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研究緣起
教育是實現社會流動的主要途徑，但教育分層或教育代際流動相關研究發現，教育作為弱勢階層向上流動的關鍵，在緩解或改變因出身導致不平等的同時，又因不同社會階層家庭資源、教育投入的差異，重塑不平等[1]。拉魯在其著作《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中指出不同階層家庭教育投入的差異導致子女在發展上的不平等[2]，如中產階級家庭投入很多時間和精力參與子女的教育和生活，工人階級家庭與貧困家庭相對則讓子女自然發展，很少參與子女的教育活動。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學者指出家庭背景是影響學生發展和教育獲得的重要因素，是教育和社會不平等的再生根源，甚至可能比學校的影響作用更大[3]，而家庭背景之所以影響學生教育獲得，是因為不同社會經濟文化背景的家庭在子女教育物質和金錢投入、時間和精力投入等方面存在差異[4]。並且社會學研究認為，家庭對學生發展產生影響的途徑有兩條:1.通過經濟資源投入為子女提供有差異的教育機會，如正規學校裡的「名校」「重點校」和校外有償性教育服務「影子教育」(即課外補習);2.通過父母教育參與和行為支持，影響子女的學習行為和態度，最終影響學生的發展[5]。這與教育經濟學中的投入與產出視角不謀而合，學生的教育獲得或教育成就與父母教育行為(parenting)的投入有關，家庭教育投入包括經濟、時間和精力的投入[6]。所以，對家庭教育投入的研究，是打開家庭背景影響子女教育獲得以及教育再生產「黑箱」的關鍵鑰匙。而揭開家庭教育投入對青少年發展的作用機制，對家庭做出理性的教育投入決策，乃至實現弱勢階層教育獲得代際流動都有重要意義。
以往關於家庭教育投入的研究多聚焦於「父母參與」「影子教育」「文化資本」等單一維度，較少將家庭教育時間投入和經濟投入納入到同一研究框架。而家庭教育經濟投入和時間投入往往同時存在，不同階層家庭子女教育經濟投入和時間投入之間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家庭教育的經濟投入和時間投入對青少年的影響以及作用大小等都值得探討。本文將基於CEPS2013—2015年追蹤數據，分析家庭教育投入階層分化的同時，探討家庭教育的不同投入形式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
02. 文獻綜述
家庭教育投入並沒有統一的概念界定，既被稱為家庭教育投資(family educational investment)，又被稱為家庭投入(family inputs)。關於家庭教育投入的狹義理解，是基於早期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指家庭在子女身上的教育消費[7]，國內指子女在經濟尚未獨立時接受各級各類學校教育的費用[8];廣義概念包含多重內容，既包括教育支出、物質投入等貨幣性經濟投入，也包括父母時間和精力的付出等非貨幣性投入[9]。本研究將刨除學校教育支出，聚焦校外家庭教育投入如影子教育、文化資本等經濟投入和社會資本中父母參與等時間投入。
1.家庭教育經濟投入的階層分化和影響效應:影子教育和文化資本
影子教育即課外補習，是我國近年來熱度很高的家庭校外教育經濟投入的典型代表，因其補習內容和規模依附於正規學校的教學內容和學生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得名[10]。由於並不是所有家庭都有機會獲得影子教育機會，而引起諸多關於影子教育是否提高學生學業成績和升學機會、是否影響學校教育、是否擴大教育和社會不平等學術爭論[11][12][13]。雖然國內研究多聚焦影子教育影響效應的分析，並且沒有得出統一的結論，但影子教育會促進學校教育系統中的社會不平等，擴大不同階層和城鄉學生在獲得教育機會、教育資源和教育結果上的差距，並成為階層和城鄉不平等在代際間維持並傳遞的重要渠道[14][15]。鑑於課外補習市場的消極影響，我國2018年開始大力推進校外培訓機構的治理和整改，雖然父母對影子教育消費抱著警惕的態度，但在迫於教育和社會的競爭壓力，並找不到「替代品」的焦慮情況下[16]，大部分家長還是盲目為子女購買影子教育服務。而對三無培訓機構的治理，可能導致較高質量補習機構供不應求，價格上漲，而弱勢階層學生群體參加課外補習概率會更低。如果實證研究表明父母參與等時間投入比影子教育對學生發展產生更為積極的作用，或可以對焦慮的父母做出有理有據的正確引導，讓家長理性做出課外補習決策的同時有效推進校外培訓機構的治理。
