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薩義德筆下知識分子「批判性」的進一步解讀
——《知識分子論》讀書報告
摘要：在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一書中，「流亡知識分子理論」帶有著強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作為後殖民主義理論代表人物的薩義德深知對「中心」進行消解的重要性，他所定義下的知識分子也是從邊緣出發，以其「流亡」和「業餘」的特性保持住自身獨立批判的「孤勇者」，但隨著討論的深入，人們對於「批判性」也開始質疑。人們認為話語權的爭奪始終圍繞在第一世界內部，批判主體可能只是建立了一個「新權威」。事實上，這需要對薩義德提倡的「批判性」中「為公眾發聲」的人本主義基本價值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其更多為現實問題的解決達成一個最為基準的判斷共識，而非權威類型的轉化。這是薩義德最終也沒有「消解」的一個被視作基礎的部分。
關鍵詞：知識分子；批判性；權威；去中心化；現實
在對知識分子進行定義的時候，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開篇就提出了一個與知識分子群體界定密切相關的問題: 知識分子究竟為數眾多，還是一小群極少數的精英? [1]對於這一問題，他首先援引了兩個反差比較大的觀點，即葛蘭西和班達有關知識分子的探討。葛蘭將知識分子分為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兩個類型。傳統知識分子主要是初級教師、教士和低級行政官吏。機知識分子主要包括技術工人、政治經濟專家、企業家、政治家、作家以及軍事、法律等系統的組織者和管理者。在葛蘭西的定義當中，「人人都是知識分子」的意味很明顯。而與他相反，在班達的觀點看來，知識分子僅僅只是少數的社會精英人才，他們「才智出眾，道德高超」，是哲學家—國王式的人物，他們擁護人類基本的道德價值，對理性、正義等理念誓死捍衛。
葛蘭西和班達兩人的知識分子理論是薩義德受到啟發的思想來源。在葛蘭西看來，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已經在現實境遇下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變。隨著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細化，傳統精神領袖式的知識分子已然在當下轉變為了各個領域的「專門化人才」，成為了印有自己專業標識的社會型人才。但顯然，這是薩義德所擔憂的，他不希望知識分子的風姿和形象只是一些模糊的職業的標識和體現。他在理論上更傾向於班達較為嚴苛的知識分子定義。薩義德不想讓知識分子跌到谷底成為自己職業印記的一部分，而更希望知識分子是關切公眾和社會並為之強烈發聲的人。由此，薩義德展開了自己對知識分子的具體論述。
一、知識分子為了保持「批判性」而毅然選擇的「流亡」和「業餘」之路
根據薩義德的定義，「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2]「向」，強調了知識分子的現實立場，必須緊緊結合實際依靠著具體的人，而不是不結合實際的想像或者自言自語來實現。「為」，體現了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發聲」作用，在薩義德看來，替「邊緣化人群」發聲是知識分子具體的一個責任。事實上，薩義德在言明知識分子需要獨立而又不脫離實際的同時，也指向了他所定義的知識分子的本質——批判性。
出於後殖民主義理論的視角，薩義德反對人們（包括知識分子）對既有的「主流」、「中心」所屈服的情況。在他看來，作為時代引領者的知識分子，對此更應該警覺。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對知識分子立足點提出了這樣的定義，「身為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必須是自創的，因為不能跟隨別人規定的路線。」[3]薩義德所言的知識分子，其不是主流聲音的宣傳者或者跟隨者，反而是打破這一固有中心思維的獨立批判者，知識分子們會去思考，會去創新，而不會盲從既定的選擇。但是，在現實境遇下，即20世紀以來專業化分工日趨明顯的時代進程中，知識分子所堅守的「批判性」，又何以成為可能呢？出於對這個問題的考量，進而，薩義德提出了保持這種「批判性」的方式，即通過知識分子所選擇的「流亡」和「業餘」的這兩個方面的落實來達到。
