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使與瀋陽朝鮮館的歷史記憶
王元周
編者按：王元周教授《燕行使與瀋陽朝鮮館的歷史記憶》一文原刊於《徐州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6期，微信版有刪改，引用請據原文。
「丙子胡亂」之後，清強迫朝鮮以王子和朝中大臣之子到瀋陽為人質，因此昭顯世子和鳳林大君在瀋陽居住了八年，到1645年才結束人質生活回到朝鮮。雖然這段歷史結束了，但是此後朝鮮使臣去北京要經過瀋陽，還是經常會觸景生情，想起這段歷史。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關注的程度會有所變化，對這段歷史的解釋也會有所不同。
一、野坂亭
在清代，朝鮮燕行使在入瀋陽前一般會在十裡河堡住一夜，第二天從十裡河堡到瀋陽。從十裡河堡趕到白塔堡吃午飯，然後從這裡出發，渡渾河，然後到瀋陽城外。為了解決朝鮮質子館所員役的饌物供應問題，清人提出撥給土地一區，供朝鮮館種植蔬菜、水果和飼養牲畜，並設置亭榭，但是朝鮮館沒有答應。直到1641年終於在清皇強烈要求下，於渾江岸邊撥給一月耕的菜田，設置了野坂。設置野坂的另一目的是為鬱郁久居的朝鮮世子提供遊賞之所。傳說鳳林大君，即孝宗曾在野坂建有亭子。後來朝鮮使團渡渾河時，自然會想起這一段史事，所以不少燕行錄都有關於野坂的記載。
1695年，洪受疇以冬至副使赴燕。在他的燕行錄中，沒有詠渾河野坂亭的詩，說明他不知道或不重視這個故事。1713年1月2日，朝鮮冬至使一行渡渾河時，隨行的金昌業就提到「世傳孝廟在沈館時，作亭於此雲」，並說根據《侍講院日記》記載，昭顯世子也曾在這裡種菜。這一故事代代相傳，其實每當朝鮮使團渡渾河時，譯官輩往往都會提及此事。所以柳得恭《孟永光百童圖歌》說他過去經過瀋陽時，「老譯指點耶裡水，野坂亭前春草香」。1833年1月20日，朝鮮冬至使一行渡渾河時，書狀官金景善在他的燕行錄中說：「世傳我孝廟在瀋陽時，作亭於此，而其遺墟，今不可知。《侍講院日記》，清人以野畈田授世子種菜，亦其地也雲。」雖然以前的燕行錄也沒有人說見過野坂亭遺址，此後不少人還是相信確有遺址存在，只是已經找不知道遺址在哪裡了。
可是也有一些燕行錄只提到孝宗而沒有提到昭顯世子。1778年，跟隨謝恩兼陳奏使到過中國的李德懋，有《混河》詩云：「耶裡水寒馬骨傷，飛沙混與塞雲黃。生憎萬裡連天草，遮斷王孫望故鄉。」並註明：「混河，在瀋陽，一名耶裡江。江上有孝廟築亭之墟雲。」這裡不斷沒有提到昭顯世子，而且將野坂亭描寫成一個望鄉臺。
這個故事傳到後來，還發生了更加有利於孝宗的變化。1829年12月28日，姜時永作為進賀兼謝恩使書狀官渡渾河前往瀋陽，他在《輶軒續錄》中對渾河加以說明時提到，「嘗聞孝廟在沈時，清人進一區菜田，在河邊建亭，名之曰野坂，今不知其處。」這裡完全沒有提到昭顯世子，似乎野坂和野坂亭都只與孝宗有關，而與昭顯世子沒有什麼關係。
畢竟昭顯世子後來沒有繼承王位，結束人質生活回國後不久就生病死了，而鳳林大君被立為世子，後來繼承了王位，是為孝宗，而且孝宗更因其北伐大計而倍受推崇。所以後代燕行使在到瀋陽的路上，自然常想起孝宗，而昭顯世子反而處於非常次要的地位。
