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韓嘉玲：農村小規模學校蝶變與探索的中國經驗

編者按：農村小規模學校（也叫鄉村小規模學校、微型學校、微校或小校等）主要指不足100人的村小學和教學點。截止2017年年底，我國有農村小規模學校10.7萬所。鄉村小規模學校是我國教育體系的「神經末梢」，在服務農村最困難群體、鞏固提高義務教育普及水平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韓嘉玲老師系經濟與社會研究院講座教授，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她的研究領域為農村發展、農村教育、人口遷徙、社會發展等。她因在扶貧領域研究及實踐中的突出成績，獲得2004年中國消除貧困獎科研獎。近年來，韓嘉玲老師關注中國農村小規模學校的發展與變革，其主編的《小而美：農村小規模學校的變革故事》於今年付梓，IESR特對韓嘉玲老師進行了專訪，整理校對後經韓嘉玲老師同意，發布於此，以饗讀者。

一、「農村調查中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您一直以來關注農村問題，最初為什麼對農村產生興趣？

韓：我是一個從小在城市裡長大的，典型的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書呆子，對農村世界根本不熟悉。1991年在北大讀博時我的研究方向是發展研究，我同級的同學們多半都有上山下鄉的農村經驗，因此每每在爭論有關中國的發展方向問題時，他們最常說的是「你不了解中國農村」。這話就像是個大棒子似的，讓我無言以對，也沒有再討論下去的基礎。所以我就下決心一定要好好了解中國農村。因緣際會，從1991年開始參加了民間組織「滋根」在貧困地區的扶貧工作，這開啟了我認識中國農村的一扇門。博士論文寫的就是貧困地區的農村婦女發展，在研究的同時也參與了許多農村扶貧的工作，去了西南、西北的很多農村地區。

時間飛逝，一晃眼就快三十年了，我從當時什麼都不懂被戲稱「有千萬個為什麼問題」的年輕人步入老年了，中國農村的發展更是讓人驚嘆。我第一次踏入的農村是貴州省黔東南的雷山縣，這是我博士論文的田野根據地。90年代我從北京要坐兩個晚上的火車一共33個小時才能到達黔東南的首府凱裡，再搭乘長途車到雷山縣城。當時擠得水洩不通的長途車，行李和畜禽等都放在車頂上，搖搖晃晃的近二小時才能到縣城，再從縣城找拉貨的車把我們放到一個連地名都沒有，當地人俗稱35公裡處的地方，然後長途跋涉到當時還未通公路的方祥鄉。當地人走的快，大約五六個小時就能到，我足足走了10個小時，一直走到筋疲力盡。每次從北京去調研一趟大約就要花費三四天的時間才能到目的地。不可思議的是，從2015年起，這個「地無三裡平、人無三兩銀」的貴州，已經完成了全省縣縣通高速的地步。

研究的過程很辛苦嗎？

韓：大家都認為我們下鄉調研很不容易，其實我自己一直沒覺得辛苦，反而樂此不疲，因為每次下鄉我都有很多不同的體驗與收穫。近三十年的農村調研經驗，讓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原本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道理信念、價值與行為，其實不同地域、不同生活條件、不同民族、性別、階層的人，有著完全不同的認知和價值觀。通過田野，我們可以真實地感知不同的人群，他們如何生活，如何在其所處的環境中順應自然，尋求因地制宜的生存之道，及衍生出的一種生活態度。雷山縣是苗族聚居的山區，苗族先祖因生計選擇及遠離戰爭而棲居到這片大山裡，面對缺乏土地的山區，他們精心地使用著每一寸土地，層層疊疊開墾的梯田就是他們千百年來的智慧與辛勤勞動的結晶。第一次看到這樣壯觀的景象，我就被這個民族與大自然的對抗所折服。更讓我嘆為觀止的是，水稻田裡還養著鯉魚，這就是所謂的稻田養魚。稻田養魚這種古老的共作體系蘊藏著農民的智慧。首先鯉魚養在稻田裡可以吃掉落的稻穗及田裡的雜草、葉蟬等害蟲，免去了農民拔草的辛勞或使用農藥和除草劑，同時鯉魚在水田裡生活，還可以發揮鬆動泥土、給水稻提供氧氣的作用，促進水稻生長。鯉魚的排洩物成為施加給稻田的有機肥料，這樣農民就無需使用化肥種地了。這種相剋相生、種養結合的農耕方式，成就了苗族作為「稻飯魚羹」的民族。用現在時髦的話，這樣的農耕方式不就是所謂的生態農業與循環經濟嗎？

