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回首大學生活,深感當年整個校園充滿著理想主義的氛圍。「它塑造了我的青春，我的靈魂，還有我的思想。」
1978-1982年，許紀霖在麗娃河畔的華東師範大學就讀。許紀霖回憶：「新來的黨委書記施平，他當年是浙江大學學生會主席，曾經領導過浙大的一二.九運動，老蔣還專門回浙大，因為浙江是他的老本營，老蔣竟然還和施平這個學生領袖當面對話。因為施平是老幹部，『文革』以後復出，他到我們華東師範大學當了黨委書記，他就是一個非常有理想、有情懷的人。他讓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情非常有理想情懷，麗娃河淤泥本來說讓民工來挖，施平說：不要！讓大學生鍛鍊，去挑河泥，把水抽乾。挖河泥是很辛苦的工作，我是下過鄉的，還承受得起。我們有些沒下過鄉的同學，整慘了。結果挖下來，要給學生補貼，貼的錢超過給民工的錢。但是這個理想主義的書記覺得這是給學生最好的教育。」
1982年的國慶節，在華東師範大學共青操場，新黨委書記夫妻帶頭讓男男女女學生跳集體舞。現在學生對集體舞覺得很老土，可是在1982年，男生和女生之間還是有一條界限的，那個時候領導是思想解放，風紀開放是走在整個學校前面的。許紀霖說：「後來我們學校一些冤假錯案的平反，比如說著名的莎士比亞專家孫大雨是大『右派』，在復旦待得不愉快，黨委書記把他引進到華東師範大學，重用一些『右派』，都擔任一些重要的教學研究崗位。我們當時出了一個英雄王申酉，王申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已經認識到那是一套農業社會主義的路線，1977年被槍斃了。那當然是個大冤案，也是這個書記花了很長時間，最後由中共中央決定，隆重地為王申酉召開一個平反大會。華東師範大學有非常好的思想解放氛圍，每天各種各樣的講座不斷。」
在1990年代後期，許紀霖多次到臺灣進行學術交流。他說：「很難想像這麼一個小地方有這麼多優秀的學者，做出這麼輝煌的成績。這讓我們汗顏。這是一種風氣，在臺灣沒有中斷。我們被運動給斷了，老先生曾經一度掙扎，在1980年代恢復，結果1994年市場經濟一來，又斷了。」對很多人看到臺灣電視上政客在打架，許紀霖認為：「了解一個地方不能看電視，電視具有欺騙性，幾十個人的遊行，可以在鏡頭裡面誇張成好像有幾萬人。如果僅僅看電視，會覺得臺灣亂得不得了，但是實際上所謂的亂也就是政界而已，他們的社會還是很安寧，社會和政治已經分離了。」
2011年，許紀霖到高雄開會，因為他很喜歡電影《海角七號》，特意去恆春半島旅行。當許紀霖正在等從恆春回高雄的大巴時，一個黑車司機過來招攬生意，許紀霖說：「謝謝，不要。」過了一會，來了一輛大巴，黑車司機說：「你們要坐的就是這趟車，不要錯過。」許紀霖聽了很感動：「我們拒絕了他的車，但他好像對鄉裡鄉親一樣，主動地告訴我們，這是他為人善良的本能。我很難想像在大陸會碰上這種事，一般拉生意的巴不得你錯過了這趟車，下趟車要過一個小時才來，於是他的生意就做成了。但臺灣民眾卻有一種從民國遺留下來的淳樸傳統。」而對兩岸交流的不斷深入，許紀霖相信會互相影響。
許紀霖感慨：「我活到現在，覺得很滿足，經歷了一個太大的時代。如果我退休以後，做研究不如年輕人了，我一定會寫回憶錄，把我對親歷的時代的一些事件和我的一些看法寫下來。」
中國文化的普世性
時代周報：美國的學術界像史華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研究中國的思想史，或者是中國古代的哲學，有沒有一些新的眼光可以啟發我們現在的學術思考？
許紀霖：張灝先生一直說，美國人都把史華慈看小了，以為他是一個中國問題的專家，實際上史華慈是一個比較文明的大家。他最早是研究歐洲文明，偶然的機會才轉向研究東亞中國文明，所以他對中國文明的研究有比較文明的眼光，他對中國文明的很多思考也是放在世界文明的意義上來評估的。很有趣的，很多人去尋找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不同的地方，史華慈更多地來看東西方文明相似的地方。他始終是一個人類主義者，世界主義者，既不是一個特殊的西方主義，也不是一個特殊的東方主義者。為什麼中國在文化上走不到世界的巔峰，最大的問題是，近代以後，民族主義出現了，這個眼界越來越小，眼界小是因為胸懷小，老是看到眼皮底下中國這些事情，不能再像古人那樣放在世界的眼光裡面來看中國。如果你能夠從人類，從普遍人性，從全球的目光來思考問題的話，那就會獲得其他民族和宗教傳統的文化人的共鳴。
時代周報：你2001年去哈佛大學，發現美國學者對中國的看法會不會慢慢有些變化？
許紀霖：哈佛是一個世界主義的大學，什麼樣的聲音都有，什麼樣的學者都有，哈佛真的可以被稱為世界學術的麥加聖地。如果是哈佛研究中國的學者，他們是很了解中國的，但是非中國研究的學者，之前不再關心中國，2008年之後越來越重視中國。十年前整個世界還在唱衰中國，覺得中國總有一天要崩潰。但十年以後又倒過來了，到處是唱盛中國，老外比國人對中國的未來要樂觀。然而，中國學者在國際的地位和影響還是比不上印度的學者。這裡邊有很多的因素，一個是語言的隔閡問題。第二是我們的胸懷太狹窄，我們無法在人類普遍層次上思考問題，通常只是考慮中國的問題。我們要將中國的特殊文化和特殊道路提升到普世文明的高度，一方面將普遍性內化為我們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將我們的特殊性當中發展出新的普遍性，這才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世界使命。
