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文化人類學教授閻雲翔來到復旦大學，通過講述「當代中國的個體與道德自我」，重新叩擊這一當下之問。
相較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如今物質生活可謂豐富，在絕對意義上個體所積累的知識量成倍增加，但為何跟過去相比，生活的幸福感似乎降低了，人生的意義顯得無從著落？
近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文化人類學教授閻雲翔來到復旦大學，通過講述「當代中國的個體與道德自我」，重新叩擊這一當下之問。
圖為閻雲翔
社會整體缺乏耐心，什麼都得趁早
《禮物的流動》作為閻雲翔的成名之作，娓娓敘述了作者十五年來對於下岬村禮物流動的跟蹤調查結果，閻雲翔以此為線索，重建流動之中的人際關係網絡，從而把握非制度化的農村社會結構，以及其中的互惠原則與人情倫理、婚姻交換與社會轉型等方面的問題。
如今，閻雲翔繼續縮小研究範圍，將視野聚焦於主觀領域裡人格的文化建構。收縮的原因或許在《禮物的流動》一書中就可找見端倪，「長期的實地調查和與研究對象的親密友誼使得人類學家更多了一些常識感，更加關注那些乍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常規事件的意義，也更加尊重有血有肉的個體行動者和具體而又多變的生活過程本身，而不是關於生活中的人與事的種種概念。」
圖為閻雲翔《禮物的流動》
「個體化的過程，實際上分兩個部分：一個是客觀的結構性的變化，一個是主觀的價值觀方面的變化。探討個體化有兩個基本途徑：一個是以制度為切入點，著重從制度設計的角度考察結構變化，這是我前面做的工作中所循的重要途徑，關注的更多是公共領域的事情，包括批評『無功德個人崛起』現象等等。但是當考慮制度性變遷的時候，作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個人是不進入考察視野的。所以我轉向另外一種途徑，即以個體為中心，考察每一個個體在劇烈變化轉型中價值觀的變遷以及導致這些變化的機制。」
懷抱這樣的想法，閻雲翔注意到了當前生活中的錯位和弔詭。「在絕對意義上，拿我們現在每一家所擁有的財富來講，跟三十年前相比總量是增長的。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在物質財富的佔有上經歷了一個不斷繁榮的過程。同樣，每一個人的知識積累跟前三十年相比，成倍的增加。但是，絕大多數人都會感到在精神生活領域經歷了一個與之相反的過程。」
「為什麼我們日子過好了，反而感覺更差了，為什麼我們知道的越多了，越覺得自己的精神世界更空虛了。很多人處在糾結的困境以及焦慮的心態中，總覺得背後有什麼在催著你。我感受到的一點是我們這個社會整體缺乏耐心，什麼都得趁早。如果我們始終處在好像背後有鬼在催我們的狀態下，那何時我們才能停下來聞一聞路邊的花香，發現自己生命的意義。導致這些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到底個體的內心世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個體又怎樣應對日益變化的社會，這是我研究的起點，我並不保證自己找到了答案。」
什麼是做人過程中的自我、個體以及關係人？
閻雲翔認為，用「人格」這個詞概括一個人是不很準確的。「英文personhood，一個最簡單的解釋就是the state of being a person，為人的狀況。我認為中文裡『做人』二字足矣，做人不僅是生活中實際經驗的過程，而且它在每個人身上具有經驗式的反映。」
為了更好的探討中國人「做人」這個概念以及對個體的內心世界進行研究，閻雲翔發明了一個新的框架。在這個框架中，閻雲翔把每一個人分成三部分：自我Self（心理的、反思的psychological and reflective）、個體Individual（欲望的、直覺的desiring and intuitive）、關係人Person（社會的、施事的sociological and agentive）。
「我們以前有一個很通俗的比方，做決定時左右為難，這時我們總說腦子裡有兩個小人在打架。我認為我們腦袋裡不是兩個小人，而是三個小人。這是我對所謂做人機制新的通俗化的概括。第一個小人是『個體』，它是欲望、對於自我利益近乎本能的追求，不需要任何教育、刺激，它以近乎生物性的存在寄於身體當中。」
「第二個小人是『自我』，是一種反思性和倫理性的內在，會用倫理價值規範作為衡量事物與自我的標準。當我們懂得捫心自問時，我們義無反顧的把自己和動物區分開來。這種反思的能力以清晰的自我為基礎，清晰的自我會使這個小人不斷發展，經常跳出來觀照其他的小人。這個小人不一定給你帶來幸福，反而會帶來更多困擾。但是一旦有了這個小人，你很難再將它塞回去，它有自我生長的機制。我認為我們很多的困擾與近幾十年來『自我』這個小人的增長有關係，通過觀照自己、審視自我，我們發現物質充裕背後幸福感的缺失。」
「第三個小人是『關係人』，這個小人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採取行動，不斷尋求社會承認。」
圖為講座現場
構建出「自我、個體以及關係人」三位一體的理論框架，閻雲翔坦言自己是站在兩位巨人的肩膀上。「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是一種『差序格局』，我們大家都知道石頭扔到水中產生同心圓水波紋的比喻指的是作為人倫關係的結構，就是社會關係之結構；而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是『倫理本位』。在倫理本位的框架下，中國人的處事為人最重要的原則是互以對方為重。所以，梁漱溟很不喜歡費孝通說中國人是自我中心的說法。」
