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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胡適自美歸國就任北大文學院教授時，鄭天挺剛好入學，成為胡適在北大的第一批學生。1933年，鄭天挺為北大國文系副教授，胡適是文學院院長。1946年9月，胡適任北大校長時，鄭天挺是秘書長，當時胡適常不在北平，許多行政事務乃委派鄭天挺辦理。胡、鄭30年的交往至今未引起學界重視。二人原本有許多通信，少部分收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所編，中華書局，1979-1980年）、《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雲志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胡適書信集》（耿雲志、歐陽哲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胡適全集》（季羨林主編，第23-26冊也收錄胡適的書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而保留在鄭天挺家的信，「文革」中大部分被毀。筆者在整理鄭天挺遺稿時，發現胡適致鄭天挺尚存的三封信，對此學界關注較少，卻不失為探討二人交誼的重要材料。
1937年，鄭天挺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兼校秘書長。「七七事變」爆發時，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等皆不在北平，行政重擔都由鄭天挺一人承擔。同年9月9日，胡適化名「藏暉」，以商人口吻給鄭天挺寫了一封信。據《胡適日記》載，1937年9月8日夜，他準備從南京乘船去漢口，但日機時常騷擾，一直等到深夜12點才開船。9月9日早上九點船到了蕪湖，吳半農上船來，船上有張靜江一家，胡適與張靜江談了一會兒，夜晚很早就睡了。船過安慶他也不知道，日記中未提及他給鄭天挺寫信之事。9月10日，午後三點，船到九江，胡適登岸將信發出。這封信胡適生前相當看重，早已為學界所知，但在已刊胡適書信集中，只在《胡適全集》之書信部分和耿雲志與歐陽哲生所編《胡適書信集》中收錄了此函刪節本。現將全函錄之如次（劃線部分乃刪節之語）：
毅生先生：
久不通問，時切遐思，此雖套語，今日用之，最切當也。弟前夜與孟（蔣夢麟校長）、枚（周枚孫，即炳琳）諸公分別，攜大兒子西行，明日可到漢口。想把兒子留在武漢，待第二次入學招考，否則在武漢做旁聽生。
弟與端（錢端升）、纓（張子纓，即忠紱）兩弟擬自漢南行，到港搭船，往國外經營商業，明知時勢不利，姑盡人事而已。此行大概須在海外勾留三、四個月。
臺君（臺靜農）見訪，知兄與知老（周作人）、莘（羅常培）、建（魏建功）諸公，皆決心居留，此是最可佩服之事。鄙意以為諸兄定能在此時期埋頭著述，完成年來未能完成的著作。人生最不易得的是閒暇，更不易得的是患難，——今諸兄兼有此兩難，此真千載一時，不可不充分利用，用作學術上的埋頭閉戶著作。
弟常與諸兄說及，羨慕陳仲子匍匐食殘李時多暇可以著述（陳仲子即獨秀）；及其脫離苦厄，反不能安心著作，深以為不如前者苦中之樂也。
弟自愧不能有諸兄的清福；故半途出家，暫作買賣人，謀蠅頭之利，定為諸兄所笑。然寒門人口眾多，皆淪於困苦，亦實不忍坐視其凍餒，故不能不變節為一家餬口之計也。
弟唯一希望是諸兄能忍痛維持松公府內的故紙堆，維持一點研究工作，將來居者之成績，必遠過於行者，可斷言也。
弟與孟兄（蔣夢麟）已託興業兄（浙江興業銀行）為諸兄留一方之地（一萬元），以後當可繼續如此辦理。
