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英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
解放之旅
劉玉芬是1950年被招募進入革命大學，然後參加土改運動的一個典型。共產黨接管北平不久，各個部門人員大量欠缺，決定從社會上吸收有一定知識和文化的人，為新管理部門培育人才，同時辦了很多革命大學、培訓班和軍政學校，教育其成為「革命新人」。劉玉芬的母親從私立學校辭了工作，帶著女兒一起去參加了當時在西苑的革大。她們母女在革大學習了六個月，每星期主要靠吃白菜湯和玉米面饅頭，住在大通鋪的集體宿舍。黨免去了她們食宿費用，每月還有一定生活補貼，這對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整日提心弔膽的她們，生活已是天翻地覆。她們精神振奮，積極學習，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塑造無產階級價值觀和人生觀，決定做一個對新社會有用的人：
那時候，我們生活雖然比較艱苦，但精神卻前所未有的興奮鼓舞，我們母女一起學習讀書。在學校裡主要學習《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唯物主義論》，還有其他一些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很多學生一起上課，我記得當時我們的老師有些還是著名學者呢，范文瀾就曾經是為我們講授中國社會發展史的老師。
革大是劉玉芬接受共產主義教育的開始。但是，真正把書本知識融具體實踐，用革命理論指導實踐，卻是她離開革大，參加土地改革的「解放之旅」。1950年，劉玉芬從革大畢業後，分配到了一野十八兵團的文工團，日常的工作主要是宣傳黨的政策。不久她們文工團組織了一個隊，在黨組織的安排之下，南下到川北新解放區參加土改。去往川北的旅途雖然艱辛，但是劉玉芬回憶起來卻非常驕傲：
我們去川北主要是靠步行，背著一個包袱，簡單拿幾件衣服就走了，那時候沒有好鞋子，一雙軍用鞋，走得腳底下都磨了泡。我們的食物簡單，行軍勞累，但是大家普遍情緒和精神都很高昂。我因為在文工團學會了戲劇表演和演唱，一路上都給大家唱《繡金匾》，或者演出《白毛女》。尤其是演出《白毛女》，後來也在川北宣傳土改的時候，也不斷地給當地的百姓演出，向人們傳達地主怎麼殘酷的欺凌和侮辱勞動人民的訊息，很多人看了都很感動，有些婦女看了《白毛女》都哭了。
川北是國民黨的老巢，還有很多的殘餘武裝力量需要肅清。國民黨殘餘部隊和地方惡霸土匪結合在一起，成為不可小視的敵對勢力。所以清匪反霸是首要任務。如費正清指出，最初向農村的滲透以解放軍部隊的形式出現，它們從城市向農村集鎮，然後向村莊展開。這些部隊的工作除了剿匪外，一般限於收繳當地民眾的武器，執行治安任務和組織村的民兵。這些年輕的，有一定文化和技能，剛剛接受過思想教育和培訓的知識分子，首先要協助部隊剿匪。劉玉芬恰恰懂得四川話，就做了當時一位黨員書記的翻譯，跟在他的身邊，了解情況，和地方人士溝，也向當地人進行革命宣傳和教育。在她記憶裡，有一次非常勇敢的冒險經歷，至今回憶起來都略顯得驕傲，一個19歲的女孩，操著不甚熟練的川北方言，去勸說一個當地的土匪頭子，勸他不要和人民為敵，改過自新。清匪反霸的最後一個環節是槍斃土匪，這是劉玉芬半個多世紀之後，依然不能忘懷的景象：
行刑和槍斃那一天，天氣似乎非常的陰沉，我們是由川北黨委書記和川北政治部主任帶隊，行刑場外有很多圍觀的群眾。當時鎮壓惡霸土匪是由部隊戰士專門組成的行刑隊，但是臨時行刑隊的人手不夠，和我們同來的一個年輕的文工團宣傳員，自告奮勇的充當射擊手。那天我非常緊張，那是我第一次在現場看到槍斃的場景，一直都冒冷汗。和我一起來的那個朋友，就是去做射擊手的那個年輕的宣傳員，手發抖的厲害，那是他第一次開槍，怎麼都拿不穩，連發了好幾槍，全都放空了。我還記得那一天，那個他瞄準槍斃的土匪回頭看了他一眼，眼裡充滿了恐懼和祈求，他就怎麼也無法打那一槍。後來，旁邊的行刑隊隊員接替了他的位置，開了兩槍，一槍正中心臟，另一槍正中後腦。
