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地區招募新獻血者的能力並不弱，但保留能力的確已成為確保血液安全穩定供應的短板。圖/IC
宮濟武已經記不清清理了多少血販子噴塗在廁所和走廊牆上的廣告了。
他是北京醫院輸血科主任，也是北京市輸血質量控制和改進中心的負責人。
在宮濟武看來，2016年春節以來的血荒似乎有點嚴重。他所在的北京醫院開出了十多張互助獻血單，以往一年也就一兩例。
《中國新聞周刊》梳理媒體報導發現，僅2016年春節以來，就有江蘇、安徽、河南等省份多個城市出現「血荒」，有的醫院甚至停掉了80％的擇期手術。
「全國70個大中城市，缺血的有五十多個。」一位血站負責人如此表示。
在一些醫院，互助獻血的比例甚至達到了手術用血量的80％。「在我們醫院，八成以上的互助獻血都是血販子在操作。」一位北京三甲醫院的醫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血荒的背景下，原本被法律所禁止的血液買賣，在其投下的灰色影子裡野蠻地生長。
用血告急
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骨關節科病房內，李惠澤（化名）正在等待第二天的膝關節置換手術。她今年63歲，身體就像一塊運行多年的機械錶，各部位零件都吱溜作響，膝蓋位置尤甚，一走路就「鑽心地疼」。
這已經是李惠澤第二次入院，手術原本安排在上周。手術前一天，她的配血申請被血庫退了回來。「醫生說O型血庫存不足，手術要延期。」李惠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李惠澤有點不放心，看到護士和醫生就會問一句：「明天手術確定能做嗎？」心情忐忑的她隱約意識到，周圍有一種難以言狀的緊張情緒。
置換一隻膝關節，需要為患者準備200cc備用血，李惠澤兩個關節都需要置換，要準備400cc。平時，對於每天要實施15臺左右此類手術的骨關節科來說，這點血並不算什麼。
然而，現在一個月內，科室內大大小小的手術已經停了一百多臺。「很多情況都是第二天要做手術，血庫通知我們沒有血。」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骨關節科主任醫師林劍浩嘆了口氣，頗為無奈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種日子太熬人。」
最能感受到這種緊張氣氛的要數科室的住院總醫師劉強了。27歲的劉強，是科裡的「大管家」，從病人會診到安排手術，科內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經過他的手。
早上9點鐘，劉強就開始安排下一期的手術。他對此並不陌生。以往，他只要根據病人的病情、手術室排班以及主治醫生的時間安排就可以，如今，這卻變成了件「燒腦」的事情：需要衡量每臺手術的用血量，儘量把不需要用血的手術往前排。
10點鐘左右，劉強將下批14臺手術的配血申請信息發送到血庫，等待12點鐘血庫的信息反饋。「最慘的時候，所有的配血申請都被血庫打了回來，有二十多臺。」劉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不僅骨關節科，全院幾乎所有要用到O型血的手術都被暫停了。
劉強甚至專門去了一趟醫院血庫，希望血庫能夠考慮病人病情緊急的情況，多調點血來。結果溝通了半天，只帶回來一句話，「O型血的病人，儘量不要收。」
在劉強的桌子上，放著一沓住院單，每張紙條的左上角都標註著病人的血型。這是醫院為緩解用血緊張所想的辦法——根據血型來選擇病人入院。「這兩天O型血不緊張了，血庫又說不要收B型血的病人。」劉強有點無奈，但還是挨個打電話通知病人暫時不要來住院。「來住院也是乾等著，還不如在家裡待著。」
血庫人員也有自己的委屈：現在獻血的人少了，分配到醫院的血也少了很多！
也會遇到不好打交道的患者。「不少患者家屬衝著我們嚷嚷，非要馬上做手術，談不攏就要去找我們主任，可找主任也沒有血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一位護士向《中國新聞周刊》抱怨，「頭都大了兩輪。」