經濟投入中的文化資源研究多內嵌於布迪厄文化資本在學生發展和教育獲得的影響研究中。布迪厄最早提出文化資本的概念，他認為文化資本是一種基於對文化資源的佔有的資本，有三種形態:一是內化於身體的形態，體現在人們根深蒂固的性情傾向和外在體態;二是實物的形態，主要體現在書籍、圖片、詞典、儀器等文化物品之中;三是制度化的形態，主要體現在教育學歷[17]。部分學者將文化資本概括為文化資源(cultural resources)[18]，既包括文化作品，也包括父母的閱讀習慣和閱讀活動、營造的家庭氛圍、學生校外高雅活動的參與等。國內學者從最初將文化資本理解為父母的教育程度，逐漸擴展到家庭的文化資源、文化活動參與和家庭的文化氛圍等[19][20]。布迪厄等在1990年關於文化再生產理論探討中認為家庭背景好的上層階級子女的文化資本更多地從家庭中獲得，家庭背景差的下層階級的子女因家庭文化資本不足而從學校中習得文化資本[21]。孫遠太對上海城鎮居民的實證研究對文化再生產理論進行了驗證，並且得出低教育和低收入家庭更多藉助父母對子女普通教育活動的參與營造文化氛圍來實現教育階層流動，高教育和高收入家庭通過購買書籍、高雅文化藝術品等物質投入，以及高雅文化活動參與營造文化氛圍實現文化再生產的結論[22]。可見，文化資本實現教育代際傳遞一方面是通過父母的經濟投入購買文化資源，另一方面通過父母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影響子女成長。囿於數據可獲得性，本研究文化資本聚焦實務形態的書本存量和父母閱讀習慣營造的文化氛圍展開討論。
2.家庭教育時間投入的階層分化和影響效應:社會資本
家庭教育時間投入是探究弱勢階層家庭如何通過家庭教育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關鍵，也是挖掘時間投入能否削弱家庭背景對學生教育獲得的影響，實現「寒門出貴子」的途徑。關於時間投入的研究多聚焦於基於科爾曼社會資本理論的父母參與。
科爾曼認為在教育獲得中起重要作用的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閉合(social closure)，即父母與子女之間形成的一種網絡聯繫結構。當父母參與子女的教育和生活、與小區其他成年人之間的社會交流充分、社會網絡封閉性高時，子女就會得到較豐富的社會資本，影響其發展[23]。科爾曼指出，父母對子女生活和教育的參與是社會資本的重要表現形式，父母與子女、老師、其他家長之間的交流和互動，形成一種支持性社群，有利於孩子學習與生活信息的交流和傳遞，從而可以監督、鼓勵和促進學生更加努力[24]。部分學者將社會資本分為兩種形式:家庭內部的社會資本，即家長與子女間的直接關係;家庭外部的社會資本，即家長與子女有關的其他群體如教師、子女朋友和其他家長之間的聯繫等[25]。父母參與是科爾曼社會資本理論的核心概念，並且基於不同的社會資本形式，父母參與也分為兩類:基於家庭的父母參與(home-based)，如父母與孩子溝通交流、父母檢查作業指導功課、父母陪伴子女吃飯讀書做運動、父母陪伴參加文化活動等，和基於學校的父母參與(school-based)如父母和教師、同學或其他家長的交流等[26]。
通過父母參與傳遞給子女的社會資本可以為子女提供更多更好的機會，使子女獲得更高水平的教育成就。其中，父母與子女的溝通交流、生活陪伴頻率增加，學生的教育期望、學業自信、努力程度會對學生的學業成績以及高等教育需求有顯著影響作用。而不當的父母參與如父母不恰當的指導學生功課、輔導學生作業可能會對學生的發展產生消極的影響作用27][28][29][30][31]。但是不同階層家庭擁有的社會資本數量並不相同，所以父母參與的形式也可能存在顯著差異，如優勢階層家庭的父母參與會更積極，中間階層的父母會在與教師溝通和參與學校活動時感到更舒適自然，而弱勢階層父母會因不注重教育、對語文掌握不足、沒有足夠動機追求長遠教育成就而較少參與子女的教育[32][33]。國內外關於父母參與對學生學業成績影響的研究較多，並且大部分研究結果表明父母家庭參與如親子交流、親子陪伴和親子活動等，父母學校參與如家校溝通對學生的認知能力和學業成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34][35]。
3.家庭教育投入對學生發展的作用大小比較
家庭教育投入中父母參與等時間投入存在比經濟投入作用更大的可能性。經濟投入有償支付的特點決定了優勢階層(如父母受教育水平、職業地位高，富有的家庭)能為子女購買更多、更高質量的補習服務和文化資源[36][37]，但是不同階層家庭父母參與慣習上並沒有明顯差異[38]。有研究指出，家庭的非貨幣性資源，特別是父母的參與對學生認知能力和學業成績的影響作用要大於家庭的經濟收入[39];家庭的社會資本如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溝通交流、家校溝通和志願活動等對子女教育獲得的預測作用大於經濟資本[40];並且科爾曼認為布迪厄文化資本中的文化資源是一種「封閉性網絡」，需要父母與子女密集的交流和互動才能傳遞給子女的下一代，否則文化資源以及經濟資本都無法實現循環再生產[41]。因此，相較於物質和金錢投入，父母的時間投入可能是影響子女發展和教育獲得的主因[42]。通過子女交流互動內化於家庭成員之間的知性和情感不僅可以較少受到外部社會環境的影響，對教育獲得和教育不平等也會產生持久而穩定的影響[43]。一旦父母參與子女學習、生活和教育活動等時間投入對子女教育獲得的影響作用更大，低階層家庭則可以通過改變自己的教育參與行為，促成子代的教育流動。