閻雲翔表示，「費孝通從結構的角度觀察這個社會，他沒有考慮的是內心的世界，價值觀這些東西。而梁漱溟的『互以對方為重』只能在熟人社會下發生，雙方要有一定的人際關係作基礎，所以梁漱溟在此意義上又落回了『差序格局』。」
把費孝通和梁漱溟放在一起基本完整，但閻雲翔認為他們的完整中還是缺了「小人」。「梁漱溟的框架中缺了『欲望個體』，欲望個體在梁漱溟的框架中幾乎不屑於言說，他講的是整個中國文化作為藝術文化的精神因素。」
「『欲望個體』本身就是跨文化的、普世性的，尤其是在資本主義席捲全球，消費主義浪潮成為主導意識形態的今天。是故在此意義上三位一體的框架不只適用於中國。雖然主流的學術界不喜歡這樣大而化之的宏大敘事，適用於一切文化尺度的東西。」
「而費孝通的框架至少缺了一個半小人，『欲望個體』不存在，反思的『道德自我』不存在。費孝通看出的是結構，原因之一，是可能和當時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佔主導地位有直接的關係。道學家式的道德自我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每一個人都習慣於認為自己所信奉的道德標準是最好的，同時也特別熱情的把自己的道德標準強加到對方身上，用自己的道德標準衡量自己觀察到的所有事物。」
閻雲翔介紹，在過去絕大多數關於人格的文化建構的研究中，大家更多的是用其中一個詞指代研究對象的整體。「我努力想做的就是通過三個小人的關係把『做人』這回事講得更清楚。」
「自我」的增長讓幸福感下降，不過這並不壞
「三個小人」在做人進程中如何互動？如今幸福感下降，較之以往錯位、弔詭的現象因由何在？閻雲翔一言以蔽之，「1949年以後到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有一個主線，做人框架中的核心機制是『自我反對個體』，後三十年倒過來變成『自我反對關係人』。而從『自我反對個體』到『自我反對關係人』的轉變，是我們目前所處的種種困境、困擾和糾結狀態的主要原因。」
閻雲翔認為，「中國人的做人是個過程，而且是跟我們生命一樣長的過程，是以有『蓋棺論定』這樣的詞語。從前，不同的人死的時候葬禮待遇是不一樣的，比如能不能入祖墳，這實際上是對做人成就的一種評鑑。做人可以說是從生到死不斷完成各項任務的過程。因此子女不結婚，父母會認為是自己做人的任務沒完成。」
何謂「自我反對個體」？閻雲翔解釋，「從孔子時候開始一直到前鄧小平時代，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用孔子的話說叫『克己復禮為仁』。到後來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候，梁啓超明確的提出『小我』、『大我』概念，即個體利益與群體利益。再後來說個體服從集體，少數服從多數，地方服從中央，是一回事。在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大部分時間是道學家的自我克制壓制欲望個體，為的是實現那個關係人。不是為了你的自我，為自己而活，而是為了關係架構對你的界定而活，成為整個關係架構中的合格一員。雷鋒著名的說法就是成為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
「自我反對關係人」則是——「在改革以前，個體是以單位的身份進入國家政策的整個運作過程之中，個體被深深嵌在某個範疇之內。近三十年經歷了一個脫嵌過程，個體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單元。而欲望在中國經歷了羞羞答答的登臺，到完全合法化，然後極度膨脹。因此，三個小人中，『道學家的自我』在很多時候已經完全失守叛變，『關係人』亦因此發生了疑問——我活著這麼累難道就是滿足他人對我的期待，滿足所謂的關係嗎？生命的意義在哪？過去是『道學家的自我』反對『欲望個體』，現在是『自我』逐漸脫卻了『道學家』的外殼，開始對『關係人』產生疑問和挑戰。」
其實，如今對主觀領域中的人格文化建構的關注與閻雲翔此前的研究一脈相承，「我仍然關注農村的禮物流動。現在很多情況是送出去的禮收不回來，收禮人不再回禮。而我調查不回禮的人，他們各有各的理由。有些理由可以站得住腳。那些人覺得祖輩的債憑什麼我還，而且我跟那些人沒有往來關係，或者我討厭那個人就不再隨禮。這期間是一個新的『自我』湧現，它向『關係人』發出挑戰，打破『關係人』的局限，來為自己爭取更多空間。」
日常的生活這樣的新變也不乏其例，「中國本土有『對得起』這個概念，很難翻譯成對應的英文詞。我一向覺得凡是不能順暢翻譯成規整詞語的概念，一定是文化含義非常深刻的。或許可以簡單粗暴的翻譯作moral accountability，即認為在倫理上要對某些人負責任，要對你的行為負責任，你要向為之負責的那些人解釋你的行為。現在湧現的一個新現象是，『我要對得起自己』，這個時候是『自我』上升，它不光是對『關係人』的挑戰，同時有一種渴望，要一個真實的『自我』，不必對自己撒謊。」
因為「自我反對個體」到「自我反對關係人」的轉變，當代社會的道德景觀也呈現越來越多樣化的趨向。道德標準本身發生變化，新的道德權威出現，而且出現了諸多體系逐鹿中原的情況下。我們真正的社會生活以及社會生活中的人格本身不可逆轉隨之產生了多種多樣的變化。
閻雲翔進而言之，「現在每一個人都說自己活得不容易，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在我們的文化中，『自我』這個概念一直處於上升成長階段。但理性化、反思性的『自我』的增長和幸福無關，在我們沒有這個概念的時候，可能感受不了那麼多的痛苦。我們的『自我』越強大，很可能感受到的痛苦就越多，因為我們因此看得更清楚，考慮的更多。」
「但另一方面，『自我』的增長使得做人的過程不再是刻板的、單一的。『感覺到空虛』本身就是一種精神追求而不得的狀態，很多人通過各種途徑改變空虛的狀態，追求生活的意義，試圖讓自己的精神層面發生變化，我認為這是可喜的變化。」（文/徐明徽 李嬌）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