清匪反霸完成後，她轉向了另外一個村子參加土地改革。她們文工團的一個團長，一個參加過解放四川的老共產黨員帶隊。進入村子的第一件事情是調查當地各家的經濟狀況，她從當年的地下黨組織那裡得到了很多村子基本情況的記錄報告，造成小冊子，每一家都大體有個了解。首先去做的事情是訪貧問苦，也第一次看到鄉村裡的窮人生活的那樣艱苦，比自己想像中的要差得多，她回憶自己當時的感受說：
那時候我走訪了村子裡最窮的一家，家裡沒有床，沒有被褥，只有一個老頭，一個人住在一個搖穀子的笸籮裡，蓋著破舊的棉花套子，破舊的棉花用線網住，都變成一條一條的。我被這種情形徹底的震動了，你知道我是出身於城市貧民，家裡在解放前也是揭不開鍋的窮困，但是在我出生成長在北京，從來沒有到過農民的窮困到如此程度。於是我一直啟發和動員這個老人去訴苦。我一點點耐心的啟發，對他說，你看，你給地主幹了一輩子，你爹也給地主幹了一輩子，現在卻什麼也沒有，你看你現在生活那麼窮，不是因為你不努力，是地主的剝削，這種剝削是不公正的。你應該站出來，把地主欺負你的罪行都說出來。你看他們家什麼都有，你到現在還是一個人，連老婆都娶不起，不是地主欺壓的結果嗎。
劉玉芬用她自己在革大培訓班或者文工團學習的話來啟發這個全村最窮困的老頭，最終這個老頭被她說服，參加了訴苦大會。她還說服了其他一些人，好幾個月的時間，一點點地問，一點點地做他們的工作，因為要動員群眾起來，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剛開始的時候這些人很難動員，沒有人願意站出來發言，有人怕地主會報復，有人覺得地主挺好的，不願意批鬥他們。我好幾個月的時間，全都用來不斷的說服教育、一點點地找人聊天，後來才漸漸的動員了一些人發言。
訴苦之後開公審大會。下一個階段裡，工作隊就做一些很常規的事情，丈量土地，計算土地，造冊子。劉玉芬也懂得數學，計算誰應該得到多少土地，地該是怎麼分法。分了地以後，緊跟著分浮財，房子、糧食、農具、衣服，還有錢，這些財產都要上報，工作隊仔細審查計算後，再一一分給貧僱農。看到窮苦的人有衣服、糧食、房子，也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產工具，劉玉芬覺得這麼久的辛苦沒有白費。對她來說，清除那些壓迫窮苦人民的地主惡霸，是一件正當而道義的事情，後來的槍斃和行刑，也就沒有剛開始接觸時那麼害怕了：
最後是槍斃地主，但是十個地主裡面，只槍斃裡面罪大惡極的。我記得我在的那個村子槍斃了四五個。其他的人陪綁，一大批人跪在那裡陪綁。 我已經沒有清匪反霸的時候那麼緊張，新的時代到來，新的政權建設，舊的壓迫者應該是這樣被懲罰的。離開川北的時候，我是期待著農民將過上新的生活，期待著自己所做的一切能為他們帶來全面的解放，為農民和鄉村的發展帶來希望。我一直相信自己做的是對的。
如果說剛開始面對直觀而赤裸的暴力，她還有些害怕驚慌，隨著深入土改，幫助窮人翻身的道德正義感，逐漸壓倒了原有的恐慌。在劉玉芬的回憶中，有兩種情緒一直激蕩其中，一種是對於直接暴力的驚駭，多年來她甚至在夢中都還見到那些場景，念念不忘槍斃行刑場景；另一種是完全的道德正義感，幫助窮人的自豪，情緒上的亢奮和激動，對自己所作的一切是「正確」的一種近乎宗教般的虔信。具有弔詭色彩的是，暴力直接的展演反而強化了她對國家和黨合法性和正義性的認識，國家鎮壓了「壞人」反證了其存在的無可置疑的合法性。
