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史實還是文本記憶:到底有沒有一場世界大洪水?

（註：本文首發於《國家人文歷史》2018年第18期，原標題：《歷史史實還是文本記憶：到底有沒有一場世界大洪水？》

一、洪水神話的文本記憶

世界的毀滅與重建是廣泛流傳的神話母題，其中洪水神話又是最有名的一個。那麼，在世界範圍有哪些洪水神話呢？我們先從我們最熟悉的大禹治水說起。

大禹治水的傳說由來已久。《詩·商頌·長發》：「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了一件青銅器「遂公盨」，據考證其年代大約是公元前900年左右的西周中期。「盨」是一種祭祀用的長方形器皿，可以用來盛放五穀之類主食的大飯盒，銘文第一句就是「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而這幾個字在《尚書·禹貢·序》也出現過。

大禹治水的描寫，歷經《孟子》《尚書》等，到《史記·夏本紀》完全成型。大致說的是帝堯時期洪水滔天，群臣舉薦鯀去治水，鯀用的湮塞的方法，結果九年都沒有成功；之後的帝舜將鯀流放到羽山，並任用鯀的兒子禹。禹和契、后稷、皋陶、伯益等一起，用了十三年曆經全國，據說「三過家門而不入」，終於全面平定了水患。大禹因為治水有功，聲名大噪，之後取代帝舜，並建立了夏王朝。

相對而於大禹治水的儒家化、古史化，《淮南子》記載的女媧補天則保留了濃重的神話色彩。根據其記載，共工和顓頊（一說高辛）爭帝，共工失敗後怒觸不周山，結果支撐天地之間的柱子倒塌，大地裂了開來。結果大火蔓延、洪水泛濫。女媧這時候用五色石來補天，用蘆灰去阻止洪水，終於「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值得一提的是，《淮南子》還提到舜時期的洪水也是共工導致的，而這些粗野的記錄在《史記》都沒有蹤影了。

除了早期的大禹治水、女媧造人外，還有一些晚出的民間傳說。比如高誘注《淮南子》的「歷陽陷湖」，說的是洪水到來前夕，因為神仙顯靈，使得某人免於災害；還有南方少數民族流傳的「雷公報復」、西南少數民族的流傳的「天女之戀」。除此之外，在許多少數民族也存在類似基督教「諾亞方舟」、伊斯蘭教的努哈故事等等。這些不同類型的洪水神話共同構成了中國洪水神話母題。

中國洪水神話尤其是早期記錄，往往歌頌的是人與自然的鬥爭；相對之下，西方的洪水傳說則有強烈的宗教意味，宣傳的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

基督教《聖經》中諾亞方舟的故事非常有名，原來上帝耶和華發現人類罪惡太多，決定用洪水來懲罰世人。但是上帝又不希望生命全部滅絕，所以提前把洪水消息透露給諾亞。諾亞就從世界上的每一種動物中選擇一雄一雌，然後把他們帶到方舟裡。最後洪水降臨，毀滅一切，唯獨留下了洪水上的一葉諾亞方舟。對此，神學家們一直宣傳這是是來自上天的聲音。這種情況直到近代才被一個偶然事件打破。

1873年，英國大不列顛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喬治·史密斯，清理從古巴比倫遺址中發掘出的泥板文書殘片的時候，從古老的楔形文字中辨認出一段關於洪水神話的記載。這就是古巴比倫的神話史詩《吉爾伽美什》，說的是大神恩裡爾決定降臨洪水滅絕人類，智慧之神埃阿託夢給烏特那庇什廷建造方舟。之後他又親自前往古巴比倫遺址，在烏爾城找到洪水神話的另一些殘片。而在此不久，考古學家甚至在那裡又發現了大洪水的遺蹟。