船中無事，早起草此，問訊諸兄安好，並告行，不盡所欲言，伏惟鑑察。
弟藏暉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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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天挺當即把信給尚在北平的羅常培、魏建功等人看，大家備受鼓舞。不過，留守北平，只是胡適的希望，當時形勢已不允許，故鄭天挺等並未遵照執行。鄭天挺先以學校財力，發給在校生每人20元經費，使他們全部離校，並妥善安排全體教職員工撤離後，1937年11月17日，方與羅常培、羅庸、魏建功等人先到天津，然後乘船經香港轉廣西至長沙。在長沙臨時大學，鄭天挺改任歷史系教授。後隨學校搬遷到昆明，任教於西南聯大。對胡適的來信，鄭天挺直到1945年才給予回覆：
適師賜鑑：
去年繆雲臺先生返國，奉到九月十七日手諭，歡慰無量。
趙、戴《水經注》公案，爭辨百五十年未清，吾師於海東萬裡外，為之剖析明白，使之大學者沉冤得雪，誠抗戰以來學術界第一快事，第一盛事。現已將此校抄送人文科學學報發表，史學會會報亦擬登載。——人文科學學報已出版一期，執筆者皆聯大同人，史學會會報尚未出版，各地分別編輯，第二期由姚從吾、雷海宗主編。
今後中興北大必須向外物色人才，實為不移之論。孟鄰師亦同此感。想最近兩師暨樹人、今甫、端升諸兄在美必更有進一步之決定，至念至念。楊聯升兄在哈佛專研何科，最近亦能返國否，尤盼示知。
受業自七七變後奉吾師長江輪上賜書，遂立意專心學問，脫離行政職務，五六年來雖未能如願，然此意未嘗稍懈。近歲留心明清史，頗思有所貢獻，私擬成清史語解一書及明清史一部，已寫數節，尚難脫稿。尤望抗戰後能赴美一行，藉廣聞見。尚祈吾師隨時督教，是禱。肅此
鈞祺
此函原件影印本儘管被錄入《胡適遺稿與秘藏書信》之中，但在已經整理出版的任何其它胡適往來書信集中，皆未收錄。此函相當重要，涉及三件事：
第一，鄭天挺贊同胡適有關趙一清與戴震《水經注》研究，並極力主張儘快將胡適的研究成果發表，以廣學林。據《胡適年譜》，1943年11月5日，胡適收到王重民信，信中附有《跋趙一清校本〈水經注〉兼論趙戴、全趙兩公案》一文，因而引起了他對《水經注》的再認識。次年3月13日，開始寫《全校水經注辨偽》一文。7月17日，給雷海宗、田培林寫信，提及此文，證明薛福成刻本《全氏七校〈水經注〉》「從頭到尾是偽造的」，從而為全祖望（1705-1755）、趙一清和戴震皆「洗冤」。胡適自言：「我費了七個月的『笨工夫』，居然能替十八世紀三個大學者洗清二百年的冤枉，總算一件快事。」（曹伯言、季維龍編：《胡適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613頁）鄭天挺信中所言，即指此文。事實上，鄭天挺早在1936年7月就在《國學季刊》五卷四號上，發表過《杭世駿〈三國志補註〉與趙一清〈三國志注補〉》一文，解答前人懷疑趙一清抄襲杭世駿之嫌疑。因為都關涉到趙一清，故而鄭天挺特別關注胡適的此項研究。
第二，乃是抗戰結束前，北大已經考慮千方百計從國外引進人才，強化師資，從而實現北大的振興。當時北大教授饒毓泰、楊振聲、錢端升與校長蔣夢麟都在美國，故而希望大家皆在美物色人才，為北大服務。鄭天挺特別提及尚在哈佛的楊聯升，期盼他能回國工作。
第三，對於鄭天挺個人來說，因為他最終接到了胡適1937年9月9日的來信，儘管他並未聽從胡適的話留在北平，但是胡適勸他潛心學術，則遵照行之，堅定以明清史研究作為主攻方向。因而在一定意義說，此函乃是對胡適1937年9月9日信函的回覆。鄭天挺此後幾十年儘管行政事務繁忙，但始終堅持學術研究。
