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世的時候，曾經設想過要寫關於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故事，最後沒有實現；李澤厚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後記裡面提出要寫，最後他也沒有實現。我在90年代中期曾經提出過一個20世紀六代知識分子的研究框架，雖然有一定的影響，但也沒有付諸實施。
我的研究框架將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按照五四和「文革」兩個中軸，分為前三代和後三代。1949年以前的前三代為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後五四一代，1949年以後是（「文革」前）「十七年」一代（1949—1966年）、「文革」一代和「後文革」一代。三代的區分標準有
兩個。一是知識結構。簡單說來，第一代（晚清一代和「十七年」一代）的知識相對來說不那麼現代，比較陳舊，而到了五四一代和「文革」一代，成為新知識的開拓者。我這裡說的「文革」一代，主要是指在「文革」初期是紅衛兵、紅小兵，「文革」中期成為「知青」，「文革」之後又作為恢復高考之後考上大學的「新三級」（77、78和79級）大學生，他們是「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一代人，20世紀初和世紀末的兩場思想啟蒙運動，都是他們領導的。而後五四和「後文革」一代知識分子，卻接受了完整的現代知識訓練，成了某一個領域的專家。
第二個觀察角度是各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關懷。簡單地說，晚清和「十七年」這兩代人有強烈的政治意識，一切以政治為標準。章太炎作為晚清一代，在東京講課的時候，他的學生回憶說，他講到學術的時候，自己都是昏昏欲睡，一談到時政，立即兩眼放光，滔滔不絕。「十七年」那代知識分子，也是這樣，政治意識特別強，比如王蒙在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討論中，提出一切都要以是否有利於改革開放的標準來看人文精神。但是五四和「文革」這兩代人，雖然也有政治關懷和知識關懷，但更多的是文化關懷，有一種林毓生所說的以思想
文化解決問題的路逕取向。胡適從美國留學回國，說今後要20年不談政治，給中國奠定一個文藝復興的基礎。我記得80年代我們那代人也有一種為中國重建啟蒙的文化雄心。而後五四和「後文革」這兩代人，則有比較強烈的知識取向，他們的政治與文化關懷，最後都落實到知識和專業層面。這裡我特別補充一下，在90年代的時候我以為「60後」「70後」就是「後文革」一代，現在發現直到1985年以後出生的才形成了典型的「新人類」，而「60後」「70後」只是過渡的一代知識分子。
這個六代知識分子的研究框架，非常整齊，是一種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方式，雖然具有表面的美感，但整齊的框架，固然具有參考價值，卻未必能夠展現世代交替中歷史的複雜面相。這些年我開始重新思考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世代更替問題，試圖從中國歷史自身的演變與脈
絡出發，雖然不那麼整齊，但是可能更契合歷史本身的內在邏輯，而非外在的形式框架。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中國知識分子形成了怎樣的代際更替？先來看晚清。晚清的士大夫，如果細分的話，可以分為不同的三代：官僚士大夫、文人士大夫和革命「遊士」。
從1860年代的自強運動到1894 年甲午海戰，主要是官僚士大夫領導變革。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劉坤一這些晚清一代重臣與傳統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不同。雖然他們有功名，卻基本是地方士紳，以軍功顯著得到提拔，有儒家的正統觀念，在「理」之外，更重「勢」，
與正統出身的士大夫清流不同，有清醒的現實感，靈活實用，不拘泥於經典陳義，是清末自強運動的中堅。與之同時代的朝廷中樞官僚士大夫，乃是清流派，他們固守儒家義理，標榜名節，以維持名教為己任，與「論功利而不論氣節」的洋務士大夫「濁流」迥然有別。
官僚士大夫，即使是改革派，因為他們與官家體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他們更注重的，是「保國」。晚清有「保種」「保教」和「保國」之爭。康有為要「保教」（儒家道統），嚴復、梁啓超要「保種」（中華民族），但曾國藩、張之洞這些官僚士大夫認為，「保國」是
最重要的，這個「國」不是現代的nation，而是傳統的王朝。具體而言，「保國」就是保大清王朝。保住了大清，就保住了「種」與「教」。一切變革是以「保國」為核心，這是官僚士大夫自強運動的特徵。
1895年以後，一批新的士大夫代替官僚士大夫，佔據了歷史的中心舞臺，那就是文人士大夫。康有為、梁啓超這些文人，本來名不見經傳，只是在廣東、湖南這些邊遠的省份小有文名的舉人而已，遠離權力中樞。「公車上書」讓他們閃亮登場，隨後得到光緒帝的賞識，從地方精英搖身一變為國家精英。但「康梁」與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不同，他們充滿了一種文人的浪漫主義氣質，有點像法國的啟蒙運動和大革命中的文人那樣，總是覺得政治應該如何如何，而非可能如何如何。整個戊戌變法也洋溢著文人的理想主義激情。
延續了1000多年的科舉制度不僅是精英選拔制度，而且是中央與地方關聯的樞紐。朝廷通過科舉考試，將各地最優秀的人才精英吸納到體制內與中央，避免沉澱在地方，特別是體制之外，以免構成對朝廷的潛在威脅。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使得朝廷不再對地方精英有過去那樣的凝聚力，官場也不再成為讀書人的唯一選擇。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攔腰切斷，沉澱在地方，活躍於官場之外。這就是晚清日趨活躍的紳界。