「流亡」，是薩義德所描述的知識分子所必然面對的一個情況，無論是精神式思考上的流亡，還是具體四海為家的流亡。知識分子都必須將自己思維所獨立起來，不受某一具體立場的限制和拘束。「對知識分子來說，流離失所意味著從尋常生活中解放出來」[4]事實上，我們每個人出於對自己身份的理解是最真切的，這是因為我們每日被這樣的身份所引領和感知。但是，當我們的身份發生了一些轉變時，我們對自我身份的一個重新定位事實上會使得我們對這個新身份也有了具體的感知。更進一步而言，知識分子流亡於多個身份和視角，其對「公眾」的理解也更為深刻，這一點就是我們常說的「感同身受」。而這也使得知識分子在發聲時更多是獨立的批判，而非對某一個立場的天然認可。
「業餘」，其是對「專業化」的一個直接的反思。在專業化的背景之下，人們由於社會分工而一個個被割裂開，只成為了自己「職業的代表」，這種運用「工具理性」而缺失了「尖銳反思」的處境是薩義德所痛心和擔憂的。「在教育體系中爬得愈高，愈受限於相當狹隘的知識領域」[5]需要注意的是，薩義德對專業能力並不是持全盤否定的態度，但是在對專業能力進一步的追求中失去了一些更多視角廣泛看待問題的能力在他看來的確是得不償失的。在薩義德看來，知識分子應該是一個「跨學科」的「業餘」全才，他能接觸更多個職業視角，但也以業餘的姿態遊走在職業歸屬的邊緣。在回憶錄《格格不入》中,薩義德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我生命裡有這麼多不和諧音,我已學會不必處處人地皆宜,寧取格格不入。」[6]「格格不入」恰巧是對知識分子的「流亡」和「業餘」在結果上的一個體現，這也正是保持知識分子批判性所需要體會到的處境。
二、反思權威與中心化——作為批判主體的知識分子對現實境遇的關懷
薩義德所定義的知識分子其本身具備的批判性同後殖民主義理論視角對「中心化」的批判和消解其實是相一致的。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似乎就成為一種「文明」與「野蠻」的衝突構成的歷史，而構建者的敘述是天然站立在「文明」的一方。在《知識分子論》一書中，薩義德對此的反對和消解更多是通過知識分子這一群體「不懼權威」的表現來加以深入的，在現實境遇中，反思權威與中心化的思維，不斷地在挑戰著知識分子內心的「良知」。然而真正的知識分子在「邊緣」和「中心」的抉擇之中，從來都只是「從邊緣到邊緣」的選擇，而不是靠近中心以尋求一種內心的安穩，知識分子從來不畏懼煎熬。
這般真正的知識分子是能向權勢說真話的人，薩義德在書中曾舉出了託克維爾這個人物作為論證的反面例子。這個優秀睿智的法國人在評量了美國對待印第安人和黑奴的不正義時，進行了直接的正面批判。而到了法國在犯同樣程度的罪行——對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教徒實行綏靖之戰時，他卻又為法國尋找了很多所謂「正當」的託詞，甚至不惜以「伊斯蘭教的劣等性」作為荒謬的論據。他拋棄了自己起初批判美國時所擁有的出於自身對人的良知和關懷的批評標準，簡而言之，在自己國度的權勢之中，他選擇了向這一權勢低頭，甘願做它「虔誠的信徒」。
事實上，這也體現了所被建構起來的權威正以一種正當性的依據在綁架著人們對它的懷疑，「順應」成了一種看似「理所應當」的「趨勢」。但事實上，知識分子恰巧是要去揭示植根於這一趨勢內在強制和霸道的不合理，進而轉向對邊緣化的受忽視事物的覺察和發聲。「一些人跟隨那世俗的權力沉浮,過後卻以權力的批判者和受害者的身份說『悔不該當初』。可從來不去想一想他從來就不應該跟隨任何一個權力,他跟隨著任何一個權力最後的結局都不會有第二個結果。知識分子要避免這種總是自己反對自己,總是一個改信者,總是前後不一,總是不得不出來公開認錯的不光彩行為,就要永遠是一個懷疑者而不能是一個真信者。」[7] 「權威迷信」的思維是可怕並且也荒唐的，這也正體現了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反思權威和中心論調的重要性。