於是大家漸漸相信，洪水神話並非什麼上帝神諭，而是從巴比倫傳到希伯來的故事。不過，巴比倫的洪水神話，也不是最早的，其實又可以追溯到蘇美爾。根據蘇美爾人一塊公元前20世紀書寫的泥板記錄，天神安啟將洪水來臨告訴了吉尤蘇得拉，並囑咐其製作方舟。可以明顯看出這個神話在蘇美爾—巴比倫—希伯來的前後傳承，經過《聖經》宣揚後成為世界神話一個重要母題。而希臘神話、印度神話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最後再說個最新發現。2018年6月6日，英國的芬克爾博士在北京大學做了一場《挪亞之前的方舟》演講，提到其2009年開始研究的一塊古巴比倫泥板。這塊泥板居然還是一本如何製作方舟的指南，更有趣的是這個所謂「方舟」居然是圓形的！芬克爾博士團隊到達印度，按照泥板描述，用樹皮纖維束、繩子、木頭和瀝青等材料，恢復了這座底面積為3600平方米的「方舟」，證明了這本指南還真有效。

二、洪水神話的三種解讀

以上我們梳理了全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洪水神話，主要情節都是一場足以淹沒世界的大洪水。所不同的是，外國文獻形成早，講的是上帝懲罰世人，而倖存者繁衍人類，體現的是神本主義；中國文獻形成晚，講的是文化英雄，面對天災時的理性自救，體現的是人本主義。那麼，究竟有沒有這樣一場世界性的大洪水存在呢？

1、自然科學的解讀

《聖經》諾亞方舟故事長期被基督教神學家視為信史，他們根據希伯來人年表，推斷出諾亞方舟故事發生在公元前2448年或公元前2345年。上文提到在古巴比倫遺址曾發現過大洪水遺蹟；而當代隨著古氣候學、地理學、地質學、天文學以及環境考古等綜合研究，表明公元前2200—前2000年，北半球確實發生了一次氣溫劇變；也有學者認為公元前2000年前後發生了一次九星地心會聚，總之都引發了包括大洪水在內的自然災害。

而這段時間正好是世界古文明發展的一個重大過渡期。就我國來看：公元前2000年左右，「龍山時代」的河南龍山文化、河北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山西陶寺文化、長江中遊的石家河文化、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基本都消失，其中良渚文化很可能直接滅於洪水，因為當時正是冰融期，太湖水位迅速上升，使得良渚文化遭到滅頂之災。

之後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最早的國家」二里頭文化開始。被認為最可能是二里頭遺址對應的夏朝，據「夏商周斷代工程」也正是公元前2070年建立。

而放眼世界，公元前2000年—前1900年左右，也正是蘇美爾文明和古巴比倫文明的交替時期，《吉爾伽美爾》大約就是在這個時候寫成。

自然科學的解讀應該是比較可靠的，足以證明確實存在一次世界性大洪水。但是，大洪水的存在，不代表就是各地區洪水神話的反映。《吉爾伽美爾》從成書年代看比較接近這次大洪水的，但是蘇美爾人的世界不可能代表了全世界；大禹治水傳說反映的也是這個時間段的故事，但地質學家丁文江卻認為「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沒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跡」，大禹治水記錄又太晚，所以很難認定這場洪水就是對一千多年前大洪水的記憶。

2、神話學的解讀

那麼，我們可以嘗試用其他一些學科繼續探索。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認為神話是投放到外部世界的心理活動，於是一些西方學者也用此來研究洪水神話，他們有人就認為洪水神話是一場集體的夢。

比如美國學者格扎·羅亨認為，文化英雄把人安排在樹上和洞裡躲避洪水，洪水代表的就是膀胱裡的尿液、洞穴代表的是子宮、樹幹代表的是陰道、攀登代表的是生殖器，那麼洪水神話是每天沒做完的夢。另一名美國學者鄧迪斯則認為洪水是子宮內的羊水，黑暗和漂流都是人出生前在子宮內的經歷，那麼諾亞方舟就是一個生育神話。

這兩種觀點，作為一個類型的洪水神話，可以給我們一定啟示。但它們並不能概括所有的神話，至少我們的大禹治水傳說、女媧補天神話，完全看不出和以上分析有何關係。而且他們在論證上面也有牽強附會之嫌，比如《創世紀》的洪水時間正好是一年，而人類在胚胎的孕期僅僅是十個月。