對於人類學家來說，人的行為都是帶著特有意義符號的象徵行為，不要把社會看成一部結構複雜的機器，而應把它看作一場解說人生和世界的戲劇。劉玉芬在土改儀式中扮演一個獨特角色，從進入革命大學學習理論知識，到具體介入土改宣傳政策，再到面對赤裸的暴力，完成具體動員農民訴苦和分配土地的工作，她的心路歷程，是很多讀書人的一個縮影。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歷史河流中的一部分，卻也不得不對人生中經歷的一切做出解說，剝削-解放的邏輯正是這一戲劇的解釋模式，也是她理解和闡述人生意義的一個重要圖標，通過這一意義解說，個體人生和宏觀歷史潮流纏繞編織在一起，時代精神成為個體生命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戲劇的解說即是歷史，也是人生。對許多像她這樣的讀書人來說，土改運動中的暴力，只是宏大解放故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非單純權力的震懾，更重要的是一種儀式、一種展演、一種象徵，在驚恐中夾雜著集體正義的想像，並帶有強烈的道德主義的激情。
2
多樣人生
1949之前譚其驤基本上過著一個平靜的學者生活。「其驤十五以前渾渾噩噩，十六十七獻身革命，十八而志於學，從今以後，矢志不移。」他多年一直信守自己的承諾，在書齋中兢兢業業，較少過問政治。和所有正直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同情左派學生和民主運動，反對國民黨鎮壓。面對日益腐敗的國民黨，譚其驤和大部分的知識人一樣，相信不管什麼黨來掌權，都比國民黨要好得多。1949年譚其驤只有38歲。他和歷史系教員認真地參加了一年的政治學習，學習蘇聯版本的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史達林著作，還有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文章。那時候閱讀研究，還能比較自由的討論和辯駁，這是他對馬列主義著作閱讀最透徹的時期。
譚其驤
真正第一場政治考驗是譚其驤到復旦之後才開始的。1951年的深秋，他和復旦大學歷史系師生一起參加了安徽的土地改革。安徽省五河縣和靈璧縣是淮北的偏僻貧瘠之地，復旦師生出發是在10月27日，譚其驤剛到五河縣喬集村不久，就去開工作隊大會，進行土改的動員和準備工作，向村民宣傳土地改革的政策和國家的方針路線。他在10月30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下午村北學校後殿（原為玉皇閣）開全鄉村組幹部會，陶推餘作報告，說明來意，表明態度，解釋土改之正義性，必需性，總路線，總政策，並與治淮、貸糧、種麥菜結合。晚上村民大會（街上），黑暗中做土地改革政策宣傳，亦與治淮等問題結合，打通群眾思想，解除顧慮。
此後，譚其驤在土改場景完成了具體程序：接見貧僱農、聽訴苦會，選舉農會，分配土地等。我們通讀譚其驤日記，會發現這位昔日燕京大學的高才生，對於土改是一場政治考驗心知肚明。他的同事陳守實也在思想改造報告中講到，土改只是一個業務,自己可以不去,去了不守紀律就回來。同在復旦工作的潘硌基講到,參加土改的動機是想看看沒有到過的地方,看看究竟怎麼回事。對這些生活平穩的學者來說，這場旅程只不過人生中一個片斷，必須要應對的一個考驗，不需要太過認真；而政治不過是生活中一項額外的任務，完成之後還要回到平靜的書齋，回到自己專業研究中。
但是，組成土改工作隊的復旦大學的青年學生，卻有著完全不同的心態，我所訪問的古小娟，1951年正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也報名參加土改，她回憶道：
我們當時剛讀大學不久，都很年輕和單純，對走出去工作充滿好奇，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好好鍛鍊一下，大家都想為新社會鬥爭出一份力氣。很多同學都很積極，大家也把這次土改看作大展身手的一個機會。