用血告急的狀況，如同瘟疫一樣，迅速席捲了全國各地。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等多地血庫庫存量已在警戒線之下，有患者一個月內手術被推遲了6次。醫生們對這種春節後的緊張情形，已經習以為常。
在北醫三院肝臟外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一兩次肝臟切除手術因為缺血而停掉。「這種狀況持續了很多年，沒有血，手術只能拖著，或者就是家屬去互助獻血。」北醫三院普通外科主任醫師修典榮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而在位於河北燕郊的燕達陸道培醫院裡，幾乎所有的用血都是靠互助獻血來實現。「每天醫院公共的血小板最多只有10個，卻有三百多個病人在排隊。」燕達醫院陸道培血液腫瘤中心副主任醫師張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飲鴆止渴的互助獻血
李婷（化名）討厭紅色，她想要把紅色從世界中剔除。不穿紅色的衣服，不染紅色的指甲，甚至放棄了最愛的紅褐色的可樂。然而，她的生存又需要靠紅色維繫著。
李婷今年19歲，是一個重型再障性貧血的患者。這是一種因骨髓造血功能衰竭，導致血細胞減少的疾病。李婷血紅蛋白水平不到正常人的一半，每10天左右，她就需要輸一次紅細胞。
每輸一次血，李婷就會在紙上畫一筆，如今，她已經寫了兩個「正」字。每當她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看到紅色的液體從塑料管裡緩緩流進身體的時候，她就能想到父親李峰（化名）焦灼的眼神和嘴上的一串火泡。她知道所有的血都是父親以高價從外面買來的。
李婷每次需要輸血的時候，李峰都會走到病房門口，小聲地打電話，有時候，可能要打不止一個。這個電話所關聯的就是所謂的「互助獻血」，電話的另一頭，則是血販子。無償獻血無法解決的血荒，帶來的直接後果是互助獻血名義下黑市的猖獗。
互助獻血，顧名思義就是受血者可以通過互助的方式及時得到用血。1998年頒布的《獻血法》用短短54個字賦予了其合法身份：「為保障公民臨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國家提倡並指導擇期手術的患者自身儲血，動員家庭、親友、所在單位以及社會互助獻血。」
不難看出，從一開始，互助獻血就被列為無償獻血的一種補充方式，是一種應急手段。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互助獻血的概念開始變味，不再是保障急救用血，而是「大小手術用血都去互助」。許多地區甚至制定了臨床人員開展互助獻血工作的業績考核與評機制，醫療單位被要求「互助獻血量不得低於本單位當月用血量的20％」。
「變了味」的互助獻血再次喚起了人們在這一政策制定之初就存在的憂慮：如何界定互助獻血者的身份，這是否會給不法分子帶來一個可鑽的空子，從而導致「黑市」的存在。
在很多醫生的印象中，這種讓人憂慮的方式真正使用是在2009年臨床用血出現緊張之後。在隨後的7年裡，事實證明當初人們的擔心是對的。
「在我們醫院，80％以上的互助獻血都是血販子在操作。」北京某三甲醫院的一位醫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骨髓移植病房，幾乎所有的病患家屬都跟血販子打過交道。「孩子要輸血，醫生說血庫缺血，開了單子讓我們去互助。」2015年下半年，李峰帶著女兒到這裡接受治療。當時，初來乍到的他還不明白互助獻血的涵義。
如今，他已經能夠相當老練地跟血販子打交道。「只要一個電話，血販子就會來取互助單。告訴他孩子的姓名、樓層和病床，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李峰還會熱情地向新來的病友推薦靠譜的血販子。
在李峰的手機裡，存著六七個血販子的電話，都只是幾個簡單的姓，雖然打了小半年交道，雙方仍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和李峰女兒一個病房的一位家長則從口袋裡掏出來一把名片給《中國新聞周刊》，上面大多印著「北京市互助獻血中心」「愛心天使祝您早日康復」之類的字樣；或者直接就是「互助獻血」，下面附上一個聯繫號碼；還有的甚至寫著「敬請保留，以備後用」。