我國現代神話學家尹榮方則認為洪水是曆法混亂的隱喻，洪水平定則是重建曆法的象徵。《吉爾伽美什史詩》泥板總共有十二塊，而洪水故事其實只是第十一塊上的一句話，而第五塊說的則是創作曆法和祭祀。《創世紀》也精確敘述了洪水的起始和停止時間。甚至我國的《山海經》《淮南子》也都記錄了大禹平定水土後對大地的測量工作，而上古思維中空間和時間是相通的，那麼這也表示了曆法的確定。

作者的結論就是，正是因為世界很多國家、民族都曾遭受洪水災難，對大洪水最害怕甚至震撼，而曆法混亂同時也會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影響，所以他們會不約而同將曆法錯亂比喻成洪水災難。這種觀點推測成分其實也比較大，因為曆法制定應該只是災後重建的一部分，而《尚書》《史記》中曆法制定於帝堯時期，還在大禹治水之前。所以也不能用「不約而同」一概而論，但不失為一種啟發性的觀點。

3、歷史學的解讀

歷史學的解讀，不同於自然科學的解讀，把大洪水完全落在實處；也不同於神話學的解讀，過於強調大洪水的心理隱喻。而是一方面考證文獻中大洪水的一定合理性，一方面又通過文獻形成去探究其誇大的理由。對於大禹治水、女媧補天這類晚起的洪水神話，以及同一母題衍生出的次生神話，顯得特別有價值。

徐旭生先生在上世紀寫成《洪水考》一文，其反對世界大洪水的說法，認為當時洪水僅發生在黃河中下遊。因為當時鑿井技術尚未發明，所以農業都分布在近河地區，這樣就特別容易受到河患影響。「洪水」為專名，最早指的是其實黃河下遊的共水，共水流經周代衛國共邑，即今天河南輝縣一帶。至於大禹治水，原本只局限於兗州、豫州、徐州這一帶，之後才流傳到全國範圍。

2016年，南京師範大學吳慶偉研究員牽頭在美國《科學》雜誌發表《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發為中國傳說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據》一文，認為在青海境內黃河上遊積石峽找到了大洪水的遺蹟。這事被媒體炒得一時甚囂塵上。不過，更多學者還是支持徐旭生先生觀點，認為缺少洪水在黃河中下遊發生的證據，更不要說試圖證明夏朝年代了。

徐先生對早期農業與洪水災害關係的分析，頗有見地，可以解釋各民族不同時期存在的洪水神話。那麼全國性的洪水神話，不過是局部洪水災害的放大；世界性的洪水神話，又是全國性洪水神話的放大。

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和我國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也有類似觀點。弗氏認為：「所有這樣的傳說都是神話加上半神話。僅就它們保留了實際發生過的洪水之記憶而言，它們是傳說的；而就它們描述從來沒有實際發生過的普世性大洪水而言，它們又是神話的。」顧氏認為：「水患的事，現在固因交通的便利，有了清楚的地域觀念，知道是一地的，但在古代各以自己地域看作世界中心的時候，逢到了水患，一望汪洋無際，說不定是看得極普遍的。」

不過，徐旭生先生觀點存在的缺陷也顯而易見。一是其反對世界性大洪水的存在，如前所述，其已經被今天的自然科學所證實，毋庸置疑；一是其還是過分相信大禹治水的真實性，如前所述，地質學家認為當時並不具備任何治理洪水的條件。

三、大禹治水的神話內核與文本演變

前文提到徐旭生先生認為「洪水」本義是「共水」，從訓詁方面看，缺乏紮實證據；但從邏輯分析，又存在一定可能性。除了地理方面的考察，在洪水神話的文本裡，有個「共工」反覆出現，簡直是各種水災的罪魁禍首，而共工正好又是傳說中的水神，很難說僅僅是簡單的巧合。

關於共工怒觸不周山就有三種說法，《淮南子·天文訓》中說共工與顓頊爭帝失敗，《淮南子·元道訓》說共工與帝辛爭帝失敗，《補三皇本紀》說共工與祝融之戰失敗；《淮南子·本經訓》說帝舜的洪水也是共工引起，《山海經》說大禹治水殺死舜的大臣相柳，《史記·五帝本紀》說共工作為帝舜時期的工師失職，大概也是輔佐鯀治水失敗。