事實上，當時胡適到了漢口，再飛香港，由香港飛美國，1938年10月改任駐美大使。儘管胡適並不在西南聯大工作了，但他的影響卻一直在。1939年12月17日，乃當時北大的紀念日，也是胡適的生日。以北大校長蔣夢麟和清華校長梅貽琦為首，籤名給胡適發去一封信，信中說：「今天是學校的生日，也是先生的生日。我們忘不了先生的生日，也如忘不了學校的生日一樣。我們剛開過紀念會就寫這封信來慶祝先生的生辰。」（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書前所附信件影印圖片。）信中有18人籤名，其中包括鄭天挺。《鄭天挺日記》（未刊稿）對此記載甚詳：
八時起，九時至新校舍。今日為北京大學成立四十一周年紀念日，假新校舍第一食堂舉行紀念會，先為視之。尹輔（即包尹輔，曾任北大秘書處、聯大事務組處員）、光甫已先在。布置大致就緒，乃歸……午飯後，步至新校舍。二時開會，孟鄰師主席，到二百許人。枚蓀、今甫均有演說。三時半攝影后散會，進茶點並餘興。孟鄰師先歸。到會校友諸人議聚餐，並請孟鄰師。遂同往師寓邀請。進加非後，往同義樓聚餐。飲饌甚豐。到者，民八：楊振聲、羅常培、陳篔谷；民九：周炳琳、羅庸及餘；民十一：趙乃摶、章廷謙；民十二：趙淞；民十五：陳雪屏；民廿三：邵德厚。胡適之師今日生日，聯名祝之，年四十八矣。
可見，當時鄭天挺與胡適，亦公亦私，已經有了比較密切的交往。
1945年8月，抗戰勝利。9月，胡適被推舉為北大校長，在未返國前，由傅斯年代理校務。1946年10月，胡適就任，鄭天挺仍為秘書長。一天，鄭天挺拿著一本剛出版的《清史探微》求胡適指正，並說：「我仍希望搞學問。」並向胡適辭職，胡適並未接書，只是說書已看過，卻不準其辭職。鄭天挺遂仍兼秘書長，不久又兼史學系主任。因為胡適的政務與社會活動多，很少在北平，主要行政事務全由鄭天挺處理，這樣，他們之間的書函往來就很多了。鄭天挺處理了比較重要的事情，皆會發電報或者寫信向胡適報告。胡適有些重要的事情，也會派鄭天挺出面交涉。可以說，這個階段，鄭天挺是胡適在北大治校最重要的助手和代理人。
1947年12月，胡適在南京，國民黨政府要求胡適出任行政院長，胡適力辭。回到北大，胡適跟鄭天挺詳談此事，鄭天挺遂給外交部長王世傑一函：「藏暉先生以本月十六晚會晤詳情相告，意其焦慮。對於『改行』一節，視之尤重，聞已數度失眠。竊謂『安定人心』一層，關係亦大。北方普遍心理，實『隱倚之為長城』，不問繼之者誰屬，在心理上，無形中將少一精神的維繫。一隅之愚，不知先生以為如何？藏暉先生十九日登機前，二十日回家後，兩次心臟警告，醫生堅囑靜臥，現尚未出門。知在注念，並以附陳。」（《胡適來往書信選》，第293頁）意為胡適抵擋，希望王世傑向蔣介石解釋胡適的本意。獲知胡適心臟病犯了，王世傑馬上給胡適來電，加以安慰。
1948年3月21日，胡適與北平研究院院長李書華、協和醫學院院長李宗恩同機飛抵上海。這天《胡適日記》載：「南飛，到上海已快天黑了。」住在上海國際飯店，乃為出席北平協和醫學院董事會。當晚，胡適給鄭天挺寫了一信：
毅生兄：
今日下午六點半到龍華機場，天尚未全黑，一路平安，乞勿念。
昨天你給我美金一百元，附有一紙帳，如下：
存餘貳佰捌拾貳元。
這裡你至少忘了一筆代付顧子剛的六百五十萬元法幣等值之數，乞一查。恐尚有別的。
總之，你不可賠貼！
匆匆 祝你好！祝各位同人都好。
恭三，乃是鄧廣銘。這雖然是一封並不太重要的信，卻反映了鄭天挺的品格。鄭天挺身為北大秘書長，每天經手大筆經費，不但從不貪汙挪用，反而經常自己賠錢，以至於作為校長的胡適都叮囑他自己不能「賠貼」。