對權勢保持反思和警覺的態度是知識分子所必須具備的特質，「尤其當這些權勢被運用於顯然不相稱、不道德的戰爭中，或用於歧視、壓迫和集體殘暴的蓄意計劃中。」[8]薩義德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討論並沒有局限在理論層面上，而是從社會實踐的具體維度對知識分子群體進行一個較為明晰的界定。在社會的具體顯現出的一些問題和矛盾方面，知識分子需要做出具體實際的回應，而非僅僅是口號式的反覆。實際上，薩義德對「巴以問題」的關懷正體現了此般的特質。他是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同時他也在美國接受了高等教育，「多重的印記」也使得薩義德對現實問題的關懷充滿著批判性和人本主義的視角。他堅決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獨立運動,同時也對阿拉法特政府的官僚主義和專製作風提出批評，並且對「巴以問題」的解決提出了很多人本主義的解決思路。或許這正應了他所言的——「知識分子並不是登上高山或講壇，然後從高處慷慨陳詞。」[9]對現實問題進行回應並推進其解決，正是知識分子所需要做的。
三、作為一種「篤信」而非「迷信」的「批判」——對部分質疑的一些回應
在對知識分子的不斷描述以及對現實具體問題關注視角上的說明，薩義德向我們展示了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眼睛」的啟蒙式的形象。知識分子從最初的社會良心的代表，再到班達對傳統知識分子精神上的堅持和葛蘭西對知識分子普遍化專業化的理解產生的巨大差異，緊接著薩義德所體現的對知識分子的期待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點」。「薩義德對知識分子的考量裡包含著對真理、正義、自由的熱愛，他那種不依附權威、不獻媚政治、完全以心中的原則去行動的精神，不正是當代知識分子所缺失的精神品質嗎。」[10]但薩義德對知識分子精神的拔高是現代很多知識分子所難達到的，同時，薩義德的知識分子所被注入的諸如「流亡」、「業餘」等等的理念也都是為了保持知識分子精神高度上的批判性，可以說，在在知識分子精神追求和具體落實的角度，薩義德依據自己的理解注入了很多新的內容。
但是，在薩義德不斷對知識分子進行詮釋的過程中，學界也出現了很多質疑的聲音。「正如伊安·布魯瑪所指出的,隨著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在全球範圍的傳播,『流亡』正在逐步失去其早先的批判意義,並且已經發展成為一種『迷信』(cult)」[11]在薩義德看來，只有具有東西方雙重文化的知識分子才是反文化霸權或者說是「去中心化」相當核心的力量。「流放的個體是否就必然具有消解權威的力量……尤其強調進入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在消除文化霸權中的作用是否會重建一個新權威」[12]這樣的質疑難免讓人在審視薩義德的理論之時也會思考其帶來的新的「憂患」，即通過「流亡的大行其道」，將「流亡知識分子」的價值無形中拔高成為了新的「權勢」、「中心」，這樣的質疑立足在警惕「新殖民」的思維上。
對這一質疑的回應其實需要回歸薩義德具體文本的表述中對「知識分子」和其行為的明確界定上。在提倡對權勢說真話時，薩義德在這一部分的最後說了這樣的話，「對權勢說真話絕不是邦葛羅斯式的理想主義；對權勢說真話時小心衡量不同的選擇，擇取正確的方式，然後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實現最大的善並導致正確的改變。」[13]在薩義德看來，知識分子引導大眾和社會在反抗權威的過程之中，他們自身只是對外界的「覺察者」，而非一個心系構建權威的人。薩義德意在言明知識分子具有「打破沉默」的責任，然後進一步去發現那些由於各種原因被排除在人們視線之外難得一見的地方，去更多地找尋那些未曾被公布的邊緣化陳述。而這一切的基點是什麼？薩義德著重強調了「道德」的重要性，知識分子的道德是其「良心」與現實社會相關聯的一個最基礎和最直觀的體現。在批判他者時也能避免陷入對自身的「神化」這一點上，知識分子基於人本價值（如理性、正義等等）的判斷本身更應該被視作是一個知識分子介入現實世界的一個基本的理念，就像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言的那般，有一些東西是不言而喻的基本共識。而對「流亡迷信」的質疑，其實不妨從流亡最終所想要達成的目的中去理解。在對「精神流亡」進行詮釋的時候，薩義德最終所指向的「批判性」已經十分明顯。人們在想法上，可以對多種的情景和背景加以考量，「流亡」其實是意在闡明保持「批判性」的重要，而非通過「流亡的大行其道」建立新的「價值迷信」。
