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財經》雜誌
文 |《財經》記者 王曉楓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對全球人口健康和世界經濟造成史無前例的破壞，目前全球感染病例已經超過200萬，死亡病例超過14萬，全球經濟已出現衰退的信號。這種態勢讓新冠疫苗研發變得更加迫切，疫苗也越來越被認為是結束新冠疫情的唯一希望。但全球正在進行的疫苗研發進展如何，究竟需要多少疫苗才能有效覆蓋全球？
在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CEO理察·哈切特（Richard Hatchett）看來，這樣大的全球流行可能會持續數年，各個國家可能會遭遇多輪疫情暴發，疫情得到控制後還會捲土重來。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在疫苗研發後數年內都能運作的公平的全球分配製度。這個體系需要資金、管理以及全球的支持和協作。CEPI是全球新冠疫苗研發的關鍵資助平臺，包括美國Moderna公司正在研發的疫苗。
全球目前有數十款正在研發中的新冠疫苗，一些分析人士將之視為「疫苗競賽」。然而，歷史經驗表明，疫苗從研發到後續生產各個方面都需要大量國際合作，而不是互相競爭。這種情況對於新冠疫苗來說更是如此，很多公共衛生專家都指出，在全球大流行這個事實下，疫情在任何一個國家得不到控制都會殃及全球，因此那種試圖通過率先研發疫苗並獨善其身的想法是不現實的。
若要疫苗早日成功遏制新冠病毒，需要同時實現速度、規模和可及性三個目標，缺一不可。速度就是要儘快開發疫苗；規模指的是一旦疫苗成功研發出來，全球都有疫苗需求，所以要加大生產規模，能夠很快地生產出數億甚至幾十億支疫苗；可及性則是全球同時都需要疫苗，不管是富裕國家、中等收入國家還是貧窮國家，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
要實現這三個目標需要龐大的國際合作體系和全球產業鏈支持，不僅是研發，後兩個環節也同樣重要。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李一諾在近日舉辦的中國媒體新冠疫苗研討會上指出，如果有了（新冠）疫苗的話大家可以想像，我們可能需要有10億支以上的儲備才有可能有相關的覆蓋。現在人類歷史上有過10億支以上的單個疫苗只有一個，就是小兒麻痺症疫苗。整個疫苗的產量也是不夠的，不僅對疫苗的研發，後續的量產、覆蓋以及能夠打到那些需要的人的身上都是有巨大的挑戰。
這樣的數據更應該讓我們認識到新冠疫苗絕非是某個個體可以完成的龐大工程，如何實現大規模量產並擴大可及性決定著每個普通人是否有機會接種新冠疫苗。全球疫苗和免疫聯盟（GAVI）執行長塞斯·伯克利博士（Dr.Seth Berkley）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指出，對於新冠疫苗來說，一些最大的挑戰將在疫苗研發後出現，我們需要確保生產商能夠擴大生產，各國在提供疫苗時堅持公平原則，以便讓最需要疫苗的人獲得疫苗。
塞斯·伯克利
塞斯·伯克利曾被《時代》周刊評選為「全球最具影響力100 人」之一。他所領導的GAVI成立於1999年，致力於通過籌集資金實現疫苗大規模量產並擴大在發展中國家可及性，是世界衛生組織以及聯合國等機構的重要合作夥伴。GAVI與中國的合作夥伴關係在過去20年中使中國在公共衛生領域取得巨大進步。例如，為期五年耗資7600萬美元的B肝疫苗接種項目使382萬兒童免於感染B肝病毒。
GAVI在新冠疫苗研發和交付的每個階段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利用其支持開發關鍵疫苗（例如伊波拉疫苗）的經驗，為確定優先候選疫苗創造最佳條件，並將重點放在擴大規模和公平使用權。GAVI開發了很多機制有助於降低疫苗成本，例如，預先市場承諾（AMC），這些預先採購的承諾使GAVI能採取激勵措施，讓產業界直接參與進來，大幅降低價格，GAVI的疫苗成本約為工業化國家疫苗成本的2%-5%。
對於備受關注的新冠疫苗研發時間，在伯克利看來，全面推動下，我們可能在18個月至兩年時間內有一個新冠病毒疫苗，至少是一種可能用於應對疫情暴發的試驗性疫苗，相比以往的疫苗開發周期，這將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疫苗研發出來後，分配過程中既要公平也要在量產不足的初期設置優先級，那麼誰應該優先接種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伯克利認為應該就此達成協議，他建議，最首要的是醫療工作者，其次是高危人群（如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最後是普通人群。據世衛組織估計，全球約有4500萬有需要的醫護工作者，這將是一個龐大的需求量。