還有幾個畫面到現在還是活生生的映在我腦海中：就在貴州的梯田，苗族婦女將身後背著的孩子就放在田埂邊時，不到兩歲的小孩子就在田埂邊上搖搖晃晃地玩耍著，我緊張地盯著那個兒童唯恐他掉到水裡頭，而當地人卻司空見慣，覺得我大驚小怪。小孩不放在田埂旁，難道放到家中無人照顧嗎？生活的現實使得這群農村兒童就是在田間地頭長大的。這些種種的經歷都給了我很大的衝擊及思考，也是我一直醉心於農村研究的動力。通過田野調查你真的會發現，把自己關在屋子裡設計的問卷其實很荒謬，只有真的到現場當中，才會發現問卷設計背後不知道的故事，這是做田野調查最大的樂趣。因此一直到現在，我還是非常願意下鄉。社會科學的研究，若只是坐在書齋裡製作問卷、撰寫訪談大綱，而不是從田野中發現問題，那只是完成個人的學術成就而不能對話與直面社會現象。

二、「研究成果要直面社會現象」

您在書裡把自己定位為「農村研究發展的行動者」，您如何定義「行動者」？

韓：行動者的意思是，研究的成果不是單純為了學術上的興趣或發表，而是強調研究能反映與解決研究對象的問題。比如說本書（《小而美：農村小規模學校的變革故事》）就是基於這樣的想法而寫的。這本書的目標群體主要是面向教育一線的中小學老師、教育工作者們，特別是農村的教師，希望教師們可以互相借鑑其他小規模學校如何因地制宜提升辦學質量，突破困境，探索出可複製、低成本的成功經驗。在尋找小而美的農村學校過程中，研究團隊也參與了小規模學校教師的成長與培養及推動小規模學校聯盟的建設與推廣。

在本書調研的過程中，有沒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韓：一開始到一些農村小規模學校調研時發現學生從原來的幾百人萎縮到只有幾十個人，學校老師擔心哪一天學校也會被撤了。老師的精神面貌都不好，就像打敗仗的公雞洩了氣似的，他們對學校的未來沒有憧憬與希望。他們在遠離城市的農村默默的、孤寂的工作著。隨著小規模學校聯盟的建立，他們才發現有如此多同行，並慢慢認識了許多全國志同道合的學校。在聯盟裡面，他們通過線上線下的培訓與網絡交流，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比如某一位老師做了一堂鄉土課程，另外一位教師探索了一門綜合實踐課，他們都紛紛放到群組中 「秀」成果，形成一種良好的競賽和相互學習借鑑的氛圍。聯盟與區域共同體的成立，說明了農村教師已經不再是散落在偏僻農村的孤獨戰鬥者，他們運用聯盟共同體的力量努力克服城鄉資源的巨大差異。他們通過相互學習、分享資源、共享經驗、共同成長，成功地將散落在大地的珍珠串連成一股農村教育改革的力量。他們孜孜進取，在各地努力實踐探索，將為「翻轉」中國農村教育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網絡課堂給農村教師和學生打開了一扇通往外界的窗戶。一方面，教師受到外界新的理念、方法、教學軟體等激發，擁有了教學熱情，找到了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學生通過直播課程與來自其他地方的學生競相展示自己的學習能力，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這樣，課堂不只局限在農村小校自己班級內的同學，而是可以和來自不同地域學校的學生一起比賽朗誦課文，展示作文、美術作品、手工製品及同唱一首歌。每次直播的鏡頭轉到自己的學校時，這些小規模學校的老師與學生都精神飽滿地準備著，以最好的面貌來展現農村小校師生的姿態。這樣的新教學組織形式給過去死氣沉沉的課堂帶來了新的氣象。農村小規模學校的學生不再孤單地學習，而是可以和來自祖國四面八方的兒童同上一堂課。這樣的良性互動鼓舞著他們認真學習。師生們通過網絡，以最好的面貌來展現農村小校師生的姿態。

看到這樣的變化深深地打動著我，因此希望這本書裡面的優秀案例可以激勵更多的鄉村老師，讓他們認識到小規模學校也可以做到高質量的教育。同時，這些案例學校都不是靠外部資源與人才支持出來的，絕大多數是依賴自身的力量與努力探索出來的，因此他們的可複製性與推廣性很高，我們團隊都希望這些案例對其他的鄉村學校是有啟發意義的，並通過各種平臺來促成這樣的改變。所以從這個意義上我把自己定位成行動者。

您在過去的研究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議，是如何影響到了政策的改變，影響到了一群人福利的提高？

