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時尚先生年度散文家 | 李修文
「
對於李修文來說，記下那些旅途中、劇組裡的遭遇，也承繼著《史記》寫異人異事的傳統，「異事」正是一種偉大的生命力。那生命力，在山河之中，在江東父老之中，在年輕人之中，在武漢的向死而生中存在著，而他要用散文捕捉它。
」
代樂府詩，這樣寫荊門，「大蛇過處一山腥，野牛驚跳雙角折。」是很野的地方，山水人物有蠻氣，留連好些他鄉客。荊門人李修文，江邊長大，家鄉有法事，有盜墓，在記憶裡總是「巫風大作」，讓他成年後讀中國經典時，最喜歡神鬼人同在的《聊齋》。
這種亦幻亦真、幻往往比真還更真的世界觀，刻在他身上，也成為他文學的基底。他的散文，不是如今時興的那種非虛構寫法，要把作者框定為記錄人和事實轉述者，去呈現一雙客觀之眼經由採訪得到的世界切片。
相反，他打破虛構與非虛構的界限，打破小說、散文，甚至戲劇和詩歌的間隔——用古典的短句，帶著強烈的戲劇感和悲憫心，寫走投無路、到大年夜聚在 一起的修船工，寫洗頭店裡崇拜電影明星周迅的女孩小周，寫自己與一隊沿路乞討的啞巴相遇後共同踏過的十幾裡夜路。
這些場景中，處處有他的江東父老，也處處有他自己。這些故事也現實也奇幻，又悲憫又自由。用他的話說，「凡是我寫過的人物，我都希望他們是我自身命運當中的一個部分。」
有多少榮耀，就有多少受屈
2003年，「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正式設立，不到30歲的李修文是當年獲 「2002年度最具潛力新人獎」提名的幾位作家之一。這時他已經是武漢市文聯的專業作家，出版了《滴淚痣》《捆綁上天堂》等長篇，發過《收穫》雜誌這種「文學頂刊」，作品正在改編成影視劇。
瓶頸不期然來臨。他開始寫不出自己能認可的小說。於是他投身於影視界，擔任編劇和文學監製，奔走於革命劇、歷史劇、民國劇之間——去打短工，寫宣傳冊，給電視劇改詞。有的劇組管理混亂，他做編劇外，甚至值過夜班，守劇組裡的發電車。他見大錢灰飛煙滅，看名人為錢深彎腰。多年在「各種窮鄉僻壤裡頭遊蕩」，他心如死灰，甚至想過在長江上包條客運船做生意。
他也始終在寫散文。在劇組中寫，在旅途中寫，劇本遇到困難時，走出房門與路上的異人喝一頓酒，在酒後寫下這奇遇激起的動人波瀾。寫完，也不發表，自己看看。那十年間，「我也不認為我還能夠成為一個作家了，我基本上覺得自己已經不太行了。」
這些散文在2017年集成《山河袈裟》，獲得了魯迅文學獎。也是意外——有位朋友把他的文章放在微博上，引來了好幾家出版社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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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他這樣寫，「收錄在此書裡的文字，大都手寫於十年來奔忙的途中，山林與小鎮，寺院與片場，小旅館與長途火車，以上種種，是為我的山河。」
天涯流落思無窮。簡直像古代雲遊四方以修行的僧人，時代和命運造出了一位「遊方作家」。他不再是閉門寫書領薪的「專業作家」了。雖然那十年間他常常「羞於」說話，不願發言，甚至愧於自稱作家，但恰恰在那些年間，一位作家的命運，與他筆下那些常在奔走中深陷於徒勞的小人物的命運，互成鏡像。這邊廂，他委身於劇組，投入許多時間精力，用他的話說，「草臺班子沒了，製片人跑了，甚至別人把你的署名權給奪了。」那邊廂，老闆跑了，一隊修船工在大年夜討薪。就這樣，兩種不同又相同的人偶然相遇，這相遇又化為散文。
抓住這個時代的要害
講起那十年，李修文說，寫不出來東西的那些年最重要——「我個人和山河大地還是產生了某種真切的聯繫的。它本身成為我命運的一部分。」
其實，李修文擔任編劇和監製的有《十送紅軍》《瘋狂的外星人》等極具社會影響力的作品，編劇作品還得過飛天獎和金鷹獎。可回憶起早年那些不得已而投入影視的日子，總是煎熬忍耐、落魄江湖載酒行。那十年間，內心的困頓、矛盾、不確定感，並不是他的專屬，而是震蕩著的中國大地在個人命運上的反應。窮鄉僻壤之上，走著異鄉來的作家，也住著遠方來的農民工，都是不安的「打工人」。
以前，文藝創作講「三突出」「三結合」。三突出是講要突出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再尤其，是主要英雄人物。而「三結合」，是說「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因而要請專業作家去地方、去基層採風，藉此從群眾中得到生活。
面臨寫作瓶頸期的作家不鮮見。這甚至已經成為一個寫作母題——作家常常描寫這種「寫不出來」困境，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可能是美國作家梅爾維爾筆下的巴託比。而奇妙的是，恰恰是瓶頸期和深重的自我懷疑，把李修文推進了那些「小人物」共同經歷的困頓之中。他不需要從哪裡去借來生活了，他與山河、與大地、與大大小小的困頓者與求索者相逢，共享同一種命運，也尊敬他人的生活。從瓶頸期中解脫，也正是靠不再「脫離生活」。