基於以上文獻綜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03. 研究設計
1.數據和變量說明
本研究使用全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2013—2014、2014—2015兩期追蹤數據對家庭教育時間投入、經濟投入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影響進行分析。CEPS於2013—2014學年在全國隨機抽取28個縣級單位(縣、區、市)，112所學校中的438個班級，共約2萬名學生，2014—2015學年成功追蹤到2013年七年級學生，最終匹配成功的學生有9449名。
因變量為學生2014年語文、數學、英語三科平均成績。主要解釋變量為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影子教育。其中社會資本包括家庭內部的親子陪伴、親子活動、親子交流、親子督導，和家庭外部的家校溝通、家長會、父母與其他家長交流等。文化資本既包括父母時間投入—閱讀習慣，也包括經濟投入—書本存量。影子教育則包括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學業補習和周末學業補習。
親子陪伴包括父母和孩子吃晚飯、看電視頻率;親子活動包含父母陪孩子看書、做運動、參觀博物館科技館動物園等、外出看演出體育比賽電影等頻率，親子陪伴和親子活動選項為1=從未，2=每年1次，3=每年2次，4=每月1次，5=每周1次，6=每周2次及以上;親子交流包括父母主動與孩子討論學校發生的事情、與朋友和老師的關係、孩子的心情、心事或煩惱頻率，選項為1=從不，2=偶爾，3=經常;親子監督包括父母檢查作業、指導功課的頻率，選項為0=從未，1=1~2天，2=3~4天，3=幾乎每天;家校溝通包括這學期家長主動聯繫老師、老師主動聯繫家長的頻率，選項為1=從未，2=1次，3=2~4次，4=5次及以上;家長會指這學期以來家長是否參加過家長會;與其他學生和家長交流包括父母認識和孩子常在一起的朋友、朋友的家長情況，選項為0=不認識，1=認識一部分，2=全都認識。文化資本包括的書本量指家中的藏書量，選項為0=很少，1=比較少，2=一般，3=比較多，4=很多;父母閱讀習慣指家長是否有讀書、看報紙的習慣，選項為0=從不，1=偶爾，2=經常;影子教育則具體分為學生是否參加工作日補習和周末補習，0=沒有參加，1=參加。
控制變量包括個體層面個體特徵、家庭背景和學校特徵變量。個體特徵包含性別、戶口、是否獨生、前期能力、家長和自我教育期望、家長對學業成績的期望等變量;家庭背景包含家庭經濟水平、父母最高受教育水平和最高職業地位;學校特徵包括學校所在地級別、學校所在地類型和學校排名等。
2.研究方法
首先，本研究採用卡方檢驗和F檢驗等描述性統計方法分析不同家庭背景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影子教育的現狀和差異;其次，採用普通OLS回歸分析不同家庭教育投入如父母參與、文化資本和影子教育對青少年學業成績的影響效應，並用夏普裡值(Shapley)分解技術分析家庭教育經濟和時間投入對青少年學業成績差異的影響作用大小。最後，通過加入家庭背景如經濟水平、父母職業地位、受教育水平與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影子教育各指標變量的交互項，分析家庭教育經濟和時間投入對不同階層家庭青少年的學業成績的影響是否存在異質性。
04. 研究結果
1.描述性統計分析
由表1可知，優勢階層家庭如經濟水平高、父母職業地位高、父母受教育水平高的家庭的子女平均學業成績顯著優於弱勢階層家庭，如困難、工人、高中及以下青少年群體的語數外三科平均成績顯著低於富裕家庭、上層職業地位、研究生學歷家庭青少年10分左右。
不同家庭背景在教育經濟投入和時間投入方面存在顯著差異，中產及以上優勢階層家庭在家庭教育經濟投入和時間投入方面都顯著高於貧困、工人、高中及以下弱勢階層家庭。中產階層家庭和優勢階層家庭則在家庭教育時間投入部分維度，如親子陪伴、親子交流、家校交流、家長會參與、與其他家長和青少年的交流等，沒有顯著差異。另外，在親子陪伴維度，高學歷和低學歷父母參與沒有顯著差異。
