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國後黨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認定的艱辛歷程 |
| 徐慶全 |
| 1987年4月17日，巴金在致冰心的信中說：我「有時忽發奇想，以為從此自己可以摘掉知識分子的帽子，空歡喜一陣子。可是想來想去，還不是一場大夢？！不管有沒有『知識』，我臉上給打上了知識分子的金印，一輩子也洗刷不掉了。可悲的是一提到知識分子，我就仿佛看見了我家的小包弟。它不斷地作揖搖尾，結果還是給送進了解剖室」。1995年，季羨林在論及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特徵時說：「幹知識分子這個行當是並不輕鬆的，在過去的七八十年中，我嘗夠了酸甜苦辣，經歷夠了喜怒哀樂。走過了陽關大道，也走過了獨木小橋。有時候，光風霽月；有時候，陰霾滿天。有時候，峰迴路轉；有時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題過名，春風也曾得過意，說不高興是假話。但是，一轉瞬間，就交了華蓋運，四處碰壁，五內俱焚。」 這兩位學界泰鬥、文化大師，當代中國公認的最傑出、最典型的知識分子，在躬逢改革開放盛世、知識分子時來運轉之時所發出的感嘆，與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認定艱難曲折的歷程息息相關。他們的心態，則正是這一曲折歷程中的縮影。 建國初期對知識分子屬性的雙重認定 這裡所說的建國初期，是指黨史上通常所說的前七年，即1949至1956年。在這一時期，黨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認定存在著兩重性，即一方面認為知識分子屬於工人階級或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從世界觀問題出發認為其是資產階級的。這種認識的兩重性，有時交織在一起，有時則是某一方面佔據了明顯的主導地位。 新中國建立前後，毛澤東等黨的領導人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就有過論述。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說：「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在這之後不久，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旗幟鮮明地提出：「文藝工作者是精神勞動者，廣義地說來是工人階級的一員。」他明確地把民主革命時期解放區的廣大文藝工作者和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文藝工作者，看作是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而對這個問題論述最詳細的是李立三。1949年10月30日，李立三以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的身份在北京市教育工會成立大會上說：「就工人階級的廣義來講，凡是靠工資薪水作為生活來源的勞動者，不管是體力勞動者也好，或腦力勞動者也好，都是屬於工人階級的範疇。教育工作者包括教授、講師、助教、教員、職員等，他們和工警一樣，都是靠工資薪水來維持生活，都是僱傭勞動者，即都是屬於工人階級。因為工人階級也和其他階級一樣，有許多層次。其中產業工人是工人階級的基本階層。其他如商店店員、手工業工人以及腦力勞動者包括教授、工程師等等，雖然生活方式、思想意識與產業工人不同，但他們是靠薪水來維持生活的勞動者，所以他們也屬於工人階級」。同時，李立三還不同意那種把個人成分和家庭出身畫等號的做法，他認為，一位大學教授的家庭出身可能是地主或資本家，但只要他的生活來源是自己的薪水而不是仰賴家庭，他依然是一個薪資勞動者，依然是工人階級。這些認定，是完全正確的、科學的，完全符合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完全符合馬克思劃分階級的方法和標準。 在此基礎上，1950年8 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決定》中，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做出了正確的判定。文件認為「凡受僱於國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機關、企業、學校等，為其中辦事人員，取得工資以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來源的人，稱為職員。職員為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凡受僱於上述部門的高級知識分子，如工程師、教授、專家等，「稱為高級職員，其階級成份與一般職員相同」。根據這些規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毫無疑問屬於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但是，對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這一正確的認定，卻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在隨後而來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反而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大約從1949年10月就開始了。在這一運動過程中，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團結、教育、改造」。這一政策的出臺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是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曾不同程度地參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他們作為一個有文化的群體，將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須團結、使用他們。二是認為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難以適應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政權建設的需要，因而，必須進行教育和改造。這一政策隱含著這樣一種思想傾向，即黨內許多人從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這一判斷出發，實際上將他們歸入資產階級隊伍中。 因此，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分子採取了自我批判、群眾批判、「洗澡」過關的運動方式，使知識分子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違心之論成為知識分子檢討過關中的普遍現象。這場運動不但嚴重地損害了知識分子的公眾形象，傷害了知識分子對執政黨的感情，而且也使得黨在知識分子階級屬性方面的正確認識受到忽視或者說其應發揮的作用受到限制。這場運動結束後，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判斷，似乎成為黨內的共識。 1955年，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即將完成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即將全面鋪開，人們愈來愈感到新中國建設人才的匱乏，感到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重要性。這時，中國民主同盟在中央宣傳部部長費孝通主持下，整理了關於高級知識分子情況的一批材料，送給中共中央統戰部。這批材料經統戰部分類整理後，把存在的問題概括為「六不」：「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安排不妥，使用不當，待遇不公，幫助不夠。」隨即，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向周恩來作了匯報。 1955年11月22日，曾在年初就有過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設想的周恩來，向剛從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匯報了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情況，並陳述了自己的意見。 