在這種心情之下，孝宗的八年人質生活也被神化。據說孝宗在「丙子胡亂」之後就誓雪國恥，在瀋陽時還讓畫師畫出勾踐棲會稽故事，每天看這幅畫，鼓勵自己也發揚勾踐臥薪嘗膽的精神。也正因為如此，傳說孝宗儀表非常，甚至引起清皇帝的忌恨，幾次加害都沒有成功，清軍外出打仗時也必讓昭顯世子和孝宗「隨行矢石之間，危若萬狀」，然而每次都得逢兇化吉，甚至說孝宗在北京時，五彩盈室，神鬼出現。所以八年人質生活是上天有意對孝宗的一種磨練，只能用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來解釋。所以後代認為孝宗崛起於沈館，連英祖頒布的頒賜文也稱：「王若曰：猗歟！聖祖沈館開業，繼繼承承，於千萬億。」
實際上孝宗的人質生活並不像洪敬謨所概括的那樣，「既而西至於蒙古界，南至於山海關。又南至於錦州衛松山堡，見諸將敗降。又東至於鐵嶺衛開元衛。又東北至如奚部，鑿玄冰丈餘而飲其水。」，顯得那麼義氣豪邁，至少有時也是相當消沉的。孝宗在瀋陽時，1641年11月29日，書贈仁興君李瑛詩曰：「為客關河久閉關，望鄉空自淚潸潸。……明年倘遂東歸計，樽酒華筵得再攀。」並說明他當時的心情說：「邊秋搖落，縶客多事，況纏疾病，愁苦連綿，無意於世事者久矣。」八年的人質生活也是一種慘痛的經歷。
從當時孝宗所用的「霜天雪月」和「萬葉吟秋」兩個閒章也能體會他當時複雜的心情。也正因為如此，這一段歷史也就具有了雙重性質。既是孝宗的恥辱史，也是孝宗的發跡史。在這種情況下，將在渾河邊種菜也歸之於孝宗，大概對表現孝宗臥薪嘗膽的精神有所裨益。
當然，即使到19世紀後半期，仍有人在燕行錄中比較完整地表述此事。如1876年8月9日過渾河的朝鮮陳賀兼謝恩副使林翰洙就記載說：「孝廟御瀋陽時作亭於此，彼人以野田一坂授世子種菜雲。」其實還有很多燕行錄根本沒有提到昭顯世子在渾河邊種菜和孝宗在此建亭的故事，說明他們在渡渾河的時候根本沒有想到這點。
二、入城式
在清朝入關以後，朝鮮有時仍派遣瀋陽問安使，而且燕行使也要經過瀋陽。朝鮮使團在進入瀋陽城時，一直有一種比較固定的入城儀式。林翰洙說，瀋陽城因系「孝廟留館之所，故東使有追慕之心。」
瀋陽在明朝時為瀋陽衛，後金於1625年從遼陽遷都於此。天聰初年，在原城牆基礎上改築為磚石結構，並將四門增加為八門，每個方向開兩個城門，一個大門一個小門。1680年，又在城外築關牆，為土城，也稱關牆，設八個關門。
雖然清於天聰八年改瀋陽為盛京，但是朝鮮仍堅持稱之為瀋陽。朝鮮使團入瀋陽，通常從內城大南門，即德盛門入城，而出城時通常走西小門，即外攘門出城。有時也從內城大東門，即撫近門入城。1855年12月15日，朝鮮進香陳慰使到瀋陽，即進撫近門，住在城南閭家。
在修築了關城以後，朝鮮使團大多從外城南門入外城。1732年11月4日到瀋陽的朝鮮陳賀兼謝恩使就是從南門入城的。有時也從外城東門或西門入城。1721年5月5日到瀋陽的朝鮮謝恩副使李正臣就說他們是先入外城東門，然後入內城南門，到南門內不遠大路東邊朝鮮使臣常用的館舍投宿。有時甚至不入內城，就住在外城。1829年朝鮮問安使到瀋陽後，就沒有進入內城，而住在內城東門外三義廟。朝鮮燕行使到瀋陽，一般都會住在瀋陽內城南門，即德盛門之內，朝鮮館就位於德勝門內右邊第一手胡同。
當朝鮮使臣到了瀋陽內城南門外，一般要先到南門外關帝廟稍肆休息。金景善《瀋陽關廟記》說明朝鮮使團入城前到這裡易服排隊入城是慣例。他說：「廟在沈城南門外，我國使到此，例為易服之所。」在參觀了關帝廟之後，三使在這裡改著青色道袍，頭戴黑笠，腳穿黑靴，舍轎騎馬，捲起日傘，排隊而行。原來在前面引路的軍官也被調到後面，而由正使陪表諮文走在最前面，副使和書狀官跟在正使後面，其餘陪同醫官、譯官和軍官等排成東西兩隊，穿戎服者在東邊，穿戰服者在西邊，排隊入德盛門，來到投宿的客館。到19世紀，情況也依然如此。如1829年1月9日，朝鮮冬至使抵達瀋陽城外後，即「入關帝廟稍憩，三使改服，騎馬陪表，成班而行。」不過也有在別的寺廟易服成班的情況，如1790年8月8日到瀋陽的朝鮮進賀使，就是到城南的藥王廟稍肆歇息，然後在這裡改換道袍的。
