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教授閻雲翔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了題為「倒立的家庭與後父權代際性：新家庭主義再探討」（On Inverted Family and Post-Patriarchal Intergenerationality: Neo-Familism Revisited）的講座。本次講座由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馮仕政教授主持，並由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劉少傑教授參與評議。
講座現場。實習生黃羽婷 攝
「爺爺變孫子」，何謂「倒立」的家庭？
何為「倒立的家庭」？閻雲翔首先引用了其專著《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中一位村民對黑龍江下岬村變化的描述——「爺爺變孫子，婦女上了天」。在閻雲翔看來，這句略帶戲謔的話語精準地捕捉了如今家庭生活的「倒立」特徵。原先中國家庭具有的森嚴的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其支點在於輩分、年齡和性別。家庭結構的「倒立」，就意味著家庭關係與家庭生活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結構性變革。
當然，倒立並非是近年來才出現的新現象。閻雲翔追溯，首先，結構的變革起源於新文化運動時期，文化與政治領域的精英一次次自上而下的家庭變革的嘗試。這直接導致了父系權威的消解，也是家庭結構倒立的主要原因；其次，共和國成立後，家庭日益成為管理治理的工具，隨著相關政策的實施，家庭組織也開始向理性化和工具化轉型；第三，文化的濡化（enculturation）或者社會化進程中，知識傳播的形式從縱向傳遞變為橫向傳播。 在子女教育上，長輩以往神聖的地位因為知識的匱乏受到了挑戰，經歷了權威的祛魅；而從社會結構變遷的視野上看，在個體化和全球化的語境之中，今天的個人比以往相比，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和風險，同時，個體的身份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合法化。而在情感、親密關係和倫理等方面，個人遭遇所處於不同情境也引發了全新的爭議、衝突與困惑。
在閻雲翔看來，上世紀80年代或許是家庭結構出現倒轉的最為關鍵的節點。在這一時期，獨生子女政策和人口流動兩者共同加劇了人口結構轉型。第一代獨生子女的出現使得家庭資源分配和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代際關係結構中，祖輩、父輩和孫輩形成了「4-2-1」的倒立格局。另外，這一時期還出現留守老人和隨遷老人，他們或留守在鄉鎮，或隨遷到城市，成為子女關愛的提供者。隔代撫育的模式和漂泊無定的身份使得他們脫離了原本維持權威的語境。
人口結構的轉型也促使原先的父權文化出現了空心化的趨勢，導致了婚後從父居（patrilocal residence）、父系宗族（patrilineal organization）以及父系財產繼承權（ patrilineal inheritance）這三項構成父權制的重要特徵的衰落。
閻雲翔。 高劍平 澎湃資料
從「孝文化」到「後父權代際性」——新的研究視角
閻雲翔接下來對「父權」做了更加清晰的定義和區分。在古典的父權理論框架中，如摩爾根、馬克思與韋伯所指出，父權是代際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即長輩對晚輩所行使的權威（authority）、特權（prestige）與權力（power）。在中國社會，這主要表現為在倫理思想和政治實踐之中的家國同構。而在上世紀60年代，女權主義學者為父權研究引入了全新的視角，他們強調男權在家庭中的統治地位，權力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通過性別不平等的關係來運作的。
現在學界已經達成共識的是，中國的家庭已經經歷了父權家庭的空心化：代際關係這個軸線已經幾乎被完全掏空，有名無實，或者出現了關係的逆轉，即晚輩對於長輩有很大的優勢。但是在其他很多方面，代際關係與性別權力仍然糾纏在一起。閻雲翔以對「母職」（motherhood）的熱議為例，說明，母親在家庭中的地位看似提高，但是似乎仍然與孩子的表現緊密掛鈎。可見，在一些情形中，雖然家庭結構已經「倒立」，但是代際中的父權文化仍然可以通過並未翻轉的性別關係，將某些結構繼續延續下去。