古小娟是復旦高才生，她和同學們懷著青年人的熱誠想「大展身手」，積極表現自己。許多年輕學生都明白這一點，在這場政治運動中表現良好，會成為未來履歷上的「光榮一筆」，為來日的晉升和光明前途打下良好基礎。顧頡剛在他的日記中便記載了這樣一類土改中專事積極「帶頭作用」的年輕學子，那些帶頭的那些學生幹部，籤名參加土改之後，即又退出，又為其他工作帶頭，如火車頭，將列車拉到一地，車頭隨即退歸。
古小娟和她的朋友們，這些天子驕子的名校高才生，對新時代有很強的參與感，更想有一番積極作為，對在新社會贏得榮譽、地位更為敏感，另外一些出身較為低微的讀書人，他們跟隨著時代的步伐，更多是為了謀取生存。陝西的蔡恩勝，父親賭博把財產輸光，他於是參加軍政大學，找個謀生的好出路：
我想參加軍政大學可以分配個好工作，我也不懂什麼主義，雖然整天學習開會，也搞不懂那些道理，什麼理想，混日子唄，很多人跟我差不多，大家都是謀個差事。後來我們被編成隊伍參加土地改革，我也就跟著去了，也沒想什麼，反正跟著混日子唄。
還有另外一類年輕的讀書人，帶有沉重的出身原罪，參加土改正是洗刷自己原罪的一個機會，也是在新社會重新做人的一個途徑，我所訪問的世家中醫尤恩便是這一經歷，其背後蘊藏著更沉重的綿綿不斷的世態炎涼和人間恩仇：
我父親是國民黨軍官，西安解放的時候，他負責長安這一片的防務，是這裡最高的地方軍事長官。他是主動投降的，但1950年以後，他就再也不從政了，他懂得醫術，就在老家開了個中藥診所行醫。因為有那一段經歷，我們家一點都不敢張揚，總被人看不起，總怕有人找麻煩。我去參加土改，想爭一口氣，也想讓我父親不受人欺負。
野夫在他的回憶錄《鄉關何處》中記載了一個類似的故事，只不過更顯得悲涼：
武漢次年（1949年——作者注）易幟，革命大學招生，母親投考，結業後竟又鬼使神差地背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她父親送命的路途。在這條充滿險惡的山路上，她與我父親邂逅相逢。一個平原遭遺棄的將門孤女，一個山中破落的土司遺孑，在那個偉大動蕩的時代，偶然又必然的結合了，並從此紮根深山。
野夫並沒有在父母親土改的故事上作太多停留，也沒有提供更多細節，但其間的世事亂離，家仇國恨則撲面而來。將門孤女和土司遺孑險惡的路途，必將不同於劉玉芬那充滿正義想像的旅程，也不會如復旦大學中那些年輕雀躍學子的人生，他們的聲音，隱沒在偉大時代旋律背後，後人也只能分辨出絲絲細微的音符。
如果土改是一個魔幻現實主義的大劇場，每一個人都難以置身事外，讀書人和其他社會群體，都是這個舞臺中的演員，政治轉變為一種日常生活的行為藝術，每個人介入的背景和心態可能差異巨大，但卻做了幾乎同樣的事情，政治活動因循同樣的腳本和臺詞展開。
3
讚美與懺悔
土改是對知識分子的一場考驗，無論是學院中的學者，或是青年學子，也無論身份地位的高低，必須學習參與實踐，並且論證土改的正義性，這是一種表達的政治，充滿德性教化的象徵色彩。如果說土改是一場權力和道德正義的展示儀式，那讀書人書寫的文本則是這個儀式重要組成部分。格爾茲( Clifford Geertz) 在討論儀式和符號的作用中指出，國家須從想像性能量和符號潛能中汲取力量，公開發表的文本正是重要的符號和象徵，就像一首樂曲的華彩，一場彌撒的懺悔一樣，不可或缺。
