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亟思寅恪來任教」：一個未見實施的「挖人」計劃
北大曾經打算向清華「挖來」陳寅恪，此事前所未聞，茲特予揭櫫。為存原貌，本節換用逐條箋釋的方式。
1940年8月25日《日記》：「得陳寅恪函，將就香港大學之聘，聞之悵然。」
（第304頁）
按：《也同歡樂也同愁》謂：「既然今年仍不能赴英，便打算開學又回西南聯大。但滇越路斷，回滇益難。後來幸得杭立武與香港大學商洽，並得許地山周旋，聘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每周約兩節課。每月薪水港幣三百元，曾欲月俸五百元，無法辦到，全由中英庚款會支付。這樣全家暫留香港。」
（第158頁）
又，陳寅恪該年8月24日正式致函清華校長梅貽琦，「向學校請假」；同日，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杭立武也專為此事函商於梅貽琦。
（黃延復《關於陳寅恪四十年代初滯港前後的一些史料》，此據張杰、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375頁）
鄭天挺8月25日即已收到陳寅恪寄自香港的信件，據而推知陳寅恪提前函告了留港任教之事。
1941年3月11日《日記》：「作書致孟真，請其代約寅恪先生來北大任教，並商覺明延緩至史語所事。」
（第392頁；「孟真」，傅斯年；「覺明」，向達）
按：該年2月5日，傅斯年、鄧廣銘分別寫信告知陳寅恪，3月份即將召開中研院第二屆評議會第一次年會；2月26日，代理院長朱家驊、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聯名致電，請陳寅恪出席3月12日之評議會。陳寅恪遂由港飛渝與會。返港後，「本擬移家離港，寫信給北大文科研究所，請求資助旅費」。
（《也同歡樂也同愁》，第159-160頁；陳寅恪與北大文科研究所之關聯，詳下節）
1941年4月15日《日記》：「欲作書致寅恪，未成，難下筆也。北大亟思寅恪來任教，處此合作局面，不便言，又不忍不言，且言之不當，寅恪且將不復來也。」
（第409頁）
按：陳寅恪此年2月28日致傅斯年一函，謂已決定從香港遷回內地，待赴重慶會議後，「如有暇則赴李莊一看情形，以為遷居之預備。大約昆明地太高，心臟不能堪。如不能去李莊，敘永不知如何？敘永情形，在渝可詳問楊金甫兄一切也。」
（《陳寅恪集·書信集》，第76頁；「楊金甫」即楊振聲，時為西南聯合大學常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後任西南聯大敘永分校主任）
。3月14日，梅貽琦致信陳寅恪，堅其返校之念：「本年授課港校，一切都順利否？時時為念。最近此間消息謂尊眷或與光欽眷屬移住川中，想因港中局勢加緊，故作此避地之計，但嫂夫人及侄輩旅行計劃何如？吾兄是否同來？抑待夏間課畢再返國內？此間同人皆極關心，而尤歡迎文駕之早日返昆也。聯大自去冬以來，計劃可稱大定，除將一年級學生安置敘永上課外，原校各部分皆未移動。惟圖書儀器大部送往近郊疏散，同人家屬十九已移居鄉下，故教師上課時間改排於星期一、二、三或四、五、六，使城鄉來往者較得便利耳。舍間一小部分亦移居梨煙村（海源寺附近），弟每周偷閒去住二三日。」
（《關於陳寅恪四十年代初滯港前後的一些史料》，見《追憶陳寅恪》，第375頁；「光欽」，彭光欽，四川省長壽縣人）
傅斯年
傅斯年平生最恨「拆臺主義」，且此時與陳寅恪之關係已迥異於前，不大可能替鄭天挺關說；鄭天挺身為聯大總務長，做事既要認真，更要周全。因此，這封難以下筆的招募信，估計最終沒有完成。
北大「挖人」計劃雖未付諸行動，但其史料價值仍值得注意，因為僅此一端已足以證明鄭天挺當年「處處調停」、「維持全校」、「彌縫三校」
（《日記》，第994頁）
之良苦用心。
陳寅恪「不願任課」？「不肯指導人」、不肯「指導研究生」？
對陳寅恪的負面評價，最狠的一句話大概是胡適的「文章實在寫的不高明」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六冊，第657頁）