讀書人分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子，前者是被中央吸納的進士、翰林，屬於國家精英；後者是暫時未入仕的舉人、秀才，屬於地方名流。官僚士大夫在權力中樞活動，但文人士大夫的活動空間卻在地方和民間，他們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公共領域」：民間的學校、媒體和社團。他們不是以權力，而是以製造輿論影響天下。光緒失勢以後，改革幾乎沒有在權力中樞發展的空間，他們的活動舞臺在哪裡？這就是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學校、報紙和社團。這些都是不見於古代中國，而在1895年以後戊戌維新中出現的。文人士大夫活動的空間，不再是體制內部，而是體制之外的民間公共領域。
在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絕對王權國家裡面，社會與政治的變革往往是從邊緣開始，逐步向中心滲透，地方的成功，倒逼中央改革。晚清的變革，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皆是如此。而執掌改革牛耳的社會重心，卻是一個倒過來的從中心流落到邊
緣的逆向過程：首先是體制中心的官僚士大夫，其後是體制邊緣的文人士大夫，最後是因科舉制廢除而被拋到體制外部的革命「遊士」。清末民初是一個舊秩序解體、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轉型年代。當大量「過剩的勞動階級」（遊民）與「過剩的知識階級」（遊士）溢出秩序的時候，革命就不遠了。
登上晚清歷史舞臺的第三波知識分子，是1905年以後的體制之外的邊緣知識分子：遊士，如孫中山、黃興、陶成章，等等。同盟會是一個典型的遊士階層組織，他們的基本隊伍是華僑、商人、會黨、失意秀才、落魄的留日學生和職業革命家。這些後來領導辛亥革命的遊士們與日本領導明治維新的武士階層不同。明治維新雖然是下層精英的革命，但伊藤博文這些武士是舊政權的一部分，是體制內的遊士，但晚清的革命者已經是舊秩序瓦解中的體制外遊士，他們只有在新秩序中才有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前途。晚清的遊士革命者類似於19世紀末俄國第二代平民知識分子，從別林斯基到車爾尼雪夫斯基，大都是俄國僧侶階級的後代，身為統治階級，卻處於邊緣化地位，只有革命一途。
如果說晚清的三代還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只是走向現代的傳統士人的話，那麼民國以後，第一代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當中誕生了。新文化運動一般而言是以1915年《新青年》雜誌創辦為標誌，但《新青年》原來默默無聞，影響遠遠不及商務印書館辦的《東方雜誌》。一直到1917年陳獨秀到了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新青年》與北大結合，新文化才真正成了運動。從這個意義上說，2017年是真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百年紀念。像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梁漱溟、陳寅恪、周作人這代人，大多出生於1880—1895年之間，他們不再走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會結構中已經有了自己的獨立職業，比如教授、報人、編輯、作家，等等，而且在知識結構上，雖然幼年也誦過四書五經，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學堂中得到教育，後來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歐美留學，對西方文化有比較完整的、直接的認知。這是開創現代中國新知識範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態、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著中國傳統的不少特點。
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又一代知識分子開始嶄露頭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話說，可以稱之為後五四知識分子。這代人實際上分為前後兩批，前一批出生於1895—1910年之間，他們在求學期間直接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是五四中的學生輩（五四知識分子屬於師長輩），這代人大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歷，有很好的專業訓練。如果說晚清與五四兩代人在知識結構上都是通人，很難用一個什麼家加以界定的話，那麼這代知識分子則是知識分工相當明確的專家，比如哲學家馮友蘭、賀麟，歷史學家傅斯年、顧頡剛，政治學家羅隆基，社會學家潘光旦、費孝通，文學家朱自清、聞一多、巴金、冰心等。前兩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會影響出名，而這代人的聲望主要局限在知識圈內。五四一代開創了新知識範型之後，後五四一代做出了一系列成功的範例，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學和學術的高峰主要是這代人的貢獻。後五四一代中的後一批人出生要晚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間，他們在求學時代接受了五四以後新知識和新文化完整的薰陶，卻生不逢時，在即將嶄露頭角的時候，被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耽誤了他們整整30年光陰，直到80年代以後步入中晚年時，才煥發出學術的青春。五四和後五四知識分子，雖然從年齡上來說是兩代人，但從文化類型上說，後五四一代處於五四一代的延長線上，可以視為文化上的同代人。