過了幾天，胡適又去了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和「國大」會議。恰在這段時間，因物價飛漲，國民黨政府拒絕按照實際生活指數，按月調整薪資，北大、清華、北平研究院的講師、助教、助理研究人員等員工，從4月6日開始，「講、助罷教三天；清華、北大職員將響應」，「學生亦有罷課聲援說」。（《北大、清華講助員工聯合會等為爭取合理待遇告社會人士書》，《胡適來往書信選》，第372-373頁）鄭天挺多次給胡適去電、去函，報告罷工、罷教、罷課情況，指出秩序良好，但北平當局卻開具十二學生名單，要來校捕人。鄭天挺處處維護教工與學生的利益，儘可能地對他們加以保護。同時呼籲胡適儘快回北大，並希望他能發動其他大學的校長們共同為教工與學生們的利益而呼籲。
後來傳說北平行轅將撤銷，各大學的辦學自由，將有可能受到限制。1948年4月25日，鄭天挺特致函胡適:
讀報，知國大通過建議政府加強剿總職權，凡中央各部會所屬之學校均應配合剿總法令執行職務，北平行轅即將撤銷，平津兩市劃入華北剿總。此事傳說已久，今既通過，想在必行，但不知政府政策若何？北大有自由批評之傳統，外間頗多誤解，今後處境將益困難。不滿現狀而有所批評，其人或即最愛國最忠於黨者，一概以奸宄視之，不惟不足以服其心，抑且為奸人張目。大學有其使命，學術研究應有自由，如無實際行動，在校內似宜寬其尺度。若事事以配合為責，奉行不善，其弊害不可勝言。五四在即，吾師能回平主持返校節否？至盼，至念。校中近日上課情形甚好，人心亦漸趨安定，請釋厪注。端肅敬叩
崇祺
學生鄭天挺謹上
（《胡適遺稿與秘藏書信》第39冊，第99頁）
在思想上，胡適與鄭天挺是一致的，二人皆堅守蔡元培以來的學術獨立之傳統。
1948年4月鄭天挺、胡適、丁嵐生合影
1948年9月23日，南京舉行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紀念暨第一屆院士大會，胡適前往參加。當時餘遜陪同其年邁的父親餘嘉錫出席此次盛會。期間，胡適交給餘遜一封信，讓他帶給鄭天挺，信封上題「敬乞餘讓之兄便帶交鄭毅生先生適之拜託」。信封背面是「北平東廠胡同一號」，乃是胡適在北平的住宅地址。信曰：
回電今早收到。今午見著錫予（湯用彤）與建功（魏建功），但我想，建功即須去臺北，須一個多月之後才回來，恐遠水救不得近火，故我未與建功談大一主任事。今夜孟鄰（蔣夢麟）夫婦請北平來的朋友吃飯，錫予先去，已將詳情告孟鄰兄了。我飯後去，餘客已散，我告他，我與錫予已盡力設法，但逵羽（樊際昌）所任兩事，都未覓得代者，奈何，孟兄仍懇求我們放逵羽南來。他確是需要一位能走動政府各上級機關的助手，並不僅是為了說寫英文而已。
前電錫予所草，原有「如君培（馮至）不肯，可商張天麟」之語，我想了一想，刪去此意，一則張君新來，恐有不便；一則如此說法，馮君恐更不肯就了。
大一事，能試商趙廉澄（趙乃摶）兄否？如不得已時，可試商王岷源兄，他是很能做事的，懂得語言甚多，可以說明年輕人。
教育系代主任事，孟實（朱光潛）若肯擔任，再好沒有了！我怕他未必肯。
武漢大學周鯁生兄堅邀我去武漢講演幾次，又拉了湖北省政府委員一人來，代表湖北面請。我沒法子拒絕，（兩年來拒絕了何止四五次）已答應坐船去，坐船來，可以休息幾天。大概九月卅夜由京坐「江泰」船上去，約十月六日或七日可回到南京或上海。我北歸大概在雙十節後了。
此事沒有同你們各位朋友商量，千萬請鑑諒。
你擬的預算百分比，今天教育部長召集的校長會議大家都贊成，原則上算成立了。中央大學周校長指出，如果北大所謂俸給費是指實發之數，則15%還不夠付電水！至少中大是這樣！
今天校長會議議決廢止審查教授資格，（但須再開一次學術審議會作正式決定。）廢止由部審查學籍及畢業資格，——可謂痛快！又議決廢止總會考。
此函原件藏於鄭克晟（鄭天挺之子）師家。原件乃寫在六張便條上，沒有日期，也沒有落款，是一封殘缺的信。綠色字跡，是胡適的手跡，信封上有胡適的籤名，故無疑是胡適的親筆信，這封信所談數事都相當重要。