從「父權」到「後父權」時代，舊的「孝文化」框架已經難以研究新的中國社會變革。閻雲翔指出，家庭研究學者需要重新調整自己的視角和方法。作為一個新的概念工具，「代際性」（intergenerationality）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一時期的代際關係的表現形式及其關鍵的變化。相比於孝順，這一表述價值相對中立，沒有預設特定的價值觀。同時，它有著對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關注。主位視角在現有家庭研究理論中往往缺失。強調主位視角，同時也使得其有著對於主觀能動性和互動性的觀察。另外，在傳統父權家庭中，親密關係和情緒被有意識地阻止，因為這會妨礙「孝」的實踐。而引入「代際性」的概念能夠幫助我們探討曾經在孝文化中被忽略的情感紐帶，親密關係、關愛等問題。
同時，「代際性」的引入也讓我們看到「後父權」時代所導致的很多新的社會與家庭問題。比如，親密關係的增加可能會導致個體界限的模糊和喪失，這使得家庭成員之間不分你我，從而不分長幼大小。這使得家庭成員相互幹預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在「替對方著想」的考慮下，可能會導致更多衝突的發生。
在全球化的時代，個體認同並未走出傳統的模式：我們仍然要依靠最親密的人來界定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當失去了過去的制度保護和公共服務之後，這種一體化的認同關係反而加劇了人際之間的緊張關係。
另外，當代孝道危機的確得到了緩解，但是原有理論框架中很難注意到的是子代所承擔的心理負擔。而新形式的心理創傷，比如對於「原生家庭」的討伐也在今天顯著地增加。不僅如此，子代從小接受著加倍的關愛，但也積累著父母所施加的潛意識：「爸媽對你這麼好，之後要好好報答。」這的確培養了子代對於親代的感恩之情，但是很多時候，這種「報答」往往無法圓滿實現，隨之而來的可能就是內疚、不安和憤怒。這些心理和情緒往往超出家庭生活本身，並且通過個人的表達進入到了公共領域。
同時，閻雲翔也提出了「後父權代際性」的概念，以為研究家庭社會關系所開闢的新路徑。隨著很多夫妻婚後居住形式的變化，嫁出去的女兒不再是「潑出去的水」，這背後展示的是母系和父系「雙系」家庭組織的出現。其次，因為母職角色的重新定義，也在促進著傳統家庭結構的重新變遷。另外，代際關係完全有可能突破家庭關係本身，將分散家庭聯結在一起，實現互利共贏。閻雲翔以「彩虹父母」（rainbow parents）為例，這些接受孩子「出櫃」的父母實際也在經歷著道德上重塑自我的過程。當他們面對家中的其他親人，走到社會和街頭，去爭取群體的利益，實際上也在拓展著社會對於同性戀群體的認知。除此之外，自閉症父母，阿茲海默症群體的子代也都在走出家庭，聯結在一起，幫助社會去理解這些少數群體的境遇。這對於公共生活的建設、社會的多元化發展無疑起著積極的作用。
新家庭主義：個體與家庭博弈的動態過程
傳統中國社會中，家庭主義主要表現為個體利益服從家庭利益，個體忠誠投向家庭。這需要依靠家庭內部的等級關係來維持，體現的是長輩對晚輩，男性對女性的權力優勢。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改革者為了建立公民與國民意識，力圖推翻家庭主義對人的束縛。但是，家庭主義及其背後的文化心理並非煙消雲散。閻雲翔提出的「新家庭主義」，是對於歷史和社會生活中家庭問題的某種觀察和總結。這包含四個面向：首先，家庭生活的中心由祖輩轉向孫輩，家庭資源集中到第三代，這是一種「下行式的家庭主義」（descending familism），它衝擊了既有的父權家庭結構原則，也體現了代際之間關於「孝」博弈的複雜過程；其次，代際關係中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親密關係的日益重要，它再次取代夫妻關係，成為家庭關係的主軸；第三，物質主義與新家庭主義形成表裡關係。如今，衡量家庭生活的幸福往往有著明確的物質性指標，如寬敞的房子和轎車，這與傳統家庭主義中對於光宗耀祖的追求有著顯著的區別；最後，在個體幸福與家庭幸福、個體利益與家庭利益被認為同等重要的今天，個體與家庭之間存在著很強的張力。
在新家庭主義的框架和實踐之中，即興發揮（improvisation）是一種新的策略和機制。閻雲翔解釋說，在今天的生活中，我們對於家庭生活「應該」怎麼樣的老「腳本」無法得到完美的演繹，因此不得不進行臨場發揮。但是，在千差萬別的應對方式下，其指向的仍然是被普遍認可的道德倫理準則。其次，代際性在新家庭主義中日益變成一個需要經營的關係。當原有的父權文化逐漸喪失束縛力後，這一關係成為充滿了博弈的動態過程。
在講座後，劉少傑教授進行了簡單的評議。他指出，作為中國社會最基本的單位，家庭在學術研究中也應被放在其該有的地位，並且以此去進一步研究社會建制和變革，閻雲翔教授的視角恰恰體現了這一點，目前，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著複雜的社會變革，考察當代家庭關係的變化無疑是重塑中國社會資本的重要學術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