「我們病房裡的人來自三個不同的地區，在北京也沒有親戚朋友，到哪裡去找人互助？只能去找血販子。」李峰給《中國新聞周刊》算了筆帳，「如果從家裡叫人來獻血，算上路費、吃喝用住，其實也不少花。」李峰也曾讓親屬來獻血，但是每次獻血成功的機率都很低，「坐車很辛苦，來了可能水土不服。」
在這家醫院，血販子的出入相當有規律：一般早上10點鐘以前會聚在門診二樓開具親屬證明；11點鐘左右則會到9樓的移植倉發名片，移植倉裡的病人都是用血大戶，11點是病人家屬結群送飯的時刻；下午出現的時候則比較少。
也有買了數十次血卻沒有跟血販子謀過面的人。在河北燕郊陸道培醫院，王振明（化名）已經從血販子那裡買了三四十次血小板，卻一直不清楚跟自己打交道的是誰。「我們通過微信聯繫，血來了就微信付款，也不用開互助單，他們手裡有很多空白的單子。」
對於血販子，王振明甚至有些感激。在來醫院之前，他的父親在山西老家住院。年前血庫缺血嚴重，王振明的父親一直輸不上血，血小板掉到了正常人的十分之一。「我甚至託關係找了地方的領導，都沒有調來血。」
住在同一醫院的張永許則向《中國新聞周刊》展示了厚厚一沓費用單。從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2月25日的71天內，他的兒子共用了37個單位的血小板、14個單位的紅細胞。「一個單位的血小板是500元、紅細胞1200元，30萬的血費，大部分給了血販子。」
春節期間，血販子還漲了價，血小板一個單位要1000元，紅細胞一個單位則漲到2500元。「我們有什麼辦法，只能接受。」 一位家長用手拍打著胸口，語氣中滿是酸楚。
「互助獻血對無償獻血來說是飲鴆止渴。」互助獻血剛開始，北京醫院輸血科主任、北京市輸血質量控制和改進中心主任宮濟武就下了這樣一個論斷，「互助獻血雖然表面上解決了血液緊張的問題，但是對於推進無償獻血事業來說是一劑毒藥。」
武漢市在2011年8月給推行了兩年的互助獻血亮了黃燈，規定任何人要用血，只能等待血液中心和醫院的調配。其中一個原因即是，他們發現，親友互助獻血在實行過程中出現了普遍的買賣獻血證牟利的情況，有悖無償獻血的宗旨。
某血站一位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些醫生甚至為了減小手術壓力讓患者去互助。「比如說肝臟手術，醫院血庫只配給800ml血，醫生會讓患者再去找400ml血，稱『不然手術做不了』。」
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以下簡稱「血液中心」）曾對2009年到2012年的互助獻血人群進行統計，他們驚訝地發現，互助獻血人群的HIV感染率比同期無償獻血人群高一倍。「來互助的群體不穩定，且大多是無業游民。」因此，2014年以後，國家衛計委開始在全國血站推廣核酸檢測技術，以控制病毒的傳播。
2015年，衛計委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血液管理工作的意見》，要求各地加強互助獻血管理，原則上僅在稀有血型和急救用血等情形下啟動互助獻血，不斷降低互助獻血率。此時，北京的互助獻血比例剛由3.6％上升到6％。
暴利的販血生意
王明（化名）是第一個抵達牡丹園一家超市的顧客。超市剛一開門，他就迅速走到了超市地下一層的快餐區。最近幾天，他大部分時間都耗在這裡。
王明是一個血販子，也有人叫他「血頭」或者「板哥」，這與他的業務有關係：販賣血和血小板。王明出生於1992年，身高不足一米七，兩隻眼睛被脂肪包裹著；他身著深色的牛仔褲，和紅灰相間的羽絨服，看起來敦實又不乏機警。
王明來這裡的目的是等待所謂的「獻血者」，並將他們轉手給別的血販子，以賺取差價。「兩會期間，北京紅十字血液中心門口查得嚴。」王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王明落腳的超市距離血液中心只有五百多米的距離，「行動起來方便又安全」。
