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公開的心理訪談
孫連（化名）會在夢裡重返大學校園。但夢裡的情景常常壓得他喘不過氣：一個面目模糊的男人在狹窄走廊上攔住他，不讓他通過。
「那個男人也許代表傷害過我的人。」他告訴來自美國紐約的心理治療師愛德華·羅賓斯（ＥｄｗａｒｄＲｏｂｉｎｓ）博士。
上周四，「中國－奧地利弗洛伊德誕辰１５０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開幕。研討會的第二天下午，羅賓斯特地為中國的年輕學生和心理治療師舉行一場「傾聽你的病人」工作坊。羅賓斯的身份之一是國際促進中國精神分析學會主席。該學會２００３年註冊於美國，其宗旨為促進中國發展精神分析治療方法。在翻譯幫助下，羅賓斯和孫連進行了公開的心理訪談。
「這不是一次模擬的訪談，而是一次真實的對話。」與羅賓斯有多年交往的北京大學醫學心理學系主任胡佩誠教授說。
孫連勇敢地站了出來，將自己作為精神分析治療培訓的一個鮮活案例。
坐在臺上的他顯得有些手足無措，欲言又止，一度用警惕的目光掃視著臺下。但即使如此，他內心的怨恨仍然難以掩飾。他的音調不時會突然提高，從他的眼睛裡分明可以感覺到怒火。
孫連說，他內心充滿強烈恨意。「我在青春期的時候那麼弱小，他們怎麼會來傷害我？」恨意堆集在心靈深處，無法釋放，「導致我焦慮不安，用筷子夾不動菜，洗衣服也很困難。」無奈之下，他在去年休學了。
「有時候，我內心非常暗淡，感覺人生就是一場悲劇。」他欣賞孫中山的胸懷博大和百折不撓，也欣賞《紅與黑》主人公於連的勃勃野心和個人奮鬥，但他認為這兩個人都是悲劇性人物。
孫連和羅賓斯談起自己的家庭。「我爺爺對外交往時總是退縮、隱忍，在家裡對我奶奶卻很粗暴；我爸爸也是這個樣子，將家人作為發洩對象」，「我爸爸也很想去愛我們，但他不知道怎麼去愛」。
「雖然我爸爸對我傷害很大，但我對他還是有一些理解，因為他受到了時代的傷害。我爺爺是大地主，我爸爸小時候受盡歧視和壓迫，後來又被下放到農村，幹各種苦活。」
孫連正在接受國內一名心理治療師的治療。按計劃，他將於今年秋季復學。「我相信自己能夠好起來。」
但當他離開以後，羅賓斯告訴大家，孫連在眾目睽睽之下似乎很難完全敞開心扉。就在當天上午，孫連曾經對羅賓斯說，如果好不起來的話，可能會想到自殺。
巨大的需求
和孫連一樣，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經歷心靈的煎熬：抑鬱、焦慮、偏執、躁狂等，只是程度深淺不同而已。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全球範圍內約有４億人受到各種精神疾病的困擾，需要精神病學家或心理治療師幫助的人數則更多。
說到心理治療，不能不提到西格蒙·弗洛伊德。來自奧地利的世界心理治療委員會主席阿爾佛雷德·普裡茨（ＡｌｆｒｅｄＰｒｉｔｚ）教授稱，儘管現代心理治療已經有２００多年歷史，但直到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以後，心理治療才真正得到系統性的發展。當然，弗洛伊德的影響絕不止於心理治療，文學、藝術、哲學等各個領域均可見到其深刻烙印。
今年５月６日是弗洛伊德誕辰１５０周年，世界各地紀念活動絡繹不絕。普裡茨則於上周率領十來位頂尖的奧地利心理治療專家來到北京大學，與中國同行一起探討精神分析治療方法和心理治療的現狀與趨勢。精神分析是目前諸多心理治療方法中的一種，其他方法還包括行為治療、家庭治療等。
這個奧地利代表團中一半以上的成員來自維也納的弗洛伊德大學。這所私立大學成立於去年，是世界上第一個提供全日制心理治療專業培養的機構，由此也為弗洛伊德誕辰獻上了一份厚禮——弗洛伊德曾經夢想成立一個專門講授和研究精神分析的大學。
弗洛伊德大學運動心理系朱麗靜博士說，普裡茨及其同事還提前為弗洛伊德誕辰獻上了另一份厚禮——說服奧地利等歐洲國家的政治家，將心理治療納入醫療保險的範圍。
她說，在歐洲這些國家，心理治療的費用從免費到每小時１００多歐元不等，但通常只有處於社會中上層的人才能承受。隨著心理治療被納入醫保，更多公眾可以相對輕鬆地享用到心理治療師的服務。
相比之下，休學以後的孫連卻只能到餐館打工，來支付其治療費用。而且，讓國際促進中國精神分析學會主席羅賓斯感到吃驚的是，作為學生，孫連並沒有獲得費用方面的優惠。羅賓斯所在的美國並未像奧地利一樣將心理治療納入醫保，但學生可以享受半價。
