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
採訪對象：王燕生，1951年生。北京市人大附中學生，1969年1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住同一孔窯洞。當年底參軍入伍，復員後曾在工廠和科研單位工作。1993年出國留學。2011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職。
採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5月11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臺演播室
採訪組：王燕生同志，您好！很高興採訪您，請您講一講當時知識青年下鄉插隊的大背景。
王燕生：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閒飯！》的文章，公開發表了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那個時候，全國各地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熬著夜上街遊行，敲鑼打鼓。
我是人大附中的，家在農科院。原本我想年底徵兵的時候去參軍，但毛主席指示一下來，我考慮還是響應毛主席號召，去當知青。我們那一批知青裡面，大部分人去插隊都是因為聽了毛主席的指示，可能還有家庭、個人所處的環境等因素。
採訪組：您還記得離開北京去插隊的情形嗎？
王燕生：北京知青是從北京站坐專門的列車走的，來送行的人特別多。我記得自己從北京站上火車的時候，我父母沒來，是我的兄弟姐妹來送我的。當時心裡充滿了好奇和期待。我忘記自己是否哭了，來送我的家人可能哭了。我們乘坐的那列火車，車廂裡面是一個個的格子，每個格子裡面坐七八個知青。
那時候坐火車可到不了梁家河，連北京直達延安的火車都沒有，我們是從河南繞過去的。我記得是在陝西銅川下的火車，在附近住了下來，住的地方沒有床，我們就把稻草鋪在地上，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我們坐大卡車到延安，在那裡住了一個晚上。第三天，我們坐大卡車到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文安驛公社在公社大院請下鄉知青吃了一頓飯，用大籠屜蒸的白饃，還有豬肉燉菜。知青們圍成一圈，蹲在院子裡吃。我們這些從北京來的孩子覺得這些飯菜很普通，沒有什麼特別的。後來，經歷了插隊的艱苦生活，回想起那頓飯來，真是了不起。當時公社為了招待我們知青，拿出了他們能拿出來的最好東西。
我們知青在文安驛公社大院裡吃飯時，很多老百姓都趴在牆頭上看。當地老百姓很淳樸，一聽說北京來的知青，都說是「中央來的知青」，「毛主席身邊來的人」。吃完飯以後，開始集合，念名單，各村來接各村的知青，這時候我們才知道被分到了梁家河。梁家河的人來幫我們搬行李，我們就給人家遞煙。農民看到我們給的是過濾嘴香菸，都是雙手接煙的。當時，我們給的煙都是牡丹、中華，也有大前門。大前門雖然在北京屬於很一般的煙，但在農村算是非常高檔了。
採訪組：你們是怎麼從文安驛到梁家河的？
王燕生：來接我們的梁家河村民，幫著把大件行李和箱子放在毛驢背上和平板車上，很快就堆滿了。剩下的都是小件行李，村民們就幫忙拎著。行李堆中有一個不起眼的小棕箱，一位叫張太平的社員覺得這個箱子比較小，拎著就行了，不用放在平板車上了。誰知，他拎起來之後就大聲說：「這個小箱子看著不大，咋這麼沉啊?」我最初也不知道那是近平的箱子，後來才知道是他的，裡面裝得滿滿的都是書。
就這樣，梁家河的社員和我們一起走到了梁家河村。到村裡時，天已經快黑了。
到了梁家河，由於我們知青的灶還沒開起來，晚飯就到各家各戶吃派飯。村民家裡都點著煤油燈，讓我們上炕吃飯。我吃派飯的那戶村民給我做了餄餎面。我吃的時候，在餄餎裡發現了一丁點兒羊肉沫兒。我當時還覺得肉少，後來才知道，農民過年才能吃這個。
我從村民家裡出來，村民說送我回去，我說不用送了，結果一出門，外面沒有路燈，黑咕隆咚的，我兩眼一抹黑，還真找不到我們住的窯洞了。等我找到了窯洞，近平他們吃飯也都回來了，我們一交流，各家各戶的派飯都做得挺好，有高粱面的餄餎，有饃饃片。
我們六個人要在一鋪炕上睡覺，當天晚上分鋪位。楊京生愛乾淨，離灶臺遠一點，住在靠窗戶的第一個。雷平生的母親在延安待過，她告訴雷平生離灶臺近的地方暖和，他就睡在離灶臺最近的鋪位，結果那個地方太熱，把被子都給烤糊了。近平沒有刻意選，就在雷平生旁邊的鋪位住。
採訪組：當地有的社員說，你們到梁家河之後，拿出麵包來餵狗，在那個糧食匱乏的年代，他們有些不理解。您了解具體情況嗎？
王燕生：其實這是一個誤會。我們下鄉時，每個人都可能隨身帶一些吃的、用的。有人帶了麵包，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幾天，麵包一直都捂在包裡，到梁家河的時候就發黴了。發黴的麵包就不能吃了，人吃了會拉肚子的。村裡的狗都不怎麼拴，隨便亂跑，跑到我們院裡的時候，我們就把發黴的麵包拿出來餵狗了。剛到梁家河時，我們和村民彼此還比較陌生，接觸少，互相不了解情況，所以就出現了這個小誤會。後來，我們和村民漸漸熟悉起來，就沒有出現過類似的誤會。
採訪組：你們幾位知青，初次從首都北京到陝北農村生活，經歷了哪些困難？後來是如何適應的？
王燕生：一開始覺得很不適應，我們畢竟都是大城市裡長大的，覺得陝北農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艱苦，太原始，什麼都不方便。現在我倒是覺得，年輕人多吃苦，多體驗，對成長有很大好處。