大概過了半小時，一位穿著藍色羽絨服的禿頭男子將七八個「獻血者」帶到就餐區，零零散散佔滿了兩張桌椅。其中一個人還提著一袋饅頭，一看就是個「老手」：獻血前不能吃油膩的食物，否則指標不合格，可能白來一趟，但什麼時候能獻上血往往沒有準點，帶點食物以防萬一。
禿頭男子叫李平（化名），今年35歲，跟王明是老相識，兩人曾經一起到全國各地放高利貸。「做這行，就需要有點人脈。」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河南鄭州，他曾經發展三百多人一起做高利貸。
QQ也是發展「獻血者」的一個重要渠道。剛入行的血販子會加入不同的QQ群，發布徵集獻血的信息，內容大致如下：招互助獻血人員數名，單子在手，來了就可以獻，獻完就結錢，靠譜，400cc，換600大洋，不磨嘰，聯繫電話……，也有講究點的血販子會標註「穿戴整齊、乾淨」。
「群裡多是外來務工者，或者是不務正業的人。」談論這些人時，李平語氣中充滿了不屑。「我和他們可不一樣，我也就是偶爾賺點外快。」李平緊忙補充了一句，掏出火機，點燃了一根煙。為了拉活，他加入了至少有三百個獻血群。
王明開始不停地打電話。內容主要是：單子什麼時候來？他口中的單子是醫院開具的互助獻血申請單，這是「獻血者」的身份證明，證明其為患者的家屬或者戰友、同事等。
一般來說，一張申請單需要有醫院輸血科以及醫務處、患者以及患者家屬、獻血者三方的籤字方能生效，以此證明患者和獻血者的關係。王明要等的就是這張單子。他早已經將「獻血者」的信息發給在醫院等候開具證明的血販子，只要單子一到，「就不用待在這擁擠和充滿發酵味道的地方了」。
合作是血販子必要的工作方式。血販子很少單獨行動，他們有著明確的分工：負責招「獻血者」的，在醫院發小廣告的，專門開互助獻血單的，還有聯繫用血病人或者家屬「接單子」談價的。當然，也少不了幾個放哨的，盯著醫院保衛科的人和警察，防止被抓，同時關注「獻血者」的動向。
這些人，根據不同的分工和層級，從獲利中抽取報酬。一個血販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最底層招人者一般也能每人次獲利100元錢。「混得還可以的一年起碼能賺四五十萬，刨去吃穿用住玩，起碼能剩20萬。」
他繼續向《中國新聞周刊》舉例，「200cc血起碼能向家屬開到1000元，很多家屬都要上千毫升。以2000cc為例，向患者開價1萬元，如果找5個『獻血』者，刨去每個人500塊錢的報酬，剩下的7500元就是利潤。」
很多血販子都是從獻血者發展而來的。血販子決定是否將一個人發展為下線，主要看其能力。「我需要什麼血型的人，他能夠馬上找到，就是有能力，就能夠當作發展對象；反之，你跟他要兩回人都沒有，就不要搭理他了。」上述血販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眼看過了11點，互助單還沒有來。來獻血的人不免有點著急。「饅頭哥」已經坐不住了，開始邊啃饅頭邊同旁邊的人聊天。
「饅頭哥」是福建人，剛滿27歲，從一個專科院校畢業後，輾轉來到通州馬駒橋打零工。「兼職當保安，一天也能賺200塊錢，馬駒橋房租便宜，二百多就能住不錯的房子，有窗還乾淨。」
這已經是他第五次來獻血。「以前在學校無償獻血啥都不給，來這裡卻能賺幾百塊錢，都是正規地方，為什麼不呢？」趁人不注意，他將一隻腳藏到凳子底下，試圖掩飾他那雙已經髒得發灰的板鞋。
「饅頭哥」已經計劃好了下次獻血的時間，「到時候能賺這個數。」他伸出了倆手指，其他人瞬間心領意會了，這代表2000元。
「互助單開下來了。」王明的話讓等得不耐煩的獻血者瞬間精神振奮起來。他指著「饅頭哥」和他旁邊的一個人說，「你倆先到西直門的北大人民醫院找這個人拿互助單。」王明拿著「饅頭哥」的手機，輸入了一個號碼。
「饅頭哥」盯著王明，沒有動。王明瞬間明白了，「饅頭哥」轉氨酶水平偏高，這是血液檢測的必要項目，王明遞給了他一粒藥，據說可以降低轉氨酶的水平。
獻血者裡戴著口罩的男生突然咳了起來，他看起來蒼白無力，一直安靜地坐在那裡不說話。王明好像覺得有點不妥似的，衝著那人喊了句：「你到日子了嗎？」
《獻血法》規定，兩次獻血間隔時間不得少於6個月，但是總是有人沒等到間隔時間結束就報名。這讓血販子煩心，因為拿到每個互助單要給負責開單的血販子200塊錢，檢查通不過意味著浪費互助單不說，還增加了暴露的風險——普通人是不會半年內多次去獻血的。