「如果他支付的費用能夠降低，每周可以多去一次，康復的時間或許就會大大提前。」羅賓斯說。
對需要心理治療的公眾而言，即使支付得起費用，能否找到心理治療師也是一個問題。世界心理治療委員會主席普裡茨說，世界上大約還有２億多需要心理治療的人口根本沒有機會得到幫助。
擁有１３億人口的中國，更是極度缺乏合格的心理治療師。
早在上個世紀２０年代，精神分析學說即傳入中國。但由於「文革」等因素的影響，直到上個世紀８０年代，精神分析才作為一種心理治療方法真正被引入中國。
普裡茨說，西方社會每千人中大概有１名心理治療師。而據北京大學醫學心理學系胡佩誠教授估計，通過中國衛生部「心理治療師」考試和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心理諮詢師」考試的加起來只有幾千人，其中通過「心理治療師」考試的只有幾百人。
而且，如果按照奧地利等國家的嚴格標準，這幾百人中有相當一部分尚需繼續接受心理督導和培訓，才符合心理治療師的執業資格。「中國的第一代精神分析師和心理治療師還在成長之中。」上海精神衛生中心院長肖澤萍教授說。
舊瓶裝新酒？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度曾經是弗洛伊德學說的鼎盛期。然後從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晚期開始，對弗洛伊德的懷疑和抨擊還是不可避免地蔓延了開來，而最具衝擊性的研究則是由美國精神分析學研究協會的一個委員會所發起的。該委員會對１２６９個治療個案的分析表明，在這些最初接受精神分析治療的病人當中，差不多６個人中只有１個人被治癒。
此後精神分析理論無論在實踐上還是理論上都遭到了冷遇。１９６０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英國生物學家Ｐ．梅達沃則將精神分析學看作是「２０世紀思想史中所有影響深遠的事件中最糟糕和最古怪的東西」。
不過倫敦聖巴塞洛繆學院及皇家醫學院的馬克·索姆斯（ＭａｒｋＳｏｌｍｓ）在２００４年５月《科學美國人》雜誌上撰文稱，精神分析如今再度成為焦點，越來越多不同領域的神經科學家，得出與２０００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埃裡克·坎德爾（ＥｒｉｃＫａｎｄｅｌ）相同的結論：精神分析「仍然是最協調、最令人滿意的心智理論」。
一些學者開始重拾當年的一個研究方向：將研究人類大腦的神經科學與研究人類心智的精神分析相結合。目前國際上已經成立了神經－精神分析學會。世界心理治療委員會主席普裡茨形容說，此前敵對的兩個陣營「終於像好鄰居一樣把手言歡了」。
然而，堅持認為精神分析已是明日黃花的人則認為，弗洛伊德及其弟子的理論舊瓶裝不了生物學和腦科學發展的新酒。例如針對索姆斯的文章，哈佛大學醫學院研究睡眠的精神病學家艾倫·霍布森（ＡｌｌａｎＨｏｂｓｏｎ）就發表評論稱，「精神分析陷入了困境，無論用多少神經生物學來修修補補都無濟於事」。
在很大程度上，精神分析的困境也正是２０世紀心理學的困境——２０世紀的心理學主要是奠基於那些沒有獲得觀察證據支持的理論之上的。
對另一些學者來說——這種看法可能更主流——基於達爾文主義的進化心理學，加上在神經科學中所取得的進展，才能夠提供真正的乃至惟一的福音。
上海精神衛生中心院長肖澤萍教授說，國內學術界關於精神分析如今到底有沒有用處也存在很大爭論。在心理治療的各種流派中，精神分析因為療程長，既費力又費錢，「遭到了一些同行的笑話」。
肖澤萍說，弗洛伊德理論中確有一些錯誤內容，例如女性夢境中的棍子不一定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徵，但精神分析的核心內容如潛意識等依然極有價值，精神分析還是「理解病人內心衝突的一種方式」。
諾貝爾獎得主坎德爾在今年３月２７日美國《新聞周刊》上稱，精神分析存在的問題不能怪罪於弗洛伊德，而是因為他之後的學者沒有將其塑造成一門嚴格的、有生物學基礎的科學。「如果支持精神分析的學者們不努力對其理論進行修正，並且證明精神分析療法到底是通過什麼因素在什麼情況下、通過什麼樣的治療師對什麼樣的病人發揮作用，精神分析就會完蛋。我們還需要像開展藥物臨床實驗一樣去評估不同心理治療方法的生物學效應，我認為這將是未來１５年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