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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中國知識分子的世代交替(連載①)
自此各地精英通向中央之路被攔腰切斷,沉澱在地方,活躍於官場之外。這就是晚清日趨活躍的紳界。讀書人分為官僚士大夫和文人士子,前者是被中央吸納的進士、翰林,屬於國家精英;後者是暫時未入仕的舉人、秀才,屬於地方名流。官僚士大夫在權力中樞活動,但文人士大夫的活動空間卻在地方和民間,他們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公共領域」:民間的學校、媒體和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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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第118期】許紀霖、廉思說青年知識分子:天之驕子?學術民工?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嘉賓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老師,「蟻族」一詞的首創者廉思老師,本期讀書會我們一起探究當代青年知識分子的困境。鳳凰網讀書會官方微博(http://e.weibo.com/book00001)及鳳凰網讀書頻道官方微博(http://weibo.com/ifeng001)進行了預告和提前交流,歡迎加入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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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知識分子的階級、出身與文化慣習(連載②)
編者按:《安身立命:大時代中的知識人》從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的個案研究出發,進而關照到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和中國的社會變遷與思想轉型,既是一幅宏觀的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群像,亦是一張張纖毫畢現的知識分子個體的心靈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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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民國知識分子熱衷於投奔延安?
若非國民黨政府大力拓展地方師範,從總量上拓展中小知識分子群體,延安便不可能獲得迅猛發展所必需的人才基礎。國民政府的地方師範教育政策,客觀上為中共培訓了大量中小知識分子,成為中共基層骨幹的輸血管。20世紀30年代由地方師範加入中共者有王任重、谷牧、潘復生、王力等。第一位向少年李慎之輸送革命學說的,是其初一級任教師陳迅易,無錫地下黨員(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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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雲:延安時期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
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不能勝利。」「工農沒有革命知識分子幫忙,不會提高自己。工作沒有知識分子,不能治國、治黨、治軍。政府中,黨部中,民眾運動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識分子。」(《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33頁)6月25日,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和培養新幹部問題的訓令》,明確指出,由於工作開展,老幹部不足,吸引革命知識分子參加軍隊工作,成為目前幹部政策上一個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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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評 | 許紀霖只能代表舊式知識分子,無法適應時代需要
本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我以舊型知識分子的代表許紀霖教授作為例子,進行非常系統的批判。我並無針對許老師的意思,只是舉例子而已,這樣的人在中國非常多。第二部分,我將介紹新、舊知識分子的區別,以及為什麼新型知識分子應該取代舊型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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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臺灣有民國的淳樸傳統 民國範兒是貴族氣
許紀霖說:「後來我們學校一些冤假錯案的平反,比如說著名的莎士比亞專家孫大雨是大『右派』,在復旦待得不愉快,黨委書記把他引進到華東師範大學,重用一些『右派』,都擔任一些重要的教學研究崗位。我們當時出了一個英雄王申酉,王申酉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已經認識到那是一套農業社會主義的路線,1977年被槍斃了。那當然是個大冤案,也是這個書記花了很長時間,最後由中共中央決定,隆重地為王申酉召開一個平反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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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談法國大革命與知識分子史,關於 19 世紀最珍貴的遺產|訪談錄
法國大革命從來沒有『結束』。它取得的成就與勝利和它的欺騙與暴行一樣造就了它獨特性。全世界在 1789 年後都能感受到大革命的迴響——革命仍然與我們同在。」「『恐怖』是法國大革命史研究當中的核心問題。誇張一點地說,如果不同史學流派對大革命有不同看法,實際上最後均可歸結為該如何來看待它?也就是對『恐怖統治』的合理性、必要性該如何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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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知識分子應作文化託命之人
本文為許紀霖《何以安身立命》(中信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自序。我把這些承擔天命的知識分子,稱為「文化託命之人」。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古到今,常懷苦痛。這種苦痛被稱為「憂患意識」,為家國天下憂心。一般人不會有這種意識,但知識分子會為與他自己利益不相干的事而痛苦。知識分子一定有家國天下情懷,對身處的地方、國家和世界充滿了深切的關懷。知識分子天生就是情懷黨,如果一個人沒有家國天下情懷,還真不能算什麼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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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尷尬」的標本意義:革命與知識分子改造
郭沫若現象也好,茅盾現象也罷,都凸顯了20世紀中國左翼知識分子歷史的幾個最重要的命題:革命與知識分子,革命與人性改造,革命與革命隊伍內部的鬥爭,革命政治的懲戒機制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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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認知與再闡釋: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論壇在北大舉行
革命與左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許紀霖教授的報告為《文人與信徒的雙重靈魂》。他在報告中提出:文人與信徒的雙重靈魂,正是那個時代革命知識分子的普遍精神症狀。丁玲的靈魂是複雜的、雙重的,有文人的一面,也有信徒的一面。丁玲的黨性裡面有其獨特的個性,而個性之上又有她自以為是的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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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網際網路時代,我們為什麼還要讀書?