他們也有一些解決的途徑。儘管北京市的供血機構已經實現了全市獻血者的信息共享，但是跨地區的聯網並沒有實現。「很多時間不到的人或者在北京查出有疾病記錄信息的人，就安排去廊坊、燕郊，甚至天津。」
血液營造的江湖，遠沒有那麼簡單，有些時候為了獻血甚至會流血，血販子之間經常為搶地盤發生械鬥。王明的領地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和積水潭醫院，這是「用命拼出來」的規矩，他不能去別的醫院拉活，別人也不能侵佔他的領地。如果超越了範圍，「那只能打一架了」。甚至，有些血販子更集中的醫院，則將領地細分到科室。
不少血販子被別的血販子威脅過。「他們把刀架在我老公的脖子上，讓我們不要再幹了，如果繼續做下去，就每年上繳5萬塊錢。」一個血販子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而在面對外界時，他們又是團結一致的。在燕郊血站，經常有血販子聯合起來去阻止病患家屬之間的互助獻血。一位家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多次家屬之間組織互助，都被血販子攔在血站門外，最後只好報了警。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一）》規定了組織賣血三人次以上的、非法獲利二千元以上的、被組織賣血的人的血液含有愛滋病病毒、B型肝炎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等5種應予立案追訴的情形。
「追訴標準已經設置得很低，但是依然難以給血販子定罪，這也是其猖獗的原因。」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公訴處檢察官王兆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血販子的行為涉嫌刑法中的非法組織賣血罪，但在她經手的案子中，血販子被追究刑事責任大多是因為彼此間惡性競爭導致的尋釁滋事、故意傷害、聚眾鬥毆等。
「很難以非法組織賣血罪定其罪名。」王兆華說，「除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外，還要找到買血的人來作證，但他們又不願意得罪血販子。頂多對他們進行治安拘留，血販子本身就是無業人員，出來之後還會回到老本行。」
王明也曾被抓過，出來後，他繼續在血液中心附近活動，只不過變得小心了些。「不幹這個，誰給我錢？」
眼看已經過了下午1點，還有三個獻血者守在餐桌前。王明低頭玩著手機，一點也不著急。這是他們的策略：一次最多只能進兩個人，第一批回來，第二批才能過去，不然容易被懷疑。
誰的責任
猖獗的血販子，讓血液中心副主任王鴻捷煩惱至極，「每天一上班，就看到他們在血站門口晃悠，來得比我們早，走得比我們晚，真『敬業』。」
王鴻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為了打擊血販子，血液中心和公安機關聯合起來，僅2014年就逮捕了一百四十多人。「春節以後，血販子又活躍起來，都是缺血鬧的。」
王鴻捷不喜歡「血荒」這個詞。他理解的「荒」是「絕對沒有」，他更願意用「季節性血液緊張」來形容此時的處境。
王鴻捷跟血液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每年春節前後，是血液中心最難熬的日子。「最慘的時候，北京市血液庫存量只有3800個單位（每個單位200cc），只夠支撐全北京市醫院3天的用量。」王鴻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個時候，對於當日需要供血的醫院，只能「保持庫存，採多少，送多少」。
位於北京海澱區北三環中路的血液中心，是北京最大的供血機構，擔負著北京城六區一百五十多家醫院的供血任務。
「血液緊張與獻血人群的構成有很大的關係。」王鴻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北京80％以上的採血量來自流動人群，特別是外來務工群體，只有不到7％是團體獻血，包括學生和一些其他社會機構。