，緊隨其後的可能要算傅斯年的那句「不肯指導人」、不肯「指導研究生」（詳後）。胡適的評語與本文無關，掠過不論；傅斯年的狠話，涉及他與陳之間「偉大而曲折」的友誼。辨析傅陳關係史的最好文字，仍然要數張旭東的那篇長文——《陳寅恪與傅斯年的友誼》
（2016年11月20日、11月27日連載於《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旭東的文字，歷來親切而有味，《日記》帶來的若干新材料或許可以為他的長文增添新內容。
1939年5月，北京大學決定恢復文科研究所，由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兼任主任，北大鄭天挺擔任副主任。傅主任工作太多，且經常去重慶，實際負責較多的是鄭副主任。文科研究所聘請了陳寅恪、傅斯年、湯用彤、楊振聲、向達、鄭天挺等人擔任導師，同年夏即開始招生
（《陳寅恪與鄭天挺》）
。此時的陳寅恪，一身兼三職：西南聯大（清華大學）教授、史語所研究員、北大文科研究所導師。
1939年8月、1940年8月，汪籛、王永興先後被錄取為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
（《日記》，第176、300頁）
，由陳寅恪擔任「主任導師」，鄭天挺「亦以導師名義協助指導」
（《陳寅恪與鄭天挺》）
。僅從《日記》來看，陳寅恪由於各種原因，對名下兩位研究生的指導確實出現過「缺位」現象，反倒不如鄭天挺認真、周到。
事關導師盡職與否——無論基於主觀原因還是客觀條件——的原則性問題，所以，必須用事實說話：
1939年7月20日，北大文科研究所委員會開會，確定研究生報考初審及格者十人；8月5日，筆試；8月6日，口試；8日，研究所開會，議決錄取名單。
（《日記》，第168、169、175、176頁）
傅斯年與鄭天挺主持、參與全過程，陳寅恪因為赴港探親而缺席。1940年8月15日，研究生筆試；16日口試，「全體九委員出席」，晚餐後「開委員會導師閱卷委員聯席會議」，審查研究生考試成績，確定錄取、備取名單
（《日記》，第299-300頁）
。傅、鄭全程參加，陳在港準備赴英講學。
1939年10月20日至1940年6月16日，便是導師陳寅恪指導碩士生汪籛的全部時間；而對碩士生王永興的指導，至少在時間、空間上都很難成為現實。當然，抗戰勝利後清華復員，陳寅恪通過鄭天挺要來汪、王（皆為北大教師）擔任助手，兩位學生再執弟子禮，親炙於門下
（詳《也同歡樂也同愁》，第213頁）
，則另當別論。
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時對汪籛的指導，目前還缺乏最直接的史料；鄭天挺的履職情況，在《日記》中有如下記載（二人交往，另有數則，此略）——
1940年6月16日：「明日研究生考試，汪籛本由寅恪為主任導師，餘輔之，寅老明日往香港，以試事囑餘。下午擬四題：……」
（第280-281頁）
1941年2月23日：「坐金華庵側茶居，小坐讀報，知昨日敵機四十架，分五批轟炸個舊及滇緬路西段，公路被毀甚長。十一時起行，十二時一刻抵龍泉鎮寶臺山。先至所內，與陰法魯、楊志玖、閻文儒、王永興、逯欽立談，欽立患瘧，差痊矣。更至觀音殿，與王玉哲、周法高談，王明、董庶、汪籛在城，李埏還裡未返。諸生情形尚佳。」
（第384頁）
對王永興，或許是因為已經知道陳寅恪一時難以返滇，鄭天挺對他的指導似乎更加用心盡力——
1940年10月6日：「王永興來，詢作業。」
（第322頁）
1942年7月2日：「晚出王永興年考試題。永興導師為寅恪、覺明，寅恪不在，覺明將去，乃以囑餘。本年其所留意者為姚崇與張說交惡問題、都兵問題、募兵問題，乃就以問之。……」
（第574-575頁）
1942年9月23日：「出王永興初試試題，其論文為《中晚唐募兵制度》，凡出三題另附。」
（第611頁）
1942年9月30日：「王永興君初試試題……」
（第613-614頁）
1943年6月18日：「晚飯後王永興、汪籛來談。」
（第709頁）
1943年9月16日：「十至十一時授隋唐史，此課與汪籛、王永興同授。」
（第736頁）
說完陳寅恪對指導兩位研究生的「缺位」，再回到傅斯年的那些狠話上來。
1942年4月底，陳寅恪「忽得朱家驊營救之秘密電報」，5月5日攜家逃離香港，歷經磨難，6月18日才抵達桂林
（《也同歡樂也同愁》，第164-168頁）
。隨後，他接受了廣西大學之聘（中英庚款會在該校設立之講座），結果引起傅斯年的強烈不滿。