也有燕行錄清楚表明這種入城儀式是自外城開始的。如1713年1月2日，朝鮮冬至使到達瀋陽時，「至土城外，三使臣皆下轎騎馬而行。入土城二裡許，至內城」。清代盛京城周圍有上百座寺廟，僅關帝廟就有50多座，盛京城四面距邊門數裡處還各有一座白色喇嘛塔和所屬的寺廟。朝鮮使團有時就在關帝廟或南邊的廣慈寺和東邊的永光寺改換服裝。
即使從關牆外即排隊成班入城，在外城和內城情況也有所不同。進入內城後，顯得更加莊重肅穆，連趕馬的聲音也要停下來。此外，從各家對入城儀式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出，他們在具體做法上稍有出入，有的是收起日傘，而有的則張傘而行，三使大多是騎馬入城，但是也有乘太平車入城的。
除了乘車入城的情況外，也還有不下轎騎馬，而繼續乘轎入城的。1760年9月28日，朝鮮陳奏兼謝恩使入城時，正副使都是乘轎入城。1855年12月15日到瀋陽的朝鮮進香陳慰使，他們到投宿的城南閭家稍肆休息後，才改穿道袍。這說明他們也沒有遵守易服成班之節。從這些細節差異中可以推知，入城儀式並不是需要嚴格遵守的儀節。
對於這樣做的原因，在燕行錄中一般解釋為出於對孝宗入質瀋陽這段歷史的緬懷。到了瀋陽，自然會讓他們想起孝宗。所以大家很自然地將這樣做的意義歸結到孝宗身上。1803年到中國的朝鮮冬至使書狀官徐長輔也說這種入城儀式具有深意。他說：「此地以孝廟留館之處，故東使之入沈，尚有追慕之心，不以年久而敬弛也。」所以徐長輔在詩中也說：「為是先王居館地，行人不改漢衣冠。」
其實，從事大禮儀上說，這樣做完全是出於對皇都的尊重，因為朝鮮使團在進北京城時也有類似的禮儀。朝鮮三使要在北京朝陽門外東嶽廟改換服裝，然後陪表諮文，騎馬以次入城，比進瀋陽城時更加鄭重其事。瀋陽是留都，有皇帝行宮及戶、禮、兵、刑、工五部在，所以入城時也不可太隨意。況且朝鮮使團入城，會有很多中國人圍觀，也關乎朝鮮的體面。
在當時，雖然很多人願意從孝宗的角度來解釋，也並不是所有人都不明白上述道理。1778年1月5日到瀋陽的進賀謝恩陳奏兼冬至副使李（土+甲）就解釋說：「蓋此有行宮故也。」李（土+甲）是朝鮮王室後裔，他不會到了瀋陽還想不起孝宗。實際上他在《燕行記事》中提到朝鮮館時，也同樣充滿感憤之情。當然，還有不少燕行錄僅僅將這種入城儀式作為一種慣例看待，並沒有去追究其背後是否含有深意。如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裡就沒有論述這樣做的意義何在。
三、朝鮮館
1637年昭顯世子和鳳林大君等入質瀋陽後，住在瀋陽城德盛門內，朝鮮史書稱之為沈館。在昭顯世子和鳳林大君回國後，這裡是遼陽州察院所在地，成為接待朝鮮使團的客館，所以被稱為朝鮮館。1682年朝鮮問安使和1687年謝恩兼冬至使到瀋陽時，就住在察院。不過後來朝鮮使臣幾乎都不住在這裡，只有都卜馬頭率夫馬住在這裡。1700年1月24日到瀋陽的朝鮮冬至使就很不情願地住到了察院，副使認為：「蓋自禮部近來申飭朝鮮使價之留宿察院，不許下處故也。」當盛京禮部不再這樣要求時，朝鮮使節就自己找客店或民家住宿了。
雖然如此，朝鮮館對朝鮮人來說仍是重要的歷史遺蹟，甚至有人將孝宗質留朝鮮館比著周文王被囚羑裡。洪奭周有詩云：「瀋陽館裡漲黃塵，恭憶殷憂啟聖人。破壁疑藏羑裡易，荒庭虛積會稽薪。」所以李（土+甲）才認為：「昔我孝廟之來質於此館者，莫非天運所使。」