2014年末，北京市外來人口818.7萬，接近常住人口的一半。春節期間，這個群體大量離京，有數據顯示，離京者不低於500萬。
春節過後，血液中心立即將用血預警通知下發到各個醫院：血液庫存量已經低於4天的最低警戒線，所有的擇期手術請馬上停止。這依然沒有改變血液緊張的狀況。
在這些日子裡，王鴻捷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查看血庫的庫存量。對於這種緊缺狀態，他無奈，但也習以為常。「我們去發動一些學校、事業單位等機構進行團體獻血，但是大都不願意，過年期間，也可以理解。」
在王鴻捷的記憶中，全國開始出現季節性血液緊張是在2010年左右。「總有醫院、病人的打電話過來，朝血液中心要血。」
2012年，時任衛生部醫政司副司長郭燕紅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講話，印證了王鴻捷的記憶：2010年底以來，一些地市出現血液供應緊張情況，個別地方呈現常態化趨勢。
郭燕紅將原因歸結為醫療改革背景下醫療衛生事業的快速發展：2011年全國診療患者達62.7億人次，入院人數為1.5億人，分別比2010年增長了4.3億人次和1124萬人。
王鴻捷認可這種觀點。在他的印象裡，這段時間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增長了近兩萬個。而2011年全國的採血量相比2010年，增長速度僅為5.18％。很多地區甚至出現獻血人次、採血量不增反跌的現象。「醫院建設速度過快，遠沒有考慮與供血的需求匹配。」王鴻捷說。
從那時開始，中國血液緊張的狀況就一直難以緩解。用血緊張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國外也存在季節性缺血的問題。「但為什麼只有中國壓力這麼大？」
一位血站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關鍵還是公民的無償獻血的覺悟不夠。衛計委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無償獻血率為9.5‰，而世界衛生組織指出，人口獻血率達到10‰~30‰才能基本滿足本國臨床用血需求。而在發達國家，這一比例已經達到45.4‰。
2015年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血液管理工作的意見》提出到2015年，獻血率達到每千人口10人次；到2020年，獻血率達到每千人口15人次。
儘管2015年的官方數據還未公布，王鴻捷已經有所預料：2015年獻血人次比2014年僅增長了21萬人次，10‰的目標不可能達到。
「很多人依然覺得缺血是採供血機構的責任，甚至會有人直接說『你們是幹什麼吃的』。」王鴻捷覺得很無奈，「人們的獻血意識不足。現在的情況是生病的人著急，醫療機構也著急，其他的人反而是旁觀者。」
在王鴻捷看來，儘管我國的《獻血法》明確界定了，無償獻血是由政府主導，各部門協調，全社會廣泛參與的一項工作，但現行的政策體系還沒能實現充分引導無償獻血工作成為整個社會的責任。
「必須要設置一定的條件，只有參加了無償獻血的人才可以免費用血，反之則需要出高價。」一位血站負責人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但接著，他停頓了一下，「這很難，對於血液是否應該無償，一直爭論很大。」
供血機構要應對的質疑顯然不止於此。2015年7月份，深圳血站被爆出人均工資福利超過35萬元，雖然事後被闢謠，但再次挑起了公眾對血液機構的質疑。此間，深圳多家醫院出現血荒，手術暫停。
王鴻捷已經記不清多少次被這樣質疑了，但他依然會關注這方面的新聞。「事實上，我們一線護士每月的工資僅三千多元。」王鴻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待遇低的直接結果是血液中心每年的人員流動率達到10％，「不停地招聘，不停地培訓，不停地流失，很可怕。」