8月14日，傅斯年致函陳寅恪，指責他返程一拖再拖，支專任研究員全薪卻在桂開設講座尤其違反史語所組織通則
（詳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傅斯年遺札》，中研院史語所2011年版，第三卷，第1302-1305頁）
。
一併抄寄給陳的，還有傅氏同日答覆廣西大學張頤校長的信：
弟於寅恪之留廣西，心中亦不贊成，然寅恪既決定如此，故前次致弟信，弟即轉託杭立武兄矣。至於明年寅恪入川（亦要看他夫人身體如何），弟等固極願其在李莊，然如貴校確有何等物質上之方便，於寅恪之身體有益者，亦當由寅恪兄自決之，只是兩處天氣、物質，恐無甚分別，而入川之途，樂山更遠耳。且為貴校辦研究所計，寅恪先生並非最適當者，因寅恪絕不肯麻煩，除教幾點鐘書以外，未可請其指導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創辦一研究部，寅恪絕不肯「主持」也。弟所見如此，此信及惠書均抄寄寅恪矣。
（同上，第1306頁）
8月31日，傅斯年致葉企孫一函仍帶有怒氣和嘲諷：
寅恪就廣西大學之聘，弟不特未加以阻止，且他來信派弟寫信給杭立武兄，弟即辦了。弟一向之態度，是一切由寅恪之自決，（實則他人亦絕不能影響他，尤其不能影響他的太太。）彼決後，再盡力效勞耳。其實彼在任何處一樣，即是自己念書，而不肯指導人，（本所幾個老年助理，他還肯說說，因此輩常受他派查書，亦交換方便也。一笑。）但求為國家保存此一讀書種子耳。弟知他一切情形極詳，看法如此。
（同上，第1313-1314頁）
傅斯年放炮仗一般的言辭，鄭天挺是否知曉，目前還不得其情。不過，從《日記》裡的一條記載來推測，陳寅恪、向達等人「不願任課」似早已為眾友人所習知。鄭天挺1940年12月20日的日記留存了湯用彤的一條建議：
午間與錫予談，錫予主以祝適之先生五十壽為名，請在美諸友向國外捐款五萬至十萬美金，為北大文科研究所基金設專任導師，凡不願任課之學者，如寅恪、賓四、覺明諸公，皆延主指導。此意甚善，日內當與孟鄰師商之。
（《日記》，第354頁；「適之」，胡適；「賓四」，錢穆；「孟鄰」，蔣夢麟）
「諸公」因各種因素作用而「不願任課」，原本無可非議；但主事者為此有所苦惱，的確也有其情理在。緣於此，即便是《日記》的這則新材料貌似更多地傾向於傅斯年的批評，依然動搖不了我對張旭東觀點的認同：
我相信，以傅先生之資歷、人品，其言必有所據，雖與其他大量記載不符，但傅先生所言當有其事。不過究其實，似非陳寅恪先生自私高傲不指導人，而由於其他事由，也有不指導人的時候。傅先生如此說，當非無中生有，而是誇大其詞
（張旭東《也相倚靠也相難：陳寅恪與傅斯年（下）》，載2016年11月27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
《日記》之外的「日記」值得期待
《日記》之外，鄭天挺應該另有「日記」——1938年1月1日之前、1946年7月14日之後。它們的整理、出版，同樣值得期待。限於篇幅，以下試舉兩例，他者不難類推。
陳三立
例一：陳三立為鄭天挺書寫橫幅。
鄭天挺曾自稱，抗戰前，陳寅恪之父陳三立老先生曾為他書寫「史宦」之橫幅，他一直鄭重地懸於屋中。此事自2000年由其子首次披露，至今難詳內情，李開軍《陳三立年譜長編》徵引極為博贍，對此也難涉及，看來只能留待「日記」還原當年情景。
《日記》僅有一處與陳三立有關，事在1938年1月18日，時鄭天挺任長沙臨時大學教授：
午莘田、雪屏約逵羽在長沙酒家飲饌，餘及矛塵、廉澄、建功陪坐。壁間懸有李梅盦（瑞清）聯、陳散原（三立）詩扇。李聯書於宣統元年，嚴整有逸趣，與晚年所作若丘引狀者迥殊。陳扇作於光緒七年，其少年作也，極佳。散原老人於今秋（以陽曆計則在二十六年）憂國絕食，以致不起，對之肅然。
（第7頁；「逵羽」，樊際昌；「矛塵」，章廷謙；「廉澄」，趙廼摶；「建功」，魏建功）
於此既可見鄭天挺對陳三立之敬重，又可見鄭氏對書法確有心得。
鄧廣銘
例二：1948年底陳寅恪飛離北平前夕，鄭天挺、鄧廣銘與之夜話道別。
1948年12月15日，陳寅恪攜家人與胡適同機飛離北平。此前數日之情景，陳寅恪的女兒們是這樣回憶的：