薩義德本人對後殖民主義的話題有著濃厚的興趣和深刻的探討，不同於他在《東方學》中直接對西方主流話語體系下建構的「東方」這一思維立足點的直接批判，《知識分子論》一書通過對「知識分子」的重新定義和詮釋間接言明了其鮮明的「去中心化」的後殖民主義理論色彩，因此，要想了解薩義德的後殖民主義理論所傳達的理念，去把握他的知識分子立場是很必要的一個環節。從他的《知識分子論》一書中可以看出後殖民主義批評所彰顯的「啟蒙傳統」和「批判現實」的特徵。薩義德用一系列的概念不斷地去解釋「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在概念的描述和解釋中，我們不難看出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恰巧是薩義德對這個時代，對人們關注邊緣化的一種號召熱忱。
但在為了詮釋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所提出的「流亡」和「業餘」的方法中，薩義德受到了學界的強烈質疑。私以為，這般的質疑其實很有必要的，同時薩義德本人應該也會對此進行讚揚，畢竟這也是薩義德所大力提倡的「批判性」的實質體現。但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文本中其實更多地將出於良知的人本主義關懷視作一個「共識」，或者說是一個「基準的價值」。由此知識分子在選擇和發聲時也有有所參考和依據，避免了自身對更大的價值追求上的合理性包裝，其不是構建一個新的「權威」，而是有一個樸實的基礎作為參考。或許這也是身為後殖民主義理論學者的薩義德，所捨不得消解這個部分的原因所在吧。
注釋：
[1]愛德華·W·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出版，2002年版，第11頁
[2] 愛德華·W·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出版，2002年版，第16頁
[3] 愛德華·W·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出版，2002年版，第56頁
[4] 愛德華·W·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出版，2002年版，第56頁
[5] 愛德華·W·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出版，2002年版，第67頁
[6] 愛德華·W·薩義德著，彭淮棟譯《格格不入》，三聯書店出版，2004年版，第357頁.
[7] 賀玉高《知識分子立場與後殖民主義》，《鄭州大學學報》，2003年5月
[8] 愛德華·W·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出版，2002年版，第83頁
[9] 愛德華·W·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出版，2002年版，第85頁
[10] 王代莉：《知識分子的流浪和業餘精神———讀薩義德〈知識分子論〉》，《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第8期（上），第135頁
[11] 張跣《「流亡」及其二律背反——試論薩義德關於流亡知識分子的理論》，《外國文學》，2007年第5期
[12] 張嵐《薩義德視域的再反思：被顛覆的文化霸權》，《蘇州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13] 愛德華·W·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出版，2002年版，第86頁
參考文獻：
[1]愛德華·W·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出版，2002年版
[2]愛德華·W·薩義德著，彭淮棟譯《格格不入》，三聯書店出版，2004年版
[3]賀玉高《知識分子立場與後殖民主義》，《鄭州大學學報》，2003年5月
[4]王代莉：《知識分子的流浪和業餘精神———讀薩義德〈知識分子論〉》，《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第8期（上）
[5]張跣《「流亡」及其二律背反——試論薩義德關於流亡知識分子的理論》，《外國文學》，2007年第5期
[6]張嵐《薩義德視域的再反思：被顛覆的文化霸權》，《蘇州大學學報（哲學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