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觸即發：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
[美]約翰·梅裡曼 著
範譞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0年6月版
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
1894年2月12日晚，一個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埃米爾·亨利（Émile Henry），向巴黎聖-拉扎爾車站（Gare Saint-Lazare）附近的終點站餐館（Café Terminus）扔了一枚炸彈。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場現代意義上的恐怖主義行動。它代表了世界上一種新的恐怖形式：襲擊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地點的無辜群眾。在亨利看來，身為資產階級，終點站餐館裡的用餐者本身就有罪過。
亨利製造的炸彈襲擊不同於其他暴力襲擊。以發生在俄國的襲擊事件為例，其目標是沙皇、地方長官或軍官，這些人顯然被視為政府代表。在此意義上，它與我們這個時代所發生的恐怖襲擊很不一樣，例如發生於2015年1月7日法國諷刺雜誌《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總部的恐怖襲擊案，該案造成11人喪生，而襲擊對象是作家和漫畫家；再如兩天之後發生在巴黎南部一家猶太潔食超市的兇殺案，遇難者為4名猶太人質。另一起駭人聽聞的大屠殺發生在2015年6月的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Charleston），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在教堂裡屠殺了9名非裔美國人。和「伊斯蘭國」（ISIS）組織為了建立伊斯蘭教國家而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大肆屠殺以及博科聖地組織（Boko Haram）在非洲的所作所為類似，這些悲劇提醒我們，這個世界日益為恐怖主義荼毒。
當地時間1月7日，法國紀念《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五周年。由塗鴉藝術家克裡斯蒂安·奎米創作的壁畫被安放在街角，這幅壁畫描繪了在襲擊事件中的遇難者形象。壁畫表面已經安裝上玻璃，防止被破壞。中新社記者 李洋 攝
這些是19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當代恐怖主義者的本質區別。然而，有人會提出無政府主義的例子，它有某種由真實的信仰構成的世俗宗教的特點。最顯而易見的是，他們的目標大相逕庭。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我們還應知道，絕大部分無政府主義者並非恐怖分子——想摧毀國家政權。在伊拉克，恐怖分子得益於一個極端虛弱的中央政府；而無政府主義者反抗的則是日益強大的國家政權。
然而，連埃米爾·亨利在內，19世紀末的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與2001年9月11日駕駛劫持的飛機撞向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的恐怖分子有一些重要的共同之處。歷史經驗以及現代恐怖主義起源所展現出來的共同點有助於我們應對和防範現代恐怖主義。
無政府主義標誌 圖源：網絡
第一，在20世紀90年代末，奧薩馬·賓拉登（Osama bin-Laden）宣布，他從此之後將襲擊美國平民，而不只是軍事目標和領導人，以此打擊美國政府。顯然，在此之前，平民也曾被當成襲擊的目標，但是賓拉登明確指出，在他看來，美國在中東（以及其他地方）的政策使針對美國平民、士兵和政治領導人的宗教戰爭具有了正當性。而亨利在一個世紀以前就作出了類似的殺戮決定。在他將炸彈投向終點站餐館的關鍵時刻，他重塑了「恐怖」這個概念的意涵。與之類似，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孟加拉地區的武裝分子把一切歐洲人視為可以襲擊的對象。
第二，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和今天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都超越了社會界限的藩籬。在19世紀90年代的法國，無政府主義爆炸襲擊者是被社會遺棄的一群人。
彼得·馬歇爾關於無政府主義歷史的巨著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A History of Anarchism