時代周報：你的研究裡面，跟張灝先生研究近代史有很多碰撞或者交流的地方，張灝先生特別強調「幽暗意識」。
許紀霖：如果說在人格上對我影響最大的是王元化先生，那麼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就是張灝先生。張灝先生受到史華慈先生很大的影響，也是得其真傳的弟子。我對史華慈先生所代表的問題導向的思想史研究傳統充滿敬意，心嚮往之。待我去哈佛的時候，史華慈先生剛剛過世，但我從張灝先生那裡看到他的影子、思考的方式，對複雜性的思考，對人的幽暗意識的思考，對歷史當中多歧性的思考。張灝先生提出的很多命題，比如幽暗意識、雙重權威、兩種秩序的危機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命題。中國學者喜歡做開天闢地的研究，覺得什麼東西都沒受到人家啟發，注釋都是一手文獻，什麼思想都是他首家獨創的。實際上，好的研究一定受到了前輩和同代人的啟發，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代一代地積累智慧，最後慢慢攀登到某個高峰。做研究是要有些家法的，你認同哪一個家法，就按照這個家法做下去，同時又把其他一些傳統結合進來，有繼承又有變異，這就叫創新。這幾年，我們國家老是提倡創新，但創新的前提一定是尊重傳統，繼承傳統又發展傳統才能真正的創新。
所謂的民國範兒
時代周報：你為什麼特別關注人道主義？
許紀霖：當代中國有兩個知識分子的精神領袖，一個是王元化，一個是李慎之。講到王元化先生，我認為，一個人年輕時讀的書塑造了一生的人格。王元化先生是19世紀之子，因為他年輕時讀的是19世紀歐洲特別是俄羅斯的文學，充滿著人道主義的關懷，所以他一生注重人的尊嚴。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裡，這兩位實際是標誌性人物，所以稱為「南王北李」。他們兩個都是啟蒙的領袖，但是他們對啟蒙的理解是不一樣的。王元化更重理性，他覺得中國不僅需要堅守啟蒙還要反思啟蒙，而這種反思啟蒙是理性的，要充分地意識到啟蒙當中的負面，它的陰暗性，然後來發展啟蒙。而李慎之先生更多地看到啟蒙當中的正面的意義。所以，我覺得這兩位老先生，王元化像清代的戴震，義理與考據並重，更強調知識、學理的意義。而李慎之更像王陽明，注重要道德實踐，要說真話。我稱之為「道相同路相異」。兩個人是不同的人格，我和王先生接觸更多一點，李先生畢竟在北京，但每次到北京我也會去看他，我同樣對他有很高的尊重。兩位先生都有各自的魅力。
時代周報：現在很多人懷念民國範兒，你怎麼看？
許紀霖：民國範兒，當然我說是一段神話，但那段神話有真實的成分，並非完全虛構。但是，現在民國範兒之所以被傳奇化了，實際上，我們要知道懷舊也是一種批判，一種是對未來的展望，烏託邦是一種批判。但這種批判不是說絕無來由，無中生有，的確也有所本。民國也有很多黑暗，但是我也懷念民國曾經有的光明。我很欣賞中央電視臺拍的八集電視片—《梁思成林徽因》，史詩般地把民國最優秀的那代知識分子展現出來。有些人注重的是他們的一些外在的貴族的東西，這些東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心靈、內在的精神，這種東西今天已經缺失了。革命給知識分子帶來的是浮躁、激進、充滿著戾氣。這個世俗社會又給知識分子帶來了平庸、功利、小家子氣，但是缺少的是那種民國範兒，就是那種雍容大度、心平氣和、追求進步又很溫和，身上有貴族氣，對民眾有同情心、不亢不卑，那的確是一種範兒。現在還看得到這種人物嗎？很少了。
時代周報：不過，我常常覺得歷史裡面有很多幻象，現在民國範兒裡面有太多理想和想像的成分，如同我們現在看《世說新語》，覺得六朝人物很風流瀟灑，但讀正史會發現，很多風流瀟灑的人物也有很齷齪的一面。
許紀霖：一個時代永遠有齷齪的人物，也有高風亮節的人物，所以我們從來不以一個時代的低標準來衡量一個時代。因為任何一個時代都有這些骯髒、平庸的小人，沒有一個時代這麼純潔。但是一個時代偉不偉大就看它的精英，它能產生一些什麼樣的英雄豪傑、正人君子，那是代表一個時代的高度。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低度，但是，每個時代的高度是不一樣的，這是一個評價標準。第二個標準，我稱之為風氣。每個時代都有壞人，但不是每個時代的壞人都能當道，都能神氣活現的。所以一個好的時代，哪怕是壞人都不得不偽裝成君子，哪怕他是偽君子，因為他知道君子才代表了受人尊重，小人是不受尊重的，所以他即使是小人，表面還要偽裝成君子，這叫偽君子。一個好的時代，是君子當道的時代，正派人當道的時代。一個壞的時代，小人當道，風氣很壞，而且小人都是趾高氣揚，以小人為榮。所以，從這點來說，民國的壞人，也和今天一樣壞，但是，民國曾經有過的君子今天已經依稀了。今天有些人很虛偽，明明把兒子、老婆送到美國去，還口口聲聲說要反美，現在這種人太多了。
時代周報：時代背景不一樣，但是人性恐怕一千年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許紀霖：所以，我還是蠻喜歡做個案研究。到今天我也覺得有時候做個案非常得心應手，做起來是非常熟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