1948年12月，戰火逼近北平。13日星期一上午，清華大學及附屬成志小學各年級的師生正在上課，流求、美延分別在自己教室裡聽課。大約10點到11點鐘時，隆隆炮聲，由遠而近，越來越清晰，老師宣布停課，叫小學生們回家去別亂跑。流求騎車回家，見母親、美延正忙著收撿幾件隨身換洗內衣，以及父親的文稿箱等。父母告知，聽說傅作義軍隊將要在清華駐防，這裡難免有炮火，父親是盲人，不像正常人行動靈便，我們得趕快進城，到大伯母家暫避。母親找來一輛汽車，匆忙吃點東西，汪籛原住在我們家中未離開，父親在他攙扶下上了車，並託他暫時照看幾天這個家，待時局穩定，我們就馬上回來，汪先生目送我們的車子開走。雖然父親不久前有去南方的想法，但在這一天如此倉促地離開清華園，純屬臨時決定。前一天12日是星期天，流求、美延都在家，全家沒有說起也未作任何離開的準備，這次也只是打算去城裡大伯母家暫住幾天，所以每人只有身上穿的一套冬衣，其他衣物都沒有帶。車快到舊校門，遇上陳慶華，他正騎著自行車往我家來，於是告訴他，我們現在進城避幾天炮火。此次，汪籛、陳慶華兩位先生看見我們離開。當日在大伯母家過夜。第二天，胡適伯父請鄧廣銘先生尋找我們。鄧先生通過俞大縝表姑才問到大伯母家地址，找到我們，告知國民政府由南京派飛機來接胡適等，交通部長俞大維帶口信要陳寅恪一家隨此機離開戰火中的北平。父母與新午姑、大維姑父向來關係至為密切，相知篤深，聽聞鄧先生此話，稍作考慮後便隨鄧先生往胡適寓所，願與胡先生同機飛離。據說飛機已降落南苑軍用機場，遂驅車至宣武門，守軍不讓出城，於是仍折回胡宅。胡伯母招待我們吃晚飯並住下，胡伯父則忙得不可開交，不是電話便是有人來找或是安排事情。……這天夜裡，父親與鄭天挺、鄧廣銘兩位伯父徹夜長談，幾乎沒有睡覺。
（《也同歡樂也同愁》，第228-230頁）
而在鄧廣銘的記憶中，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1948年12月初，解放軍佔領了北平近郊，清華大學已經宣告解放。12月13日，南京政府的教育部致電北大校長胡適，說第二天將派專機到南苑機場迎接，並請他邀陳寅恪先生一家同行。胡電清華問訊陳先生的情況，清華告以陳先生已經進城，但不知他住在哪裡。14日午間，胡到我家，問我能找到陳先生否，我答以可能找得到。隨即到俞大縝教授處問明陳先生的大嫂（陳師曾先生遺孀）的住處（現已忘記，仿佛是東四北禮士胡同某號），我估計陳先生一家必在那裡。到那裡果然看到了陳先生，我把事情原委說了之後，便問他是否肯與胡同走。他答說：「走。前許多天，陳雪屏曾專機來接我。他是國民黨的官僚，坐的是國民黨的飛機，我決不跟他走！現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按：到北平迎接胡的專機乃是由教育部派出的，而胡適又畢竟不是國民黨官僚；於此也可看出，陳先生總是要儘可能與國民黨保持距離）
他本說，稍事午休即僱車前去東廠胡同胡宅，要我先回胡宅復命。我到胡家，胡即告以專機已到機場，深恐陳先生到遲了便趕不及了。不料說話間陳先生的全家便已到來。胡陳兩家立即乘北大汽車出發。不料到宣武門時，城門緊閉，守門軍隊不肯放行。胡用電話與傅作義聯繫，亦未找到傅的所在。遂又原車返回東廠胡同。這天晚上，陳先生全家都宿於東廠胡同，準備明早再走。我去與陳先生話別，他向我說：「其實，胡先生因政治上的關係，是非走不可的；我則原可不走。但是，聽說在共產黨統治區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體多病，離開美國藥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胡在晚間與傅作義通了電話，約定明早到中南海他的司令部換乘他們的汽車，又經傅下命令給宣武門的守衛部隊，遂得抵達南苑機場而飛往南京。
（鄧廣銘《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閉幕式上的發言》，載《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頁；張求會按：「俞大縝」，原書誤刊作「餘大縝」）
兩相比照，疑點浮現：1948年12月14日夜間，鄭天挺是否與鄧廣銘同在胡適寓所？陳、鄧、鄭三人是否「徹夜長談，幾乎沒有睡覺」？謎底，看來只能留待「日記」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