韓：1999-2000年，我們在北京的城鄉結合處的社區進行流動兒童及打工子弟學校的調研，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他們面臨的一些困境，譬如說沒有學上、學校辦學條件簡陋、缺乏教師、放學後無人看管等問題。從具體的方面，我們首先組織自己任教學校的大學生到調研的打工子弟學校當志願者老師，倡導公益組織與基金會對學校辦學條件的資助；針對放學後無人看管的現象，2000年9月開始我們就在最早調研的流動人口社區（海澱區的四季青鄉柴家墳村）成立了社區學習中心以解決課後無人看管、作業輔導及第二課堂的服務。這種在社區開展對流動兒童群體的服務，今天普遍成為社會組織提供流動兒童的校外活動中的主要模式。從宏觀政策上，我們研究發現大量的流動兒童面臨無學可上的難題；此外，流動兒童的家長需要花費繳納比城市兒童更多的費用，但卻接受質量參差不齊的教育。因此在2001發表的研究報告中的政策建議中我們提出應該讓更多流動兒童可以在流入地進入公立學校就讀。這份研究報告被北京新華社的記者看到，並讓我親自帶他們實際考察了北京的流動兒童學校狀況。最後通過新華社的內參渠道，獲得當時分管教育的副總理李嵐清的批示。其後，我更進一步參與到相關政策的調研中，對促進位定關注流動兒童入學的相關政策起到了一定倡導的作用。這是作為一個研究者最為欣慰的結果。

圖為韓嘉玲在暨南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

三、「小規模學校的存在價值不可忽視」

您的新書《小而美：農村小規模學校的變革故事》是講農村小規模學校，是涉及到了農村的教育以及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小規模學校一直都是教育發展問題的末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們，您是什麼時候開始關注他們的？

韓：因為我一直關注農村教育及教育公平領域的研究，這也是我現在參與的團隊——21世紀教育研究院，長期致力的領域之一。本世紀以來，在教育城鎮化及撤點並校等大環境下，我國農村教育的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70年代的「學校辦到家門口」、「村村有小學」的格局發展到當前「城擠、鄉宿、村弱」的現狀，換言之就是縣城裡面的大班額學校、鄉鎮寄宿制學校及村裡的小規模學校（包括村小及教學點）的並存狀況。這些目前仍然留在村裡小規模學校就讀的學生，多半是走不了、無法走或出去後被淘汰回來的生源，同時他們多半來自建檔立卡的貧困家庭。無論從扶貧的角度來說，這些農村小規模學校都發揮了一定的兜底作用，保住了貧困及困境兒童就學的基本權益。從教育公平的視角，我們也不能眼睜睜等待著這類學校的自生自滅，讓農村的學生無法就近入學，無法獲得有質量的教育。現在主流的觀點認為辦好寄宿制學校就能解決農村兒童的上學問題，從經濟效益的角度覺得沒有必要保存這類學生人數非常少的學校。我們認為辦好農村小規模學校不僅僅是涉及到教育公平以及阻斷貧富差異的代際傳遞問題。從效率的角度來主張或認為用砸錢蓋出高大上校舍的辦學方式就能辦好教育的看法，都是忽略從農村發展、鄉村文化繼承、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等觀點來看待農村教育的作用。

雖然教育部在布局調整的意見中提出：小學階段以走讀為主，農村小學1至3年級學生原則上不寄宿，就近走讀上學；小學高年級學生確有需要的可以寄宿。但是我們在調研中卻發現仍然有不少三年級以下的兒童寄宿，甚至連幼兒園的孩子都有寄宿的情況。當前普遍的觀點認為解決農村學校就是辦好寄宿的問題，但是農村學校不是蓋好漂亮的校舍就可以解決的，我認為還是要回到辦好可以就近入學的村小（多半是小規模學校）。因為在小學的這個階段，家庭教育與父母的在場還是對兒童成長非常的關鍵，這絕不是學校教育與老師可以代替的。因此唯有村小/小規模學校的存在可以讓農村兒童就近入學，這種入學的可及性是教育公平中最基本的教育機會平等的前提條件。

此外，村小對於鄉村文化的傳播與繼承發揮著燈塔的作用，對鄉村文化的振興至關重要。我們90年代在農村做調查的時候發現，在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大潮下，大量的年輕農村人口外出打工，因此當地人常常形容農村只留下「38，61，99」部隊，就是婦女、兒童和老人。然而，隨著大量的農村學校的關閉，兒童進城念書，母親進城陪讀，農村中的兒童和婦女也離開農村了，這也是當前農村老齡化的背景之一，也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的空洞化。我們很難想像當農村中沒有學校，不再升起國旗，不再有朗朗書聲。沒有兒童及婦女的村寨，鄉村振興從何振興？鄉土文化如何繼承？所以無論是從教育公平的角度還是從扶貧的角度，或是從鄉村文化振興的角度，我們都認為辦好村小/農村小規模學校的任務非常重要。