第一，有關北大人事安排問題。這封信的原委，1945年秋蔣夢麟自從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位後，仕途並不大如意。1947年做國府委員，只是一個閒差。1948年由國民政府與美國政府聯合設置「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負責制訂並實施復興中國農村經濟的各種方案，蔣夢麟被任命為農復會主任。剛到一個新的機構，人手不夠，於是蔣夢麟向胡適要調北大的樊際昌。樊際昌曾留學美國華盛頓大學，與蔣夢麟友誼深厚。當時為北京大學心理學系教授，並擔任北大大學一年級主任（也即「大一主任」）和教育系主任。胡適只得應允蔣夢麟，樊際昌離開，他所留下的職位必須安排他人承擔。
所謂「大一主任」，乃是專管北京大學一年級新生的事務，管理新生並不是什麼輕鬆的事情，胡適將他與湯用彤商量的情況，寫信告訴鄭天挺。因為當時魏建功在臺灣推行普通話教學的事務尚未結束，而馮至作為西語系教授，也不大可能擔任此職。張天麟系山東人，後來兼任教育系主任。趙廉澄乃經濟系教授，任系主任長達18年。王岷源為一剛從美國歸來的年輕教師，教俄文、英文。孟實，乃朱光潛，朱光潛曾留學英、法，1933年回國任北大教授，先後任教於武漢大學、四川大學，1946年又返回北大任教。胡適一一分析他們是否有可能承擔「大一主任」或「教育系主任」之職，可見，當時大多數教授皆不願從事行政事務，一個職位要求得合適人選，真讓校長頭痛。世易時移，今日風氣亦變了。
第二，有關校長會議廢止審查教授資格、由部審查學籍及畢業資格、總會考之事。抗戰勝利以後，國民政府頒布一系列條例，如1945年10月的《教育部訓育委員會組織條例》；1947年1月的《專科以上學校訓育委員會規程》；1947年12月，又頒布《學生自治會規則》，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控制。而同時在開展的教育甄審活動，也激起了廣大師生的反感。更重要的是，當時學生罷課活動相當頻繁，教育部每每以各種名義控制約束學生，而胡適等支持的校長會議，決定全部廢止教育部的有關審查，從而凸顯高校辦學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這與當時胡適所提出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息息相關。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鄭天挺非常善於作經費預算，當時號稱預算專家。1940年，他被推舉為西南聯大總務長，每年的預算皆由鄭天挺主持，也充分體現其行政才幹。
胡適此行直到10月22日，方飛回北平，當時遼瀋戰役即將結束，北平風聲漸緊。1948年12月15日，北平已經被解放軍包圍，胡適與妻子江冬秀乘蔣介石派來的飛機離開北京。前一天，胡適寫便箋給湯用彤和鄭天挺，說：「今早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耿雲志《胡適研究論稿·年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但從此以後，他就再也沒有也不可能回到北大，他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也永遠沒有實施的機會。在湯用彤和鄭天挺等人的維持之下，北大和平地回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手中，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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