作為疫苗國際合作的支持者與推廣者，伯克利充分肯定世衛組織在推動新冠疫苗研發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因為世衛組織讓全球科學家一起合作，把全球資源整合在一起，讓大家的技能、知識動員在一起，這樣才能想出最有效戰略，幫助這些國家開發疫苗。確保這些開發者有足夠工具、資源、標準還有模型，這些對疫苗研發非常重要。
可及性是實現全球範圍內公平分配疫苗的關鍵，2009年H1N1甲流大流行時，一些富國一定程度上壟斷疫苗資源。此次新冠疫情中，一名德國政府人士曾透露，川普政府被指有意花重金挖角德國製藥企業CureVac，讓他們專門為美國研製疫苗。後來，美國方面對此予以否認，並表示找到任何解決方案都將與全世界分享。
競爭還是合作，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伯克利在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舉辦的新冠疫苗研討會上表示，在危機的時候國家領導人主要是考慮本國民眾的需求，這當然是他們的本職工作，擔心本國的問題。但科學是全球性的，製造是全球性的，解決疫情工作是全球性的。
伯克利因此不希望看到由一個所謂的中央權力機構控制這些科學界的貢獻。他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希望新冠疫苗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無論哪國成功開發疫苗，都會得到推廣，最好的候選疫苗為了世界的利益而前進。
《財經》：Moderna的mRNA新冠病毒疫苗mRNA-1273是最早啟動第一期臨床試驗的新冠疫苗，你對於臨床試驗有何預期？
塞斯·伯克利：預測任何疫苗試驗的結果都是不明智的，特別是在如此早期的開發階段，而且其使用的疫苗技術還沒有得到任何應對疾病的許可。Moderna公司技術前景廣闊，尤其是考慮到新疫苗的生產速度。然而，疫苗開發失敗率通常非常高，可以發生在開發疫苗的任何階段。新冠疫苗開發需要一個廣大的科學方法，即需要鼓勵儘可能多的方法，從而產生少量安全和有效的候選疫苗。
《財經》：對於新冠疫苗何時問世，各方面有諸多說法，從3個月到3年、5年的說法都有。你認為我們最早能夠何時成功研發新冠疫苗？
塞斯·伯克利：開發疫苗是一個耗時且需要大量資源的過程，從發現一種新方法來生產疫苗應對醫療需求缺口到疫苗獲得執照實現商業用途通常需要15年。
這個過程的長短取決於開發新冠疫苗的技術類型以及生成安全性和有效性數據的速度。我們可以加快正常時間表，這是合理的，但這需要研究人員、開發人員、製造商和監管當局的重要合作。考慮到如今前所未有的數據共享和全球合作水平，全面推動下，我們可能在18個月至兩年時間內獲得一個新冠病毒疫苗，至少是一種可能用於應對疫情暴發的試驗性疫苗。相比以往任何疫苗研發，這將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而且就目前正在試驗中的方法而言，需要一些運氣。以伊波拉病毒為例，2014年疫情發生時，儘管有一個存在希望的候選疫苗，但仍需要包括GAVI在內（負責制定預購承諾）的各方前所未有的協作才讓該疫苗在5年內獲得許可。
《財經》：正如你所言，疫苗從開發到上市耗費大量資源，那麼開發新冠疫苗最大難點是什麼？
塞斯·伯克利：一旦獲得抗原，就需要先進行一系列研究，然後進行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和一系列監管研究，然後才能進入臨床試驗。可以進行適應性設計的臨床試驗以加速開發，但仍需要積累足夠數據，包括劑量、安全性、功效（包括對不同組別，例如老年人、高危患者、兒童和孕婦）以及保護期限。一些最大的挑戰將在疫苗研發後出現，我們需要確保生產商能夠擴大生產，各國在提供疫苗時堅持公平原則，以便讓最需要疫苗的人獲得疫苗。
《財經》：《金融時報》文章指出新冠疫苗開發是一場價值20億美元的競賽，多國競逐新冠疫苗，你如何看待這種「疫苗競賽」的說法？
塞斯·伯克利：世衛組織網站上列出70多種候選疫苗，但實際數字可能已經是這個數字的兩倍，這很好，我們希望每一個潛在的想法和技術都有助於找到一種安全有效的疫苗。然而，我們無法將140種疫苗投入後期開發並擴大規模，需要對少數有前途的產品進行低監管，並採用多種方法。重要的是，在新產品研發和在擴大生產規模的相關決策過程中，可及性必須是一個基本的考慮因素。
《財經》：競爭與合作哪個會給新冠疫苗研髮帶來更多益處？
塞斯·伯克利：我們需要開發出世界上最好的想法，那就是競爭帶來的益處，但接下來需要下調監管規則，以便一組最有前途的候選疫苗能夠從世界任何地方通過適應性臨床試驗。一旦有效力，可以準備擴大生產，使全球擁有充足的疫苗供應。需要全球目標產品概況，就衡量標準達成一致以選擇潛在候選對象。
我們在緊急情況中所面臨的挑戰之一是一開始就有巨大的利益前景，投入了大量資金和努力。至關重要的是，這些資金要儘可能有效地進行投資。這意味著根據有效性和公平可及性確定最有希望的疫苗，並儘快將它們投入生產。為了確保新冠疫苗能夠提供給任何需要的人，現在必須達成國際協議。我們知道各國政府承受巨大壓力，需要採取措施緩解疫情，但新冠病毒無國界，這就是為什麼需要一個全球解決方案。