講到生活方面不習慣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電視上看到近平接受採訪，談到「過五關」的時候，一講到「跳蚤關」，我就笑了。這是一種會心的笑，只有我們這批人才能講出這樣的話。這讓我想起我們當時所經歷的「磨難」。近平講得非常真實，沒有經歷過那種生活的人，說不出來這些細節。
我們剛到陝北，身上就開始長大疙瘩，那時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這種包比蚊子叮得還嚴重，我們用手反覆地撓，撓得多了就撓破了，流血。當時的被子都不像現在，是沒有被罩的，我們的白色被裡上粘得都是血點。身上的這些包，撓破了就疼，不撓破就特別癢。我們問村民，他們也說不明白怎麼回事——當地人都沒有這個毛病，北京娃娃來了怎麼就得這種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裡寫信，也沒有說明白，就說身上總是起很癢的大包，家裡回信就猜測說，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後來，我們才發現是跳蚤咬的。在陝北農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蝨子，窯洞裡四面都是黃土，地面不像現在鋪地磚，當時都是壓實了的黃土地面，跳蚤在裡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當時的生活普遍貧困，北方農村的老鄉，一年到頭也不洗澡，冬天穿著大棉襖、大棉褲，棉衣的縫裡面都是蝨子、跳蚤。後來我們告訴老鄉，我們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們還不相信，不停地說：「我們咋沒事呢?」其實，他們在這個環境中已經適應了，身體對蝨子、跳蚤的毒素已經有了免疫力。
採訪組：在那樣的環境中，你們的個人衛生問題怎麼解決？
王燕生：我們六個人住在一個窯洞，一鋪炕上。一月份是嚴冬，陝北這邊臘月裡非常寒冷，但是屋裡的炕燒得很熱乎，我們六個人擠在一起，覺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覺得十分難熬。冬天，我們沒法洗澡，也不覺得有多難受。但刷牙是個習慣，不刷真是不舒服，因為我們都是從幼兒園開始就刷牙的。村裡肯定買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驛也不容易買到牙膏，但能買到牙粉。這樣，刷牙的問題就解決了。
天氣轉熱，上山幹活回來出一身汗，又長期沒條件洗澡，我們就覺得很難受。像我，在北京從小就住公寓樓，家裡有衛生間，能洗澡，雖然當時北京的條件也不好，沒有熱水器，但我家的樓房，一個星期能供應一次熱水，所以每周至少能洗一次澡。然而到了陝北，就沒有這個條件了。
我們都想洗澡，於是就一起到村裡一條溝下的井邊去衝涼。我們都穿著遊泳褲下了溝，把水從井裡打出來衝一下。那個井旁邊有個跨溝的小橋，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後來發現過橋的大姑娘小媳婦，見到我們都捂著嘴就跑，還有那些年紀大一些的婦女，就指指點點地笑話我們。後來到勞動的時候，村裡的婦女就笑話我們說：「你們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在村裡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們!」旁邊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們就解釋說：「我們哪敢光腚，都穿著遊泳褲呢!」她們都一臉茫然，說：「遊泳褲是啥?」原來她們都不知道遊泳褲，像城裡那種遊泳池，她們沒見過。知道這個情況之後，我們就不在井邊衝涼了。
採訪組：你們吃飯問題是怎麼解決的？
王燕生：最初，村裡派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弄柴、做飯。不久，我們知青就得自己做飯了。做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燒柴，我們在北京用蜂窩煤，沒有燒過柴，對砍柴的理解僅僅局限在書本上，以為只要拿著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決燒柴問題，卻遠遠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那裡的黃土地很貧瘠，山上沒有什麼樹，我們只能把草根一點一點地摟回來當柴燒。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的生活真艱難，做飯還要為燒柴發愁。
我們知青下鄉的第一年是吃國家供應糧，但還要靠自己勞動，不僅要去拉糧食，回來還要自己加工糧食。我們費很大勁，把糧食從文安驛拉回梁家河，有麥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這些糧食是半成品糧，我們住的那個窯洞前面有個碾子，我們用毛驢或騾子拉那個碾子，加工糧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盤磨成更細的玉米粉，可以做糰子吃。一開始我們幹這些活都是很費勁的，趕不好毛驢，拉不好磨，加工糧食耗費很多時間。所以我們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糧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飯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能吃了;到了最後我們才吃麥子，因為麥子加工起來最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