2.不同家庭教育投入對青少年學業成績的影響效應和作用大小比較
通過模型1回歸結果(表2)可知，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參加學業補習對青少年學業成績有顯著負向影響作用，而周末補習對青少年學業成績有顯著正向影響作用。文化資本書本量和父母閱讀習慣對青少年的學業成就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書本量越多，父母閱讀頻率越高，青少年的學業成績越高。家庭內部社會資本如親子陪伴、親子交流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參與頻率越高，青少年的學業成績越高;親子監督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作用。家庭外部社會資本如家長會、家長交流對青少年學業成績沒有影響，家校交流溝通頻率越高青少年的學業成績越低。
通過夏普裡分解技術對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課外補習對青少年學業成績作用大小進行比較(表3)，研究結果表明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對青少年平均成績的解釋率都高於課外補習，其中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對青少年學業成績差異的解釋率為6.94%、6.10%，而課外補習對青少年學業成績的差異解釋率只有2.58%。分指標比較結果顯示，家庭內部社會資本(5.82%)對青少年學業成績差異解釋率明顯高於家庭外部社會資本(1.43%)，其中親子交流和溝通的影響作用最大，解釋率為3.82%。文化資本中書本存量(4.31%)對青少年成績差異解釋率高於父母閱讀習慣(2.53%)。周末學業補習(1.86%)對學業成績差異解釋率高於工作日補習(0.38%)，但明顯小於親子交流、書本量和父母閱讀習慣對青少年學業成績的作用。
3.家庭教育投入對不同家庭背景青少年學業成績的異質性影響效應
通過模型2至模型4的交互項分析結果可知(表2)，家庭教育投入部分指標對不同家庭背景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有顯著的異質性作用。
家庭經濟水平方面，只有親子監督和家校交流對不同經濟水平家庭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有顯著異質性影響作用，其中親子監督與家庭經濟水平交互項顯著為負，說明親子監督對青少年成績的消極影響作用隨家庭經濟水平的降低而減小，即對富裕家庭青少年成績的消極影響作用更大，對困難家庭青少年成績消極影響作用小;家校交流與家庭經濟水平交互項顯著為正，表明家校交流對青少年成績的積極影響作用隨家庭經濟水平的降低而減小，如學校交流對富裕家庭青少年成績積極作用更大，而對困難家庭的積極作用小甚至有負向作用的趨勢。
父母職業地位方面，書本存量和家長會對不同職業地位家庭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有顯著的異質性影響作用，且家庭書本存量和家長會參與對青少年成績的積極影響作用隨著父母職業地位的降低而增加。
父母教育水平方面，周末學業補習、書本存量、家長會、與其他家長和青少年的交流對不同受教育水平父母家庭青少年的學業成績有顯著的異質性影響作用，其中父母受教育水平與周末學業補習、書本量、家長會的交互項顯著為負，與校外家長交流的交互項顯著為正，即周末學業補習、書本存量、參加家長會對父母學歷為高中及以下的青少年的成績的積極影響更大，而校外家長交流對父母學歷最高的青少年的成績的積極影響作用更大。
05. 結論和討論
本研究利用中國教育追蹤調查(CEPS)兩期追蹤數據，基於教育投入與產出視角分析家庭教育經濟投入，如影子教育、文化資本，時間投入，如社會資本，對青少年學業成績影響效應和作用大小，並探討家庭教育投入的階層差異，及其對不同家庭背景青少年的異質性影響效應，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1.家庭對子女教育的經濟投入和時間投入存在階層差異
相較於弱勢階層家庭，中產及以上階層家庭的父母不僅花費更多的經濟投入為子女購買校外教育服務和教育資源，還會投入更多的時間陪伴子女。如經濟水平中等、富裕，父母受教育水平本科及以上，父母職業地位中層及以上的中產和優勢階層家庭，在家庭教育經濟投入和時間投入方面都顯著高於家庭經濟困難、父母受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下學歷、工人和農民的弱勢階層家庭。