正因為如此，朝鮮使團到瀋陽時，很多人會打聽朝鮮館之所在。1713年1月2日，朝鮮冬至使到瀋陽時，察院「有東西廊屋，而庭湫隘」。金昌業「聞譯輩言，通官金四傑之母，曾居此屋。常言此乃丁丑後朝鮮質子人等所接之家。世子館則今衙門是其地雲。曾王考所拘之處即北館，而今無知者矣」。可見這時察院已經相當荒涼，而金尚憲住過的北館已經沒有人知道位置了。
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連昭顯世子和孝宗住過的地方在大家的記憶中也變得模糊不清了。1732年11月4日，朝鮮陳賀兼謝恩使到瀋陽後也是住在察院裡。書狀官韓德厚打聽孝宗在瀋陽時住的地方，有人說在察院後不遠的地方，今為民屋，找不到了。有人說就是現在察院所在此。往事渺茫，莫衷一是。而且一旦不住在朝鮮館，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去尋訪朝鮮館。而1760年的朝鮮冬至使則在往返路上經過瀋陽時，因奉有王命，去考察了瀋陽館舊址。經過多方察訪，確定察院就是朝鮮館舊址，可惜十多年前察院重修過，只能將重建後的察院畫下來帶回復命。
再過十幾年，到1778年1月5日，抵達瀋陽的進賀謝恩陳奏兼冬至使也沒有住在察院，而是住在文姓人家。他們發現瀋陽城內的朝鮮館「而今幾頹盡矣」，但是他們相信：「昔我孝廟之來質於此館者，莫非天運所使，其時清陰與三學士之貞忠大節，必不與此館而俱頹，百歲之下不勝擊節而起感也。」
1790年8月8日到瀋陽的朝鮮進賀副使徐浩修，雖然也想起來「城內東南有朝鮮館，即我孝宗寓邸，而顯宗誕降之所」，但是他的燕行錄中並沒有他去參觀的記錄，而且也沒有對此發什麼議論，或抒發什麼悲憤之情。第二年，1791年12月28日，跟隨朝鮮冬至兼謝恩使到瀋陽的金正中乾脆說：「朝鮮館，丁丑秋我國人被拘之所也。庭宇室堂荒廢無可觀，轉向行宮。」
正祖十六年（1792），以冬至兼謝恩使書狀官赴燕的金祖淳，在他的《瀋陽》詩中也說：「臨歧莫說興亡事，天意沉沉未可量。」過於沉重的歷史感也許也會成為他們不去參觀朝鮮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說明有些人已經對這段歷史看得淡了。1794年1月4日，以冬至副使路過瀋陽的李在學雖然也提到了孝宗，但是他更推崇金尚憲。他說：「南城下有朝鮮館，昔我孝廟來質，顯祖誕降之所也。尚想清陰諸公楚囚孤忠，凜然如生，今見頹垣廢宇，徒灑志士之淚也。」
到了十九世紀，朝鮮館當然就更加破敗了。1804年1月17日，朝鮮冬至使書狀官徐長輔來到這裡，看到「房屋荒落，挨土委積於階礎。門匾舊有『朝鮮館』三字，今不可見」。而1805年，告訃使書狀官姜浚欽到這裡時，已經是「秖今草沒朝鮮館，欲說當時淚已橫」。二十多年後，1829年1月9日，跟隨朝鮮冬至使到瀋陽的樸思浩也說：「朝鮮館在東邊小胡同，窗楹房闥荒頹。一半時，草樹夕陽，惹人悲憤。徘徊想像，不覺凝涕。門匾舊有『朝鮮館』三字，今無之。」
1829年12月28日，姜時永以進賀兼謝恩使書狀官到瀋陽。在他的《輶軒續錄》中，僅提到「蓋朝鮮館今皆頹廢，只首譯及夫馬入處雲」，並沒有去憑弔，也沒有發表任何感想。與此時間相近的1828跟隨進賀兼謝恩使、1832冬至正使鄭元容甚至在行記中都沒有提到朝鮮館。1848年12月26日，跟隨朝鮮冬至使到中國的朝鮮文人李有駿，在他的《夢遊燕行錄》也只提到瀋陽「南門內舊有朝鮮館，今廢不用」。