在正常的作協工作之外，他還是喜歡和三教九流的朋友在一起，影視界的、當警察的、做小生意的。他也實在「不願意過那種專業的文學生活」——與封閉在家寫作不同，至少影視是「眾人配合的產物」，在其中，他見識投資人，看行業亂象，見到年輕人做夢，那些混亂與迷狂、貪心與理想是今天中國實實在在正發生的一種真正「典型」的生活，他願意與做美夢的人和從噩夢中驚醒的人一起經歷。
這種足跡遍及天涯海角的「遊方作家」狀態，以及這種狀態下作家與生活、與他人，甚至與地理的關係，也許正是一種中國傳統。李修文深受古典資源影響，他發現，在中國，未曾被詩歌或文學照亮過的地名，往往在文化中等同於並不存在。正是詩人與文學家，通過行腳和寫作這兩種實踐，把地理變成山水，把植物變成草木，把疆域變成天下，為地方添光耀，給眾人賦姓名。從李杜到蘇軾， 寫作這件事，或許正是面對自己的虛空，造出外界的實在。
2020年，李修文回到如今已改稱「南方文學盛典」的原「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頒獎臺。闊別17年後，他以去年出版的散文集《致江東父老》榮獲「年度散文家」獎。授獎詞指出他「破除自我濾鏡、直面廣大而真實的世界」，寫出「生動而具體」的個體。發表獲獎感言時，李修文說，寫作帶來了他個人的解放。在一步步接近筆下人事的過程中，他獲得了「我們時代內部湧動的地理和人格力量」。
準則不滅，吾道不孤
今年上半年，李修文喝了很多酒。
身為湖北省作協主席的他，在武漢「封城」後很快投入抗疫之中。先是為中國作協派來武漢的非虛構作家做服務，他想，得找幾瓶酒來給大家喝——萬一能抗病毒呢？就像一種深重不確定感下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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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在疫情中，武漢下了場大雪。那時，城中流言飛舞，居民情緒低落，早有人瀕臨崩潰。大街上空寂無人。他和同事去抗疫，沒有防護服，面對著電梯按鈕不知如何是好。突然，兩個人不約而同想到一個妙招，奔到外面去各折了根帶雪的松枝，又跑回來按電梯。結束在此地的工作後，兩個人到大街上拍了張合影——萬一兩個人中，誰沒了呢？
之後他「下沉」到有1700多戶人家的園博北小區，開始幫這個經濟適用房小區籌集物資。託長期浸潤於影視業的福，他在群裡找人捐款，導演、演員都捐了，可運不進來。最後是靠張一白導演幫忙，四天四夜驅車，運來從黑龍江買到的五噸大米。早上他和同事們在社區門前等，望著開過來的卡車，大家淚溼眼眶。
抗疫日久，他做夢。夢見一片無邊無際的白，全是防護服，還有消毒車，空氣裡都是消毒液的味道。4月8日，武漢開城那晚，尚不能聚餐，他和朋友「雲喝酒」， 聽窗外喇叭興奮，此起彼伏，眼淚流下來。
或許喝酒也正是武漢這座城市特性中，那種「向死而生」的勁頭的體現。生長在漢江邊，李修文深感武漢人性情裡那種強有力的江湖氣，這讓武漢在疫情後甚至有了些更加從容的味道：家家戶戶都打過仗了，日子還得要過下去。更何況，在封城期間維持城市運轉，既靠武漢人自己，更是靠無數四面八方來的外地人，因此他說，「這個城市又在最根本的底線上和我們的同類、我們的民族重新融合過一次」，今天的武漢是個新城市了。
也是在疫情間、抗疫中、喝酒後，他寫了一本關於讀中國古詩詞的新書。如今再讀李白、杜甫、蘇東坡，他看見那些詩詞背後時不時躲藏或站立著一個形容枯槁的人，有苦楚，在月光下達成和解。如今再看中國古典文學，他覺得其中最好的那些往往確然「就是一聲嘆息」，從「前半截極盡的生機熱烈」，到目睹其消亡，好花不常開，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疫情前，由於與導演寧浩的穩定合作，李修文幾乎每個月都會來一次北京。他不僅常為寧浩本人的電影擔任文學監製，還給「壞猴子計劃」籤下的年輕導演作策劃。如今，到2020年的尾巴，他又開始武漢和北京兩地奔忙的生活。
這種通勤對於李修文來說並不是一種力求平衡的嘗試，或者現代人用實用主義原則去講的「分散投資」與「精力分配」，就仿佛精力與才能是一個容積恆定的水池子，要想想去多灌溉哪些田才更有收益。這位曾經歷過寫作瓶頸期的作家，珍惜「副業」給自己的解放和自由：寫作到煩躁時，還可以去影視裡尋找新的創作可能，做影視不順利時，總有文學在等著自己。更何況，就像他愛江東父老與山河大地那樣，他覺得年輕人美好，珍惜他們的才華。愛才華，就是愛這個世界的創造力，常讓人覺得吾道不孤。
接下來寫什麼？如何運用這難得的解放和自由？李修文仍要寫小說，想寫戲劇，願當監製，但他確知的是，寫散文對於他是一件大事。現代漢語散文這種文體是20世紀的新創，或者說是新劃分出的門類。在古代，散文是一種大於小說的傳統，祝壽文、自傳、聽來的奇聞逸事無不是散文。對於李修文來說，記下那些旅途中、劇組裡的遭遇，也承繼著《史記》寫異人異事的傳統，「異事」正是一種偉大的生命力。那生命力，在山河之中，在江東父老之中，在年輕人之中，在武漢的向死而生中存在著，而他要用散文捕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