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物（Symbol）是具有特定含義，從而使我們能夠產生、表達和交流思想的事物。比如，在我們的社會裡，黑色象徵死亡，星條旗代表美國，十字架意味著基督教。
符號（Sign）是象徵物的一個子範疇。和象徵物一樣，符號也是傳達意義的事物；但與象徵物不同的是，符號承載著有限、精確、清晰的信息。比如，我們可以比較代表死亡的"黑色"這個象徵物和符號"I"。"黑色"這個象徵物承載著深刻而含糊不清的含義；相反，"I"是一個符號，毫無歧義地指代數字"一"。象徵物與符號的用法不同：象徵物幫助我們形成並且深思某些概念，而符號則是與具體行為相關聯的交流工具。
因為使用象徵物是人類行為的特徵，因而，象徵物無疑與人類一樣古老。從人類起源之初，象徵物就是所有人的知識、經驗和信念的集成。同時，人類從一開始就憑藉符號交流。因此，象徵物與符號是理解各種文化的鑰匙。
然而，象徵物不可能永遠存世，通常來說，其壽命不會長於創造它們的社會的壽命。這是因為，首先，它們承載的是被任意指定的含義。比如，在我們的文化裡，黑色讓人們想到了死亡，而在另一種文化裡，黑色可能恰恰代表著生命。象徵物的根本特性就是，它們的意義無法依靠感官感知，也無法加以邏輯解釋，而只能夠從其使用者那裡學到這些象徵物的含義。由此帶來的結果就是，當一種文化消亡後，遺世的象徵物就變得高深莫測了，因為傳授它們的含義的人已經不復存在。因此，史前社會的象徵物遺存下來的極少，而且，即便留存下來，通常也是無法解讀的。
舊石器時代早期和中期的象徵物
儘管早在距今6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Paleolithic）初期就已經有人在近東居住，卻沒有象徵物從如此久遠的年代中流傳下來。能夠證明在近東地區使用象徵物最早的考古材料，是舊石器時代中期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遺存，時間則晚至公元前60000年到公元前25000年。有三方面的證據可以證實這一點。第一類證據是在以色列加夫扎（Qafzeh）洞穴裡出土的赭石。[5]當然，我們無從確知在那時赭石到底被用來做什麼，不過紅顏色應該表達的是某種象徵意義，而不是出於功能上的考慮；而且有人猜測，赭石在那時可能被用來在身體上進行彩繪。
第二類證據包括在墓穴裡發現的花卉或馴鹿角等殉葬品，例如，在公元前60000年沙尼達爾（Shandir）[6]和加夫扎（Qafzeh）的墓葬中就有這樣的隨葬品。儘管我們可能永遠都無法知曉那些赭石、花卉和馴鹿角對於尼安德特人究竟意味著什麼，不過人們通常認為，紅顏色和隨葬品是承載巫術——宗教含義的象徵物。由此可見，近東最早使用象徵物的證據顯示，它們具有儀式性功能。
第三類證據是有刻痕的骨頭碎片，那上面往往有平行線條之類的圖案，克巴拉（Kebara）洞穴裡就出土了這樣的骨片。[8]這些有刻痕的骨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近東最早的人造符號。在沙尼達爾的尼安德特人給從自然界中唾手可得的顏料和花卉賦予意義的時候，克巴拉的居民已經開始在物質材料上塗塗畫畫，以用於傳遞想法。
舊石器時代晚期和中石器時代的象徵物
同樣的象徵物傳統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和中石器時代（Mesolithic）繼續流傳下來。人們經常可以發現赭石的使用，[9]而且在以色列的海約寧（Hayonim）（約公元前28000年）[10]和黎巴嫩的吉塔（Jiita）[11]，以及科薩爾阿基爾（Ksar Akil）（約公元前15000年—公元前12000年）的遺址群落裡，也都發現了有刻痕的骨器。
在科薩爾阿基爾發現了一隻大約10釐米長的骨雕貓頭鷹，那上面約有170道刻痕，它們縱向排列，形成各自獨立的四列……今天在海約寧遺址和黎凡特（Levant）的納圖夫人（Natufians）遺址，仍然可以看到諸如此類的人工製品；甚至從大約公元前10000年生活在內蓋夫（Negev）的人群遺址裡，也能找到這樣的遺蹟。與此同時，從黎凡特到伊拉克的遺址出土的卵石、石灰石和骨制工具上，也有平行的刻痕。
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有一種新的圖標象徵物在西亞地區出現了。大約在公元前28000年的時候，海約寧地區出現了用精細的線條勾勒出的一匹馬的形象的石板，它們可以算作新的圖標象徵物的代表。在土耳其貝爾蒂比（Beldibi）洞穴（約公元前15000年到公元前12000年）裡，發現了用燧石描繪的公牛和鹿，在卵石上也可以找到類似的圖像。