雖然我們可以體會到，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丙子胡亂」那段歷史似乎看淡了一些，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對朝鮮館和孝宗入質瀋陽這段歷史的徹底遺忘。正如李肇源《瀋陽》中所說的那樣：「西場那忍思，南館欲無言。是竟誰家物，空銷過客魂。」此事還是會隨時撥動朝鮮使臣和隨行文人的心弦。
1855年12月15日，朝鮮進香陳慰使來到瀋陽，投宿於城南閭家。在閭家稍憩後，三使臣即改穿道袍去參觀太學和行宮。從行宮走到西街，想到這裡「即三學士成仁之所也」，因此「追念當日，猶不禁志士扼腕慷慨之懷也」。並由此想到了朝鮮館，說：「朝鮮館在東門之內。館中有封鎖處，即昭顯世子、孝宗大王所御之室。今為都卜馬頭率夫馬留接之處。」上使伴倘徐慶淳還因此想起了他從《海東瑣語》看到的俠女與孝宗的故事，因此詠詩志感，詩曰：「設險蒼茫野，瀋陽知在斯。行人今日淚，東國百年悲。學士成仁處，先王滯館時。不才身已老，把酒漫吟詩。」
這種情緒也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1913年12月28日，流亡中國東北的韓國儒學者李承熙（1847-1916）從安東縣沙河鎮乘火車來到瀋陽，也立即想到了孝宗和三學士。他說：「追想我孝廟被質，三學士殉死，不覺悲憤填臆。」但是時代環境已經變了，韓國已經經淪為日本的殖民地，而清王朝也已經被推翻，再去為「丙子胡亂」復仇雪恥也就毫無意義了，所以李承熙在他的《瀋陽城》詩中寫道：「過境恩仇無處說，吾人到此若為情。」
1914年3月11日到過瀋陽的一直生活在韓國國內的儒學者李炳憲（1870-1940），首先想到瀋陽是個戰略要地，想到了甲午中日戰爭以來在瀋陽發生的戰爭，不過他也想到了三學士。他說：「又念洪（翼漢）、吳（達濟）、尹（集）三學士之孤魂，當沉鬱於泉下人無地可酹，徒使故國遺民益添曠世之感而已。」但是他已經沒有了李承熙那樣的對清朝的複雜感情，因為李炳憲的歷史觀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與一般韓國儒學者大不相同。他認為朝鮮民族和滿洲族同族同源，清不當侵略朝鮮，朝鮮也大可不必尊明而排清。況且現在世界大局已變，韓國當「祖檀宗箕，提漢絜滿，為周全合同之計」。在這種思想支配之下，李炳憲在詩中說：「瀋陽正在大遼原，傑榭層樓盛且繁。北麓餘寒含凍雪，西郊斜照入黃昏。塵中已鎖金鑾殿，泉下難招學士魂。寄語滿城諸父老，大東民族總同源。」
結語
燕行途中記事，多道聽途說，所以穿鑿附會的地方必然會比較多。清代朝鮮使行人員行到瀋陽，自然會想到孝宗入質瀋陽的一段歷史，並常到朝鮮館憑弔。並因尊慕孝宗，歷史認識也以孝宗為中心展開，昭顯世子幾乎被孝宗的光輝所遮掩，只有金尚憲，以及在瀋陽被殺的三學士能分得孝宗的部分光輝。
這些歷史記憶雖然也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益淡忘，但是朝鮮使行人員不斷經過瀋陽本身又會讓他們想起這段歷史。而且在北伐大義論的影響下，這種歷史認識更加受到重視，甚至成為維繫民族認同和民族精神的一個因素。也正因為如此，到了近代，李炳憲才需要通過改造朝鮮民族上古史來對這段歷史作出新的解釋。
那麼，李炳憲的努力是否會為接受了新式教育，樹立了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韓國人所接受呢？針對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繼續考察一下近代以來韓國人的瀋陽遊記，也許也會有新的發現。限於篇幅，這一問題只能留待後續研究去分析了。