您這本書裡面講了十所學校的案例，他們的培養模式可以說是回歸了這種教育的本質，但這並不是主流，那麼小規模學校如何推廣？

韓：這十所學校是案例研究，是一種典型研究方法，通過解剖麻雀的方式，深入挖掘、展現這些小規模學校面對困境如何探索的具體做法。通過十個學校的不同探索，也可以說從不同的維度來展現農村小規模學校如何變劣勢為優勢。一方面小規模學校學生少、資源少，又地處邊緣，因為沒有人關注，對成績追求的壓力小，反而給了他們探索的空間。同時農村小規模學校坐落在遠離城市的農村，與大自然有著天然連接，地處偏鄉也保留著各具特色的地方鄉土文化與知識。這使得學校可以將村莊中觸手可得源源不絕的資源轉化成教育資源，提供發展學生智慧的火花。很多學校開始躍躍一試，並因地制宜地發展出有自己特色的鄉土課程，走出了不同的路徑。

農村小規模學校當然不是主流，也無法成為主流，我們只想走一條適合農村學校及兒童的教育路徑。長期以來，我國的農村學校的城市化傾向，使得他們面臨與城市學校在同一軌道賽跑的窘境。同時，追求成績的應試教育已經走入了死胡同模式，更多的對教育有熱情的人已經在探索新教育的可能，農村小規模學校的種種探索也是希望為「翻轉」農村教育走出一條發展新路。

讓我們更可喜的是,這些案例也讓來自大城市的教師在閱讀後得到了啟發與感動，讓我們相信教育創新也可以發端於偏遠地區，農村學校的經驗一樣可以分享給城市的教師。

四、「如何把流動兒童變成人才留在城市？」

您覺得未來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的趨勢是什麼？

韓：目前我正主編另外一本有關流動兒童的書，在書中研究團隊積極倡導：在義務教育階段各級政府應打破現行以戶口為依據的戶籍管理體制，建立以常住人口/現居住人口的戶籍制度為依據的入學體制。各級政府不僅應為戶籍人口服務，也應將非戶籍人口（流動人口）納入其日常管理與服務範圍之內。雖然最近大城市所盛行針對非戶籍兒童採取的積分制入學看起來，是一種比較科學的衡量標準，可卻是一個被人詬病的「拼爹拼媽」入學政策。在積分制入學的要求下，最底層的農民工子女完全被淘汰了。中國很多的問題是很複雜的，比如人口的壓力與流動兒童上學的權益，與社會公平之間如何平衡？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把農村學校辦得好，做好鄉村振興，是否就沒有那麼多人到城市工作，這個問題是否就不會這麼尖銳？這個暑假我參與我們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學院（IESR）的廣東千村調查，在廣東省的農村中，外出打工依然在家庭收入裡佔很高的比重，如果農業收入還是不能足以維持家庭生計的話，那麼人口外出依然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還會繼續存在。同時因為流動人口中的留守兒童存量很大，根據全國婦聯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的《2015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報告，2015年我國留守兒童有6877萬，流動兒童有3426萬，這6877萬的留守兒童隨時可能變成流動兒童。兒童與父母一起共同生活、家庭團聚在國際移民裡是第一優先被考慮的重要因素。無論是從人道的考慮或者是從子女發展的角度，兒童跟父母一起生活是兒童的基本權利。流動兒童與留守兒童問題未來依舊是一個無法迴避的挑戰。

我覺得流動人口子女教育要從更高的視野去看，對農民工子女的教育, 不僅給城市培養了更具活力的新興力量與未來城市的建設者, 同時也為全國輸送了一批有現代化視野的人才。對流動兒童教育的輻射與影響, 無論從提高全民族的素質或從城市對農村幫扶來看, 城市都應該發揮及承擔更多的支援全國流動兒童教育的責任。這也是現在實施人才規劃戰略需要關注的問題，我們不是只關注所謂的高精人才的引進，同時更要培養這些從小就生活在城市的流動兒童，而不是因為現在城市人口太多，就通過各種高門檻的入學要求將他們推回老家去。所以我也很高興IESR的老師們很關注這些議題，馮帥章院長從上海到廣州一直都關注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並致力於推進政策解決。從理念上我和IESR還是比較有契合點的，流動人口各類問題在特大城市的解決還有待努力，所以在這些方面的研究與倡導上我們還要繼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