1950年1月27日，清華大學哲學教授馮友蘭在發表了自我批評《一年學習的總結》五天之後，第一個報名參加了京郊土改。他和夫人任載坤，先到豐臺西北的張儀村，後轉到盧溝橋鎮，參加了一個半月的土改。後來在清華學生主辦的大字報上，馮曾專文談及了自己參加土改的動機。他認為參加土改有三大原因，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物質基礎，不摧毀它，便不能使中國社會變質，參加這使社會變質的工作是難得的機會；二，取得一點革命經驗，以充實從書本上得到的知識。三，參加土改，在客觀方面與地主鬥爭，在主觀方面也就是與自己潛在的地主階級感情鬥爭，如是可以加速自己的進步。馮友蘭指出，「我們去沒收地主財產的時候，還是有一個武裝同志戴著武器在前面開路，工作組人員和農民群眾跟在後面，成為一支很雄壯的隊伍，這是武裝革命的象徵。沒收地主的財產，把他們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給農民，這是中國歷史中歷代農民起義的最高理想，可是向來沒有實現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工農聯盟的條件下，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群眾武裝起義，才能實現這個理想。當時我們的隊伍，就是實現這個理想的最後一個階段的象徵」。
馮友蘭和任載坤
知識分子必須做到像馮友蘭一樣，心悅誠服認同土地改革的象徵意義和理想，或者至少表現的認同土地改革的合理性，從而強化社會對土改的認同。他們應用階級分析的話語系統時比中共幹部還要嫻熟，施文淇面在《新觀察》中迅速表態：大多數地主是不甘心自己階級的滅亡，絕不甘心將它剝削來的果實雙手交還給農民。儘管今天土地改革的政策對地主階級是比過去寬大的多，但地主階級中仍有許多人在反抗政府法令和土地改革的進行。就以蘇南這次土地改革來說，就是一系列的激烈的、包括理論的、政治的、經濟的對地主階級進行反封建的階級鬥爭過程。它一方面表面在農民迫切需要翻身和土地，要起來摧毀幾千年壓在他們頭上的封建統治；另一方面地主階級卻用盡種種方法，或明或暗的進行破壞土地改革，試圖維護他們的利益，和有利於他們的封建剝削制度。吳景超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他的檢查：在解放以後，我們也學過階級觀點和群眾觀點，但兩年的學習，其所得似不如一個月的實踐為深刻……土改的第一步，就是要組織廣大的反封建統一戰線，與地主階級鬥爭，在此時，鄉村中的每一個農民的立場不能模糊，在兩個陣營裡，你是站在哪一邊？你是擁護誰，反對誰？這些問題，每個人都要作出一個決定性的答案……在學校的環境中，沒有尖銳的階級鬥爭，沒有熱烈的群眾運動，想在這樣的環境中獲得階級觀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熱烈的群眾運動，尖銳地階級鬥爭，成為教育知識分子的最好場景。實際鬥爭中情感和思想的變化，比學習理論要有效的多，也來的實在的多。現場的、可感可觀的鬥爭經驗給人強烈直接衝擊，帶來一種集體情感的認同，朱光潛的土改總結記載說：鬥爭大會的場面是一種情感教育。在這種場面，任何人都要感覺到心像浪一樣，要經過幾起幾伏的情感的激動。我分析我每次當場的情感，可以毫不慚愧的說，我是站在貧苦農民方面，把地主階級當作對面的敵人來仇恨。我聽到農民對地主訴苦說李，說到聲淚俱下時，自己好像變成了那個訴苦的農民，真恨不得上前打那地主一下。宋雲彬也讚嘆土地改革的教育意義是個奇蹟，而這個奇蹟通過群眾遊行的方式表現出來：農民只要經過深入的教育，他們是完全可以接受並且自覺按照人民政府的法令辦事的……土改期間，全國不同階層、年齡和教育背景的知識分子，寫下了難以計數的土改工作報告和工作總結，訴說自己的感觸和從中得到教育、感悟和啟發。1950年到1952年之間的《光明日報》、《人民日報》、《新觀察》、《新建設》等報紙和期刊都陸續的刊登了知識分子參加土地改革所寫的見聞、報告和思想總結。而且，當時全國官方的廣播電臺等媒體也大量播報了知識分子讚揚土改的報導。