按米下鍋
春節一上班，北京醫院輸血科主任、北京市輸血質量控制和改進中心主任宮濟武就讓工作人員將用血預警發到醫院的全部科室：O型血Ⅱ級預警，A型和B型血Ⅲ預警。
和天氣預警一樣，血液也有一套特有的血源庫存預警系統，它是一個儲血機構血液庫存量的直接反映。這個鮮為人知的系統，直接關係著患者的生命，視各個醫院的情況而設定指標。
「在北京醫院的血液庫存預警方案中，Ⅲ級預警表示預期用血在兩個單位以上的擇期手術全部停止；Ⅱ級預警代表擇期手術中要用到某類型血的病人不能再收，相當於霧霾紅色預警。」宮濟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這樣的措施，使得北京醫院平靜地度過了血荒期，互助用血只有十多例。「我們每周從血液中心領取的血並不比別的醫院多。」宮濟武說。
在北京醫院輸血科裡，所有的醫護人員都知道，血庫裡有30個單位的血量，除了宮濟武外，科室其他人誰都沒有權限動用。這是為了保證急救等用血，「如果遇到孕婦產後大出血，這30個單位可能一下就沒了。」輸血科的一個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為了保證合理用血，宮濟武在科室裡專門設置了輸血醫師職位，負責與臨床醫生溝通會診。病人用血該不該輸，怎麼輸，輸多少，都需要經過輸血醫師的同意。每周，他還要將各個病房用血的情況發布出來，包括每個病房的手術量，哪些手術沒有按照輸血科的指令救人，哪些用血不符合規定。
「在輸血科裡，血就是米，必須要按米下鍋，多少米做多少飯，所有臨床用血手術都要跟著血走。」作為北京市輸血質量控制和改進中心主任，對於醫院的用血合理性，他甚至到了「苛求」的地步。
一直以來，宮濟武希望能夠將北京醫院精細化管理的做法推廣到北京市各大醫院，但是效果並不是很明顯。「部分醫院有了庫存就去用，而沒想到節約，沒有血，就只能去互助。」
在北京四十多家三甲醫院裡，能做到精細管理的只有10家左右。一個血站負責人向《中國新聞周刊》抱怨道，「儘管他們給醫院下發了用血警告，告知醫院停止擇期手術，但是仍有醫生不注意，有時候病人都上手術臺了，才打電話說沒有血，只好給。」
在北京，甚至仍有五六家三甲醫院甚至沒有輸血科。「輸血科在醫院的地位比較尷尬，是不賺錢的科室，幾乎不能給醫院增收，不像檢驗、放射、藥品等科室發展得快。」宮濟武說。
在宮濟武看來，要想緩解血荒帶來的影響，一方面要提升各醫院的精細化用血水平，完善血液庫存預警系統，使得供血機構和醫院可以互相透明化，掌握血液流動狀況以及各手術用血狀況；另一方面則是加大無償獻血的宣傳，從體制上強調無償獻血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政府給予無償獻血的宣傳經費並不少，但是起到的作用卻十分有限。」宮濟武說，要更多地考慮中遠期的宣傳，而不只是眼前的街頭招募等，要將獻血的意識普及到學校。
宮濟武頗為推崇日本的用血機制。1997年，他去日本時發現凡是30歲以上的年輕人獻血證上都有自己捐獻的六七十單位的血量。「這種方式有點像存錢，平常的時候為自己積累，用血的時候則從獻血證上消減，也可以借給親戚朋友。」
在宮濟武看來，這是一種「自己救自己的機制」。「無償用血不應該作為社會福利的一部分納入醫療保障，政府可以考慮把醫保中血費報銷的費用投入到採供血機構的建設以及耗材支出上，讓參與無償獻血者，真正無償用血。因身體原因無法參與獻血的則設立第三方的保險機制補償，實現無償獻血的良性循環。」
就在前兩天，王鴻捷還接到了一個來自血販子的電話：少管閒事，這跟你們沒關係。「這怎麼可能跟我們沒有關係呢？」王鴻捷看了一眼血庫的庫存量：6366個單位。長達一個多月的血荒終於要過去了。
而就在3月8日晚上22:45分，張永許的兒子走了。張永許發了一條微信朋友圈：小紫陽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五歲三個月零八天……陪伴張永許的，只剩下一沓又一沓的輸血單。（記者|王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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