之前眾多對晚清和民國知識分子的研究，都以舊學與新學、中學與西學來觀察不同代的代際更替。事實上，新與舊、中學與西學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在晚清，新學鑲嵌在傳統的框架之中，而到了民國，舊學又會以現代的方式再度展現。這就是我最近在研究中特別注意到
的兩個同屬世代交替的知識分子流派：「舊派中的新派」與「新派中的舊派」。
先說「舊派中的新派」。在1895—1925年的思想轉型時代之中，有兩代啟蒙者：第一代啟蒙者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康有為、梁啓超、嚴復、章太炎等；第二代啟蒙者是民初第一代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這些在晚清領時代風騷的啟
蒙先行者，在新文化運動當中，最初一代新潮派已經「老」了，他們被一般年輕人視為舊派人物，或者說是「半新半舊」人物，就像有人批評杜亞泉那樣：「你說他舊麼，他卻像新；你說他新麼，他卻實在不配。」但他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當中，依然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形成了「另一種啟蒙」，只是被後人忽視和低估了。
「新派中的舊派」是民國以後出現的。最典型的，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當中出現的學衡派知識分子。與「舊派中的新派」不同，他們在美國名校受到系統的、良好的知識訓練，在他們看來，西方文明最精髓的部分，是古希臘的人文主義傳統，而胡適等人引進的以科學為中心的機械主義和盧梭發端的、濫情式的近代浪漫主義，是西方文明的末流。在20世紀20年代，新學陣營中有明確的本民族文化意識的，當數陳寅恪和吳宓。這一文化自覺表現為陳寅恪所說的「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其自稱：「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繼承的是晚清曾國藩、張之洞的中體西用的思想傳統。
中國的「遊士」有三代人：晚清的同盟會知識分子、國民大革命中的知識分子和中共革命中的知識分子。他們分別是20世紀上半葉三次大革命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前面我已經介紹了晚清的革命知識分子，下面講一講民國中的兩代革命「遊士」。
辛亥革命之後，穩定的立憲秩序遲遲未得建立，而新型的現代教育體制一方面形塑了等級化的社會職業機制，另一方面又生產出大量過剩的新式知識分子。除了少部分留學歐美和名牌學校出身的大知識分子之外，許多人在社會等級化的職業結構中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對現實懷有深刻的不滿。這些在民國知識和社會結構中不斷被生產出來的新型「遊士」，就成為1925年之後國民大革命的領導力量。
陳永發教授和王奇生教授的研究都發現，1925—1927年的國民大革命乃是一場「學生的革命」。國共合作時期，國共內部多以「同學」互稱。以廣州時期的黃埔軍校為例，所招的學生除個別有大學背景外，大部分都是小學畢業，或在中學讀過幾年書，然後經由各種社會關係介紹來報考黃埔，基本都是中小知識分子。從家庭背景來看，有的學生來自書香門第，有的是城鎮居民，有的是鄉紳子弟，但大部分是農民的孩子，而且很多來自中下等生活水平的家庭，甚至有一小部分家庭貧困，生活艱難。黃埔的學生可以說是「有些知識但又沒有充分知識」的學員，基本來自社會底層，這和北大完全不同。北大以大知識分子為主體，大知識分子在民國以後居於權力和文化中心，但已經開始與社會脫離，部分還與上層結合。小知識分子則不同，他們處於權力與文化的邊緣，介於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有知識又接近社會，所以他們更容易有革命性，也更容易與他們要發動的對象——工人與農民，打成一片。
從某種意義上說，國民大革命是學生知識分子領導的革命，而中共革命是師範生領導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是以農民為主體的遊民階級，要駕馭這樣的主體，大知識分子和中層知識分子，無論在階級出身還是文化氣質上，都與遊民階級格格不入。而小知識分子，
特別是師範生出身的遊士階層，本身來自遊民，又接受過新知教育，高於遊民，於是很容易成為駕馭遊民階級的領導中堅。而根據劉昶教授的研究，師範學校畢業的基層鄉村教師，更是「革命的普羅米修斯」——播火人。
在1921—1949年的中共歷史當中，黨吸納知識分子的成分，經歷了一個從體制內知識分子到邊緣知識分子再到體制內知識分子的過程。因此1949年之前中共革命內部的讀書人出身的革命者，有五種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是創黨的大知識分子，如陳獨秀、李大釗。13名「一大」代表中，留日的4人，大學生4人，師範生4人，中學生1人。大知識分子和中層知識分子佔了多數。
第二種是留法、留俄的紅色知識分子，如周恩來、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張聞天。他們在1928—1935年間是黨的領導核心。
第三種是以師範生為主的小知識分子，以毛澤東為代表，他們從社會底層上來，有著非常豐富的社會經驗，了解民間疾苦，繼承了中國文化傳統，又接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具有極強的領導革命的能力。1935年遵義會議之後以自己出色的打仗經驗和領導能力在黨
內逐漸佔據優勢，成為黨的核心。
第四種是左翼作家，如丁玲、周揚、蕭軍，等等，多為破落的富家子弟，思想敏銳，個性張揚，有自由傾向。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租界從事左翼寫作，40年代投奔延安。
第五種是在「一二·九」運動中的大學知識分子精英，他們多為富家和官家子弟。在革命的外圍，還有以救國會為主體的激進職業人士。而到了20世紀40年代，隨著革命形勢的高漲，中間陣營中的各種泛自由派知識分子也紛紛加入革命。
（未完待續）
本文摘自《安身立命：大時代中的知識人》，許紀霖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