舊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時代有刻痕的石器以及動物形象究竟具有哪些功能，對此我們只能加以猜測。安德烈·勒羅伊-谷蘭（Andre Leroy-Gourhan）認為，那些圖像符號是代表著巫術——宗教意義的象徵物。根據他的說法，這些動物形象指向超自然現象，每一種動物都表現著複雜的宇宙觀。[19]勒羅伊-谷蘭主張，這些動物形象是承載著深刻意義的象徵符號，它們被用來作為思考的工具，並且使得把握抽象的宇宙論觀念成為可能。
另一方面，從考古學發展起來的早期歲月開始，有刻痕的骨器就被解釋為記帳標籤，每一刻痕代表著需要記住的一件事情。根據亞歷山大·馬沙克（Alexander Marshack）最近提出的理論，這些人工製品是太陰曆，每雕刻一條線就記錄一次月亮的出現。這些線條符號一直被認為指代著單獨、具體的實物。因此，我建議，我們可以把這些刻痕當作促進某些特殊用途的知識積累的符號。如果這些假設正確的話，那麼這些記帳標籤就證明了，在近東地區，最晚從舊石器時代中期就已經開始使用符號了；如果這個證據反映了客觀事實的話，那麼在儀式中使用符號的階段之後，緊隨而來的，就是通過使用符號傳遞實際信息的階段。
如果那些有刻痕的骨片的確是記帳標籤的話，那麼在克巴拉、海約寧、科薩爾阿基爾和吉塔所發現的舊石器和中石器時期的線形記號就相當有趣，因為它們代表近東人首次嘗試儲存並傳播具體的信息。這是"數據處理過程"中的第一步，它標誌兩方面的非凡貢獻。第一，記帳標籤告別了儀式象徵物的用途，而用於處理具體的數據。它們將可感知到的物理現象——比如月相的連續變化——轉化為符號，而不是激發人想像看不見摸不著的宇宙觀念。第二，這些刻痕用幾種方式表示抽象的數據。
1． 它們將具體的信息轉化為抽象的記號；
2． 它們將數據從其語境中分離出來，如把觀月的景觀從其他同時發生的所有事件——比如氣象情況或社會情況——中分離出來；
3． 它們將知識與認識者分離開來，就像沃爾特·翁（Walter Ong）[22]和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所指出的那樣，它們用"冷"與靜態的視覺方式，而不是用"熱"與靈活的口頭媒介呈現數據，後一種方式還涉及了嗓音的高低和身體的姿態。
由此所產生的結果就是，在科薩爾阿基爾和吉塔發現的圖像符號，不僅催生了記錄、處理和交流數據的新方式，而且在處理信息的過程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客觀性。
不過，記號標籤一直都是一種粗糙的工具。因為那些刻痕的所指並不明晰，可能暗示著各種各樣、無窮無盡的理解。馬沙克設想，這些符號代表月相；而其他人則推斷，它們記錄著獵殺動物的次數。然而我們沒有辦法驗證其含義。
實際上，刻下記號標籤的人清楚，有刻痕的骨器只是用來記錄相關事物數量方面的信息，但究竟是什麼事物，就是難解之謎了。這些數量信息的基本記錄原理是一一對應的原理，一道刻痕代表著一個數量單位。此外，因為記帳標籤只使用一種記號，即一種刻痕，因而它們一次只能處理一類信息。一片骨器只能夠記錄一種信息，記錄第二套數據就需要第二片骨器。
因此，這種簡單的記帳標籤方式只適合於僅有少量清晰事項需要記錄的社區，就像在舊石器晚期時代那樣。當然，在公元前10000年之前，計數的骨器可能完全不是儲存信息的唯一工具。進而言之，就像在許多沒有文字的社會裡一樣，在舊石器和中石器時代中，人們很有可能用卵石、樹枝或穀粒計數。如果確實如此的話，那麼這些技術工具與記帳標籤一樣不完備。
首先，與骨器上的刻痕一樣，卵石不能表示計數的是何物。只有雕下刻痕或壘石頭的當事人才知道，他統計的是什麼東西的數量。其次，由於沒有特指，卵石、樹枝每次只能記錄一個範疇的數量。一堆石頭或一塊骨頭可以記錄幾個連續的日子；但是，假如同時又要記錄例如動物的數量的話，那麼就需要另一堆石頭或另一塊骨頭。再次，即最後一點不足是，這些功能不嚴謹的計數器和符物一樣，計數方法是一對一的，一塊石頭、一根樹枝代表一個數量單位，不可能代表抽象的數字。
比如，一塊石頭代表一天，兩塊石頭代表兩天，如此等等。卵石之類的散落的計數工具由於操作方便，因而有助於處理數據。但是，在另一方面，在積累和保存數據方面，有刻痕的骨器更有效率，因為刻痕是永久性的，而且不可能七零八落、散落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