出版，我的感受是譯筆極工，很好地反映了薩義德精到的筆力，倘薩義德能以中文寫作，應相去不遠。全書的第九章有提綱挈領的作用，薩義德從「考古般」深沉的回憶中突然自拔，講述現實「病痛多苦」的狀態，並對前八章的回憶有所提煉——「我的母題，是『第二自我』如何浮現。有很長一段時間，這個第二自我湮埋於我熟練養成並運用的表面社會特徵之下；這表面也就是我不時提到的、我父母試圖構建的『愛德華』。第二母題，使大量增加的新起點如何使我的人生鬆脫其早年的起點。在我而言，最痛苦、最弔詭的特徵，莫過於許許多多移位失所，使我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一個住處到另一個住處，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一個環境到另一環境，不斷流動，從無系泊」——如果在之前的閱讀中沉溺於少年愛德華繁複到難以置信的細節中——薩義德的記憶力驚人，回憶像虛構一般真實，他甚至還能記起一場音樂會上第一小提琴的姓名。那麼這一章讀者會細攏其念茲在茲，真正縈繞的思緒，事實上這一跳轉的寫法也暗合了薩義德前述那種自外於書寫的，某種來源於常年「格格不入」狀態的，自覺的反覆。可能是長期不能融入一些集體的經歷，少年愛德華很早就敏感地覺醒了「第二自我」。在十二歲之前，對父親攝影的隆重和做作已經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們排除了太多的東西，似乎做作而僵硬，根本摒絕我們生活中一切努力與不確定的痕跡」，由之闡發的更是一個歷史視野——輾轉至埃及的阿拉伯家庭那種「無視周遭」，一意將家庭聚斂成一個「小小的假歐洲集團」的衝動。那種「熱切的奔跑，快樂的面龐」的靜態影像在今天仍大行其事之前的六十年，一個小小阿拉伯孩童身上——儘管在當時沒有還成為出彩的學生，我們已經能看到他這種極強的自省意識和思考能力。在其十二歲的作文中，薩義德希望「離形蛻化」成一本書，雖「不斷易手、易地、易時」仍能保持「絕對強硬」的「真我」，在今天看來也屬難能可貴。而感受最為深切的，是在一段移動影像裡愛德華得以屢屢逃離父親的視野，寓意著在「父親維多利亞式設計下度日的兒子，還有另外的層面」。這些極筆刻畫的內省精神在全書給人印象最為強烈。回憶錄中還記述了薩義德從「音樂就是音樂」的蒙昧階段到逐漸開化的青春歷程。富爾特文格勒棒下柏林愛樂對薩義德的震撼，讓他在很長的時間裡於外部的「格格不入」下轉沉音樂聖堂。薩義德出生的家庭使其學琴成為當然，而一直無可依戀的外部環境更促使他在回憶錄中敘述的每一階段都無法離開音樂，雖然回憶錄中沒有太多直接的音樂對他生涯影響的描述，我們還是可以從他在「限制性很強」的時間內仍「遍尋報刊」期求有關富爾特文格勒的隻言片語、聖誕節內偷偷打開禮物看是否有唱片、對可貴的現場音樂會後「甜美的若有若失」等細節看出，後來在美國琴藝大進的薩義德最後成為鋼琴家和歌劇鑑賞家的內在可能。從童年的猶太人朋友伊芝拉過不了安全哨卡而最終關係中斷，薩義德看到一種象徵——「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因缺乏討論的言語與概念而壓抑下來的、無法彌合的鴻溝，以及那一刻起強烈加在我們共同歷史上的可怕沉默」。薩義德對青少年時期親身經歷的歷史變故刻骨銘心，戰爭烏雲下父親的沉默、學校裡無法得到身份認同、一九四八年家族大規模的流離失所、納碧哈姑姑帶到薩義德生命中的他者（難民）的苦難乃至求學美國後家族事業遭到暴民破壞……凡此種種，也就成為他後來形成的明確政治態度，成為為巴勒斯坦甘冒生命危險的公眾知識分子埋下種子。「人沒有國家或者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不被任何國家主權或制度保護，過去除了留下苦澀、無助和悔恨，別無意義」。其它知識分子可能只能從學理的角度涉及這些政治和歷史時，薩義德的這種經歷尤其可貴，也不難理解他早在求學期間就已形成對政治的敏感和好惡，回憶錄中他也明確表示不喜歡杜魯門、厭惡憶蓮娜.羅斯福、無法原諒馬丁.路德.金，更為可貴的是他很早也看清了自己所處的格格不入的狀態——出生在巴勒斯坦、美國國籍、一度生活在埃及和黎巴嫩、最後又到美國追求事業——所必需解決的諸多矛盾，沒有成為失去理性的民族狂熱者而成為理性的公眾學者。.
當然作為知名學者的自傳，最讓人們關心的還是他的成長經歷（因為自傳到青年求學階段止，回憶錄中看不到其學術發展史）。薩義德在到美國之前非但沒有顯現太多出眾之處，還是一個意淫、調皮、有強烈戀母情結的普通孩子，他用黃色圖片發洩慾望、將老師反鎖在房間裡最後被開除學校、對母親有強烈的佔有欲望——這最後一點在薩義德一生中都有強烈影響，甚至母親去世之後他仍然按時給母親「寫信」抒懷。另一方面，生長在一個富足的家庭環境，自小掌握多種語言，又享盡各式良好教育的薩義德應該算是那個時代阿拉伯人的幸運兒，不同語言的交換運用雖然一度使其「格格不入」，應該也是他可以用不同角度觀察世界的前提，相比美式教育的親切和開發性，英式教育死板無可忍耐，但是由此歷練，為其後來進行英美文學比較研究應該說不無裨益，最終能接觸馬立克這樣一代名流，也對其思想成熟有所幫助……薩義德為他的格格不入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和創痛，但是也因此獲得了獨有的視角和力度。「我向我早先人生中焦慮不安且大致隱藏未露的一面汲取力量——反權威主義、突破被強迫的沉默，最重要的是，發布不和諧的聲音，重新面對無法調和的事物之間本來就有的那種緊張，從而粉碎、驅除一套不公不義的秩序。」最終「學會不必處處人地皆宜，寧取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