2.家庭教育的時間投入是影響子女學業成績的主因
相較於經濟投入，家庭教育的時間投入是影響子女學業成績的關鍵因素。社會資本對青少年的成績差異解釋率最高，文化資本次之，課外補習的解釋率最低。這與何瑞珠等人的研究結論相似[44]，家庭的社會資本尤其是親子交流和溝通等父母直接作用子女身上的時間投入對青少年的學業成績積極影響最大，彰顯了父母參與的力量。文化資本中的父母閱讀習慣也在青少年成績提高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積極角色，並且親子交流和父母閱讀習慣等是對青少年成績有積極影響且作用最大的時間投入，對不同家庭背景青少年成績沒有異質性影響作用。說明弱勢階層家庭可以通過改善父母參與、培養閱讀習慣彌補因家庭背景不足對青少年發展產生的消極影響[45]。但是，社會資本中父母檢查作業、指導功課等親子監督行為以及家校交流對青少年的成績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作用，趙延東等人對相似結論進行解釋，認為可能存在「逆向因果」關係，即學業上有困難的青少年，父母指導作業和功課、家長和教師交流頻率才會更多[46]，當然也可能是因為父母在指導作業和功課時技能和方法不當反而對青少年學業成績有消極影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影子教育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作用因時間安排不同而存在差異，周一至周五的學業補習不僅不能提高還會損害青少年的學業成績。而周末參加學業補習會顯著提高青少年的學業成績。周一至周五的課外補習可能會給放學後仍然要持續學習的青少年帶來學業負擔，讓學生過於疲憊而產生牴觸心理，注意力也不能集中，故不僅不能提高青少年成績還會有消極影響。
3.家庭教育部分時間投入對青少年學業成績的異質性影響作用最為明顯
時間投入中家庭外部社會資本對青少年學業成績的異質性影響作用最為明顯，且存在較大差異。參加家長會對青少年成績的消極影響作用隨著父母職業地位和受教育水平的下降而下降，並且有工人階層、高中及以下學歷家庭的青少年成績隨家長會參與而提高的可能性;而家長與教師交流和家長間交流對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少年學業成績的積極影響作用隨著家庭經濟水平和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可能的原因是:家長會更多是學校統一組織，由教師面向所有家長分享和交流青少年的教育信息，並不與家長單獨交流和溝通，這對於弱勢階層家長來說是比較好的了解子女現狀的途徑，故弱勢階層家庭可能會從中獲益。何瑞珠認為在家校交流和家長交流過程中，家庭經濟水平差、教育水平低的父母可能缺乏自信，逃避與教師和其他家長的見面交流機會，甚至可能存在「教育機構歧視論」(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theory)，即教育系統的階層化意味著教師或多或少會對弱勢階層家庭的父母不那麼友善[47]，這就導致家長從與教師和其他家長交流中受挫，從而將這種負面情緒傳達給學生，阻礙學生發展。另外，周末課外補習和家庭書本存量等經濟投入對優勢家庭青少年學業成績存在負向影響作用，對弱勢階層家庭青少年學業成績有正向影響作用趨勢。可能的解釋是存在邊際影響作用，即最沒有機會參加課外補習和購買更多書本的家庭子女，一旦有機會獲得會更加珍惜，反而能夠從中獲益更多。很遺憾的是，周末課外補習機會獲得和書本存量都受家庭背景的約束，並不是弱勢階層的理性投入選擇。
最後，不同階層父母要充分考慮時間和經濟投入的成本和收益，做出理性教育投入決策，如弱勢階層家庭可以通過多陪伴子女、多與子女進行交流和溝通的時間投入，或多購買書本、培養自己閱讀習慣等方式積極影響子女學業發展，而優勢階層家庭父母除了可以通過親子陪伴和交流的方式，還可以通過與教師和其他家長溝通交流的方式促進子女發展。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2019年度青年課題「社會分層視角下我國家庭教育投入行為研究:影響效應和理性決策分析」(CFA190251)階段性研究成果]
李佳麗: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講師
何瑞珠: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文章授權轉載自中國青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