GAVI應對伊波拉病毒的經驗是一個很好的疫苗國際合作案例，說明國際合作發揮的巨大作用。在發現這種病毒初期，人們對它很感興趣。開發了幾種疫苗，並在2014年-2015年疫情來襲時重新審查候選疫苗，迅速進入臨床試驗。與此同時，GAVI向疫苗製造商發出明確信號，承諾提供3億美元資金，通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採購第一代疫苗，為2014年-2016年的疫情批准使用伊波拉疫苗，並為2016年-2020年全球儲存第一代疫苗。這種支持有助於鼓勵衛生機構和製造商投資加速開發候選疫苗並開始高級階段試驗。由於這一預先購買承諾，各國在發生疫情時可獲得rVSV-ZEBOV疫苗的臨床劑量。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上次暴發伊波拉疫情期間廣泛使用的正是這些疫苗。
全球對新冠病毒疫苗的商業需求將會很大，因此這將是一次不同的經歷，需要在許多方面開展全球合作，如擴大生產，鼓勵生產商為每個人生產足夠的疫苗，管理庫存以確保每個人的需求得到滿足。值得一提的是，在1月初，中國已經向世界公布了一系列病毒基因組序列，這對於在全球範圍內開發特定的診斷測試以及啟動潛在的疫苗和治療方案等重要工作至關重要。疫苗可能需要來自不同國家和不同供應商的組成部分，因此我們需要把它們視為一種全球公共產品，並確保任何候選產品——無論是來自中國、美國還是澳大利亞——一旦獲得成功，它就會得到推廣。我們需要視這一生態系統為全球生態系統，最好的候選疫苗為了世界的利益而前進。
《財經》：據悉，2009年H1N1甲流大流行時，一些富國籤訂合同壟斷疫苗，你認為新冠疫苗會重蹈覆轍嗎？如何確保不發達國家也可以享有疫苗？
塞斯·伯克利：這就是為什麼在開發疫苗之前，我們需要商定全球可及性協議。這已在20國集團會議上討論過，但重要的是提早解決這些問題。對我來說，有兩個坐標軸。公共衛生需要——如果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現失控的疫情，它不僅會威脅這些國家，而且還會威脅世界其他地區，成為可能傳播到其他國家的病毒庫。然後還需要就優先使用達成某種協議，即最首要的是醫療工作者，其次是高危人群（如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最後是普通人群。
GAVI在這其中發揮的作用將是從開發、生產到分銷去塑造疫苗市場，使市場有公平的規模準入。GAVI正在與世衛組織領導下的夥伴合作，幫助選擇和加速候選疫苗，並確保它們作為全球公共產品進行管理。這項工作將建立在GAVI塑造疫苗市場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這其中包括——通過擴大疫苗供應商數量來改善市場健康度；借鑑肺炎球菌疫苗案例，通過預先市場承諾，即向那些為發展中國家開發疫苗的生產商預先承諾獎勵金，挽救70萬兒童生命；通過提前購買承諾加快許可證發放並在四年時間內推出第一批伊波拉疫苗；還要管理庫存以防疫情再次暴發。中國在其中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穩步增長的疫苗製造業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重要供應商，這包括GAVI採購的中國生物科技集團研製的應對日本腦炎疫苗。
《財經》：新冠病毒大流行為疫苗研發體系帶來哪些經驗教訓？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改善全球的流行病預防？
塞斯·伯克利：新冠疫情提醒人們，傳染病是無國界的，必須為出現進化的新病原體的必然性做好準備。在衛生系統較弱的國家，此類暴發可能在國界內外產生更大的破壞性影響。做好準備和強調及早發現的重要性再怎麼說都不過分，即投資建設強大的初級衛生保健和免疫系統是抵禦全球衛生安全威脅的第一道防線。
我們已經看到這種影響。迄今為止，低收入國家已推遲了14次由GAVI支持的針對脊髓灰質炎、麻疹、霍亂、人乳頭瘤病毒、黃熱病和腦膜炎的疫苗接種計劃，並推遲了4次全國性疫苗引進。這些措施本可以使1350多萬人獲得免疫，錯過疫苗接種的人數可能還會大幅上升，因為我們預計，在未來幾個月裡，原計劃的疫苗接種將有很大一部分被推遲，常規免疫接種計劃也將受到嚴重影響，因為工作人員將被重新部署，社區也將出現人員疏離。
強大的常規免疫接種可確保人們免受傳染病蔓延傳染，並且通過將人們與衛生服務聯繫起來及早發現新型威脅。常規免疫接種還意味著存在供應鏈、訓練有素的衛生工作者、數據系統，至關重要的是疾病檢測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基本實驗室測試的存在。所有這些都對應對疫情和建設適應性強的衛生系統至關重要。
除了常規免疫接種，採購疫苗儲備是全球流行病防備的另一個重要方面。GAVI為霍亂、黃熱病、腦膜炎球菌病和伊波拉病毒的應急疫苗儲備提供資金，以確保一旦疫情發生，迅速部署疫苗，保護受影響社區並限制傳播。這些緊急儲備是最後的保險政策，保證在需要時始終能夠迅速提供疫苗，不僅使直接受影響的國家受益，而且使全球社會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