如果說官方文獻展示眾口一詞的讚歌是表演秀，私人回憶中則拼貼出一副荒誕圖畫，人們在具體場景中展示著衝突、矛盾、誤解，事件峰迴路轉，帶來一種啼笑皆非的戲劇性，比如吳中傑就記載了復旦師生參加土改過程中發生的一件荒唐事：華東土改工作團的幹部們以老革命自居，對知識分子缺乏尊重，雙方矛盾也時有發生。最嚴重的一次是由工作團一名幹部自殺事件引起的。這位幹部追求復旦新聞系一位女生，糾纏不休，該女生被纏得沒辦法，只好向小組長匯報，小組長葛遲胤嚴肅批評了這位幹部，教他別糾纏了，不料這個幹部惱怒之下，竟開槍自殺了。於是工作團要追究葛遲胤的責任強迫他作出檢討。葛遲胤是根硬骨頭，他說自己沒錯，堅決不做檢討。工作團就上崗上線，說他逼死工農幹部，——這在當時可是很嚴重的罪名。葛遲胤經過調查，指出該幹部是小商人出身，而且搬出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作為證據，證明小商人屬於小資產階級，與工人農民不是一個檔次。毛澤東著作在當時是革命運動的指南，誰也不敢非議，此事只好不了了之。調戲糾纏女子本來是道德汙點，因是「革命老幹部」可以免責，逼死工農幹部本來是個「大罪」，但是因其「階級出身」的「不夠檔次」，轉眼就改變了罪狀的性質，一場桃花事件上升到階級鬥爭高度，而後因為理論上的破綻終歸不了了之。人們生動而巧妙的運用革命理論，在各種空檔中左右突擊，製造一個又一個意想不到的「事件」，土地改革的階級分析話語，不單是政治鬥爭的武器，也是政治劇場的臺詞，人們對這些臺詞地闡釋和利用，改變了嚴肅階級鬥爭的走向，把殘酷的政治轉化成了一場巧妙的展示和婉轉的表演。
這種戲劇性有時為現實蒙上了一層魔幻色彩，張愛玲在《秧歌》裡就描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上海邊上的村落，裡面發生了饑饉、暴動、搶糧食、燒糧倉，被派到這個農村參加土改、體驗生活，為社會主義土改作宣傳的作家顧岡，看到這裡的人一日三餐都是一鍋稀薄的米湯，裡面浮著切成一寸來長的一段段草，報紙上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說這一帶地方，或是國內的任何地方，發生了饑饉。他就像是跳出了時間與空間，生活在一個不存在的地方。他非常清楚上級派他來是要歌頌土地改革，要寫鄉村偉大歷史變革，人民歡欣鼓舞和積極熱情。他就在這樣的荒誕和幻覺中，臆造一個不存在的水壩故事，寫村民們如何熱火朝天興修水壩。張愛玲以現實為藍本，敏銳捕捉到時代的政治特點，她的小說更像是富有隱喻色彩的政治寓言，現實政治事件、顧岡的存在、顧岡製造出來的水壩故事，共同塑造了當代政治的特殊品格，那就是一種特有的戲劇精神和公共迷狂。
（作者授權刊發，刊發時有刪節，注釋略去。原文題為《無奈的表演: 土地改革中的知識分子》，刊於《二十一世紀》2014年10月號）
點擊下方 藍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選內容
人物｜李鴻章｜魯迅｜胡適｜汪精衛｜俾斯麥｜列寧｜胡志明｜翁山蘇姬｜裕仁天皇｜維根斯坦｜希拉蕊｜川普｜性學大師｜時間｜1215｜1894｜1915｜1968｜1979｜1991｜4338｜地點｜北京曾是水鄉｜滇緬公路｜莫高窟｜香港｜緬甸｜蘇聯｜土耳其｜熊本城｜事件｜走出帝制｜革命｜一戰｜北伐戰爭｜南京大屠殺｜整風｜韓戰｜反右｜納粹反腐｜影像｜朝鮮｜古巴｜蘇聯航天海報｜首鋼消失｜新疆足球少年｜你不認識的漢字｜學人｜餘英時｜高華｜秦暉｜黃仁宇｜王汎森｜嚴耕望｜羅志田｜趙鼎新｜高全喜｜史景遷｜安德森｜拉納米特｜福山｜哈耶克｜尼爾弗格森｜巴巴拉塔奇曼｜榜單｜2015年度歷史書｜2014年度歷史書｜2015最受歡迎文章｜2016年最受歡迎文章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並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