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多為工匠或工廠工人，義大利和西班牙還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是農民。這些人在恐怖主義第一次浪潮時發動無政府主義襲擊，他們一般來說都沒受過什麼教育。而亨利卻大為不同，他是一個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很多俄國革命家都出身非常貧寒，但是米哈伊爾·巴枯寧（Mikhail Bakunin）和彼得·克魯泡特金（Pyotr Kropotkin）卻都是貴族出身。賓拉登也是一個極端富有的沙烏地阿拉伯家族的苗裔。
第三，埃米爾·亨利和他的前輩們都追求革命的永垂不朽（immortality）。這些武裝分子希望通過自己英雄般的殉難來啟示別人，就好像二戰中的神風特攻隊飛行員和現代社會的自殺式爆炸襲擊者一樣。第一波恐怖主義襲擊的特徵可以概括為對殉難的追求和歌頌，尤其看重被處決的一幕（比如「芝加哥的殉難者」的例子，1886年5月4日在乾草市場（Haymarket Square）進行了一場屠殺，隨後又實施了絞刑；或是把法國無政府主義者拉瓦紹爾（Ravachol）和奧古斯特·瓦揚（Auguste Vaillant）送上斷頭臺）。對殉難的追求在新近的恐怖主義浪潮中越來越普遍，這為自殺式襲擊提供了意義和目的。對這些殘酷的處決可以有各種評價，但絕不可能說是失敗——反而，這些襲擊證明有可能把強大的政府捲入鬥爭。
第四，兩種類型的恐怖分子都針對強大的敵人，那就是他們試圖摧毀的社會結構，與此同時，至少能給某一人群製造恐慌。正如同一個出現於6世紀的中國成語——「殺一儆百」[1]。對無政府主義者而言，敵人是國家和資本主義（還有它們的基礎，如軍隊和教會）；對現代恐怖分子而言，敵人是整個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政府的權力。兩種恐怖主義都認為敵人在壓迫普通民眾，不管是19世紀政府使用的嚴苛手段和經濟不平等，還是當代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威脅——至少宗教激進主義者如是說。
第五，炸藥和炸彈成了首選的武器，因為炸彈容易獲得，且容易穿透全副武裝的國家的防禦。信仰「製造事端搞宣傳」（propaganda ofthe deed）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現代恐怖分子（這麼看來，包括國際主義運動中的遊擊隊戰士）都找到了製造炸彈的方法，且這種炸彈還易於隱藏，在製造爆炸襲擊時也很有效。在過去，強大的國家對遊擊隊活動束手無策，極易受到攻擊，比如拿破崙的士兵經常命喪西班牙、義大利和俄國的農民之手。比如路邊炸彈這樣的爆炸裝置，使「弱者的武器」概念有了新的維度。這又一次說明，強大的國家在面對一小撥意志堅定的敵人時，依然無可奈何，虛弱不堪，這些敵人會引發恐慌，還削減對政府乃至整個國家系統的信心。
第六，恐怖分子熱誠地篤信他們的意識形態，而且自信他們的隊伍會日益壯大，最終他們會取得勝利。這對恐怖主義的運動而言，造成一種天啟式（apocalyptic）效應，甚至像千禧年耶穌再臨論（millenarian）一般。現在，很多參與暴力襲擊的恐怖分子都是一些年輕人，他們決定要按照適合自己的方式來改造世界，這和19世紀時的情形並無二致——埃米爾·亨利被處決時年僅21歲。在20世紀頭十年，年輕氣盛也是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恐怖分子的主要特徵。
埃米爾·亨利被處決
第七，在對付恐怖主義方面，不論是19世紀末的法國政府還是深陷伊拉克戰爭泥潭的美國官方，都想找出一個有組織、有預謀的大集團，而不願承認是很小的組織乃至個人製造了局部的甚至是隨意的襲擊。19世紀末的無政府主義者既沒有真正的組織也沒有領袖能夠控制全部信徒，他們強調發揮全部的個人能動性。儘管無政府主義出現了全球化的趨勢，但根本沒有大規模的無政府主義陰謀。1894年刺殺法國總統薩迪·卡諾（Sadi Carnot）的桑特·傑羅尼姆·卡西瑞歐（Sante GeronimoCaserio），1900年刺殺義大利國王翁貝託一世（King Umberto I）的蓋塔諾·布雷希（Gaetano Bresci），和亨利一樣都是單打獨鬥。所謂的「炸藥俱樂部」（dynamite club）純粹是當時人的想像而已。無政府主義恐怖分子最多是通過非正規的網絡得到一些資金上和情感上的支持。無政府主義流亡者在倫敦，或者在巴黎和巴塞隆納的工人階級區和城市郊區找到了避難所。在今天，潛在的伊斯蘭恐怖分子也經常能在西方國家的穆斯林社區中找到安全的天堂。有人深刻地分析了21世紀頭十年的伊斯蘭激進主義恐怖分子，強調「現在的恐怖主義已經從蓋達組織（AI-Qaeda）中心，變成全球遍布『自發』行動的恐怖主義組織」。現在，由於穆斯林對宗教殉難的重視，自殺式爆炸襲擊對個人的吸引力遠勝無政府主義全盛期。而且，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媒體會迅速公開發生的恐怖主義襲擊及其各種形式的成功，這可能會在其他地區激起隨之而來的襲擊。這如同瘟疫——最近幾年的非洲和中東地區就是如此。
然而，革命式的暴力——比如拉瓦紹爾、瓦揚和亨利的所為——和反抗外敵佔領的抵抗暴力——比如法國在阿爾及利亞、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美國在越南和伊拉克所遇到的——依然存在根本的差別。