很明顯在這些記載中，共工實際上都是洪水的人格化表現。

20世紀40年代在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一卷，記載了遠古時代沒有日月和時間，後來雹戲（即伏羲）和女填（即女媧）的四個兒子分守四方，互相換位推測時間。又經過了一千多年日月終於誕生，之後炎帝派祝融率領四神奠定了天地，從此才有了每天的四時——宵、朝、晝、夕。正因為女媧完全具備創世神的神格，所以同時也可以有治水補天的神話。

相對於女媧補天的質樸，大禹治水經過儒家政治哲學的修飾，很難看出其原貌了。從一些儒家之外的史料推斷，原本大概也是個簡單的神話故事。顧頡剛、童書業、楊寬先生均認為大禹實際上本來就是是西羌的社神，作為山川之主自然應當有平定水土之功。楊寬先生還認為鯀來自東方水神共工的分化，所以大禹治水既表現土克水的觀念，又反映了東西兩族的戰爭。

大禹治水最早還可能只是一個獨立的傳說，之後才和帝堯、帝舜等發生關係。顧頡剛先生提出過經典的「古史層累說」，認為「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我們在文獻中確實可以看到，大禹於西周中期青銅器就存在，而堯舜在春秋末期《論語》中才出現。至於輔佐大禹治水的契、后稷、伯益等人，本身分別是商、周、秦等民族的始祖，很難說有多少直接關係。到戰國時期為了構建統一國家的需要，才把這些祖先神拉到一起搞大事情。

「古史層累說」的另一方面認為「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所以《遂公盨》只有一句簡單的「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但後來卻被各種文獻編纂者，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塗抹修飾。所以《史記》的大禹治水並不是一個原始的傳說，不能把它單獨拿出作為大禹治水的唯一記載去靜態考察。

另外，鯀用堵塞法治水失敗、禹用疏通法治水成功，在一些史料中也有異辭。《山海經》說鯀失敗的原因是「竊帝之息壤」，而禹成功也是「湮洪水，殺相繇（即相柳）」。甚至《孟子》《荀子》《莊子》也都提到禹「抑（湮）」洪水，結合女媧補天也是堵塞洪水來看，用堵塞法治理洪水本身並不是罪惡，只是一種早期的治水方式。

但是在《墨子·兼愛》中，就開始有了大禹疏水的方法。後來在《國語·周語》中，就把鯀的堵塞法寫成了失敗的原因，而禹的疏通法正是成功的關鍵。其實這種傳說的演變，也和戰國農業盛產有關。人們本來用築堤的辦法防止水患，但因為弊大於利，所以後來又發明了疏水灌溉的方法。「疏川導滯，合通四海」，正是戰國時期的現實情況。

通過以上的全部解讀，我們大致可以形成這樣一個結論：公元前2200—前2000年左右，確實存在一場世界性的大洪水。但是世界各民族關於洪水神話的文本記錄，時間跨度長達數千年之久，很難說是基於同一場世界性大洪水的記憶，不過是各自在本區域受到洪水災害的投影。至於裡面宣傳的神諭思想還是人本主義，當然也不能作為實錄對待，反映的只是文本編纂者的思想。而任何歷史文本與洪水史實之間必然存在一定差距，具體案例具體分析，才是科學研究的方法。

參考文獻：

尹榮方：《洪水神話的文化闡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美）阿蘭·鄧迪斯編：《洪水神話》，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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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顧頡剛主編：《古史辨（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呂思勉 童書業主編：《古史辨（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許宏：《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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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發表於《國家人文歷史》文章目錄：

作者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漢史、神話妖怪學。系今日頭條、悟空問答、百度百科ta說籤約作者，澎湃歷史、網易歷史、全歷史專欄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國志》《先秦古國志之吳越春秋》《山海經全畫集》《魅影：中國古代神靈誌異圖鑑》實體書四種，作品散見於《國家人文歷史》《北京晚報》《同舟共進》等報刊雜誌及自媒體。感謝閱讀，歡迎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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