11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書記處全體成員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中央有關方面負責人會議。經商討，決定在1956年1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同時，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負總責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下設強有力的辦公室進行會議的籌備工作。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識分子會議在北京召開。在京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各省市負責人等共1279人參加了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在大會上作報告。他在報告中著重傳達了毛澤東關於「向科學進軍」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巨大作用，闡述了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等等一系列問題。他強調指出：「我國的知識界的面貌在過去6年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彭真在會上講話說:今天我們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最主要障礙，是我們一部分同志對於知識分子的宗派主義情緒。他們居功自傲，輕視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看不見他們的巨大進步和變化，不承認他們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周恩來和彭真的講話，受到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熱烈歡迎。 1956年2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指示》進一步確認了周恩來的《報告》中對知識分子問題的分析和有關政策。在周恩來的過問和指導下，這以後，針對黨內在知識分子政策上所存在的6個方面的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陸續發出有關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規定、通知以及典型材料。 這年四五月間，中共中央先後轉發了中央組織部《關於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計劃的報告》、《關於高級知識分子中一部分人社會活動過多和兼職過多問題的意見》等文件。7月20日，國務院轉發了由研究改善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小組提出的《關於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問題的情況和意見》和關於這個文件的《通知》。《情況和意見》就有關知識分子工作條件的14個問題(圖書、資料、情報、學術交流、儀器、試劑、試驗用地、研究經費、工作時間等)，提出改進意見和措施。國務院《通知》除規定由新成立的專家局「負責研究有關高級知識分子工作條件問題」外，還開列了一個應由有關單位辦理有關事情的目錄，要求有關單位在規定的期限內作出工作進展情況的報告。 同時，中央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會同國務院專家局，在本年內有計劃地檢查了高級知識分子較為集中的中國科學院和國務院10多個部委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工作進展情況，並深入到這些部門若干有代表性的單位，通過同高級知識分子座談、對他們進行訪問等形式了解了情況，總結了成績，找到了差距，明確了方向。以上工作，有力地推動了全國範圍的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工作的開展。 但是，不幸的是，由於受舊有意識慣性的影響，以及當時國際政治風波的消極影響，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思想，在我們黨內未能獲得穩定的持久的支持。 在這次會議結束後由中央正式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中就沒有沿用周恩來的結論，取而代之的是「知識分子的基本隊伍已經成了勞動人民的一部分」這種提法。不僅如此，在同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上，反而又在知識分子階級屬性的認定上出現了倒退，恢復了原先所使用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提法了。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提出「要繼續貫徹執行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報告》所提出的僅僅是「運用」他們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他們來「建設社會主義」了。這就說明，在1956年那個時候，在黨的領導層中佔主導地位的觀點仍然是把我國的知識分子看成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周恩來提出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觀點仍然孤掌難鳴。這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們對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有關。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明確地說：「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同年4月10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現在的知識分子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他們的靈魂依舊在資產階級那方面。無產階級給他們錢，讓他教書、辦報，做文藝工作，這時贖買他們，要他們轉到馬克思主義方面來。不過，對資本家可以公開這麼說，對知識分子不能公開這麼說。5月25日，毛澤東在同伏羅希洛夫談話時又說：現在「資本主義臭了，在社會上資本家臭了，但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有影響」。 在毛澤東看來，知識分子中只有少數人，大約10％，屬於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數人，約為80％，屬於接受社會主義制度，但世界觀還未徹底轉變的人。 1957年 「反右派」鬥爭後，隨著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的出現，知識分子便被明確劃到資產階級的隊伍中。在發動「大躍進」運動的過程中，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更加偏「左」。1958年3月， 成都會議作出我國存在兩個勞動階級和兩個剝削階級的論斷，把知識分子劃入了資產階級範疇。這個論斷又被寫進5月舉行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並經代表大會通過。在批判「白專道路」、拔「白旗」、破「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等運動中，許多知識分子被扣上「資產階級」、「右傾保守」等政治帽子，受到批判、鬥爭，嚴重損害了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挫傷了他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 （《湘潮》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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