許紀霖提到他的一個朋友,在微博上看到這次的活動預告以後,寫了一條有意思的評論,說短短數年時間,人類已經變成了「低頭動物」。從猿發展到直立行走的人,經歷了一個進化,今人因為有了手機,慢慢變得習慣低頭行走,這究竟是進化還是退化?對此,許紀霖認為,人類正在面臨著一場身臨其境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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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許紀霖 最好的公共歷史寫作是「大家寫小書」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認為,許倬雲的公共歷史寫作繼承了「五四」時期「大家寫小書」的傳統。這種寫作能夠兼顧史學研究的專業性和大眾寫作的通俗性。這是面向公眾最好的歷史寫作。同時,他也表達了與許倬雲類似的擔憂:「當下的知識分子不是走得太快,而是太專業了」。在他看來,當今的知識分子需要放低姿態,更多地跟上這個時代的步伐,更好地面對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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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進校園啟動儀式暨專題報告會在上海師範大學舉行
今天我們正式啟動新一輪的「延安精神」進大學校園的宣講活動,旨在運用開講座、講故事、讀書會等多種方式,讓青年學子了解延安精神的內涵本質,明確延安精神的時代價值,與當代青年的歷史使命相結合,在堅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逐漸內化為自身的精神準則,將來在各自的崗位上去踐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廈去添磚加瓦。希望研究會的專家學者在講課同時,要進一步指導青年學生閱讀相關的理論書籍和政治讀物,真正做到入腦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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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大眾心理、社會權力和責任倫理丨專訪許紀霖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的情緒已經悄然發生變化,開始被厭倦徵服,變得些許麻木。或許這是災難下正常的社會心理,也是人基於本能的一種自我防衛機制,但我們不應當放棄思考的權利,不應對近在眼前的死亡與傷痛無動於衷。每日遞增的死亡數字,不只是冰冷的資料庫,而是一條條曾經鮮活卻又瞬間隕滅的生命。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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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百年前新文化運動中心:上海如何再現輝煌?
本期海上文化談邀請了對中國近代思想和上海文化有深邃研究的許紀霖教授、周武研究員和瞿駿副教授,他們將給我們講述百年前的上海那段「另一種啟蒙」的歷史傳奇,並比較今日上海的文化現狀,與聽眾一起討論:世界都會的上海文化,為何如今黯然許多,又該如何再現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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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革命文化,堅持實事求是
銘記革命歲月,重溫實事求是等革命文化的重要內容,弘揚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徵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都將使我們黨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匯聚強大的戰鬥力。 把時間拉回1920年。中國雖然已經趕跑了皇帝,但整個國家似乎仍徘徊在崩潰邊緣。兩次復闢、軍閥混戰,南北相爭、民不聊生,有識之士對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焦慮感日甚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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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延安革命遺址之旅,使我感受到革命的艱辛與革命戰士的偉大
而說起這些,使我不由得想去那個革命的根據地延安體會一下,感受一下。延安,我們都知道,這是在陝西地界,傳說,文始祖黃帝曾在這裡居住過,而這裡也是我國的革命中心,是毛主席和黨中央下達指令的地方,正是由於他們的指揮,才會有了新中國。所以在對這裡的敬佩下我來了一次延安之旅,去其親身體會一下那裡曾經的氣息,去尋找歷史曾留下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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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軍校與現代中國的學生知識分子
關於黃埔軍校,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我想著重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黃埔的學生們。北大是一所大知識分子雲集的學校,而黃埔可以說是以小知識分子為主體,更確切地說,是以學生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學校。黃埔的歷史和活力都與學生知識分子的性質有關。1925年開始的國民大革命,事實上也是一場以學生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