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以前他們的自我定位很高，而普羅大眾對他們的定位也很高。他們是一夥「啟蒙者」。啥是啟蒙？得先有「傻子」，你才能啟蒙吧。但是，當傻子不夠多的時候，你還能去啟蒙誰？
北宋張載言：為天地立心。這比啟蒙還牛？知識分子是啟蒙普羅大眾，張載直接要為天地立心。因為天地沒心啊，所以我張載以及儒道精英們，就得把這個責任擔當起來。所以，儒家士大夫們，比近代知識分子還野心勃勃。
即便知識分子沒有張載的雄心，他們也曾經是社會的「立法者」，天地怎麼運行、人情怎麼節制、社會去往何方？這些問題都由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從高貴理想的理念出發，來規劃天地、設想國家、教化蒼生。
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普及教育以後，知識分子的這個作用就下降了。因為大眾文化盛行了，盛行了的大眾文化首先就要幹掉精英。你跟著大眾走，你讓大眾感興趣，你讓大眾很熱愛，你才能發聲。以前，那種精英小圈子的自我陶醉，然後還引得無數凡人似懂非懂地頂禮膜拜，這就不可能再有了。
於是，知識分子開始由立法者，降格為闡釋者。等再以後，連闡釋者都做不到了，因為大眾可以憑藉自己的喜好去闡釋，生存下來知識分子只能是為大眾代言了。我說的比你漂亮，我能說出你心裡想說的話，知識分子也就降格到這個層面了。
這是一個大趨勢。聚焦在中國，這個問題就更複雜一點兒。上世紀80年代之後，歐風美雨中湧進來一大批的概念，諸如民主、法治、理性、權利等。這時候的中國知識分子趕上了一波開往春天的列車，因為他們又可以擔當啟蒙者的角色了。
但是，中國發展太快，特別是中國的義務教育太厲害。國外的普及教育，還能分出這是精英教育、那是大眾教育。兩種教育可能就是完全兩個世界，前一種就是奔著培養精英來的，後一種就是奔著培養打工者去的。但中國不是這樣，一上來就是有教無類的精英教育，而且玩純粹地淘汰制。小學考不上初中，淘汰；初中考不上高中，淘汰；高中考不上大學，大批量地淘汰，以後什麼碩士、博士以及進入好的工作崗位，都是按照這個套路來。就是這種模式下洗禮出來的一群人，你就說他們得多厲害吧。
更要命的還是網際網路。網際網路在中國和美國的發展特別彪悍，在中國，簡直就是野蠻生長。歐洲就不行了，原因是歐洲的法律太嚴格。這是網際網路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另一個原因就是網際網路與一群精英義務教育模式下的中國人結合在了一起。在網際網路這個平臺上，這夥人到底能產出多少創新的內容？只能是天文數字了。而在網際網路的交匯溝通中，這夥人又會碰撞出多少創新的思想？也是一個天文數字。
這時候，你再讓上世紀後半程的那批知識分子，對著這群新新大眾講話，而且還是以啟蒙者姿態去講，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首先，知識分子已經完全沒有了信息霸權，知識分子與普羅大眾就是徹底地平等較量，大家掌握的信息基本上不相上下。
其次，知識分子還要居高臨下地搞啟蒙，這個態度非常傲慢，你覺得這夥特殊的普羅大眾能服嗎？
第三就是知識分子得從理念出發去批評社會，或言之代表社會的良心，但這是一個理念枯竭的時代，知識分子輸出不了什麼新思想。理念枯竭不是數量和質量不如過去了，而是理念不再是知識分子所專享了。
你在北京街頭轉一轉，就會發現，一個老太太都能從自己的理念出發講講川普。而且，她還特別有自信，自信自己的理念很正確，你可以反對她但是你說不服她。
這就是知識分子所遭遇到的尷尬。因此，知識分子就是安心做一個闡釋者或代言者，也是極為困難的事情。他們不能在固守過時的理念，必須做出一種能夠滿足大眾的思想輸出和知識輸出。
但是，知識分子們不爭氣啊，他們的智商水準，要麼曲高和寡而只能做個巖穴之士，要麼自降身價而去追逐各種熱點。知識分子成了公共知識分子，簡單說就是一群追熱點的知識分子。但是，知識分子可以追，普羅大眾也可以追，少數自詡精英的知識分子，真心幹不過汪洋大海的群眾力量。
於是，最後的結果就是：知識分子還想搞啟蒙，結果發現根本就沒有多少民智未萌的普羅大眾。知識分子還是據理念，結果發現自己的理念大家都懂而且還能給出新的批評；知識分子還是很傲慢，結果發現根本就沒有人去崇拜他們的傲慢與偏見。再加上一夥總是磚家的專家以及一夥自以為是的意見領袖，被混同進知識分子的隊伍。於是，社會大眾也就難免對他們滿是蔑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