在西方世界，革命的暴力和反抗外敵的暴力一般都是針對國家的，國家被視為壓迫性的或是不公正的。甚至，其實「恐怖主義」（terrorism）這個詞，恰恰要追溯到國家恐怖這個根源上，比如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公共安全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是從塔西佗的《羅馬史》中借用的「恐怖主義」這個詞。最早的「恐怖分子」是為政權服務的，以懲罰那些敢於反抗國家權威的人。並且，有人已經指出國家恐怖主義不但是最早出現的，且其危險性之大讓對抗現存國家秩序的當代恐怖主義都難以望其項背。根據一項令人震恐的統計數字，在20世紀，死於政府之手的人竟然多達1.7億之巨，絕大多人數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被殺死的。在19世紀80年代，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襲擊至多也就造成6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當然，不能說這不是悲劇，但和國家恐怖主義製造的受害者相比，只不過是滄海之一粟。總體而言，國家恐怖主義的受害者和「非國家」恐怖主義製造的受害者數字的比例接近260∶1。而國家恐怖主義則經常被淡忘，或者被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
西方的恐怖主義於是變成了政治進程的一部分，某種國家與其兇殘敵人之間跳的「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此二者戲劇般地互動，又使彼此做出暴力反應。持不同政見者感到的仇恨只會由於政府更為殘酷的鎮壓報復而越積越多。殘酷鎮壓有時似乎根本不管用，它只會激發更多的暴力。9·11恐怖襲擊發生之後，恐慌氛圍橫掃整個美國，這正如無政府主義者在大開殺戒的年代給法國巴黎造成的恐慌一樣，而這種公眾恐慌又給西方政府鎮壓無政府主義者提供了合法的理由。過度鎮壓只會增加恐怖主義者的規模，正如19世紀80年代的義大利和西班牙一樣。
9·11恐怖襲擊之後的世界也是如此，尤其是美國入侵伊拉克這場惡名昭彰的戰爭造成的災難，這個國家——儘管是有一個惡魔般的統治者——對美國兵本沒有嚴重的威脅，而且和蓋達組織毫無瓜葛，直到伊拉克戰爭給那裡招來了恐怖主義組織為止。
1871年5月21日至28日被稱為「五月流血周」，在這一周中，巴黎公社社員被大肆屠殺；1891年5月1日，法國北部的富爾米（Fourmies）發生了小規模的屠殺；同一年，在克裡希（Clichy），三個無政府主義者遭到殘酷虐待；這些事件都說明，國家對無政府主義者的以暴制暴，已經深深銘刻在普通大眾的集體記憶之中。毫無疑問，政府的血腥鎮壓在義大利、西班牙和法國都激起了新的襲擊。不過，從法國在19世紀80年代的政策看來——西班牙的政策與之不同——監獄並不真正折磨犯人。然而，令整個世界大為震恐的是，美國軍隊在伊拉克系統地虐待甚至折磨犯人。犯人常年被關在關塔那摩基地，並且被剝奪了接觸任何法律代理人的機會，甚至從未受到任何指控。據說，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其他許多國家開設了大量秘密監獄設施（有時被稱為「黑監獄」），其中包括埃及、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共和國，與這些監獄不同，關塔那摩基地就是試圖讓公眾知道，傳說中的國外恐怖分子現在被關押在條件極其惡劣的監獄中，並且這合理合法。時任美國副總統的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在回答關於犯人待遇的問題時幾乎是在自吹自擂，而總統喬治·W.布希（George W.Bush）則抱以他那招牌式的傻笑（smirk）。布希和切尼如此這般的回答，恰恰幫助了恐怖分子招募更多新成員。一位評論者甚至表示，「如此回應恐怖分子，簡直比這麼做本身的破壞性更大」，因為這會招致更多的恐怖主義暴力襲擊——這絲毫沒有低估恐怖主義的威脅。
圖源：中國網
最近發生的事件一再提醒我們，恐怖主義依然是世界範圍內的巨大威脅。在各國政府獨自打擊或與其他政府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的同時，思考恐怖主義的歷史起源與發展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它恰恰起源於歐洲。這本書追溯了無政府主義者埃米爾·亨利短暫而充滿暴力的一生。他在1894年2月向巴黎終點站餐館投擲的那枚炸彈，代表著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
[1]此成語出處為《漢書·尹翁歸傳》:「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作者稱此成語出自中國6世紀，有誤。——譯註
本期編輯：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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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現代恐怖主義的起源 | 微思客周末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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